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同治帝下旨责备恭王召对失仪，降郡王。光绪十年（1884），慈禧太后下旨责备恭王委靡因循，罢军机大臣，停双俸。总结他的起落经历，可以发现：起，是因为他的能力；落，是因为他的狂悖。
史学家吴相湘认为，恭王性格开明、临事敏决、能力富强，“若能懔功高震主之古训，以多尔衮为前车之鉴，稍自敛抑，固可以持盈保泰，享荣华于久远”。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恭王的故事说明，在最高当权者一个人说了算的时代里，作为臣子还是恭谨些才好，一旦得意而忘形，跟随而至的可能就是灾难。
曾国藩的人才观
深夜读史，掩卷长思，颇感慨古之成事，都与延揽人才人和量才器使有关。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历代帝王中凡是有建树者，无不都是重人才、用人才的明君。就拿清代的中兴名臣曾国藩论之，其从一书生起家，最后位极人臣，成为权倾朝野的封疆大吏，亦与他礼贤下士、爱护人才有莫大的关联。
竭力揽才，才尽其用
在晚年写下的名著《挺经》里，曾国藩专设“英才”一章，细述他一生关于人才的认识，可视为他人才观的总纲。
他说：“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这实在是一个平常的道理。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人才要用在适宜处。曾国藩的成功，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身体力行了这一简单的用人原理。
首先是他评价人才不拘一格。“凡有一技之长者，……断不可轻视”。每到一地，他都是极力寻访延揽“一技之长者”。他手下的优秀人才，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武，真可谓“英雄不问出身”，有才即能为我所用。
曾公的用人，却并非见之就用，而是多能用其所长。有胆气者令其领兵打仗，谨慎者用其筹办粮饷，有文字功底者让其办文案，学问深厚者校勘书籍。
梳理一下曾国藩麾下的人才，即可看出他的“量才器使”的眼光。在曾氏幕府工作过的谋略人才有郭嵩焘、李鸿章、薛福成等，军事人才水上有彭玉麟、陆上有李元度等，吏治人才有李宗羡、赵烈文等，文教人才有俞樾、吴汝纶，制造人才有李善兰、容闳等。这些人，都是在某一方面有突出成就者，堪称一时之人杰。
不用有才无德者
有些所谓的人才也有不为曾国藩所用的。
据记载，曾国藩在安庆时，有个同乡来投奔他。这位同乡朴讷谨厚，颇有才能。
曾国藩经过一番考察，准备委以事情，先试用起来。
就在这时，曾国藩和这位同乡共进晚餐，当时饭里有些秕谷，那位同乡很细致，先把秕谷捡除，才开始吃。
这一切，被曾国藩看在眼里。饭后，下完棋，曾国藩叫这位同乡去领几十两银子，卷铺盖回家。
同乡大惊失色，急忙请曾国藩的表弟去打听原因。
曾国藩说：“这位同乡家里本来很穷，但刚到我这里作客就这样讲究，吃饭还要去除秕谷，看来他平时也是这样的吧！我恐怕他以后见异思迁，所以让他走算了。”
由此可知，曾国藩擅长从细微处观察人的品德，——这也是他用人较准的重要原因。
注重培养人才
当然，人才不是天生的。
曾国藩深知这一点，故而他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他认为，“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
最有名的例子是他对李鸿章的培养。《清史稿》为李鸿章立传，中有“从曾国藩游，讲求经世之学”，“从国藩于江西”的叙述。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教诲极尽心思。
为了打磨李鸿章这个少年得志的富家子弟的锐气和棱角，在李鸿章去江西九江投奔他的时候，曾氏对他很是冷淡，甚至“拒收”，给心高气傲的李鸿章一个“下马威”。
曾氏在军中极讲规矩，每天定时吃饭，李鸿章散漫惯了，经常不能按时赶到，特别是早饭很难按时去吃，曾国藩大动肝火，当着所有幕僚的面大声训斥，吓得李鸿章心里打鼓，从此小心谨慎。
对于李鸿章的文书处理能力和其他优点，曾氏注意褒奖和鼓励，认为李天资过人，必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正是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言传身教，使李鸿章很快成才，终成一代名臣。曾氏死时，李鸿章作联挽之：“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上联抒尽对老师栽培的感念之情，亦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曾氏善于培养人才的事实。
善用长远眼光看人才
如果只是一般使用和培养人才，那最多也只能算是个伯乐而已。
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从一种更为宏阔的视野来观照人才，别有一种怀抱和寄托。
“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出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这种充满忧患意识的人才观，使他在吸引、培养、使用人才上，格外用心用力，格外具有长远眼光。
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许多同时代官员。在他治下，众多人才是“徒步数千里从公”，“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
这正是曾氏成就大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斯人寂寞谁复知——关于晚清外交名臣郭嵩焘的漫语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一个惯于早起的人，或许有这样的经验。想一想，在乡村，在晨曦初露的时刻，从逼狭的房间走向苍茫广袤的大地。你能感觉到什么呢？
空气如此清新，大地如许旷远，天空如斯澄澈，世界确实是美好的。
但你也会发现，这种美丽的感觉如同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一会儿就消逝了。在你四周，空无一人，没有人分享你的感受，没有人理解你的喜悦。你是寂寞的，也是惆怅的。在这一刻，你无疑有些悲哀。这是过客和独行者的悲哀，也是先知们的悲哀。
晚清开国之时，国人中也不乏这样的先知。他们孤独地行走在黎明前凄清的路途上，没有赞同，没有喝彩，只有无尽的冷眼和寂寥。
近代外交家郭嵩焘（1818～1891）的遭遇，就生动地诠释了那个世界对先行者的冷漠。
一郭嵩焘的清醒与僧格林沁的鲁莽
（一）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这句烂熟了的名联用在郭嵩焘身上倒也合适。郭嵩焘系湖南湘阴人氏。年少时以才气闻名乡里，曾在著名的学府岳麓书院游学，与曾国藩、刘蓉等闻人有同窗之谊。
中举之后，赴浙江给学政罗文俊当幕僚。在浙江，他有幸参加了鸦片战争，目睹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如何轰开中国的大门。这场战争中，朝廷“和战不定”、“举措失宜”和在外交方面的“懵懂”，令对世界潮流有初步了解的他感到了震惊，当然还有丝丝心痛。
浙江之行，对于郭嵩焘漫长的洋务生涯而言，仅是一个序幕。直到中了进士、并率湘军攻伐太平军积累了大量应敌经验之后此时已是咸丰九年（1859），——他才与洋人有了真正接触。
（二）
这一年，他奉皇上之命，到天津辅佐当时的名将僧格林沁王，抗击来势汹汹的英法联军。
甫一接触，他就发现僧王和自己不是一路人。
从武功上来说，僧王孔武有力，算得上一员骁将。但在对敌的谋略上，却简单得可笑。
在僧王眼里，区区英法蛮夷，与强大的天朝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轻蔑使人鲁莽。对于侵略者，僧王打算以武力驱除了事。而郭嵩焘知道，环顾世界大势，一旦拉开战幕，就意味着了无宁日，用谈判解决问题，或许是更好的策略。现在想想，这两种考虑都不无道理。可从当时实际情形看，拼死一战固然能赢得民族主义情绪的尊敬和拥戴，但实际上，谈判可能是最现实的选择，——至少可以换得片时的宁静。
然而，其时民族主义情绪正如火一样燃烧，郭嵩焘主张谈判的想法，实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更为吊诡的是，面对强大的英法军队，僧王居然打了一场胜仗。这场来得太快了的胜利，对常在败退消息中煎熬的国人来说，及时送上了一剂兴奋的良药。僧王更是被冲昏了头脑，连说话都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洋兵的鬼把戏我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有什么可怕的呢？”
尤为可笑的是，僧王这次攻打英法联军，动用了最精锐的部队。但对外界，他却说，只用了民兵（乡勇）就把敌人解决了。以此来博得民众对他的盲目崇拜和称颂。
他还扬言，要充分利用这次胜仗，恫吓一下那些在英法联军和清廷之间的调停者——美、俄公使，让这些西洋鬼子都知道清廷的厉害。
（三）
胜利容易使人昏醉。
在举国欢庆胜利的光景下，郭嵩焘保持了难得的清醒。他知道，强大的英法联军后面还蕴蓄巨大的力量，绝不是一次小小的胜仗就可以击败的。此时，如果不采取些措施，加以弥补和挽救，清廷面对的将是更猛烈的炮火。
这样的先见，使他极力主张借美、俄调停之机，乘胜进行谈判，尽量和平解决。
僧王是狂傲的。他听不进郭嵩焘的开出的药方。他要的，是简单的战争与胜利。谈判这种啰嗦事，他怎么会看在眼里呢？
郭嵩焘和僧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举国舆论几乎无一例外地支持僧王的情况下，这是需要勇气和代价的。
真理，有时候真的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可是，世界给予这些少数人的待遇却并不公平。连一度支持郭嵩焘的咸丰帝，也不得不对主战派作出让步。
郭嵩焘的被处理显然在所难免了。
这位湖南蛮子面对这一切，显示出很大的蛮劲：“吾道之不行也，遂浩然以归。”用现在话来说，就是：你们不按我的思路办，老子不干了。
（四）
带着一片伤心事，郭嵩焘离开京城，南归潇湘。
就在南下的路途中，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咸丰帝急急惶惶逃到热河，稍后，京城被攻陷。
郭嵩焘不是先知，但他预见到了放弃谈判的后果。
对于这个预言的应验，他没有感到高兴。相反，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分子，作为一个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士大夫，他心中只有一片山河破碎的悲痛。
他指斥不谙时事、不懂外交的琦善、耆英、叶名琛与僧格林沁为办理夷务的“四凶”。对那些不知世界大势、一味盲目主战的大臣，他恨不得除之而后快，像僧王这样的人，杀了都还嫌轻。
当然，这种深度悲情里，有他的意气之争，可就当时清廷的战备状况来说，与其让狂热的、虚荣的民族主义情绪推动着国家去以卵击石，倒不如先坐下来谈判调停，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
只可惜，在那个几乎“唯天朝独尊”的时代里，谁都以为华夏是正统、洋人是蛮夷，谁也不愿、不敢和洋人打交道。谁主张和洋人谈判，谁就是卖国贼。
郭嵩焘这样清醒看待洋人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找不到同行者。他的痛心疾首又有谁能理解呢？就连自己的好友曾国藩、刘蓉等都不明白他到底在想什么，还有谁能明白他呢？
他，只能处在寂寞的迷雾中。
二瑞麟这样的旧官僚无法理解他
（一）
人生充满了起起落落。
郭嵩焘被重新起用，已是同治皇帝任期内的事情了。经过一段时间与洋人的接触，朝廷已经知道了厉害，社会上小觑洋人的人也逐渐少起来。这种风气逐渐成长，慢慢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一些官员、民众见了洋人常畏缩如鼠，发生什么纠纷，即使有理也不敢力争。如此一来，助长了洋人们的嚣张气焰，与他们讲外交、讲规则，反而有些难了。
同治二年（1863），郭嵩焘赴任广东巡抚。广东近海，是洋人较早通商和侵占的地方。在这里为官，如何与洋人打交道，就成了一门必修的学问。
那时候，国门初开，没有专门的外交学校，也没有人愿意学和蛮夷交往之学，怕背负“汉奸”的罪名。除了郭嵩焘等几个人之外，真正懂得用外交法则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人并不多见。
当时，担任两广总督的是满洲正黄旗人瑞麟。
细讲起来，瑞麟和郭嵩焘是有些渊源的。咸丰八年（1858），英军进犯天津时，瑞麟曾被派去修筑大沽炮台，不久即调任直隶总督。
咸丰九年（1859），郭嵩焘去天津协助僧格林沁御敌时，瑞麟又已调户部任职。
说起来，两人都曾在天津抵御过外敌入侵，只是时间错开，也许并没有正面打过交道。
嗣后，瑞麟被派驻通州，率领京兵万人，应对英法联军的进攻，但屡遭败绩，数次被革职。好在终究是旗人，加之咸丰帝避难热河时，又能伴侍君侧。因而，即便多次被处分，也能多次复起，不断地被重用。——这样一个人，和自己共担治理广东之责，郭嵩焘的心里应该还是有些芥蒂吧。至少在办理外交事务上，他们的意见是不统一的。
一个是懂得世界大势的学者型官员，一个是只知打打杀杀的猛将型首长，怎么能想到一块儿去呢？
（二）
开始时，一切都还将就着。虽然有点不团结，但磕磕碰碰地还能过得下去。
只是，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打破这个局面的，缘起于“引渡森王”事件。
此时，太平天国运动已是强弩之末。许多太平天国的残兵游勇退守到广东境内。太平天国的森王侯玉山在清军的左冲右突中，居然逃到了香港。
香港属英国管辖，森王在此寻求政治避难，可以说找到了最好的护身符。清军这边所能做的，只能是干瞪眼，没有办法抓他。
庆幸的是，这边有个郭嵩焘。他并不畏惧英国的强势威权，当然也不是简单的武力相向。他拿起了现代国际法律、外交武器，和英人据理力争，最终使英人理屈，让清廷把侯玉山引渡回来。
侯玉山被带回广州后，迅速被处以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