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科技条件的限制，靳辅治理下的黄河、淮水、运河减少了水患，但并未就此完全平静。康熙二十一年（1682），黄河在宿迁徐家湾决口，塞住了，又在萧家渡决口。
争论开始了。虽然治河成效明显，但这一场争论中，靳辅显然处于下风。
因为水患确实没有彻底解决（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之事），而修堤防洪又费了那么多钱粮，加上有不同意见的水利专家从中作梗。朝廷经过讨论，说要革除他的官职，并且要他自己出钱赔修溃塌的决口。实际上，这已经把靳辅置于不能翻身之地。你想想，革了你的官，夺了你的财，你还有什么呢？好在康熙这个人比较实际。他认为，要靳辅赔修，显然赔不起。如果真的赔修，很可能耽误朝廷的水路运输，这可不划算。于是，就让靳辅戴罪督修。
打击没有停歇
可这样的日子似乎才刚刚开始。
康熙二十四年（1685），另一场“委屈”又来临了。这次争论的焦点是黄河水如何入海的问题。当时，协助靳辅治水的是廉吏于成龙。他认为，要让黄河水入海，最重要的就是把入海口疏通。靳辅则认为，入海口处的海平面高出内河五尺，疏浚入海口只会引起潮水内灌，害处更大，应该修筑高堤，束黄河水入海。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靳辅的治河方法显然科学可行一些。但正如前面所讲的，治河问题在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不同政治力量的争斗，成为了人际关系之争，自然就不会那么简单。
这次争论持续甚久。在规格很高的九卿会议上，许多人认为于成龙虽是著名清官，但对治河没有经验，而靳辅久任河务，应采纳他的意见。也有许多要员支持于成龙。于是，一时难以决断。
这时，出了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为了保持决策的准确性，康熙派出工部尚书萨穆哈找江宁巡抚汤斌等人到治河前沿进行实地考察。康熙二十五年（1686）二月，根据萨穆哈等人的回奏，朝廷认为疏浚入海口没什么好处，应停止这一工程。（《清史稿·靳辅传》）
这事本来对靳辅极有利，可到了四月，形势急转直下。这时候，江宁巡抚汤斌升为礼部尚书，他一改当初对萨穆哈的说法，大谈疏通入海口的必要性，还提出具体办法。经他到处一议论，朝廷主张开海口的人多了起来。
经过反复争论，朝廷决定疏浚下海口，任命礼部侍郎孙在丰主持这个事情。
在这场论争中，靳辅受到严厉打击，工部认为靳辅治河九年，却未获成功，应交部里严加议处。后来靳辅因为康熙的宽容，免遭革职处分，但已经是信任尽失，委屈受尽。
晚年被革职
事情还没有结束。
康熙二十七年（1688），靳辅已经进入人生的晚年。
这年正月，江南道御史郭琇上书弹劾靳辅。二月，给事中刘楷又上疏弹劾靳辅。所言无非是一些欲加之罪，目的是要杀了靳辅。
好在康熙给了靳辅一个辩驳的机会。靳辅对敌手所弹劾的罪状，一一予以反驳。他指出，郭琇与于成龙久结兄弟，郭琇与孙在丰又是庚戌科同年，他们的攻击不过是结党营私的一种表现。他还特别指出，他之所以遭到猛烈攻击，原因在于攻击他的人都是当地的豪强地主，田产都在下河流域，治河时清查土地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所以这些人“仇谤沸腾”。（《清代七百名人传·靳辅传》）
可惜，靳辅的有力驳斥并没有换来一个好的结果，——他被革职了。
功过任历史评说
人生晚景，遭如此重创，所有委屈无处诉说，颇有些凄凉的意味。
可戏剧性的事情往往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出现。
靳辅刚被革职，康熙就接到治河前线报来的消息。报告主要涉及两件事，一是漕运道路阻塞了，粮食货物运不进来，希望朝廷派靳辅去解决。二是靳辅主持修挖的重要水利工程中河开通了。这两件事，实际上都是反映靳辅功劳的。这也使康熙意识到对靳辅的革职处分有些不太合理。
康熙三十一年（1692），面对难以驾驭的黄河之水，靳辅再一次被启用。只可惜，此时的他已经年老体衰，即使是老骥伏枥，也不能奔向千里了。
他不久即病倒，于这年十一月死于任所。
靳辅死后，被追赠为工部尚书。
康熙三十五年（1696），朝廷应人民的请求，在黄河岸边为靳辅建祠。
历史总算给了靳辅一个正面的评价。
几点思索或启示
纵观靳辅一生，写满“委屈”与不平，令人感慨唏嘘之处甚多，亦给我们许多启示。
一是对于真理，必须坚持。靳辅在治河过程中，几乎是在马不停蹄地与各种不同意见进行争论。他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要一点勇气的。
二是清官不一定值得相信。清官有时只是人们心造的幻影。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争端。与靳辅处于对立面的于成龙，是相当出名的清官。可为了自己利益，作为治水的门外汉，他硬是要向皇帝告状，给靳辅出难题。这样的清官，世上少几个也罢。
三是成功必须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靳辅之所以最后能屹立不倒，全在于康熙对他比较信任。康熙给予了靳辅独立自主的一些空间，使他的治水理念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宽松环境，靳辅有十个脑袋也是白搭。
熊赐履“嚼条子”
熊赐履是康熙一朝相当重要的儒学家。这个生于明末崇祯八年（1635）的名臣，一来到世界上便遇上了一个乱世。
8岁那年的一天，某土豪借仇生乱，把熊家一门老小杀得几乎一个不留。只有熊赐履的母亲李如柏在藏匿中躲过一劫。他自己幸好在外面拜访自己的老师，侥幸逃得性命。
李氏是个才女，“少娴书史”，坚贞异常。在夫亡子幼之时，以极节俭的方式坚忍地生存下来。白天让儿子跟着老师读书，晚上让孩子跟着自己在灯下学习，只要稍有松懈即捶打责骂。“母织子读，声常达旦”。（《湖广通志》）
艰辛的生活往往造就超越常人的英雄。小时候的苦难养成了熊赐履对学问的推重。
康熙六年（1667），作为弘文院侍读的他进呈了清初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万言疏》。在这份洋洋洒洒的宏文里，他劝康熙帝要仔细甄别那些地方大员，用民生的苦乐来判断县令、太守的贤愚，用县令、太守的贪廉来判断他们上级（都督、巡抚）的优劣。
他坚持把儒学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特别劝说康熙要认真学习儒家经典，“非圣之书不读，无益之事不为”。
在他的熏陶下，康熙对儒学逐渐有了一种虔敬的态度。
但耐人寻味的是，从小吃苦、又笃于学问的熊赐履却并没有用儒学的要求来约束自己。
康熙十五年（1676）七月的一天，熊赐履不小心批错了一件公文，被康熙看出来了，只是不知是谁批的。熊赐履心里慌张，如果真让皇上知道是自己批的，那可不是好玩的事。
第二天，他一早来到办公室，让书记员把那批错的“条子”拿来，放在嘴里嚼掉了。他的同事中间，平日就杜立德粗心些。于是，熊赐履裁去杜立德公文夹中一个批条，放到自己公文夹中，并重新把那个错的批文内容写到杜立德的夹子中。这事干得相当笨拙，哪怕只认笔迹，就可以看出端详。
杜立德上班时，发现这个事情，果然大闹一场，要宰相索额图判个明白。心虚的熊赐履此时只能一个劲地抵赖和狡辩。
但天不佑他。那天，在他进办公室以前，满族学士觉罗沙麻早就到了那里，把他嚼条子的经过看得一清二楚。正当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时，觉罗沙麻从里间办公室走了出来，不紧不慢地说道：“熊中堂何苦如此？我昨晚因在亲戚家守丧，今早比你过来得更早，就在南炕上躺着，明明看见你翻了公文夹，口里嚼了一张条子，你如何能抵赖得过去？”熊赐履做声不得。
索额图等人把他告到皇帝那里，处分相当严重，罢了他的官，让他侨居江宁。
这件事情，在《清史稿·熊赐履传》中略有记载，李光地的《榕村语录续集》则十分详尽。看来是事有所本，并非冤枉。
时间不知不觉间又过了八年。
在江宁的八年光阴里，在公文办理上留下误点的熊赐履却至少做到了两点：一是好学；二是清廉。
在这段日子里，他写出了《学统》、《下学堂札记》、《朴园迩语》等著作，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
在生活上，他是从朝廷退下来的大官，但却常常吃不饱饭。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不无伤感地写道，去年薄田无收，一家老弱几十口人空着肚子躺在床上。“目前青黄不接，数米而炊，杂以野菜，亦聊以免死”。（《经义斋集·答徐健庵》）米少得要一颗一颗地数，只得和着野菜一起吃。读之令人落泪。
人性是复杂的。
熊赐履主张以儒学治国安邦，但自己为了害怕皇上一顿批评，不惜降低人格，诬赖诿过于同事。
但在被贬居的艰难岁月中，他却又能耐得住清苦和寂寞。
要真正认识一个人，难啊。
李光地的不“道学”
李光地与康熙的亲密关系，在播布甚广的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里很多表现。
史实确实是这样。
李光地死后，康熙帝曾感叹道：“李光地谨慎清勤，始终一节，学问渊博。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
让康熙发出这样慨叹，大概也只有他了。
能得到皇帝如此的信任，李光地是有资本的。一是他战功卓著。二是学问精深。
战功好，学问深
说他战功卓著，倒不是说他有多少惊人武功。他的战功，主要体现在平息福建耿精忠等人叛乱的精明上。
康熙十三年（1674），福建军阀耿精忠不愿意服从清朝的领导，反了康熙。
李光地当时正在老家安溪探亲，碰上这场乱局，不得已逃到山中避难。因为名气太大，耿精忠等想将他招入麾下，多次派人到山中请他。他对朝廷倒是忠心，一力拒绝。
因为身在乱局，加之对福建的情况又十分熟悉，李光地很快看出了清兵老是不能取胜的原因。
康熙十四年（1675），他把自己的军事观察心得写成一份密报，用蜡丸封了，派人辗转送到了康熙手中。康熙十分激动，“得疏动容”，感叹他的忠诚。根据他的建议，清兵很快平复了战乱。
没多久，困守台湾的郑锦又派出将领刘国轩进攻福建泉州一带，形势危急。李光地再次显出军事才能。他充分调动自己的兄弟、亲属和乡勇的力量，守住了阵脚，疏通了救援的道路，保住了地方平安。康熙对此十分赞赏。
讲到李光地的战功，收复台湾亦有他一份功劳。康熙十九年（1680），李光地从福建来到北京。康熙问他台湾形势，他说，这个时候郑锦已经死了，他儿子郑克塽年纪还小，部下正在搞内部斗争，是平复的好机会，并且将军施琅熟悉海战，可当重任，应速去攻打。康熙听从了他的计谋，果然平复了台湾。
李光地的学问也是学界公认的。
他从小勤学，活到老、学到老。“经传以外，凡诸子百家、下及星象命卜之流，莫不旁涉会通”，是清初有影响的理学名臣。他一生写下了《周易通论》、《尚书解义》等43种著作。
康熙对他的学问是十分器重的，康熙编写的《朱子全书》、《周易折中》等书，都让李光地负责校勘。利用这个位子的便利，李光地大力倡导理学，推动了《诗》、《书》、《春秋》等的修纂，对清朝理学的振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道德有瑕
然而，一个人的才能并不能证明他道德上的高尚。
李光地一生虽然做了不少事情，立下不少功劳，但其道德上的瑕疵也为人所诟病。
比如说“负友”。前文说了，在福建战乱之时，李光地曾向康熙献一蜡丸，中有良策。但据史实，这一良策并非他一人冥思苦想所得。陈梦雷与李光地是同榜进士，还一起在翰林院做编修，当时已被迫作了叛臣耿精忠的幕僚。
据称，由于他和李光地关系密切，两人常在背地里偷偷商议，谋划对付耿精忠、郑锦的办法。
这就是说，李光地献给康熙的蜡丸密计里有陈梦雷的一份功劳。但李光地并没有在密报上署上陈梦雷的大名，致使耿精忠兵败时，陈梦雷以叛逆之罪被逮到北京，依理当斩。
这个时候，李光地才站出来，说明了两人互通款曲的情况，陈梦雷得免死罪。
对整个事件，李、陈的说法并不相同，其中曲直也只有他们二人最为清楚。既有其事，便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很多知名的文化人当时参与了这场事关道德的论战，靠了康熙的庇护，李光地的官运并未受多大影响。可头顶上从此多了一顶“伪道学”的帽子。这可是作为道学家的李光地所不愿看到的。
还有一个是“丁忧事件”。康熙三十三年（1694），正在顺天学政任上的李光地知道了母亲逝世的消息。按照古礼，父母死后，子女应守孝三年。但这次李光地只请了九个月的假，于情不合，于理不通，深为当朝官员所憎恶。
好在康熙帝对他非常包容，命李光地放弃职务，但不用回去，就一门心思在京城守孝得了。
这个权宜之法，虽然解决了李光地在官位与孝道之间两难的问题，可终究与当时道德风尚不合。
朝中有个叫彭鹏的官员，连续上书给康熙，论说李光地“十不可留”。
李光地内心里相当受煎熬，他儿子写给老家的一封家书中，说李光地经此变故，“气体大为衰羸，脾胃不能消纳”。可见在官位和道德之间，他内心斗争是多么地激烈。当朝有人责备他“贪位而忘亲”，显然是话有所指的。
人无完人。李光地超凡的才能与道德上的瑕疵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
也许，正是这些要素在一个人身上天衣无缝地结合，我们人类才会有如此的多样性，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如此绚丽多姿的风景。
棋子
在清朝早期的历史里，因为种族的原因，满人对汉人怀着一种本能的不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