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陶鲁笳的汇报，******知道了大寨，知道了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
从汇报材料里，******被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打动了，特别对几个问题表示出较大的兴趣：
一、大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听了陶鲁笳的汇报后，******离开邯郸继续南行，每到一地就要给当地干部讲大寨，讲陈永贵，讲的重点是大寨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成绩。之后不久，1964年5月10日到11日，******在听取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在插话中指出，搞农业要学大寨，要自力更生。同年6月，他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
二、大寨的劳动评工记分办法。他听了汇报，当场就表态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三、“穷山沟里出好文章”。从他的问话和之后谈古论今所发的感慨，都可以看到，******很重视陈永贵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才干。
******回京后，向其他中央领导讲了大寨及陈永贵的情况，并初步决定树大寨这面红旗。
******总理******派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带领一个调查组到大寨进行实地考察。廖鲁言任调查组组长。******农办农牧组组长郑重、公社组张丽云、农科院副所长许运天等也参加调查。山西省农业厅副厅长李鹏飞，昔阳********张润槐也参加了调查组的工作。
廖鲁言率调查小组于4月21日到达山西昔阳县大寨村。
调查组进大寨村后，与大寨人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调查工作做得深入实在。他们看了山西省、昔阳县及大寨村提供的大量文字资料，与大寨的干部深谈，开小型座谈会，听取社员群众的意见，跑遍虎头山的七沟八梁，查看了大寨的治沟治坡造地工程，甚至实测了“大寨田”的土壤。对历年来生产发展、分配的账目作了分析检查，核实了生产发展的统计数字。还了解了村党支部建设，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对大寨评工记分办法，粮食产量及分粮办法，接受国家、兄弟单位支援等问题，都做了专题调查。
5月12日调查结束。调查组离村前，在大寨召集了一次党员、团员、贫协委员和大队干部五十多人参加的积极分子会议。陈永贵主持会议，廖鲁言在会上讲了话。他说，调查组来了二十多天，做了三件事：一是学习你们；二是看看你们的好经验，摸摸你们的具体情况；三是研究大寨红旗如何举得更高。
廖鲁言对大寨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大寨人创造的经验非常宝贵。他把“大寨经验”归纳为六个方面：
一是大寨的革命精神；
二是革命干劲和科学求实态度相结合；
三是干部大公无私，以身作则；
四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五是改造人的工作，就是政治思想工作；
六是共产主义风格，即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
廖鲁言在大寨积极分子会议上，还突出地赞扬了老英雄贾进才。他说，你们大寨有永贵这样的好当家人。这是贾进才发现的，让贤给陈永贵，这种事不容易做到。如果说现在大寨有了成绩，搞得好，第一功该归贾进才。
在这次讲话中，廖鲁言还强调指出：“现在大寨有名了。全国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工农兵大家都学，全国都学。大寨红旗打出去了，要保持红下去，这一条很重要。”
廖鲁言还告诫大寨人，要团结带领兄弟社队。他说：“一支花红不算红，万紫千红才是春嘛！”
廖鲁言在大寨村召集中央农口有关部门、山西省晋中专区、昔阳县及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干部开座谈会，对这次调查进行总结。
廖鲁言说：“来大寨调查二十多天了，看了许多东西，回去要向主席、总理汇报。现在把准备回去说的先给大家说说，看对不对。”
廖鲁言的总结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大寨建设稳产高产田的具体措施和经验；
二、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和毛主席的指示；
三、关于大寨的劳动管理，评工记分办法；
四、怎样把大寨红旗举得更高。
廖鲁言说：“大寨可是给吹开了。工业树大庆、农业上学大寨，这是中央定的，是主席和总理说了话的，这对全国有普遍意义。这旗帜垮下来可不行！”
廖鲁言还说：“总理很重视劳模，最近也很重视大寨，叫我们好好调查一下，就是想让大家学你们。”
廖鲁言在这次座谈中也告诫各级干部：“先进也不是一切都先进，各部门都要求大寨来个第一，这根本不可能。这样会把大寨搞垮。周总理是非常关心大寨的，在大寨问题上和我谈了很多，不要搞垮了。不要把自力更生的牌子搞坏了。”
据说，廖鲁言在调查结束时也讲到大寨的若干不足，如山上树很少，他认为山区应当发展林业；对大寨评工记分办法也存有一定疑虑。但现存的档案材料里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廖鲁言率调查组回到北京后，写出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
5月下旬，这份调查报告呈送****中央和******。
最后上报的调查报告有八个方面的内容：
一、党的政策在大寨开了花，人民公社棒打不散；
二、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大寨田”建设；
三、加工改造耕地，蓄水保墒，抗旱抗涝；
四、在土地加工改造的基础上，综合实行“八字宪法”；
五、自力更生、苦干实干；
六、大寨干部、大寨人、大寨田；
七、大寨大队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
八、保证大寨这面红旗越举越高。
这份调查报告肯定和赞扬了大寨改土造田，建稳产高产“大寨田”的经验。调查报告说，大寨大队的经验，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农业八字宪法”，达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
除此之外，廖鲁言的调查报告中还突出报告了大寨巩固发展集体经济的经验。报告一开头就写了这样的内容：“大寨于1946年解放，经过土地改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农业生产步步高。尤其是人民公社化以来，增产的幅度最大。”
《调查报告》写道：“1952年底，开始办合作社，同时开始了土地的加工改造，修梯田，闸山沟，改良土壤，等等。1957年，粮食亩产达到349斤，总产量达到27.3万斤。1953年到1957年，合作化的五年时间，粮食亩产量增加112斤，总产量增加8万斤。”
“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1958年的粮食亩产量达到543斤，总产量达到41.7万斤；分别比1957年增加196斤和14.4万斤。一年增长这么多，真是******！到1962年，亩产达到774斤，总产量达到55.1万斤。人民公社化的五年时间，亩产量增加425斤，总产量增加27.8万斤，都超一倍。”
《调查报告》还说，在1954年初级社时期，大寨曾经用了7000元贷款买耕畜，1955年就全部还清了。除此以外，大寨没有向国家要过贷款和投资。大寨的稳产高产田完全是靠自力更生建设起来的。1963年遭到那样大的水灾，耕地冲毁了180亩，窑洞和房屋倒塌80%，他们也没有要国家的救济粮款和物资，而是自力更生，苦干一冬春，恢复了耕地130多亩，重建了家园（修石窑20眼，砖瓦房40间）。
大寨建设稳产高产农田需要的石头、土，当地有，用的劳动力也是自己本大队的。打石头的石匠，打铁锹的铁匠，都是本大队的。需要向外采购的，只是打铁锹用的锋钢和炸石头用的炸药，一年不过花百十元钱，是大队自己出的。除此以外，再不需要现金投资了。自力更生进行建设，这是基本的方面。
廖鲁言的调查报告也明确指出了大寨大队得到国家和兄弟社队不少物质支援的事实。大寨附近有小煤窑，拉煤近，价钱便宜，很好地解决了社员炊用取暖燃料，这是大寨每年能有40万斤玉米秆沤肥还田的前提条件。全大队一年交售20多万斤公购粮，一户合3000斤，主要是县粮食部门用汽车运走的，这就给大寨腾出了劳动力从事农田基本建设。国家一年供给大寨10吨氮肥和近20吨磷肥。大寨有脱粒机、铡草机、磨粉机和锅驼机、电动机等14台，大部分是自己购买的，一部分是国家奖励的。今年2月，输电线路又架通到大寨，又可从粮米加工、脱粒等方面，节约出一批劳动力，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粮食部门一年拨出两万斤粮食，委托大寨加工制粉条，这也有利于大寨发展养猪，增加肥料。大寨大队还通过等价交换、互相支援、从兄弟社队得到了耕畜（这是几年前的事）、树种、树苗、盖房子的木料和圈窑洞的石工等等援助。
这些支援，对于大寨大队建设“大寨田”，实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都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大寨接受上级和外面的援助极为有限，而且从不主动要求外援，更不依靠外力。在陈永贵的思想上，发展生产唯一正确的道路是靠自己的双手苦干实干，自力更生。
《调查报告》列举了大量材料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大寨，“人民公社名声好得很，棒打不散”。
1964年秋后，“四清”工作队进驻大寨，也听到了大寨地亩不实的反映，但没有动手去“清”。
11月间，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来到大寨，工作队向他汇报工作时，也说到了大寨的地亩不实的问题。
这时，新华社山西分社副社长李毓秀、记者田培植正巧也在大寨，旁听了这次汇报，感到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大寨是先进典型，因为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
李毓秀、田培植到北京后，向新华社汇报了他们听到的有关大寨地亩不实的问题，新华社国内部的领导认为这事非同小可，让他们写成内参稿件，登在了供领导参阅的“内参”上。内参稿件根据太谷农学院（后来改为山西农业大学）一位在大寨工作多年的农业科技人员提供的情况（他从播种的种子推算），认为大寨实有地亩可能是1200亩，比公开报的802亩多出50%。
新华社“内参”报道了这个情况后，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重视。******总理找了正在北京开会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了解情况，并告诉他，这事要弄清楚，不然在国内外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陶鲁笳马上把驻大寨“四清”工作队领导人召到北京，从保护大寨这面红旗的立场出发，批评了他们不该去捅这件事。据说，当时陶鲁笳挺生气地说，大寨粮食的确连年增产，这是事实；再说，山区的地块非常零碎，地亩本来就很难弄清楚。你们非得捅这个干什么？
******决定组织力量对大寨的地亩进行一次实地丈量。参加实地丈量的有******、省、市、县、公社的干部，所以称“五级丈量土地”。
由******总理安排测量一个山区农村的耕地面积，这件事非同寻常。这次“五级土地丈量”，兴师动众，从中央到地方，调集了70多人，上山下沟，搞了近50天，最后宣布大寨实有地亩为796亩，比原来公开报的还少6亩。
“**********”中，陈永贵说丈量大寨的耕地面积是“秉承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意旨”，“砍”大寨红旗。
1974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大寨红旗》一书，书稿中按照陈永贵的说法，写了“中国赫鲁晓夫”组织“五级丈量大寨地亩”。****山西省委宣传部有位副部长，曾经参加过“五级丈量地亩”的工作，他知道是******总理指示丈量大寨耕地面积的，于是在《大寨红旗》一书中删去了陈永贵讲的刘少奇“反大寨”和“丈量大寨地亩”的内容。
1964年5月10日、11日，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讨论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时，******在讲话中讲到大寨。******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种好十六亿亩耕地的基础上，建设四亿亩稳产高产农田，要点面结合，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不要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这一年，******还在不同场合讲过大寨，但都是讲“农业靠大寨”或“靠大寨精神”。12月7日，******在批示国家计委拟定的长期计划程序时又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工业靠大庆精神。”
1964年12月21日，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理******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首次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发出号召：全国人民“都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总理在报告中向全国人民介绍了大寨，他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利用‘八字宪法’，高速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连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了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是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向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如此隆重地介绍一个生产大队，不仅是空前的，而且至今是绝后的。
这标志着大寨被正式树为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