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思想史家、历史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埃娃·多曼斯科（Ewa Domanska）【1】称其为“理论家”、“历史编撰学家”、“思辨历史学家”和“文化批评学家”。尽管海登·怀特本人并不赞同被当作后现代主义者，但是，不少学者认为他是将人文学科文化化的后现代主义者之一。“特殊主义已被誉为后现代主义的标志。”【2】海登·怀特的“特殊主义”体现在他主张一种人文文化的语言性（他认为理解文化的最佳途径是将其当作语言）、文本性（“现实”就是一个文本）、构成主义（通过虚构的意象而不是康德所说的“范畴”，我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自然的、文化的、社会的现实）和话语性（我们所理解的现实只是以话语为媒介的“现实印象”）的观点。【3】
为了更好地了解海登·怀特的思想轨迹，我根据海登·怀特的研究专家埃娃·多曼斯科教授与海登·怀特在1993年的一次谈话【4】和埃娃为安克斯密斯（Ankersimt）一本书中撰写的《海登·怀特：一位大学教师》一文【5】，简单地整理出海登·怀特的生活、求学、教学与学术研究历程。
海登·怀特的学术生涯及其历史教学理念
海登·怀特，1928年出生于美国南部。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他的父母来到密歇根州底特律谋生，怀特也随父母一起去了那里。20世纪40年代后期加入美国海军，退役后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中世纪历史，1955年获得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目是《1130年克勒福的圣·伯纳德和教皇的分裂》。这篇论文主要研究12世纪宗教史和罗马教皇的官僚组织与像克勒福的圣·伯纳德那样神秘的改革者领导的基督教改革的关系。服役期间，他还考上维恩州立大学，1951年于该校毕业。此后，海登·怀特先后任教于纽约的罗切斯特大学、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康涅狄格州的威尔雷森大学，最后在圣科鲁兹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工作了15年，直至退休。
海登·怀特第一本书是在意大利出版的，是其研究中世纪史的博士学位论文。他在大学主要讲授中世纪史和中世纪文化历史。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大学快速发展的时期，海登·怀特正是在那时获得大学教授的职位。海登·怀特在求学与教学时，一直对人们为什么研究过去而不是研究过去本身感兴趣。他是从人类学立场上思考历史的，对此他自己也感到奇怪。他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国家、社会或团体给研究过去的人报酬？人们能从研究过去的人那里学到什么？为什么人们对过去如此着迷？为什么西方文化产生了这么多历史职业研究者？研究过去的社会功能是什么？他此后所有著述都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1965年，他应《历史与理论》杂志之约，写了一篇关于历史的文化或社会功能的文章，于是有了著名的《历史的负担》一文。很多人喜欢这篇论文，来信请他写一本关于这一话题的书。在读者诚邀下，海登·怀特才有了撰写《元史学》的想法。当编辑拿到初稿时，对他说：“写得再详细些，因为读者不喜欢概述。”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元史学》一书是海登·怀特不断迎合读者和编辑要求的结果。海登·怀特说，历史学家不喜欢这本书，但是哲学和文学批评家喜欢，因为它解构了所谓的历史神话。海登·怀特本人也一再申明，《元史学》是一本反实证主义历史观之作。
除历史研究外，海登·怀特还把主要精力放在历史教学上。他是一位不断自我反思的大学教师，充满了正义与责任感。埃娃·多曼斯科教授与海登·怀特有过多次交往，自1993年以来数次聆听过海登·怀特的演讲。她说：“每一个参加怀特研讨会或演讲的人，都知道怀特喜欢教学。他首先把自己作为一位向知识分子提供某种工作模式为主要目的的大学教师，而不是把自己当作信徒云集、推销自己观点的人。海登·怀特没有建立自己的学派，他也不打算那样做……”【6】海登·怀特在20世纪60年代创建圣克鲁兹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意识研究项目中起到主要作用。“这是一个进行跨学科研究、批评与‘叛逆’工作的地方。”【7】
反叛与反抗，不仅是贯穿海登·怀特学术研究主线，也是他作为一位大学教师不断灌输给学生的理念。“尤为重要的是，海登·怀特告诉他学生只有通过反叛才能在人类的世界中创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怀特把教育作为自由的实践。”【8】海登·怀特从事历史教学的目的，不是把学生培养成历史专家，而是“把学生培养成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的人，培养成尊重别人的人，培养成有职业行为和能够批评但友好争论的人。这就是他进行师范工作的主要目标”【9】。
构筑繁复宏大的历史诗学不是海登·怀特的主要目标，他的著书立说也不是为自己在历史领地占据一块“自留地”，更不是为了掌握所谓的“话语权”，甚至也不是为了复兴历史学，而是为了把大学生培养成有责任感、有职业规范和独立思考的人。由此看来，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实践意义与教育价值远大于其学术意义。他不仅仅是一位后现代主义历史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历史学家，更是大学生的一位良师益友，“一位教育学生如何说‘不’的大学教师”【10】。
海登·怀特的主要著述及其思想简介
本书为国内第一部较系统、全面、深入研究美国后现代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文艺学思想内涵的专著。作者共分八章一绪论对其展开论述。从其历史诗学的提出背景开始梳理，到诗学与历史诗学的界定、事件与故事的分野，再到故事解释的三种模式分析、历史诗学视野里的海登·怀特的描述，最后提出期待与展望。
海登·怀特的主要著作【11】有《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话语转义学：文化批评论文集》、《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比喻实在论：对模仿效果的研究》。1999年，《比喻实在论》出版后，海登·怀特陆续发表了数篇研究论文【12】：《实证文学中的比喻实在论》、《导言：历史虚构、虚构的历史与历史实在论》、《历史事件》、《对“没有特别地方可去”的评论：全球蓝图时代的文学史》、《实用的过去》、《历史话语与文学写作》、《历史事实、疏离与困惑》、《现代政治学与历史想像》、《历史乌托邦的未来》、《历史话语中的“性别”问题》等。
埃娃·多曼斯科指出，2000年以来，海登·怀特已把“比喻”从“转义”中分离出来。海登·怀特将“比喻”界定为“一种话语流出或转向的‘意象’”，把“转义”界定为“话语中的一种观点转向另一种观点的模式”。【13】比喻是一种语言意象，转义是一种语言模式。如果说1978年出版的《话语转义学》让“转义”成为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理论的重要范畴，那么1999年《比喻实在论》的问世后让“比喻”成为海登·怀特后期学术思想的核心范式。这意味着“海登·怀特追随弗洛伊德，似乎用比喻观念恢复意识中的话语功能”【14】。他不仅将“比喻”理论用于历史研究，而且用于一切人类意识研究。
一、《元史学》：历史诗学的理论架构与论证
《元史学》一书主要包括序言、导言和主体部分（第一部分“接受的传统：启蒙运动与历史意识问题”、第二部分“19世纪历史写作中的四种‘实在论’”和第三部分“19世纪晚期历史哲学对‘实在论’的摒弃”）。主体部分通过分析欧洲四位历史学家（兰克、布克哈特、托克维尔、米什莱）和四位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的著作印证了导言中所提出的历史诗学理论。2004年，海登·怀特还为《元史学》在中国出版写了“中译本序言”。
原著序言开宗明义地指出该书是一本“关于历史作品的形式理论”，该理论“将历史作品视为叙事性散文话语形式中的一种言辞结构，……”【15】原著序言主要介绍了历史作品（历史编撰作品与历史哲学作品）的三个起到解释作用的显性维度：情节化解释模式、形式论证式解释模式、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模式（美学的、认识论的与道德的）和隐性的具有基础作用的比喻维度（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揭示了对19世纪欧洲八位史学经典著作形式主义分析的七个结论，让读者在阅读该书前就接触了较为新鲜的看法；最后，他提醒读者，《元史学》采用了一种反讽模式。与其说是告诉人们“为拒斥反讽自身提供一些理由”【16】，不如说这暗示了海登·怀特对其“比喻”理论的坚定立场。
《元史学》的导言详细介绍了他提出的历史诗学理论的目的与方法以及具体内容。在欧洲大陆思想家质疑“历史”价值和英美哲学家就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背景下，海登·怀特指出，历史诗学“意在为当前有关历史知识的性质与功能的争论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其目的是确定经典作家的著作中确实出现过的不同历史过程概念的家族特征。另一个目的是，确定那个时期历史哲学家用来证明史学思想的各不相同的可能理论”【17】。他想通过形式主义方法对经典史学著作的分析为历史领域开辟一块新的疆域。导言部分值得关注的内容中，除海登·怀特对四种情节化解释模式、四种形式论证式解释模式、四种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模式和四种比喻意识模式进行详细阐述外，还区分了编年史中“事件”与历史著作中的“故事”，这一区分是其历史诗学的关键。
《元史学》的第一部分“接受的传统：启蒙运动与历史意识问题”，主要探讨了18世纪“隐喻与反讽之间的历史想像”的史学特征和黑格尔的“历史的诗学”及其超越反讽之道。这里“接受的传统”，指19世纪史学思想的“实在论”，“在明知18世纪史学思想家已经失败的情况下，继续为信仰进步和乐观主义寻求恰当的理由……如果某人想理解19世纪历史实在论的特定本质，他就必须明了18世纪史学思想失败的性质。”【18】他认为18世纪历史实在论的失败在于反讽模式，即启蒙史学家在理性主义烛照下追求客观精确的真实历史失败后，强烈怀疑历史真实本身。因为“历史的困难在于要在人类想像的最无理性之处揭示其中暗含着的理性……由于启蒙思想家按照一种对立而非一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来看待理性与幻想之间的关系”【19】，他们失去了对历史实在论的信任，而“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化无处不在地展现出一种以实在论方式理解世界的狂热”【20】。
这一方面源于启蒙史学开辟了类型学的历史理解（理性类别与非理性类别），如他们“对于人性，它有信心，对于个人，则没有”【21】。另一方面，源于重视生命多样性的赫尔德对启蒙史学的反叛和始于反讽的黑格尔历史哲学。黑格尔对由隐喻方法提供的形式论和由转喻方法提供的机械论的批判，对历史实在论作等级关系的提喻式综合表现和对历史过程进行有机论的解释，在反讽中避免了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直觉论，消解了主要的确定性和知性，同时“激励了另外一种确定性，即道德的确定性”【22】。
正是第一部分对18世纪的“历史实在论”概括与总结，才让读者更好地理解第二部分“19世纪历史写作中的四种‘实在论’”的内涵与意义。其实，海登·怀特在全书导言的注释中已介绍了20世纪的“实在论”问题。与奥尔巴赫、贡布里希等人从“艺术品的历史性成份是什么”的维度探讨“实在论”不同，海登·怀特“从现实主义历史编撰的艺术性成份是什么”的维度论述“实在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以四种情节化模式名称命名19世纪历史写作中的四种“实在论”：米什莱“作为浪漫剧的历史实在论”、兰克“作为喜剧的历史实在论”、托克维尔“作为悲剧的历史实在论”和布克哈特“作为讽刺剧的历史实在论”。
该书的第三部分“19世纪晚期历史哲学对‘实在论’的摒弃”。马克思以转喻模式以及机械论与因果论逻辑为史学作哲学辩护，抛弃了黑格尔的提喻式历史实在论。马克思认为历史存在的基础是自然，并将客观性观念历史化；黑格尔认为历史存在的基础是意识，将客观性观念置于“绝对精神”范畴。尼采以隐喻模式为史学作诗学辩护，抛弃了求真意志驱使下的客观性实在论。克罗齐以反讽模式为史学作哲学辩护，拒绝了实证主义实在论。因为“克罗齐指出，实证主义者的主要错误在于认为一切正确的知识本质上都是科学的……理解世界的另一种途径，也就是说，那种非概念性的、直接的和个别化的方式，根本不是科学，而是艺术，其真理标准和实证标准与科学推崇的不同，但和它一样严格”【23】。这样，克罗齐就在19世纪80年代反讽氛围浓厚的时代里，既对历史作出了“否定之否定”的反讽式思考，也避免了陷入怀疑主义与悲观绝望的情绪之中。在《元史学》中译本序言中，海登·怀特开篇指出，该书是“结构主义”时代的产物，要是在今天就不会这么写了。但他依然坚持30年前的历史诗性观。只是在原著序言中把比喻作为历史深层意识结构，变为把比喻当作一种历史话语的分析工具。在他看来，将系列事件叙事化的是比喻性而非逻辑性。“比喻对想像性话语的理论性理解，是对各种修辞（如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生成想像以及生成种种想像之间相互联系的所有方式的理论性理解。”【24】比喻性理解也是一种合理性理解，因为“合理性也有多种不同种类”，而对事件的真实记述可能并未包含历史性理解。“海登·怀特将历史叙事的真实性与历史阐释的合理性联系起来。他认为仅确立解释的权威性，并不能说明历史的客观性，叙事的真实性离不开阐释的合理性。”【25】在历史著作中，历史学家除忠实地叙述原始事件外，还添加了想象成分的虚构叙述。“因为我对事件（作为在尘世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和事实（以判断形式出现的对事件的陈述）作了区分。”【26】所以，“作为创造性产物，历史的文学性和诗性要强于科学性和概念性；并且，我将历史说成是事实的虚构化和过去实在的虚构化。”【27】
海登·怀特进一步明确了历史诗学理论的关注焦点。我们也看到海登·怀特深受结构主义之语言与对象、能指与所指、词与物等区分以及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的影响。他区分事件与事实的目的是为了解释历史的真实性。因为，“历史事件的发生是一回事，而历史事件的再现是另一回事。海登·怀特否定的是那些声称完全真实地再现事件的历史。”【28】他认为史学家只有对史料进行不断地选择与加工才能把编年史中的事件变成有始有终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是否真实，或者说语言中的事件是否逼真，与史学家的想象能力和虚构手法有很大关系。“不是所有的实在都是客观的，有些实在是主观的。”【29】从原始事件的自然发生来看，历史是实证的，历史真实是客观实在论；而从对原始事件的选择、编排与叙述来看，历史是虚构的，历史真实是主观实在论。
在《元史学》最后，海登·怀特撰写了一篇全书的结论。这是他在对史学经典著作分析后，深化了导言中的观点，并与导言遥相呼应，如将四种形式论证式解释模式（形式论、有机论、机械论和情境论）称为“四种真实性理论”；将历史文本的四重分析（情节化、形式论证、意识形态和比喻）分别置于美学的、认识论的、伦理学的和语言学的层面等。他再次重申了历史编撰与历史哲学的语言学基础，认为黑格尔、尼采和克罗齐等辩证法大师其实都是出色的语言哲学家，“辩证法也只不过是对一切话语形式的比喻性本质之洞见的一种形式化而已。”【30】他还指出，史学家在读者中的声望与其语言学基础有关。海登·怀特坦言，在现代史学身处反讽的境遇中，摆脱内在的怀疑论和道德上的不可知论的方法，便是“不得不退回来寻求道德和审美的理由，选择一种较之另一种更‘实在的’历史图景”【31】。
该书思路清晰、目的明确、方法新颖。海登·怀特在解读史学经典著作、建构历史诗学大厦的过程中，以19世纪历史意识经历的对历史实在论诸种“想像”（反讽、辩护与摒弃）为主线，运用形式主义方法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历史诗性之思中编织出历史实在的真、善、美之维。该书的论证结构也非常清楚，除了全书的导言、序言外，海登·怀特在每一章的开始和结尾都有简明的导言与结论，帮助读者理解相关内容，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元史学》中的观点在那个时代是颠覆性的，呈现出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特征。从该书问世起，就不断受到质疑。如马维克教授公开以“元史学是胡说──历史才是根本”的标题授课；【32】克莱夫（Clive）认为《元史学》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不够清晰和简洁”，常常把它称为“新词的怪物”。【33】汉斯—彼特·索德（Hans-Peter Soder）认为《元史学》刚出版时，在历史领域曾引起公愤。【34】
当然，《元史学》的观点也受到肯定与支持。如有人指出，“如果没有怀特的《元史学》和他在此之后所撰写的论文和著作，史学理论就已经夭折了。”【35】耶尔恩·吕森认为《元史学》之所以是史学理论的里程碑，是因为该书强调了“历史学是一种语言学的程式”【36】。安克斯密斯称赞，《元史学》是自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以来史学理论方面最重要的著作。【37】《元史学》之所以受到“冰火两重天”对待，因为“大致说来，元史学把历史视为建构主义的而非经验主义的；视为一门阐释的艺术而不是其任务是解释的科学”【38】。
二、《话语转义学：文化批评论文集》【39】与比喻的历史诗学
理查德·汪认为海登·怀特在其学术研究中模仿了电影艺术的蒙太奇手法，因为他毫无迹象地（在历史研究中）尝试了各种文学风格。【40】“一切皆支离破碎，所有的一致性均已不复存在。”【41】《话语转义学：文化批评论文集》就是这样的著作，而该书是海登·怀特以“支离破碎”的“蒙太奇”式研究特色鲜明的论文集。
首先，《话语转义学》收录的12篇论文从1966年至1978年，时间跨度较大。在这篇论文集中，《历史的重负》（1966年）、《克罗齐对维柯批评的活与死》（1969年）、《历史中的阐释》（1972年）、《启蒙主义时期的非理性与历史知识问题》（1972年）、《野性的形式：思想的考古学》（1972年）五篇论文发表于《元史学》出版前；《解码福柯：地下笔记》（1973年）与《元史学》同年发表；而《作为文学仿制品的历史文本》（1974年）、《历史主义、历史与比喻的想像》（1975年）、《真实再现中的虚构》（1976年）、《神灵般的高尚野人的主题》（1976年）、《历史的转义学：〈新科学〉的深层结构》（1976年）、《当代文学理论中的荒诞主义》（1976年）以及论文集的前言《转义、话语和人的意识模式》（1978年）则发表于《元史学》出版之后。
其次，研究内容迥异。《历史的负担》以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纪德的《败德者》、加缪的《局外人》等文学作品为例，分析了来自知识群体的反历史主义思想。历史学家总是以“过时的客观性”来研究历史。为此，海登·怀特鼓励历史学家运用印象主义等艺术再现模式。这是海登·怀特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可以视为《元史学》一书导言“历史诗学”之先声。在《克罗齐对维柯批评的活与死》中，海登·怀特指出，克罗齐研究维柯的目的是把维柯作为自己精神哲学的先驱，“克罗齐对维柯的批评并没有真正深入地推进《新科学》研究。”【42】正是因为对克罗齐关于维柯的狭隘批评有所不满，海登·怀特才于1976年撰写了《历史的转义学：〈新科学〉的深层结构》一文。《历史中的阐释》其实是《元史学》导言的早期版本，或者说《元史学》导言“历史的诗学”是历史诗性观的升级版。除了详细分析历史解释与历史阐释的差别外，海登·怀特还重点分析了历史文本的四种阐释：情节化、形式论证式、意识形态蕴涵式和比喻，并指出黑格尔、德罗伊森、尼采和克罗齐等历史学家都有意无意地运用历史四重阐释理论（尽管它们的名称不同）。《启蒙主义时期的非理性与历史知识问题》针对19世纪学者批评启蒙史学缺少历史敏感性，海登·怀特指出那是19世纪的史学家对历史的非理性现象的激进理性主义的体现，由此它上升到元历史编撰层面分析18世纪启蒙史学和19世纪理性主义史学的得失。《野性的形式：思想的考古学》一文运用福柯考古学研究方法，描述了古代神话、圣经以及文学作品中的“野人”形象演化过程，揭示“野性”意识的深层结构和“野性”观念的语言学机制，是海登·怀特历史诗学思想运用于“野性史”编撰的具体实践。从《元史学》出版之前的论文可看出，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诗学理论的宏观建构。
《元史学》出版后，海登·怀特的研究明显地由“历史的诗学”转向了“比喻的历史诗学”。《解码福柯：地下笔记》主要阐明了福柯的话语转义理论及其应用。与《元史学》一书以欧洲历史学家为例阐释其诗学理论相比，海登·怀特在此文中明显地转向了福柯著作中的比喻转换系统。他认为福柯的《疯癫与文明》、《词与物》、《知识考古学》提供了西方知识史的基本概念和人文学科发展的内在话语转义问题。在《作为文学仿制品的历史文本》中，海登·怀特认为历史源于文学想象，这种思想能够防止意识形态的扭曲。历史学家、诗人和小说家都是通过虚构来理解世界的。“到底世界是真实的或只是想像的，这无关紧要；理解它的方式是相同的。”【43】《历史主义、历史与比喻的想像》论证了历史话语的比喻意义，认为比喻理论可解决历史哲学与历史修撰、历史学家与历史主义者、历史再现的类型以及历史相对论等问题。《真实再现中的虚构》海登·怀特以托克维尔的历史思想和达尔文进化论的话语表述为例，论述了历史事件与虚构事件的共性问题。《神灵般的高尚野人的主题》分析了15—18世纪高尚野蛮人主题的语言运作。《历史的转义学：〈新科学〉的深层结构》阐明了维柯《新科学》所分析的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概念机制，强调了这种机制在“真实”和“虚假”之间的可转换性。《当代文学理论中的荒诞主义》认为正是在德里达、尼采等解构思想的语境内，才能理解当代文学批评中荒诞主义的历史意义。而意义与存在的分离揭示了发生于德里达哲学化背后所偏爱的转义。他的转义之转义是自相矛盾的比喻。《转义、话语和人的意识模式》论证了话语中的转义因素，提出包括历史话语在内的任何话语都无法逃离转义的影子。
不过，海登·怀特《话语转义学》一书看似风格多变、内容迥异，其实主要围绕“比喻的历史诗学”展开。《历史的负担》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隐喻地提出了知识群体的反历史主义。《克罗齐对维柯批评的活与死》中对克罗齐没有关注维柯的比喻理论不满。《历史中的阐释》完全可以命名为“历史的诗学”。《启蒙主义时期的非理性与历史知识问题》认为“他们（启蒙史学家）的失误就在于不愿意相信自己惊人的对差异和奇怪之物的诗性认同能力。他们不信任自己的梦想力”【44】。《野性的形式：思想的考古学》对关于野人的话语档案，进行了考古式挖掘。海登·怀特构筑野人史的目的，实际上是以反讽的态度对待理性与人性问题。
《解码福柯：地下笔记》，则是海登·怀特以比喻理论解读福柯的学术笔记。例如，他认为福柯识别出的人文科学发展的四个时代分别对应了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的话语模式；福柯提出的疯癫与愚蠢的思想史的四个阶段也是如此。《作为文学仿制品的历史文本》从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所必须使用的比喻语言上拉近了两者的距离。《历史主义、历史与比喻的想像》则认为比喻理论可以提出解决历史问题的新思路。例如，历史相对论其实是语言决定论在历史观上的反映，是把一种话语模式翻译成另一种话语模式的结果。《真实再现中的虚构》通过对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语言模式由转喻转向提喻的分析，海登·怀特论述了“转义”可以使达尔文的思想得到升华。《历史的转义学：〈新科学〉的深层结构》介绍了维柯的转义理论及其具体运作。《当代文学理论中的荒诞主义》是海登·怀特从比喻视角解读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等现代文学批评流派，是对西方当代文学批评的比喻学研究。
《话语转义学》一方面是对《元史学》提出的“历史的诗学”理论的验证、完善、深化与实践，同时也不断汲取那个时代最新人文研究与思考成果，如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考古学与话语理论、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人类学、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的语言学以及盛极一时的各种批评理论等。海登·怀特在该书中所体现出的文化背景与时代特色，也同样体现于《形式的内容》一书。
三、《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与比喻的叙事学
理查德·汪（Richard T.Vann）认为海登·怀特的历史思考广泛而丰富，他的思想总是在变化（on the move）。【45】1978年《话语转义学》出版10年后，海登·怀特又出版了《形式的内容》（1987年），该书收录了他在1979—1985年发表的八篇论文，它们分别为：《福柯的话语：反人道主义的历史编撰》（Foucault's Discourse：The Historiography of Anti-Humanism）（1979年）、《叙事性在再现实在中的价值》（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1980年）、《德罗伊森的〈历史〉：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科学的历史修撰》（Droysen's Historic：Historical Writing as a Bourgeois Science）（1980年）、《历史阐释的政治学：规范与非崇高化》（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Inter pretation：Discipline and De-Sublimation）（1982年）、《走出历史：詹姆森的历史救赎》（Getting Out of History：Jameson's Redemption of Narrative）（1982年）、《文本中的语境：思想史中的方法和意识形态》（The Context in the Text：Method and Ideology in Intellectual History）（1982年）、《当代历史学理论中的叙事问题》（The Question of Narrative in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Theory）（1984年）、《叙事性的形而上学：利科历史哲学中的时间与象征》（The Metaphysics of Narrativity：Time and Symbol in Ricoeur's Philosophy of History）（1985年）。
威廉姆·H.德雷（William H.Dray）认为，这八篇论文在某种程度上与叙事理论和人文科学的再现问题有关。“因此，《形式的内容》与《话语转义学》和较早的《元史学》中思考的问题是一个序列或者（观点的）更新。”【46】这位《形式的内容》的评论者认为，其中的四篇论文直接关于叙事性的认识论权威、文化功能和一般社会意义。另外四篇通过讨论德罗伊森、福柯、杰姆森和利科的叙事思想也阐明了上述观点。
《形式的内容》中的八篇文章谈论的都是历史叙事与叙事再现问题，在解释为什么由比喻转向叙事时，海登·怀特说：“人们生活在矛盾中。生活由矛盾构成的。那会让你记述真实生活的句法。试图提供一个叙事逻辑的人失败了。他们试图提供一个叙事的语法时也失败了。因为叙事并非一个长句子。语法只能告诉我们句子的意思，却不能告诉我们话语意思。”【47】海登·怀特思考叙事时，没有离开转义，因为他认为“人们能够通过逻辑把句子联系起来，也能够通过转义把句子联系起来。转义，因为人们需要一种转换理论，需要一种系统背离逻辑展望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叙事令人着迷的原因。因为它不被严格逻辑推理规则控制”【48】。马维克认为，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一书告诉人们“（叙事）形式产生的内容主要是政治价值”【49】。马维克的这一评论是正确的，海登·怀特表示他转向叙事的同时也转向了修辞，并“相信修辞提供了即兴的话语理论”【50】。柏拉图时代的哲学家们就声称修辞是可疑的、欺骗的和人工的。“修辞是一种话语政治理论……从柏拉图时代起，那些决定谁有权、有能力或有权威声称正确语言是什么的人，那些试图给语言正确命名的人，换句话说让语言合法的人，总是权威者。”【51】海登·怀特运用修辞理论探讨叙事性的意图十分明显。
1993年，埃娃·多曼斯科在接受采访时说：“任何现代语言学家都知道再现形式就是内容本身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将近作称为‘内容的形式’的原因……选择某种形式就已经选择了某种语义学域。”【52】言下之意，历史学家选择叙事形式，意味着已经选择了比喻修辞的语义学。如《叙事性在再现实在中的价值》一文中，海登·怀特分析《圣加尔年代记》为什么缺少叙事要素时指出，年代记的作者有构造意义句子的能力，但是“缺乏在一连串语义转喻中使意义相互替换的能力，这种能力会把他的事件表转换成一种关于事件的话语”【53】。在《历史阐释的政治学：规范与非崇高化》中，他断言：“历史思想的非修辞化……本身就是一种修辞的举动。”【54】历史叙事有助于按照其修辞学主题进行分析。《文本中的语境：思想史中的方法和意识形态》中海登·怀特仿造罗兰·巴尔特《S/Z》一书的方式，描述《亨利·亚当斯的教育》这一文本中的修辞性，揭示了“叙事代码”转换的特征。
正是因为他在叙事考察中如此倚重修辞理论，海登·怀特被认为“在许多方面过份依赖修辞说明自身的理论：如，在评论他所理解的叙事性与政治的关系中”【55】。“怀特的观点常常被界定为一种相信历史事实不是给予的而是由历史学家创造的修辞建构主义。”【56】如果说海登·怀特在《形式的内容》一书中体现了一种“修辞建构主义”的话，那么，他所建构的是一种“比喻的叙事学”。其前提是“叙事是一种元编码和人类的普遍性，世界具有一种叙事主义性质”【57】。世界的叙事性源自现实的无序、断裂与杂乱，源自人类语言的组织、协调与认识能力。“现实是一个缺少意义的事件之流。发生于我们生活中的事件与历史学家研究的历史记录中的事件一样是杂乱的，这样的过去是不能被理解的，因为现实是由无意义的事实、混乱的事情和事件构成的。”【58】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把过去变成历史，海登·怀特发现的四种转义可作为这种转变的传统工具。
四、《比喻实在论：对模仿效果的研究》与比喻学
《比喻实在论》一书收录了1987年《形式的内容》出版以来至1999年期间发表的八篇论文，它们分别是《文学理论与历史书写》（Literary Theory and Historical Writing）（1988年）、《普鲁斯特作品中的叙事、描写与转义》（Narrative，Description，and Tropology in Proust）（1988年）、《历史解释中的形式主义和语境论策略》（Formalist and Contextualist Strategies in Historical Explanation）（1989年）、《历史的情节建构与真实性问题》（Historical Emplotment and the Problem of Truth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1992年）、《音乐话语中的形式、指涉和意识形态》（Form，Reference，and Ideology in Musical Discourse）（1992年）、《现代主义事件》（The Modernist Event）（1996年）、《奥尔巴赫的文学史：比喻因果论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Auerbach's Literary History：Figural Causation and Modernist Historicism）（1996年）、《弗洛伊德梦的转义学》（Freud's Tropology of Dreaming）（1999年）。
“比喻实在论”取自埃里克·奥尔巴赫《模仿》一书。海登·怀特以“比喻实在论”为书名是想告诉人们，比喻语言如何极其忠实地谈论真实。这些论文都是基于字面语言和比喻语言差别的基础上探讨历史叙事、历史话语等问题。该书的《序言》既为比喻辩护，也为理论本身辩护。他认为理论思想总是要涉及伦理的、审美的和认知的关注。他长期思考文学话语（文学写作被认为是自由的、放纵的）和历史话语（事实、实在和理性知识占优势）之关系的目的是为现代西方思想努力描述想象（“可能是什么”的想象力）和常识（关于真相的思想和没有老生常谈会发生什么的思想）提供一个缩影。“在试图表明历史书写的文学性和文学写作的实在性，我已试图建立了两者各自写作、描写、模仿、叙述和验证技巧的‘相互蕴含性’（温德尔班的术语）。”【59】
《文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一文，海登·怀特主要讨论了文学理论与历史书写的关系。在这篇论文中，与其说海登·怀特发现了文学理论对于理解历史话语的意义，不如说他强调了语言对于理解历史话语的重要性。他认为历史编撰只有经过三次不明推论的比喻，才形成历史话语的书面形式。这三次不明推论被称为“转义”。他再次强调了《元史学》一书反复提到的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四种转义形式。比喻模式和话语转义是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共同的运行规则。由于比喻语言的运用，历史编撰就成为“形象描写逝去时代”的文本的书写活动。语言的比喻理论不仅拉近了文学与历史的距离，还可用于解决叙事的认识论地位、叙事话语的内容与形式关系等“热点”问题。《普鲁斯特作品中的叙事、描写与转义》一文区分了阐释、解释与描写的不同。在描写性和解释性话语中，它们表述的元层面（meta-levels）可以通过语法和逻辑分析的组合识别出来；在阐释性话语中，元层面的辨别需要本质上显然是比喻的分析方法。随后，海登·怀特以《追忆似水年华》对贝尔·罗贝喷泉描写的比喻分析，来验证和检测自己话语转义理论的合理性与实用性。
《历史解释中的形式主义和语境论策略》通过探讨历史研究中的形式主义与语境论这两种解释策略的关系，将其比喻理论用于分析历史与文学研究的形式主义、语境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理论。他认为语境的描写和存在于语境中的实体的描写是比喻的，有多种比喻形态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隐喻的（关于相似或相同）、转喻的（关于邻近性或因果律）、提喻的（关于同一性和表现性）和反讽的（关于对立）。【60】他还通过形式主义和语境主义之关系视角，认为新历史主义通过扩展文化和社会历史，把文学史的语义学维度概念化。形式主义不断把历史实体（莎士比亚、伊丽莎白时期的文艺复兴、沃德沃思、哈姆雷特）划分为英国文学史代码范畴的证明或例证的一个功能（大文豪、文艺复兴、悲剧、浪漫主义、抒情诗等）进行解释。这符合雅柯布森所说的“在元语言中，序列被用于建立一个等式”；新历史主义则符合雅柯布森所说的“在诗歌中，等式被用于建立一个序列”【61】。从语言学分析视角来看，新历史主义已经提出了一种文化诗学的观念，通过对其拓展，也提出了一种作为确认历史序列方法的历史诗学。它有助于打破、修正和唤醒盛行于特定历史时空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和心理的主编码。【62】
《历史的情节建构与真实性问题》反驳了当代史学家对运用比喻话语进行历史再现的批评。海登·怀特认为基于字面意义的事实性陈述反映的是现实主义经验生活，而比喻意义的叙事性历史适合于现代主义的经验生活。“象事实性陈述一样，故事是语言实体，属于话语秩序……但是，叙事性陈述不仅包括事实性陈述（单一的存在命题）和论证；还包括诗意和修辞要素，通过这些要素对事实的罗列才转换为故事。”【63】所以，他认为对事实的阐释优于事实，“叙事总是对情节的建构，它们在意义上才是可比较的……”【64】历史叙事不能只关心事实性陈述，还要注意充满历史想象的诗意与修辞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和审美趣味。贝雷尔·兰格认为“比喻语言不仅背离字面表达，而且将注意力从假装要谈论的事物状态转移”【65】，为此他援引罗兰·巴尔特那种既不主观也不客观的“间接写作”（intransitive writing）的话语模式。海登·怀特指出“间接写作”一词是巴尔特用来描述现代主义创作与古典现实主义创作在主导风格上的差异。“间接写作”恰恰表明“我们关于逼真地再现现实的概念必须改变，以便考虑我们这个世纪的独特经历，旧的再现模式已被证明不适应新的形势了”【66】。
《音乐话语中的形式、指涉和意识形态》是海登·怀特在音乐成为文学、文学成为音乐的语境下，重新思考文学表现的音乐方面和文学表现中的比喻力量的语义学程度。为此，他从四个方面探讨了音乐话语：作为隐喻和比喻处理的音乐主题；音乐叙事中的情节、时间、声音、模式和主题；音乐文本与历史语境之关系；根据文学理论审视音乐和根据音乐理论审视文学的可行性。如在分析托马斯·格雷关于贝多芬奏鸣曲研究论文时指出，“音乐表现了一个叙事性比喻本身：一个既没有具体故事成份，也没有情节的叙事实体。如此说来，实现了一个预辩法比喻的音乐可以说是投射了一个可能的故事。”【67】
《现代主义事件》一文以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现实主义历史题材的电影《刺杀肯尼迪》为例，海登·怀特分析了诸如对大屠杀、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等现实主义历史描写中虚构技巧的重要性，并指出它们所引起的历史事实与虚构关系的讨论，也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关系所特有的。海登·怀特在论文结尾以美国运动员和电影界名人西蒙普森（O.J.Simpson）“世纪审判”事件为例反证了历史叙事之虚构的重要性。西蒙普森残忍地谋杀了妻子及其姘夫，对他的审判和他逃脱警察追捕的新闻报道让西蒙普森极为幸运──电视观众涌向他航班的必经之路为他欢呼。通过摄像机，西蒙普森被变成一个演员。原告律师宣布即使西蒙普森被控有罪，他们也不会判他死刑。运用虚构技巧的叙事再现，让西蒙普森在电视观众的想象中成为“英雄”。这一案例一方面说明历史再现中虚构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说明读者是在虚构与想象中接受历史事件的再现。
《奥尔巴赫的文学史：比喻因果论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一文认为奥尔巴赫的《模仿》一书主要内容是现代主义、历史主义在西方文学史中的应用，而比喻因果论是理解奥尔巴赫文学史概念中历史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键。比喻因果论是指前后事件之间的关系并非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实现”关系。“一个给定历史事件是一个较早事件的实现，并不是说较早的事件引起了或决定了较晚的事件或者说较晚的事件较早事件的现实化或结果，而是说历史事件以比喻方式相互关联，而事件的比喻是关于在一个叙事或一首诗歌中的比喻的实现。”【68】
《弗洛伊德梦的转义学》中，海登·怀特认为弗洛伊德在反思梦的内容与其更基本的梦的思想之关系的问题时，重新发现或重现发明了传统修辞学家用于描述一般比喻性语言，可作为解释诗歌话语中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的转义理论。他指出弗洛伊德识别出的梦的四种行为与寓言中的转义调节文本的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的作用是一样的。“梦”是话语的形象展示，梦的形成机制与话语形成机制是一样的，都是“转义”。“梦”中之所以有“转义”，是因为“梦，除了是睡眠中才能思考的一种特别形式外，什么都不是。正是做梦创造了那种思考形式。只有思考才是梦的本质──这是对梦的特别本质的解释”【69】。在海登·怀特看来，弗洛伊德初步建构了一种梦之动力概念的转义学。
《比喻实在论》录入的论文，在“比喻”的统摄下对文学理论与历史书写的关系、历史解释的形式主义与语境论策略、历史情节建构的真实性诉求、音乐话语的比喻语义学、现代主义事件的虚构再现、序列事件之间的比喻关系和梦之比喻解释等问题的思考。该书再次重申了海登·怀特的一贯立场：“比喻作为形式化的误解，乃是支配着我们理解过程的模式。”【70】《比喻实在论》的问世，意味着“比喻概念为一种新的范式铺平了道路”【71】。不过，这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范式，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只有如是设想，海登·怀特的比喻学才是可能的。他所谓的“比喻实在论”，其实是一种经比喻而通向真实的观点；不是一种“如实直书”，而是“虚中求实”的“以诗写史”。
五、《比喻实在论》以后的著述与思想
海登·怀特自《元史学》出版后，每隔10年左右就出版一本论文集，体现了他在那一期间的研究内容与思考重点。最近一次出版论文集是在1999年（《比喻实在论》），至今已10多年了。为了能了解海登·怀特进入21世纪的思想内容，我们正期待着他最新论文集的出版。从手头掌握的资料来看，1999年以后海登·怀特的研究仍聚焦于“比喻”。
《实证文学中的比喻实在论》一文分析了普利茅·列维（Primo Levi）《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一书中运用比喻再现过去真实事件的历史编撰。列维谴责任何以卑微为标志或修辞过度的大屠杀书写，把这种书写视为精神疾病和道德冒犯的证据。但海登·怀特对“领汤”一段文字详细分析指出，“他的写作自始至终与比喻一致，未远离修辞装饰与修饰……”【72】其话语一致性不是逻辑一致性，而是想象一致性，是想象话语的转义性。【73】列维创造了一种相当于化学家记录化合物变化与稳定量化的习语阐述模式。这种阐释模式让列维的《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一书成为经典杰作。海登·怀特认为基于真实事件的实证文学之真实性不是通过写实性描写，而是通过“比喻力量”实现的──他把这种力量称为“比喻实在论”。【74】
《导言：历史虚构、虚构的历史和历史实在论》一文以普利茅·列维《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为例分析了事实（true）与真实（real）的不同。海登·怀特引用德·舍提优（De Certeau）的观点指出，历史话语把一切都引向事实，而虚构话语通过充实想象或可能空间接近真实。基于文件记录的事实记述只能提供很少关于真实性的认识，真实的其余部分内容并非是我们声称“事实是什么”之后所想象的一切或任何事物。“真实是由被实际上谈论其现实性的一切事物和实际上谈论其可能性的一切事物组成。”【75】历史中虚构话语的回归创造了小说，这是历史所拒绝的。然而，“在拒绝真实（仅能被象征化、从未被再现的）的同时，历史也拒绝了可能性。”【76】就伍尔芙笔下的伦敦是20世纪20年代的现实的意象而言，她的《达洛维夫人》与普利茅·列维《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一样是实证文学作品。
随后，海登·怀特分析了那些谈论历史话语中比喻事实的论文。哈利·肖（Harry E.Shaw）认为纯粹虚构的转喻存在历史范围太全面而无法处理的问题，“因为作家在所创造的想像世界中，能够决定哪一方面可以再现，哪一方面不可以。”【77】哈利·肖忽视了在印刷与电子媒介时代历史学家与历史小说家共同面临的“太多而不充分”的问题。为了不把历史仅仅局限于再现过去的事实而忽视了再现这一事实的可能意义，历史学家可以考虑把结构变为序列的修辞传统，给予历史一种小说面孔。【78】海登·怀特对艾莉耶斯（Amy Elias）分析历史虚构问题时提出的后现代主义的“元史学浪漫主义”大加赞赏，认为它“是把历史浪漫类型变为包含那个时代历史编撰学论争的历史虚构”【79】。海登·怀特欣赏理查德·斯劳斯根（Richard Slotkin）通过改变历史叙事的主题、题材和神话内容来实现历史实在性的观点。不过，怀特认为改变叙事内容的同时，也应改变叙事形式。这是他以当代历史理论文本为例，从比喻视角试图阐明虚构话语与历史话语关系以及两者在探求实在性上的差异。
《实用的过去》以赛巴尔德（W.G.Sebald）小说《奥斯德立兹》为例，分析小说主角雅克·奥斯德立兹（Jacques Austerlitz）寻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关押于死亡集中营的父母的经历以及在比利时海港城市安特卫普遇到叙事者后的故事。海登·怀特从后现代主义文类观上将其归为历史小说。历史小说由******·司各特发明，在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得到完善。19世纪伟大的历史小说作家，如雨果、福楼拜将其作品称为“现实主义小说”，同时为了其现实主义风格而排除了修辞而对历史编撰产生深刻影响。这是把“双刃剑”，因为，“在倒掉修辞的‘洗澡水’时，历史编撰也把‘虚构’的‘婴儿’一同倒掉。在现代术语上，被新文学现实主义者理解为话语手段的‘虚构’和被理解为‘历史的’真实性，可以被视为‘实用理由’的领域。在这里，通过事件的叙事化，事实和价值可以被编织在一起……”【80】
于是，海登·怀特在历史虚构的问题中，发现了康德曾提出的“我们应该做什么”的伦理问题。“历史，在确立作为一门科学地位过程中，为了研究过去而清除其本身对实用历史的任何兴趣……”【81】他指出“历史的过去”（the historical past）不会引导我们对现在的任何兴趣，它是一种严格的非个人的、中立的对象，最好的情况下，它是一种客观的兴趣。“历史的过去是由历史学家建构的过去。它仅仅存在于书中和学者的论文里。”【82】它的可靠性（尽管不是真实性），是由别的职业历史学家通过处理证据、调查文件记录的“镀金”对话保证的。没有人能够经历“历史的过去”，对“历史的过去”的研究也不能产生历史因果律，也不会与概念化或典型化一致。而“实用的过去”（the practical past），“为了现在而精心设计，以实用方法涉及此在的现在，因此，通过它，我们汲取教训，把过去用于设想未来……”【83】“实用的过去”与“历史的过去”是米歇尔·奥克肖特在《历史及其随笔》一书中为了区分为“理解过去而研究历史”还是为“理解现在而研究历史”提出的观点。“实用的过去”是为了理解现在而研究历史，“历史的过去”是为了理解过去而研究历史。前者“对事物怎样成为现在的样子感兴趣”，后者“想了解早期事物的存在状况”。【84】
《对“没有特别地方可去”的评论：全球蓝图时代的文学史》一文评论了贡布里奇、詹姆森、伊莱尔斯、卡萨瓦诺等坚持诗性文论观的文学史研究者。海登·怀特主要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视角，审视全球化时代互联网和数字化媒介给文学史和历史研究带来的新问题，他再次重申了《实用的过去》一文所提出具有浓厚实用主义色彩的“实用的过去”历史观。他说：“我们审视记忆和记忆库，把我们的记忆力，使用其他论证方法来研究过去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85】不同于那种为了“历史的过去”而研究历史的实证主义历史，实用主义的历史观“以一种把意义限于与现在有关的各种问题与疑问的方式建构历史”【86】。海登·怀特指出这里的“实用”可以被理解为康德意义上的“实用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对“（我们）要做什么”的回答。
海登·怀特认为文学史与文学的实用过去关系更密切。文学史不能仅仅关注文学过去是或曾经是什么、过去发生了什么、文学作为符合标准之物怎样止于过去，文学史研究应该追问“我们时代的文学社会功能”。他引用萨特的话说：“任何事物的历史也总是为了该事物（特别的群体、听众或选民）的历史。”【87】虽然“历史的”总是“为了……的历史”，但是历史思考对象不能是“纯粹的过去”，不能通过现代职业历史编撰学家喜欢的证据或方法研究太多的过去。历史思考也不能是“人的过去”，对历史编撰学家和研究方法来说，人类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是未知的。然而，现代职业历史学家把自己局限于人类现象很小的范围内，拒绝了诸多实践；其结果是，把历史书写与文学隔绝，而前者曾是后者的一个分支或子域。于是，“在追逐‘历史真实性’过程中，‘历史’一意孤行，与‘文学’分道扬镳。”【88】
最后他点明自己对“文学”感兴趣的原因，“正是文学，早在历史之前，就已放弃神话，达到了一种更人性的而不是民族主义的文化境界，甚至达到了一种更人性的而不是人文主义的政治境界。”【89】这既是他对西方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总结性评价，也再次重申了历史研究的文学视角，与35年前《元史学》一书所提出的历史诗学理论遥相呼应。
《历史事件》明确指出历史是一种意识形态武器，是基于西方文化的、种族主义的、性别歧视与阶级前提下而被发明的，不再具有普遍性。在此语境中，海登·怀特希望解决历史事件的本质、意义和话语功能问题。由于“实用的过去”与“历史的过去”不同，过去和现代都将历史事件本质上视为与“超自然”相对的神奇事件，由此导致了将历史记述与神话、虚构对立的观念。海登·怀特认为这两种事件的对立暗示了事件与事实的区别。他再次强调了“事实是语言描写中事件”的观点，认为对事件的描写可理解为“事件属性的清楚罗列”；还可理解为“事件被归为一个适当的类型或被给予一个适当的命名”。【90】
在对事件进行类型学考察后，海登·怀特分析现代各派理论的事件观念。通过巴迪欧（Badiou）“事件的发生是对存在的了解”的存在主义观点，海登·怀特提出“事件的发生仅仅表明通过现在的知识对世界及其进程的了解”【91】，认为在一种特别类型历史知识存在之前是不会发生具体的历史事件的，人们记录事件是为了识别某种存在物的历史性。随后，海登·怀特从词源学视角分析了古希腊语“历史”一词中的转喻与提喻，通过修昔底德和赫希俄德两人的事件观，介绍了古希腊时代就已存在的探询过去的历史观念和描述过去事件的历史写作类型。他还运用现象学意向性理论分析事件的观念，指出“人类和群体通常目的论地思考，根据所想像的目的、目标、意图勾画当前和未来的活动”【92】。在阐发斯多葛学派（Stoicism）始祖季诺（Zeno）的事件观念基础上，提出“命运”（destiny）说，认为“命运”是事件的反义词，事件与命运的关系，类似于比喻与实现的关系。
海登·怀特认为在结构主义的事件观念中，结构代替了命运。事件不被作为整体和整体的其他部分。事件既不是部分，也不是整体之整体，“事件是打乱结构之后的东西……”【93】海登·怀特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将“事件”与“创伤”相联系。“创伤事件的观念让弗洛伊德提出了一种个体的‘秘密历史’，并推而广之，提出了一种所有人或整个国家的‘秘密历史’。这种历史不同于对源自最初行为的内疚感的反应，被理解为一种借口、对过去升华描述的‘官方的’（历史）。”【94】历史学家使用“危机”一词，类似于生理学上的“创伤”（trau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