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有《春风》、《草原》、《百柳》编辑部的，又有参加在热水公社举办创作会议的，浩然说了一句：“春风又绿大草原。”我马上接了一句：“百柳拂动热水泉。”大家连连称妙，浩然举杯让两桌的朋友“为世宗这句好诗干杯！”大家一饮而尽。我乘着酒兴，又补了两句：“友情更比泉水热，宁城酒香铭心间！”浩然建议登在《昭乌达报》上，快快记下。都知祝乃杰兄酒量大，邻桌的赤峰和内蒙古的朋友三番来敬酒，被我称为“三打祝家庄”。三番过后，祝兄已呈酣然状。
匆匆促促的宴会，在开车前15分钟结束了，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宴！
车站上难舍难离，一再相约还来。
和来时一样，分乘两个包厢，我和浩然在一个包厢。我们关了灯还唠了许久。也许是李书一茶的作用，这一宿没睡好。
1981年5月19日
晨近6点到达沈阳。出站台时，意外地发现了出租车司机刘可智在出站口等候着。车先把我送回家，然后送浩然、乃杰，最后送书一到东北旅社。我吃了早饭，没耽误星期一上班。
1981年5月22日
晚饭后，乘13路车去黎明公司，凭证入厂，到小白楼看望浩然，他同我谈到前天，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王大学、金言午、刘明德等来看望。我看这幢房子的环境很好，有大阳台，满院子的树、草、花，槐花和丁香花的香气阵阵袭来，弥漫，飘散，令人心神畅快。浩然和我采摘槐花，他说他会做蜜。孙谦、姜秘书和老祝听说我来，也赶到了，他们说集中“打扰”一次。
我坐到快10点钟告辞出来，他们送我从南门出厂，浩然一直等我上了13路电车才返回去。
1981年5月23日
我晚5时在大西边门电车站接到浩然。我要带车去接他，他说什么也不让，偏要乘公共电车来。他给海泉、海英带来一盒北京产的奶油花生酥，给我带来一瓶“通州老窖”。
今天浩然的兴致很好，自己动筷拌凉菜，夹起就吃；端起酒杯就喝，不是外人。他谈到《生产队长》暂放，正在改写《七岁像嫩芽一样》。他的原稿我看了，一万二千字。他这次想写四万字的中篇，他写时动了情，已写一万多字，再有三天到四天就写完了，一天写六千字。他带来另一个中篇《心愿》的草稿。准备给《花城》或《北疆》，他让我看一看，以后找个时间同他交换意见。
晚8时左右，前进歌舞团的刘鹏越来我家访问。刘鹏越写出了很不错的小长篇《五瓣丁香》，受到人们喜爱。他是歌舞团吹笛子的。去年研究他转业时，我跟闫柏松部长说了这个人吹笛不一定行了，但写作是把好手，应当保留下来。后来闫部长说有人说他“文革”时有过激行为，对“文革”态度是个大问题。我说他的《五瓣丁香》是说明他对“文革”态度的最好证明，他对“文革”是持批判态度的，是否定的。闫部长说这个说法有道理。我给刘鹏越介绍了浩然，他的惊喜之情难以抑制。其间刘鹏越谈到《艳阳天》、《金光大道》是否浪漫主义想象出来的人物、情节。浩然答：恰恰相反。他说：我是记者出身，是现实主义的，每个人，甚至每个情节，都有原型，而且这个原型可以从作品看出是自己。
刘鹏越说，过去十分虔诚，把党看得很神圣，每句话都照听、照办。浩然马上说，不要忽地这样，忽地那样。过去看成神圣，现在也不能看成草包。年轻人，知识分子，有时会偏激。他说，作家应是思想家，要看大多数群众的态度，看工人农民的态度。刘说，自己苦于对政治研究不够，作品无法写得深刻有力量。浩然说：我认为写作品主要的不是作用于政治，而是影响于群众。他说：我看到一个小孩不讲卫生，一个青年人不尊敬和赡养老人，我都要写作品，觉得很必要；而中日友好船，渤海二号事件等，我不了解它，就不去管它。作家不要站在社会看社会写社会，而应站在历史的山巅看社会，写社会。刘感到不好驾驭时代的精神，概括不全。浩然讲了一枝一叶，每个人都写好自己这一枝一叶，从自己的角度写，全貌自然也就出来了。浩然说，有的作家给后代留下了珍珠，而有的作家留下的却是化石，化石层。这也很需要。刘问浩然喜欢谁的作品。浩然回答时说：我读得很少，写《艳阳天》之前只读了《百万富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有限的几部外国作品，以后陆续读了一些。前两三年，读了二十位作家的一百部（篇）作品。浩然说他喜欢巴尔扎克、契诃夫，中国的作品喜欢《聊斋》、《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等，现代作家喜欢柳青、孙犁、周立波的作品，同时代人的作品差不多都读了。
晚9点整，我先送刘鹏越下楼，回来又与浩然谈了一会儿，说到文集出版的事，谈到《金光大道》第四部的事，谈到晓凡任职不任职哪个更好。半个小时后，他要走，我和惠娟送他到13路电车站。他说以后晚上想出来自己就出来了，这里好找得很。分手时，浩然说到让老杨和春水夏天来东北一次。谈到“战友诗苑”，他说到中国是诗国，诗是有希望的。
1981年5月30日
抒雁从京西宾馆授奖归来打电话给我，谈了约有四十分钟。他谈到白桦未到会，与会全体同志签名打电报慰问白桦。
1981年5月31日
晚上5点多，浩然约好来我家散心，祝乃杰听说了也到了我家。浩然谈到文集出版的事；谈到他的《七岁像嫩芽一样》，写出了五万多字的草稿，带来给我看看，他嘱我把意见用铅笔随看随记在稿纸上，全看完了就忘了。他说他明天去宁官大队参观，一天不在家，打电话找不到他。他问我对他《心愿》的意见，我说改日细谈。他星期二开始写《生产队长》，争取在6月份拿下来。他又说到争取让春水陪老杨来一趟东北，安排去大连、长春、赤峰、白城走走，一辈子没离开过河北。他让我帮助找找人，看去什么地方好，差旅费他们自理。浩然在我家细看了我的诗集《鸟儿们的歌》的清样。
1981年6月2日
上午到辽宁大学听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周策纵先生的报告。
浩然几次打电话来，我都不在。他下午3点又打电话来，主要谈昨天去宁官大队参观的感受。他说，一幢幢别墅样的小楼，确实富裕，没有更多启发，主要是增加了一点信心。他说到春风文艺出版社搞的黄海笔会，在作家的名单里没有王栋，他为此很不安，也不满，又不好再多说，免有强加于人的感觉。他让我策略地同出版社的同志再说说。我能体会出浩然对朋友尽心尽力的心情。我问了一下，出版社的人说，考虑更多的，是作家的名气和影响，而且是从全国范围考虑的。看来加上王栋有困难。
1981年6月3日
下午，浩然来电话，说金河从北京受奖（他的报告文学《历史之章》获了全国奖）回来了，和李书一都在东北旅社，还有祝乃杰，让他立即去那里聚餐，叫我也去。因迁新居后金河和书一还没到家吃过饭，我决定请他们都到我家来。金河、书一来电话说，让我去东北旅社，金河说他听浩然的，我说浩然听我的。浩然同意到我家来。我请老祝替我请晓凡也过来。
祝乃杰、晓凡先到，浩然和书一拎啤酒桶和浩然加塞儿买到的蔬菜后到。妹夫凤权帮我拌凉菜——晓凡说凤权是“梁作家专用厨师”，因为1979年夏天在皇姑区淮河街小白楼接待浩然，就是凤权掌勺，1980年夏在新居接待浩然又是凤权做菜，今年是第三次，都叫晓凡碰上了。
金河说起领奖时，袁鹰请他代向我致以问候。他还谈到北京领奖大会的一些花絮。
浩然拿出《江城》的校样《当队长的爸爸》，还有春水和王瑞林署名“岳漂”所写的《作家浩然简介》给我看。这篇简介写得很详细，很不错。祝乃杰说他准备改一下发在《读者之友》上。
海英、海泉都在南屋睡下了，我和惠娟还有晓凡送浩然上了电车，与晓凡一起推自行车归来。
1981年6月5日
英宗来电话告诉我，爸爸的问题平反了，给落实了政策，恢复党籍，恢复职务！背包袱二十五年，如今已近八十岁的爸爸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什么感受？
解放军文艺社的刘成华来沈阳组稿，他和我曾一同在人民日报学习和帮助工作一年。那时他在北京卫戍区一个团任宣传干事。我请他在市政府外面的一个小吃部吃早餐，并送他返京。我乘车回来，见晓凡在我们机关门口推车等我呢。他约我和浩然下午去他家。他没有再约别人，他说我们借酒菜以谈心，不能本末倒置，只搞灌酒。下午4点半，我到了晓凡家，他夫人金娥大姐正忙活着。过一小会儿，晓凡从电车站把浩然接到了。我们一直谈到阿红到，这时已是晚8点了。
我和浩然告辞出来，我送他上3路车，请他到中华路下车。我骑车赶到中华路车站接到他，再请他坐13路电车。他在13路车上见到一起公交车人员打人事，写了封读者来信，在《沈阳日报》上发表了。
我们在晓凡家，从从容容地谈了许多事情。浩然谈到《生产队长》的素材可以有两种写作构思。我和晓凡都支持他说的第一种方案。
浩然深情地谈到他永远不能忘怀的三个人。第一是萧也牧，这是他今生遇到的第一个大作家，萧也牧看了他写的长篇草稿后，告诉他先写短篇，把长篇往后放放，果然接连发一些短篇，产生了影响，路子搞对了。第二是巴人，浩然全家要去太原，到《太原日报》当记者。走之前，浩然把发表过的六个短篇，还有几个未发的，包在一起，送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收发室。巴人当时是这个社的社长，腿扭伤了正在家里休养。他打电话让人送点稿子到他家里，他要边养伤边看稿。编辑部就把这包东西送去了。巴人看完后给浩然写了个信，说书稿已经发排，巴人亲自做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就这样通了许多信，打了无数次电话，但没有见过面，浩然家距离出版社只有三站地。后来，巴人挨整，浩然打听地址，到家去看望，巴人拉着他的手，两眼哗哗流泪。以后，浩然每出一本书都要去送，终生难忘。第三是叶圣陶，春节时，叶已是八十岁的老人了，主动提出做《金光大道》的校对！这让浩然感动极了。浩然说，从明年3月25日起，写文学回忆录，搭起架子，以免老了都忘记了。除了这三个人，他还要写冰心、周立波、柳青、杨沫、郭小川等人。
浩然讲到解放思想，说过去树荫就那么大地方，树荫底下待着，一出来就晒得慌，晒爆皮，不愿出来。其实，树荫是有限的，狭窄的，外面的天地才是广阔的。
他从海石花、虎斑贝，讲到西沙。
浩然讲到杨朔，《雪浪花》中的“啃”，是浩然建议改为“咬”的。“文革”期间，批斗杨朔，说这个“咬”字表现了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外调时，浩然坦荡地说这个“咬”字是他建议改的，他原来是用了一个“啃”字。啊，原来用的是“啃”？那就更反动了……说不出理来！
1981年6月10日
上午和晓凡一起陪陆明友去看浩然。浩然早早就到大门口等我们了，他领我们进去，不必办手续。
浩然谈到农村题材的创作问题。他说写农民要让农民看得懂。他说五四以来，鲁迅和茅盾，在文坛不写农民的情况下写了农民，是伟大的。但他们是用半文半白的笔调写的，农民看不大懂。《春蚕》写一个农民的破产，但农民读不懂。到了赵树理、柳青，农民才看得懂，喜欢读。现在有人写农民的作品，没想到让农民看懂的问题。
浩然最近读了大量的短篇新作，他认为短篇创作有了大的飞跃，令人折服。
晓凡带了相机，周良沛给他的彩卷，我们在平台上拍了两张合影。
陆明友走后，浩然与我们谈起《残迹》的构思。这是一部有深刻社会意义的长篇，写一个农村妇女的一生。我觉得比《山水情》好得多。晓凡也有同感。浩然拿出他的结构提纲给我们看。他在一个32开的小薄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浩然现在又想把一直想写的《生产队长》放一放，先写这个《残迹》。
谈到中午11点半，浩然领我们俩到小食堂就餐：大米饭，炒豆腐。
浩然已与黎明公司的同志搞得很熟了，8日黎明公司开运动会，请他参加，他不想去。后来，厂党委书记、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来请，就去了。还在运动会上作了宣布，回应了一片掌声。
浩然让我和晓凡在他的房间午睡，他在隔壁房间里休息。
午睡前，我读了浩然的两篇草稿《两个小蝌蚪》和《路，没有走错》。前一篇写得好，是可以超越时间、空间而存在的；后一篇，是通过一个孩子找姥姥家，反映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给农村带来的变化，给农民带来的好处。我说，也是对李凖自我否定写《不能走那条路》的旁敲侧击，浩然笑了。晓凡也称赞了《两个小蝌蚪》。
浩然还拿出《金光大道》第四部的校样剪贴本，一大捆子，很有重量。
两点多钟，我们乘车到中山公园，在沈阳书市的最后一天，参观了一下。几处书柜，正在收摊儿。浩然在四处书店买了六七本书。有的他家里有，有的朋友写的，会送给他的，但他急于在这儿翻看，就买下了。在沈河区书店要买何为的《临窗集》，一位打扮入时的青年女售书员态度过于不好，就没有买。在书市巧遇杨大群。这位关东大汉，穿着黑绸布小衫，谈起他《关东演义》的遭遇，有两份内参，还有一份政治局委员传阅件。他堵气发着牢骚，说这件事让他老了十年，就是还没经过联合国讨论！
从书市出来，又看了看花市，几个公园在联合展销。一盆君子兰要八十元。
从中山公园东大门出来，步行到马路湾，在民航局我给陈广生科长打了电话，他说李英华副部长等待多时了。我们急着乘10路电车到大西边门，下车后，步行到政治部干部部大院，一路上谈得特默契，谈话中心是浩然先写哪一篇为好。
陈广生夫妇迎出家门，泸州特曲为等浩然做客等了一年！董靖上灶，炒了十几个菜。今天浩然兴致格外好，谈话格外多。其中谈到孙成武，谈到魏巍在军报上发表的纪念“5·23”的文章。至晚8点半，浩然回去太晚进不了大门。李副部长从车队要了一辆“华沙”，我把浩然送到黎明，又把晓凡送回家。
1981年6月13日
中午给浩然打电话，告诉他黑龙江省军区段参谋来信了，浩然很关心孙成武的近况，关心王宗汉拿回的稿子处理的结果。
浩然说10日回去后，感冒加重，昏睡，去公司医院看了一下，拿回三服中药，吃了两服，还有一服，今天在吃。屋里安了电炉子，每次去看病，浩然都不让派车，自己步行去，公司的小车就在后面追。浩然说，中国作协安排他七八月去北戴河，秋川来信告诉他，他不想去了。因为去过北戴河，在那儿写过东西。这次去也写不成东西，又不知都谁去，不怕碰上老的，就怕碰上新贵，加上有的在那儿搞“性解放”，看不惯，不去为好。又不让带家属。他准备和秋川等去大连等地。这几天静不下心，读了点书，准备16日开始写东西。
我在电话里谈了对他《姑娘大了要出嫁》和《七岁像嫩芽一样》的印象，建议前一个给《当代》，对第二篇的序，我建议不要，他同意。另外，关于《残迹》和《生产队长》，建议他只搞后一篇，他正犹豫不决，听了我的建议，他决心搞后一篇。
放下电话，我又想起了阿红的信，约浩然写一篇“作家答问”，他答应写一篇，说正欠《鸭绿江》的“债”呢！他让我帮助他考虑一下写什么好，不要“撞”到什么人。
1981年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