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以后，农业生产责任制率先在安徽搞起来，不是偶然的。
有观点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农村，类似小岗的事情恐怕至少还可以找到十几起乃至几十起，只是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得到了安徽省委尤其是********的保护与支持，在上级政策尚不明朗的时候得以存在和延续，在中央明确认同这种包干形式的时候得以发扬光大，从而使小岗村成为农村大包干的典型代表。
“****”结束以后，中国的政局出现了两种走向，一种是兴利除弊，革故鼎新；一种是因循旧惯，一如既往。两种走向事实上预示着党和国家的两种前途。就当时的历史背景而言，代表着人民利益和人民意愿的，显然是前者。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顺乎人心、合乎潮流的大趋势。
以小岗村为典型代表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正是顺应了这种大趋势的尝试。当然，小岗村的大胆尝试特别是这种尝试的成败，也取决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
“****”以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大胆尝试发生在小岗等农村，但是，在当时，决定这种责任制是非得失及生死存亡的，就不是小岗等农村的农民们了。尝试是他们的勇气，成败不由他们作主。
1977年6月，****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四次会议，讨论安徽的问题。当时，粉碎“******”已经半年多，全国各地普遍掀起了对“******”的揭批运动，当时的安徽省动作不明显，省委负责人强调安徽的“特殊”情况，于是中央准备调整安徽省委。
当时，中央调铁道部部长万里，到湖北任省委第二书记。万里赴任前，到即将出来工作的******家中辞行。******对万里说，你先别忙着去，再等等。这时，****十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即将复出。
******不止一次说过，万里是一个解决难题的能手。
正在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紧急召回了在营口出差的万里，并让他列席会议。6月2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万里被中央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万里到安徽，大刀阔斧地解决安徽省的重大难点热点问题。
万里到安徽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对农村问题进行深入调研。万里轻车简从，带着司机、秘书和一两个记者，从皖南、皖东到皖北，断断续续三个多月，从夏天调研到秋天。
万里调研中发现了许多让他震惊的现象。在安徽金寨，万里走进了一户农家，黑乎乎的屋内，三四个人竟无人起身招呼，都窝在床上，裹着网状的破棉絮。后来万里才知道，床上的农家妇女没有裤子穿。
在农村的土路上，万里下车，问一位青年农民：“你有什么要求？”农民说：“吃饱肚子。”万里又问：“还有什么要求？”那位农民说：“少装一点地瓜干。”
在皖南泾县，老百姓闪烁其词地说，现在的生活还不如新四军在这儿的时候。
在凤阳、嘉山铁路沿线，万里看到成群结队的农民拖儿带女扒火车外流逃荒。
万里到任的最初数月，安徽省委省政府接到了许多来自邻省的电话或电报，要求安徽派人把外出讨饭的农民带回去。
万里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农民的要求这样低，对这样低的要求我们还不能使他们满足！”“如果再不让农民吃饱饭，总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吃不上饭！”
1977年，安徽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能勉强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年人均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占了25%。
安徽省凤阳县在当时是全国有名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县。从1956年到1978年的23年间，全县共向国家交售粮食9.6亿斤，而国家返销给凤阳的粮食达13.4亿斤。23年间，国家给凤阳拨发救济粮食4.1亿斤，救济款2838万元。每到青黄不接时，大批的凤阳农民身带介绍信，怀揣户口本，“身背花鼓走四方”。
作为执政党的********，面对解放近三十年依然严重贫困的农村，万里流下了眼泪。
他反复思考：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这是什么原因？普及大寨县，是中国农村的出路吗？人民公社这个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没有积极性？他“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越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
“另找出路”，在当时，既是时代的呼唤，同时也是不可讳言的政治风险。
经历了安徽农村改革的吴象（曾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曾说：“正是安徽农村极度贫困的现状，让万里选择了一条铤而走险的路。”
一个刚上任的********，在“****”结束后不久，在政治上“铤而走险”，那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万里从农村调研回到合肥，派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再去作专题调查，研讨对策。
在省农委这次调研中，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也来了调查组。从1956年以来，国家给这个生产队贷款15632元，其他救济款15000元，另外还贷过许多种子、耕牛、犁耙等生产资料。即使如此，1977年粮食产量只有35000斤，仅够本队吃半年。社员们说：“我们都有两只手，也知道怎样干能多打粮食，可是我们在队里做不了主，有劲使不出来。”
1977年10月，当时的****中央主席******亲自主持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并确定修改的指导思想之一是体现大寨的根本经验。而所有制方面的向生产大队核算过渡，分配制度方面的“标准工分、自报公议”的评工记分法，都是当时备受推崇的大寨经验。
当修改小组征求万里意见时，万里明确表示：不要强调向生产大队过渡。目前群众有五怕，一怕过渡，二怕平调，三怕瞎指挥，四怕分配不兑现，五怕戴帽挨批判。因此，要强调稳定、团结，把生产搞上去；人心思定，目前应强调生产队自主权，解决种田人不当家的问题。如果现在提出向生产大队核算过渡，就会一枝动百枝摇。大寨式评工记分、死分活评，根本评不起来，不如定额到组、活评到人。
万里明确表示不赞成农村所有制向生产大队核算过渡，不赞成在全国农村套用大寨的做法。据说，万里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中第一个对穷过渡方案表示不同意见的。
1977年11月16日，****中央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在会上讲：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要开始实现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普及大寨县的标准之一”。座谈会要求当年冬季和1978年春季选择10%左右的大队“先行过渡”。这次会议形成一个汇报提纲，即《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中央以1977年第49号文件转发了这个汇报提纲。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1977年11月15日到21日，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为解决安徽农村的困难，针对省委领导广泛调研中所发现的情况和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政策环境所能允许的最大范围之内，乘着当时“思想解放”的东风，万里敢于冲破“左”的桎梏，主持安徽省委制定有关农村经济政策的六条规定。农村工作会议期间，万里等人力排众议，最终以省委决定的方式出台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即“省委六条”。安徽省的农村工作会议所依据的是省委长达数月之久的调查研究，思想上遵循的是实事求是，政治和政策上并没有出格，“省委六条”的基本内容是******在世时主持制定的农村工作“六十条”中已有之义。
安徽“省委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农活的不同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从实际出发发展生产，不急于搞“过渡”；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等等。
万里在会上说：“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调动人的积极性主要靠政策，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做法和政策都是错误的，农村的中心问题是把农业生产搞好。”
在当时的背景下，安徽“省委六条”显然不符合中央49号文件指示精神。
万里解释说：“我们的办法是，强调毛主席教导的实事求是，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六十条’中去找根据。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总是应当允许的吧？”
1978年1月间，******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机械化会议，要求省委一把手参加，万里没有到会，他让省委第三书记赵守一替他参加会议。万里嘱咐赵守一说：“你去了只听只看，不发言不吭气。大寨这一套，安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回来后也不必传达。”
后来，万里回忆说：“实际上那时候我们已经抛弃了学大寨那一套，而必须改弦更张，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我们当时的决心是，不管上面那些假、大、空的叫喊，一定要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切切实实解决面临的许多问题。我们不能只看领导眼色行事，必须对本省人民负责，在我们权力范围内做我们应该做、能够做的事。”
对于“省委六条”的效果，万里委托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和吴象到农村了解情况。据张广友回忆说：
我们到了六安三十里铺公社的一个大队，正赶上他们宣讲六条。广场上人山人海。台上，干部拿着文件一字一句地念，台下，群众侧耳静听，鸦雀无声。文件刚念完一遍，台下就喊，再念一遍！每当念到了群众喜欢听的关键地方，比如“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时，台下有的群众就高喊，再念一遍这句话！我问身旁一位老汉，这六条，哪一条你最高兴。他说，我都高兴，最高兴的还是养鸡养鸭养鹅不受限制。生产队干部说，我们最高兴的是专门写了一条，“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明确规定了生产队在保证完成上缴任务的前提下，有权因地种植，任何人不得干涉，这下子瞎指挥可行不通了，今后再也不会出现毁了花生种稻子，拔了瓜苗种玉米之类的伤心事了。
听了张广友的汇报，万里非常高兴，他说：“生产队自主权是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个大问题。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它种什么，生产什么，本来有权自己决定，现在却要由上面来决定，那它还有什么积极性？自主权的实质就是要生产者真正当家作主，这既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最起码的条件，也是尊重农民权益最基本的内容，没有这个，还谈什么独立核算？还谈什么经营管理？还谈什么调动积极性？”
安徽“省委六条”出台后，迅速在省内推行，效果颇为显著，农村冬麦的播种率大大高过以往。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长篇通讯《一个省委决定的诞生》，还配发了编者按。
复出不久的******在出访尼泊尔途中，特意向当时四川省委负责人推荐了安徽的“省委六条”。1985年8月28日，******在接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