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与30年代左联时期的译介工作概况
就作为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冯雪峰来说，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革命文学论争以及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是他成长的极其重要的阶段。他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核心思想形成于这个时期。而就是在这个时期，冯雪峰文学活动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特别是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翻译上了。所以，我们认为冯雪峰应该是从俄苏文论的译介起步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家。就把握冯雪峰的文艺理论来说，细致地考察左联以及左联之前的一段时期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
这一时期，就冯雪峰的翻译情况来说，他所取得的成绩是非常可观的。据统计，他这一时期出版的译著有12本，加上刊物发表的译文，共约70万字。其中仅在1929年这一年里，他出版的译著就有6种，翻译论文7篇。可以说，单就数量来看，从五四以来到30年代初，还没有哪一个译者可以同他相比。
我们可以以他1929年主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来感性地了解一下他的译介情况。这一套丛书于1929、1930两年由上海水沫书店和光华书局陆续出版了以下译著：
1.普列汉诺夫：《艺术论》，鲁迅译，光华书局，1930年版；
2.普列汉诺夫：《艺术与社会生活》，冯雪峰译，水沫书店，1929年版；
3.波格丹诺夫：《新艺术论》，苏汶译，水沫书店，1929年版；
4.卢纳察尔斯基：《艺术之社会的基础》，冯雪峰译，水沫书店，1929年版；
5.卢纳察尔斯基：《文艺与批评》，鲁迅译，水沫书店，1929年版；
6.梅林：《文学评论》，冯雪峰译，水沫书店，1929年版；
7.弗里契：《艺术社会学》，天行（刘呐鸥）译，水沫书店，1930年版；
8.沃罗夫斯基：《社会的作家论》，画室（冯雪峰）译，光华书局，1930年版；
9.藏原惟人、外村史郎辑译：《文艺政策》，鲁迅重译，水沫书店，1930年版。【16】
冯雪峰的翻译介绍不仅数量多，而且影响也很大。就对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来说，有着以下方面的直接的现实影响：
1.为中国文坛传递信息
苏俄的文艺创作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于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可以算是“新鲜时尚”的东西，虽然从它们最早进入中国的时间来看也不算短了，因为此时翻译介绍的规模要大，从而引起的反响也大。玛察、弗里契、普列汉诺夫、沃罗夫斯基、卢纳察尔斯基、梅林等等虽然并不都是一流马克思主义文艺家，但他们的身份决定了当时他们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施蛰存的评价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冯雪峰是系统地介绍苏联文艺的功臣”，而“他的工作对我们起了相当的影响，使我们开始注意苏联文学”。可见，冯雪峰的译著在当时确实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2.冯雪峰与众多同道者的努力一起促进了文学批评的繁荣
他所译的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虽然谈不上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弗里契、玛察的著作含有不少机械唯物论的成分，可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但他的努力，对中国文坛理解诸如“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左翼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概念都很有帮助。借由这批译介作品的帮助，当时有不少作家或评论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准绳，或者用以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实践中遇到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或者当作与各种文艺思想、文艺思潮论争的武器；或者成了他们分析解剖文学文本的有效理论工具。
3.新俄的“文艺政策”成了中国文坛的“新术”
新俄的革命走在中国前面，它的“文艺政策”也走在中国的前面，它在实施过程中的成败利弊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显现。新俄的“政策”理所当然地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成功的加以吸收，失败的加以纠正。冯雪峰等人的译介为文坛输送了新的学术资源。
总之，冯雪峰对俄苏文论的译介使我国文坛与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联系在了一起，他本人也成了中国与外国文坛之间的连接纽带中的重要环节。对冯雪峰译介苏俄文论的意义应有充分的估价。
冯雪峰这一时期的大量翻译受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的影响很大。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提出并涉及了一系列重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课题，同时在论争中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这使得许多革命作家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性，并深感自己在这方面存在的不足，正像鲁迅所认识到的革命文学“缺乏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冯雪峰也是如此，在阅读了革命文学论争双方的大量文章后，深切地感受到了倡导者在理论修养方面的欠缺，他像鲁迅一样深感理论建设的重要性，懂得了要解释复杂的文学现象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X光线去照澈现存文学的一切。经了这种透视，才能使批评不成为谩骂，却是峻烈的批评”【17】。另外，1930年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上正式通过了“成立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会”的提案，这就使研究介绍国外无产阶级艺术成果，建设中国的艺术理论等工作走向了新局面。此时冯雪峰是“左联”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对译介俄苏文论的热情是可以想见的。
冯雪峰对俄苏文论的译介工作有急迫的历史使命感，加之当时人们普遍的认识水平的限制，使其译介工作形成了态度严谨和内容庞杂的特点。具体地说：
其一，冯雪峰具有严谨务实的译介态度。他的译著大都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由于要在两次语言背景下进行翻译转换，为了不影响其准确性，冯雪峰尽可能地找到原文，依照字典对原文逐字地进行校译，不甚明了的就去请教鲁迅等人，以提高译文的质量。正像他在《现代欧洲的艺术·订正版译者序记》中所言：“我所根据的是藏原惟人和杉本良吉的日译本。据我的判断，这日译确是对原文逐文逐句译的很严格的可靠的译本；因为当时，我也曾从日译者那里借来了俄文译本，藉以改正日译本印错的字和补上打X的字句，并且日译中我有不明了或疑惑之处，也曾对句查出，问人或查俄文字典来决定。”【18】据此，我们看出冯雪峰在翻译时的负责和认真的态度。如他在《艺术与社会生活·改译本序》所言：“我的译本曾经再版，但近来重读一过，觉得译文有生涩不妥之处。现即改译数处即更动字句颇多，重排出版以谢读者。”【19】
其二，冯雪峰的译介内容庞杂，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冯雪峰深感俄苏文艺理论对当时文艺建设的重要性，又目睹文艺理论译介的缺乏，故此，其译介内容较广，同时尽可能地注意了译介对中国现实的借鉴意义。冯雪峰译介范围之广、数量之大，超过了五四以来到30年代初的任何一个译者。但由于自身认识水平的限制，虽然他尽可能地注意去译介经典作家的作品。比如他注重译介马克思、列宁等人的原著，他的一些俄苏文论译著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们的著作在我国最早的译本。如1930年译介的《艺术形成之社会的前提条件》是马克思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论述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的重要文献；他翻译的《论出版底自由与检阅》也是我国的最早译本之一，鉴于这篇著作的现实意义和重要性，其译介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
同时在如此多译著中，我们也明显地看到冯雪峰侧重于对普列汉诺夫和卢纳察尔斯基的著作的译介。这些译著倾注了冯雪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极大热情和向往，也奠定了他作为我国最早译介俄苏文论并做出卓越贡献的翻译家的不可替代的地位。而且在译介过程中，冯雪峰注意紧密联系现实和关注现实，他对文艺论著的译介主要是针对革命现实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其目的是能够指引当时的革命文艺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也扩大了他的译著的现实影响。
自然，译介工作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当时人们普遍的水平有限的现实，使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冯雪峰的译介内容既是十分庞杂，也是有些片面的。虽然从范围上看，几乎凡是在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有过较大影响的各派学说，都被他译介进来了，而其中能称得上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论著的却不多。普列汉诺夫和卢纳察尔斯基虽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见解，但其中一些观点存在片面性。自命为普列汉诺夫学生的弗里契，又片面地理解并发展了他理论中的弱点和缺点，形成了庸俗社会学理论。“拉普”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也被冯雪峰所译介和称赞。这种内容的庞杂性、片面性其主要原因是在冯雪峰所进行译介工作的整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美学遗产还尚未被充分挖掘和引起重视。这种状况“决定了二十年代中国有志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们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本意出发接受这一新的艺术理论，决定了他们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曲折性与复杂性”【20】。而冯雪峰对俄苏文论的接受便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