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偏处于陕西省河州这方热土，孕育了一代理学名士何永达。这位与兰州段坚齐名的理学家，起于河州边远的多民族地方，给这片边徼之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对于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地位，关中理学家马理给了很高的评价。马理审阅校订了何氏《春秋井鉴》一书，并于明嘉靖庚戌（1550年）赠诗云：“积云山人旧所端，别来怀王在河干。隔年青鸟衔书至，开卷一天星斗寒。”又于嘉靖乙卯（1555年）寄书表彰，亦有七绝相赠：“杨柳湾头抚七弦，故人零落似飞绵。河滨尚有锺期在，青鸟音来动隔年。”何永达所著《春秋井鉴》、《圣谕解》、《八图解说》曾由地方官员进呈皇帝御览，为当时的陕西省和河州地区增添了光彩，获得很高荣耀。
何永达，字成章，号拙庵，又号井鉴、无逸子。今甘肃省临夏市人，原属陕西省河州。生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卒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幼入北邻唐先生门下，接受启蒙教育。成化十九年（1483年），进入乡校，从师于河州西郊王庭美学习《春秋》及《左传》。那时他父亲去世，生活极度困难，经常煮麦仁为饭，炒豆为食。穷无灯油，燃烧柴薪以借亮。或藉月色，或借光于邻。何永达对这些困难，全然不顾，一一加以克服。勤奋学习，夜以继日。正如何氏在《无逸自引》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夜不解衣，昼不梳洗，手不释卷，口不辍诵，辛苦万状，劳碌百端。”真应了孟子所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弘治十年（1497年），考中秀才，并食廪。后游学于西安，拜三原理学家马理之门，钻研《春秋左氏传》，并学习张载关学。他继承了自张载以来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基础，特别对《春秋左氏传》有很深的理解和认识，造诣颇深。
而后的20年，七赴西安，参加乡试。“奔驰道路，跋涉山川，棘围比试，文不中式。”封建时代标榜的科举考试，到了何永达所处时代，已是弊窦丛生，腐败已极。那些举人、进士之科第，大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兑换而来。何氏穷困潦倒，很难得到功名。20年的跋涉辛劳，20年风尘仆仆，耗去了青春年华，耗去了何氏一番心血。及至明正德十四年（1521年），何氏已届天命之年，考取贡生，方才出贡，取得了可以任教职及佐贰之官的资格。嘉靖八年（1509年），何永达已是五十八岁，接近顺耳之年，方蒙诠选，荐任河北清丰县丞。六十二岁时，因不苟蝇营趋附，又不能灵活应付官场，与主政者意见不合，干了五十六个月时间，便解组致仕，返回家乡。退隐林泉，坚守不出，以教读讲学为其生涯。日夜孜孜以求，研读《左传》，并探讨胡安国著《春秋传》，忖度孔子“春秋”笔法，体会孔子所寓褒贬及《左传》对时政的品评，对人事善恶批评，充分体会其劝惩之意，颇多心得。撰写了对士民思想意识修养，道德情操陶冶，世事人情劝谏等文章二百多篇，希望能济世致用。
何永达诗文著作，计有《春秋井鉴》四卷、《圣谕解》一卷、《八图说解》一卷、《井鉴续集》三卷、《林泉偶得》二卷、《清净科疏》、《救劫章》、《感应篇》各一卷，共计编述八书，十四卷。这些著作多因西部兵燹，刻版屡被焚毁，翻刻数次，于今几成绝本。
《春秋井鉴》是何氏重要著作，书中选择《春秋左氏传》中有关道德教化、天理人伦、关乎世风、世俗之事86条，以宋明理学的观点出发，阐发自己的观点，并加以评说。当年，拙庵著成此书，送关中理学名家马理点阅，并送弘治进士、明前七子之一的康海阅审。并进呈御览，得到朝廷认可，为明代中期的匡时之作。
拙庵所以作《春秋井鉴》一书，主旨在于“显其致恶之由，明人之自取其罪，穷本然之理。”善者劝而恶者惩，妍者喜而丑者惧。拙庵所处之时，正值明代中叶嘉靖之朝，朝廷宗尊道学、方士，迷信泛滥。皇帝星冠云裳，躬亲于斋醮，大臣、宰相常以青词符箓进呈，窃柄弄权，奢侈靡费，不一而足。一时奸佞横行，朝野一片混乱，丧心病狂多行不义。正派之人，遭受陷害。于是，拙庵在清丰县丞任上退隐，箧书、囊琴、跨一驴，宿野店，扬长而去。家居之日，著《春秋井鉴》等八书，以孔子黜陟予夺之意，明天道吉凶祸福之由，觉世化民。在明代颇有影响，该书及《林泉偶得》俱见载于《明史丛录》。
显然，《春秋井鉴》一书表达了拙庵的理学观点，用“春秋”笔法，褒贬《左传》所记叙的人和事，对于社会的教育，借鉴，劝化的功能是不言而喻的。其中讲述和阐发的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和品德操守，对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来说，不无鉴戒和帮助作用，特别是在物质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是有参考价值的。这主要是：
一、强调“礼、义、廉、耻”，维系人心
《礼记》中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以见得？拙庵说：“维者，维持人心，所以不至于禽兽，人心淫乱而为禽兽者，四维俱无也。”这是由于没有礼法，就不知社会应有的秩序；没有义，则不能辨别是非；没有廉耻，则不能分别理义和私欲的界限，而决断其取舍；没有羞耻之心，不怕社会的讥笑和嘲弄，而任意为之，无以检点自身的行为。因此，没有传统道德的维系，礼制混乱，道德崩毁，国之不国，必将灭亡。《春秋井鉴》一书最值得肯定是对“礼”与“义”的宣传。礼是儒家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封建道统的准则，而义是礼的内涵，所以全书不断的强调它们的作用。同时拙庵认为“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强调左氏“君子动则思乱，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疾”的观点。通过这样的解说，劝人为善，鞭笞恶人，使人明白“善不可失，恶不可长”的道理。拙庵举了这样一个例子：鲁桓公十六年（前696），卫宣公曾与其庶母夷姜私通，生下急子。急子长大以后，为他娶齐国之女作妻子。不料齐女长得很美，卫宣公不遵礼义，便娶齐女为自己的妻子，并生了两个儿子——寿和朔。夷姜就上吊自杀了。齐女在宣公面前诬陷急子，与宣公订好计谋，让急子出使齐国，在路上派强盗截杀他。子寿听到风声，便将情况告诉了急子，但急子不愿违背父命。临行，子寿将急子用酒灌醉，打着急子的旗号先行，强盗就把子寿杀了。待急子赶到，知道了情况，就告诉强盗，让强盗杀了他。宣公立子朔为惠公，由是引起朝中大臣对宣公的怨恨，把子朔赶走，立公子黔牟为卫侯。对这段历史，拙庵评论说：“无此四者（指礼义廉耻），其为禽兽而淫乱之也。何难之有，国亡家破，指日而可期也。”并慨叹曰：“后之有识者，循其始末，而后信天道之于淫人，必降之殃咎，而不与之福泽也。”在《家国本体》中，拙庵进一步指出“礼”的重要性，并作详细的剖析。他说：“礼者，天之秩，人之纪也。上下由此而辨，民志自是而定。”这就是天为之维持万事万物及人类社会的秩序的纲纪，悖此则天下大乱，无法治理。如果人人遵守礼治，则天下大治也。拙庵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遵守理，天子可以保住统治天下的权利，诸侯可以顺利治国，士子和庶民可以保护自身。他肯定地指出：“未有有礼，而不保者也，亦未有无礼而能保者也。”为了证明这个论点，他举出了周公制礼于鲁，而子孙永保；齐桓公遵守礼治，称霸于诸侯。所以他说，礼可以扶持一个国家，维系华夏；上下各安其分，不至于混乱；庶民百姓可以各乐其业。此之谓“有礼则安，无礼则危”。
礼、义、廉、耻，是封建社会伦礼道德的准则，他维系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长期统治，也维系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成为中华民族心理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这四个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嬗变，也不断增益和改变其内容，时至今日，也是赋予了新的内容，仍然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诸如遵守法纪，讲求信用，好义勇为，清明廉洁；知道何者为荣，何者为耻；正是维系社会稳定，并得以进步的关键所在。无数事实说明，没有法纪观念，任意扩张自己的私欲，则无廉洁可言，无羞耻可言，更无慷慨好义。只是一个寡廉鲜耻，自私自利，利之蠹虫，淫荡之无赖子。虽然，可得一时之逞，自以为快意，自以为得计，但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被人民唾弃的命运。于此拙庵曰：“祸乱之相寻也，怨报之相对也，迟速不同，均罹于网。深为可畏，痛为可悯。”又说：“也有恶而幸处于天地之间者，是亦待报之徒耳，不可以为幸。”
拙庵对于礼，放在四维之首，着重加以论述。对于廉洁和羞耻问题，也反复举了好多生动的例子进行褒贬。对于义则更为重视。在《知义不死》一节中，对于“义”的定义和实践，同人的生死联系起来，作了更加明晰的肯定和答复。他说：“世有死者，有为名而死者，有为利而死者，有成仁取义而死者。为名为利，则贪心所使，无足观矣。成仁取义者，本然之天所致，万死之下，虽死犹生。是故善死者，必贸其义而善其道，岂肯徒死也哉。”在人的处世行事中能否坚持“义”，在于素定，在于好学。“义利之辨，理欲之下，生死之可否，非素定于胸中，而临难之际，鲜有中其节者。噫，可以人而不好学乎？”拙庵主张苟生不如义死。他说：“血躯者，一世之偶物。理义者，万世之经常也。长短昭然，好学者穷之。”
由此“礼、义、廉、耻”而派生的一些伦理道德，在《春秋井鉴》中充分地进行了评论和宣扬。其如兄弟友爱大加赞扬，对于兄弟阋墙，进行无情鞭笞。鉴于历史和实现生活中兄弟之间存在的互相阋墙，相互杀戮而不能孝悌友于深恶痛绝。拙庵在《春秋井鉴》一书，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兄弟相得》，足见兄弟亲情友于，对于封建宗法社会乃至现实社会，无疑是有其重要意义的。拙庵语重心长，苦口婆心，谆谆而告诫曰：“兄弟之友爱者，其心必平，其气必和。有利则不为己有，有害则争为己先。妻子之谮不足于动其心，仆婢之谗不足以移其气，善于保终而己矣。兄弟之乖戾者，其心必险，其气必忿，有利则争之急，有害则推之缓，溺爱妻子而骨肉相残，偏听于仆婢而唇吻相斗，焉得善终乎？”又曰：“呜呼，世有门墙阋怨，而闾里为之交欢；骨肉路人，而他戚为之亲睦，所谓其学厚者薄，而共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兄弟不能友于，除了妻子之谮，仆婢之谗，更为重要的是有一个“利”字在支配，唯有注重“利”，即有了离间的嫌隙，妻子可以谮而动其心，仆婢之谗而动其意。实际上缺乏一个对“友于”和“利益”的权衡，故尔才有阋墙之说。谚有“破山恶河，兄弟不和”之语，观之实不尽然。凡有兄弟之处，每每存在阋墙之事，现在除了聚族而居的乡村外，或从工，或从商，多不与兄弟打交道，是由于没有这个条件和环境。现在兄弟关系发展成为同志关系，拙庵此话之实现意义正在于此。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乃封建宗法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历来是儒学所宣扬的重点，拙庵亦然。在《陵尊诈恭》中说：“君父之尊，臣子之卑，谁不知之，孰不见焉，虽童稚刍荛，亦知其为尊卑也。君父虽不能自立，臣子亦不敢以贤知先焉。有父顽母嚚，惟随泣而号之，不可有怨怼之心者。有为君无道，天命未绝，不可以无礼加之者。有主上不仁，三分天下有其二，犹以服事之而敢犯者。”这里拙庵强调了君臣父子之间的封建伦常关系，但是他不拘泥或不执着于此。他主张可以“上告诸天子，下赴诸方伯，更立而别置之可也。”如成汤流放夏桀，周武王对伐殷纣王。就是一例。他这种观念无疑是对宗法制度的一种动摇。
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拙庵许多伦理道德问题上总是走不出封建宗法的圈子，诸如谪庶问题，妇女守节问题等等。这就需要我们有分析的批判和继承。
二、斥其不善，引为戒鉴
孔子曰：“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历来的儒学大师都十分重视自身的省察和修养，塑造至善至美的人生。思其所谓“修省”者，即以传统孔孟之道德观进行格物致知的功夫。但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观念是继承历史上美好的品德而融会贯通之，这种继承和发展相辅相成的，是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发展，有其传承性和延续性的。因此拙庵所倡言的传统道德观念，于今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拙庵所倡言者，正是当今社会极缺和奇缺之点。这些道德问题是：
其一，贪利无度，奢侈腐败。由于历史遗留的问题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面临的新形势，新考验，不可避免的带来社会一部分人乐于受贿，迷恋于酒色，造成了社会的腐败现象。尽管党和国家加强法纪建设，仍难免时有发生。我们队伍中的这些意志薄弱者，在“糖衣炮弹”面前，缴械投降，进而至于贪利敢死，落于恢恢法网之中。腐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从本质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剥削阶级从本质上是同人民根本对立的，历代王朝的覆灭都是同政权腐败分不开的。在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工作中，注意同剥削阶级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是摆在面前十分严峻的课题，那么我不妨读一读拙庵这本《春秋井鉴》，不是没有裨益的。拙庵对此问题给予了极大的注意，列举了《左传》中的大量千奇百怪的事实，提醒人们引以为戒，并作了十分忠恳的评论和规劝。
关于贪污受贿赂和贪利无厌，他在《专利忘身》中引述了申侯“专利无厌”的事例。楚文王临近去世时，给申侯赠送了玉璧，让他出奔齐国。但他贪心不改，终至被郑伯所杀。拙庵评论说：“利者，固人情之所欲也。盈虚有无，则一定之分，而不可忘求，况专而无厌乎。彼专者，欺上罔下，有我无人，惟其专焉。是故无餍足之心，必求之此而不足，又求之彼。取之左而有余，仍取之右。盈其科而别置其科，满其数而复立其数。如溪谷之愈塞愈深，若乞丐者之愈乞而愈穷，不沦于危亡不已也。”利虽不是有一定的分，但绝对的要取之有道，不能作非分之想，更不能欲壑难填，得陇望蜀，水涨船高，胃口越来越大。终于触动法网，锒铛入狱，甚至于处以极刑。拙庵老人不胜慨叹：“噫，世有专利无厌，囊盈柜满，而犹贪之不已者，多见其一并亡之而已矣。能守者几人哉！”心底贪婪的人，必然道德极差，这也是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于此拙庵有精辟的论述：“贪之厚者德必薄，德之凉者贪必深。盖德薄者，存于内者轻，得于心者浅。惟见其物之重，必忘身以徇乎物。惟知其外之深，必奔驰以徇乎外，何往而不贪乎？贪得者，不念乎人之瘠，惟务其已之肥。或剥下，或盗上，幽不惧鬼神，明不畏王法，体不顾天道，俯不恤人情。天理日消，人欲日长，乌得而有德乎？德薄而贪殷富者，犹片舟载物，尚不能胜其重；筐凉德而欲富贵兼得者，骡马之致远，小车之远大，其不颠踬而覆败者鲜矣。”这里以贪欲者的道德品质，来论述其贪婪之程度，德薄者贪，德凉者必贪之深。俗语谓之“心轻，心重”之别也。最令人佩服者，拙庵深刻揭露贪婪之人的灵魂。为了贪欲，他们“不念乎人之瘠，为务其己之肥。幽不惧鬼神，明不惧王法，仰不顾天道，俯不恤人情”，真是刻划入木三分。
拙庵在剖析贪欲者的灵魂之后，也规劝人们作清廉之人，他用精美的诗词语言来表达他的心底和教言：“清者，如冰之清，鉴之明，照见事物大小、长短，不混淆也。廉者，乃刃之利，锋之锐，分辨事物是非邪正，不苟取也。往往见士君子临政，清而廉者什一二，混而取者什八九，曾不思春去秋来，天道为之循环也哉。”拙庵之善言，于哪些贪欲者有何进益，他们都是一些贪得无厌者，悖入者必悖出，何惧春去秋来？他们是一群心狠手辣者，贼心不死，贪欲不灭。昔曾有同僚相劝于拙庵，说：“不使三分贼心，焉能得人之财物？”拙庵答曰：“但吾拙不能取耳，此心本善，若为贼心，则坏矣。坏此心而取彼物，身肥而屋润，本为俸资之助，实为禄养之蠹耳。所获者，恶能补其劣也。他日知过，如欲复其本心，得乎？予拙，恐为人所捕，不敢为也。”僚笑而不言。这里拙庵用一个贼字，骂尽世上窃据要位，而不为民谋福利，一味贪婪搜刮者，真是解恨，真是痛快！
拙庵不仅用他犀利的尖刀解剖贪欲之人，也教导人们审究贪货，谨慎做人，勿为贪欲迷了心窍。拙庵论道：“所接事物，不论是非邪正而贪爱之者，端是不审可否轻重。若曰，此事于义，可乎不可？可，则勇为，不必牵缠。不可，则当事，以正辞之。不当事，则默然而避之可也。若此物可受，而心欲受之，必自审曰，此物能值几何？能济几事？未蒙此物，当将如何？用尽此物，又将如何？他人不得此物者，又何如也？又有困于我而衣食不聊者，弗居世耶？噫，不论仕居，不询大小，每每如是审之，则事少而心安，我重而物轻矣。何其自畅自乐也哉。”
何等诚恳的规劝，何等明白的分析，孰轻孰重，读者应该自审，自个儿放在手心间掂掇掂掇。
其二，关于溺于色，听其谗，坏其事者，在拙庵这面明鉴前，更是暴露无遗。于近之有贪色为命者，每每见之。这种人寡廉鲜耻，脸皮厚如城墙，见美色无不占有而后快。他们见美色，眼光直逼，而旁若无人，任凭身边原子弹将要爆炸而在所不顾。手指蠕蠕而动，不觉触及美色之脸蛋，腿子也不觉软了下来，欲火燃烧，死皮赖脸，丑态百出，馋相毕露，全不顾身份和体面。此之谓兽欲，是野兽不可满足的欲望。拙庵于此，刻画毕肖，痛斥尽矣。在《淫乱灭身》一则中，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宋华督看见了孔父的妻子，目迎目送，不禁而赞美之：“不但美，而且艳丽！”后来宋华督杀了孔父，娶了他的妻。因为荒淫无度，宋万又杀掉了宋华督。此其一也。其二，鲁桓公带着妻子姜氏访问齐国，会齐襄公于泺，然后到齐国。齐襄公与文姜私通。鲁桓责备文姜，文姜诉告于齐襄公。齐襄公指使彭生杀了鲁桓公。以美色而互相残杀，很不值得。这种见了漂亮女性，警呼“美而艳”者，在现实生活大有人在。拙庵曰：“宜乎见嫉于奸，而陨其命也。悲夫！噫，人之淫乱与不谨，可以为永鉴矣。”拙庵之用心，何期厚且诚。此为淫乱杀身者。至于谗色为祸者，拙庵为我们列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晋献公知骊姬生得俊俏，便设法续娶为夫人，生子奚齐，准备立为太子，设计谋害太子申生，让其在驻地祭奠其生母，申生将祭肉进献于献公，骊姬在肉中投毒，诬告申生，致使晋献公杀了太子申生，使公子重耳、夷吾出奔于外。拙庵说：“色之溺人也深，谗之害人也切。溺于色则以色为爱，凡所以为之谗者无不信。昧于谗则以谗为忠，凡所以出于色者无违者。是故色能作谗，谗能助色，浅识之人，谁不信之。害及国家，祸孰大焉。”以色济谗，以谗为害，古来如此。学者杨魁元在评论中更加肯定了拙庵这个观点，说：“谗色害人，岂惟国君。凡粗有身家者，皆当奉此为龟鉴。”溺于色，而互相构兵开战者屡见不鲜。拙庵给我们选取了这样一段故事：息侯和蔡哀侯娶孙国的女子为妻，息过蔡国，蔡哀侯不礼，息侯闻之怒，并告楚文王假意讨伐息国，乘间取了蔡国，获蔡哀侯。后蔡哀侯为了报仇，给楚文王说，息媯长的特别美。楚文王藉口入息，虏息媯而归，让息媯作了夫人。拙庵叹曰：“自古溺于情爱，听其言而败其事者，斑斑可考。”“若自无定见，而专听其言，鲜有其成美者。”考之今世，对色言听计从，遵其令而坏事者屡见不鲜。
其三，骄淫取祸，盈荡难免。骄兵必败，这是兵家一贯极为重视的问题。荡而骄，骄而怠，怠而大胆妄为，妄为则败，自古成了一条定律。从历史来看，无论政治家还是军事家，都很重视反骄破满。拙庵从大量历史事实中看到了这一问题，多次进行评论，加以褒贬。拙庵在《骄矜取败》中指出：“骄之一定为害最甚。此古人所以深戒也。盖骄心一生，志意淫溢，神识不超越。为文章者，义理与心相离，而无专精之美；为武备者，外之与内不应，而有卤莽之失，焉得成功乎？”
读了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拙庵对骄矜之认识和评论。在《骄淫自祸》篇中，作了更加精当地分析。指出：“井闻：器量狭者易满，满则骄而取败。天机浅者易荡，荡则淫而致亡。故骄则流于淫，淫则必至于骄。未有外骄而内不淫者，亦未有内淫而外不骄者。惟其骄淫，故虽父子亦斥其罪，不至败国亡身不已也。”在论及骄矜的危害性时，拙庵骄矜与谦谨对举，论证了相互关系。拙庵论道：“骄矜者祸之媒，谦谨者福之本。何者？骄心一生，凡所事务，皆在忽略之中。我以忽略，而召人之侮，非祸之媒乎？谦谨一举，凡所事为，皆在精察之内。我以精察而得人之捷，非福之本乎？”“荡招损，谦受益，凡是作如是观，事必成也。”为了进一步剖析骄矜之祸根，拙庵在《傲慢取灭》一文中论及此事。他说：“心怠者貌必慢，貌慢者心必傲。慢者或出于无心，本非傲，其过少。傲者有心而为之，本非慢而实为慢，其为恶多矣。于神为不祥，于人为失礼，福消而祸长，不灭为何哉？”虽然，拙庵之论有几许迷信色彩，而于骄矜祸根的分析，还是鞭辟入里的。何以骄矜怠慢，其产生之根源是在何处？拙庵又说：“井闻，此之盛者，见彼之衰，而易骄。已之能者，见人之否，而生怠。此浅狭之见，取祸之机也。汤见桀之衰，而反躬自责之不遑。文王见纣之否，而小心翼翼之靡懈，况下圣人之万万者，而取以不敬乎。”骄矜对于人事，则必傲惰，其结果必然取祸。拙庵指出：“人怀蔑人之心者，其礼貌必不恭；臣蓄无君之心者，其将事必不敬。盖心，一身之主。心焉而坏，凡所以施诸动作之间者，皆害自身之兆耳。所以召祸患之来，不至于杀身不已也。”
三、倡言修省，力求完美品德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里曾子提出了人应该时时修省自身的课题。历来的儒学理论家无一不重视自身修省，以求达到完美的境界。拙庵不仅在自己的处世为人中始终坚持省察自己的行为，检讨自己的生活，是一个知识分子修省的典范，而且为修省这一人生大课题立言。
拙庵赞美介子推子母贤德，尽忠报君，事成急退，不求禄，不使知的高风亮节。介子推曾跟随晋文公重耳逃亡，处于困境，行将饿毙时，割下自己的股肉，做为肉羹，让重耳解除饥饿之虞。重耳拥有诸侯之位时，他与母亲商量不求禄，不使知，隐居于绵上之山。重耳派人招请不归，使者放火烧山以胁迫，终于未出应世，被烧死山上。后人为了纪念他们母子，便有寒食节之俗。拙庵由衷而赞曰：“有功而不伐，有赏而不求，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在春秋之时，则亦难乎其人矣。其自居者忠，故不需人知；自视者重，故见外者轻；知世之不可为，故隐其身而不见。”“于竞名窥利之时，有此特立孤高之士，春秋之世人，人所不及者多矣。”介子推之隐，故有寒食之节，每为此节禁火，足以使介子推母子千秋不朽，拙庵无不大加赞美。
拙庵讴歌应命守信，不反其言，不辱使命的凛然大义。晋景公派解扬到宋国去，叫宋国不要投降楚国，说：“晋军倾国而出，快要解救宋国了。”解扬过郑国，被郑国人囚禁起来并献给楚国。楚王给解扬送去许多财物，叫他说相反的话，解扬不答应，再三动员，方才答应。楚人叫解扬登上高高的楼车，叫他向宋国人喊话。告诉宋人，晋国不出兵救宋了。解扬不忘使命，把晋景公的话告诉了宋人。楚庄正要杀死他，解扬说：“臣听说，君王能制定正确的命令就是利益。谋划能够不损害利益，以此保卫国家，这就是百姓的主人。从来道义不允许有两种信用，从来信用不允许接受两方面的命令。君王收买臣子，是不懂得怎样接受命令的道理。接受了命令出使，宁死也不会毁弃使命，难道可以让人收买吗？臣子所以答应君王，正是为了完成使命。牺牲生命而能完成使命，这是臣子的福气。寡君有守信的臣子，下臣能完成命令而死，还有什么要求？”于是，楚庄王赦免了他，放他回国。拙庵对解扬不辱使命的高尚节操，感佩之至，不禁高歌而赞美之。他说：“世之人处患难也，以奸佞而求生者未必生，以正直而求死者未必死。自古及今，载在典籍，行诸事为者，班班可考，明明可见也。盖求生者以爱生之心厚，故昧乎义理之所在。求死者知信义之为重，而深明死生之为轻。是故求生者爱生而愈见死，求死者得就死而反得生。解扬为晋大夫，受命于晋君，报急于宋国，谓宋无降楚，晋师悉起，所以安宋而惊敌也。楚乃厚胳，使反其言，再三而求，许其反。扬登楼车，而告宋人，遂致其受之晋命，而不恤所许之约言。及楚恨叛约，而欲杀之，则以义为重，而厚视赂如浮尘也，以信为急，而视生死若朝露也……噫，进之为人臣立于人之朝者，亦可以为永鉴矣。”以轻死生，重信义，受命在身，而不辱使命，是大信大义。没有艰苦的修省功夫，没有很好的道德修养，焉能做得如此大事业。
拙庵感佩不依势，不矜功的高洁之士。在《卓立不苟》中给读者讲述了郑太子忽拒绝齐国以文姜妻的故事。齐国在当时称雄于诸侯。齐国僖公准备将女儿文姜嫁给郑太子忽。太子忽说：“人各有配偶，文姜不适合做我的配偶。”等到太子忽帮助齐国打败了戎师，齐僖公又欲嫁文姜于忽。太子忽坚决推辞，并说：“我没为齐国办什么事，尚且不敢要齐国女子。如今救了齐国急难，却娶了文姜回去，这是助人作战之际结成婚姻，国人将怎样对我说呢？”世有贪谗女色者，对于良家妻女垂涎三尺，不得手而不甘休，何况给别人解了难，娶一个美人儿凯旋而归，何论义与不义，道德与不道德。远在春秋时期，郑子忽可谓德操高尚，令人钦佩。拙庵于此大加赞扬：“大丈夫之处世，不倚势于人，不矜功于己。倚势者必欲其人之庇己，矜功者必欲其人之惠我。郑太子忽则不然，可以为当时之出类者矣。齐以大国，欲以女妻之，忽以为小大非耦，求福于我，而不求福于彼。既辞之而不娶。及其败戎有功，齐又请妻之。忽委诸君命，嫌于师昏，曾无矜功之念，又辞之而不娶。可谓有大丈夫之资者。春秋之为大夫者，有如是乎？呜呼！人有得大丈夫一面之笑，乃矜施不已，喜跃不胜。况大之于小，妻之以女乎？人有么麽之功，泽未及人，要其人之感，况得捷献大，而国以女妻之乎？呜呼！世有欲托势而为门婿，以为后日之归，欲矜功而得其妻，以为自厚之计者，其亦可以知愧也夫。”郑忽真谓无一毫利害之私心，惟存自立自守之真念，可称得上是一个高尚的人。
四、敬于应世，不负人生
人之于世界。暂短而渺小，犹如沧海之粟，时空之一瞬。唯其短暂，才应该珍惜人生。大凡有志之士，都希望在这暂短的时空中做出应有的奉献，不枉世间空走一遭。拙庵阅世近一个世纪，他站在当时的高峰，审视人生，教诲后人。以他特有的镜鉴反射时代，让人们从中吸取教训，得到借鉴。在《春秋井鉴》中，他讲了许多引以为鉴戒的事例，并加分析评论。这里拣重要者加以评述。
讲述信用。拙庵对晋文公作战中，重信用，退一舍，而使原国不战而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晋文善知隐微，所以全信得诸侯，而霸于天下也……噫，人徒知利为利，而不知信之为利也。”在《背信致亡》中说：“呜乎，有国者不可一日而无信，不可斯须而弃礼。”
同甘共苦。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讨伐宋国。战争开始前，宋华元杀羊飨士，不给其驾车之人羊斟共食。开战后，羊斟说：“过去吃羊肉，你做主。现在战场上驾驭车子，我做主。”他把战车开进郑国的军阵中，使归生失败了。拙庵用这个反面的例子强调同甘共苦的重要性。
教育子女，勿使成纨绔子弟。郑子臧聚鷸冠，被郑伯闻而杀之。拙庵批评曰：“卑视贫弱，睨视同类，譬之乐于沼而不知江湖之汪澜，喜于星而不知日月之大明。骄奢淫溢，殆将天侧不至矣，安逃其祸乎？郑子臧出亡于宋，处穷困而不安分，犹恃公子之贵，而服所非服。既不知《诗》之所成，复不知《书》之所惩，徒以服而丧其身。呜呼，可哀也哉！可哀也哉！世之恃财而侈服者，视子臧可鉴矣。”纨绔子弟，衙内之流，世代存在，至于当今，也不乏其例。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声色犬马，呼啸于琼楼玉宇。或包揽词识，或干扰施政，或敛钱而违法妄为，危害社会，危害国家。有的已握有重权，给社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教育子女，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是摆在人人面前的重大课题，上至领导干部，下至人民群众，都应正视这个问题。左氏有心，拙庵有意，今之世人不能无所认识吧。在《长恶取死》一则中，援引了周襄王之弟王子带，在惠公时欲立为太子，还没有实现这个计划惠后就去世了，周朝立郑为襄王，王子带逃亡到齐国。周襄王让他回国，他又与周襄王之妃隗氏私通。后王子带又与颓叔、桃子等串通一气，带领狄军进攻周王朝，周襄王流亡到郑国。王子带和隗氏居住于温地。拙庵批评王子带不扶助周襄王，反而与狄女淫烝私通。说：“初，子带得罪于王，出奔于齐，十数年间，困苦拂郁，宜改过而迁善矣。襄王克尽天显而复之，正宜整肃礼法，严恪内外，以助王兄之不逮可也。而乃不立廉耻，信狄女之淫烝而遂通之，曾无忌惮之心，敢为禽兽之行，取死之一也。党颓、桃而攻兄，逐王兄而出外，不念天显之旧德，敢欺蔑而兴师，取死之二也。……世有为恶者，始而幸免，继而放肆，终亦不能免其祸也。”当今社会上如王子带者，当引为鉴戒。
玩物丧志。《春秋井鉴》引用了这样一个故事。卫懿公好鹤，所畜养之鹤有大夫的待遇，让其乘轩车。后来与狄人作战，出征者皆说：“让鹤去战斗吧，鹤有禄位，我们怎么能上战场呢？”因此，败于狄人。拙庵论评道：“大凡人情饱暖之余，便思玩好，以娱其情。或荒于禽，或逸于兽，或耿于酒色，或嗜于博弈，曾不思孰益于身心，孰益于家国，废年龄之妙，旷日新之功，不惟君也。士农工商，百家技艺，各弃其业，果何益哉？人生天地间，有益者不可胜纪。虽千载在世，亦不能尽为。无益者不可胜纪，能移人之志而夺人之心，不至于亡身败家不已也……呜呼，卒败其师，而灭其国也，则亦何益之有哉？有国有家者，盍亦知鉴而戒之。”以养鹤而弃国家利益，国破家亡，鹤飞而去，这真是玩物地丧志的典范。回视当今社会风气，蓄养宠物者有之，沉溺于赌博者有之，沉醉于声色者有之，更有嗜好于烟毒者大有人在。玩物丧志，危害家园，造成家破人亡，是社会的毒瘤，不可不引起重视。当然，我们不是一味的否定蓄养宠物，爱好某种玩物，这就要掌握一个适度，要看是不是危家国利益，是不是玩物以丧失了志气，世人应该深思而取舍之。
考察贤德。关于此，用现代词汇说，就是考察任用干部。在《敬德见用》篇中，拙庵引用了这样一个故事。晋季却不显时，耕作于田野，臼季出使路过而见之。季却锄草于田，其妻给他送饭于田间。很恭敬，彼此像宾客一样，臼季让季却一起回到晋国都城，并对晋文公说：“恭敬，是德行的集中表现。能够做到恭敬，就必先有德行。德行能用以治理人民，请君王用他。臣听说，出门好像会见宾客，处理事情如同参与祭祀，这是仁义的准则。”晋文公重用季却，封他为卿，任下军大夫，并给予冀地。拙庵对臼季考察季却，重耳不拘一格任用季却之事大加赞美，并引发一番高论：“观人者不于其所勉，而于其所忽。取人者不于其处贵，而于其处贱。可忽而不忽，则其不可忽者可知矣。处贱而不苟，则其处贵可知矣。”又云：“夫耨田之时，微贱之时也；馈馌之际，忽略之际也。而夫妇相敬如宾，不以微贱视其身，不以馈馌忽其事。则二人胸中正大光明，识见高远，故能若此。若将终身之不替矣，岂期臼季识之而荐用乎？”拙庵赞曰：“晋文公善于用人而委任之，仿佛乎伊尹之兴于莘野，庶几乎傅说之举于版筑也。呜呼！敬乃心之恭，德之聚，其关系于终身之事业，有不可掩如此，夫人岂可以其近而忽之耶。”拙庵此论，亦为当代所重视之事，但愿当事者不要考察干部勉力之时，即政绩优矣；而考察其所忽之时，即问题缺点，真正做到任人为贤。然而，此事好说而难措置也。
总之，《春秋井鉴》有益于当世者，在于阐扬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念，呼吁人们以正确的荣辱观铸造自己的精神境界，尤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时，营造和谐社会关系之际，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今天，党中央提倡“八荣八耻”荣辱观，拙庵此书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一读。当然，由于时代之局限，书中存在许多有悖于今者，尚需读者加以扬弃。
（《甘肃文史》200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