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即使是孝宗，也已经不是明太祖宗法意义上的大宗继承。在明朝，有两位皇帝并非嫡长子继承，一位为明成祖，其为太祖第四子，以“靖难”之名败惠帝而称帝；而孝宗也为宪宗第三子，其生母地位十分低下。
再分析顾鼎臣为什么要将与下文不一致的“小宗无子，则不为继后”的问题放在《立后法》中，显然，顾鼎臣想要说明的是，如果按照宗法制来说，孝宗所承已非大宗，根据礼制，世宗是不应该入继到孝宗名下的，那么“继嗣”问题就是不存在的，在帝王继承上，只应该有“继统”这一方式。这样是其为何强调“我朝亲藩初封，未有继别之子，而国绝则不为立后，盖古礼也”的用意所在。
而在《立后法》的第二部分，顾鼎臣关于入继的两点原则，更是强调了世宗入继大统的合法性，并进一步指出没得到兴献王的允许，世宗是不能私自称孝宗为“皇考”的。如果世宗为了继承大统，从而以孝宗为皇考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背上“贪利忘亲”的名声。
最后分析《祭法》，顾鼎臣同样支持了世宗的立场，世宗并没有与孝宗生活过，因此，是不能祭祀孝宗的，只能祭祀与之一起生活的祖先，即生父兴献王，因此世宗只有采取“追封入祀”等方式，提高生父地位，乃至确立兴献王的正统。而以杨廷和为首的朝臣，反对世宗“自祭其父”，也就是在不断强调世宗的支子地位。这对于已经嗣承帝位的世宗而言，这是不能忍受的。
可以看出，顾鼎臣的宗法思想，已经给予世宗有力的理论支持，但由于顾鼎臣的目的是以“春秋推见”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并无邀功取宠之意。因此，他并没有参与到“大礼议”的论争之中去，而是进一步将宗法观念落实到宗族建设之中，以推进其家族自身的发展。
第三节 顾鼎臣与宗族建设
上文已经证明，在顾鼎臣对于宗族及宗法制的反思中，虽然客观上产生了有利于世宗的结果，但实际上，其主观目的，却是着眼于其家族自身的发展。对于顾鼎臣来说，个人仕途的显赫，无非是保证其家族繁盛与绵延的手段，在他写给女婿的一封信中，曾极力劝说女婿仕进，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区区宦情素薄，今又为言路，浮议不情，进取之心益消，沮无几矣。所望子婿联翩而起，以继书香，即当奉身而退，以乐余年耳。
即使因为年老而丧失了进取之心，也仍需要后继有人在朝中为官，才可身退而安享晚年，顾鼎臣的做法更显示出宗族概念对他的重要性。
与之相辅相成的是，由于顾鼎臣在朝中的崇荣不衰，其宗族观念也迅速在其家族中达成共识，并影响到顾氏家族之后的发展。不仅如此，顾鼎臣还通过一些散在的观点，对顾氏宗族的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修谱
早在《宗法梗概》中，顾鼎臣就强调了族谱的重要性，认为“欲明小宗非谱图不可者”，而在《李氏族谱序》中，更是强调了这一观点：
（族谱）派别支分，咸肇于一本，有服者笃亲亲之恩，无服者不至如途人，长长而幼幼，尊尊而卑卑，序有典秩有礼，而李氏之后不日昌以大者无是理也。使天下之人皆长长而幼幼，尊尊而卑卑，序有典秩有礼，而天下不治，尤无是理也。于乎谱之为义大矣！
顾鼎臣对修谱的强调，无疑进一步促成了顾氏族谱的修纂，在现存雍里顾氏族谱的总目中，记录了顾氏各代修谱的情况：
五世孙 良始辑
八世孙 邦石 潜 续辑
十世孙 咸正 咸建 续辑
十二世孙 晋璠 锡畴 增修
十三世孙 升辅 续修
十五世孙 茂 增订
除了顾鼎臣祖父顾良偶然间保存的户贴之外，真正意义上开始修纂顾氏族谱，恰是从顾鼎臣的下代开始，而延续下来。
不仅如此，顾鼎臣修谱的观点，同样体现在顾氏族谱之中。在《吕氏族谱序》中，顾鼎臣表示：
及周衰秦乱世家沦没，而宗法已尽废矣。历汉而唐代，多有变易，族每播荡，谱牒散佚，源流无所征，间有存焉，匪冒则假，冒则诬于始，假则绝于终。甚而斩艾瓜瓞。秦越骨肉，尊祖合族之道无复知讲。夫谱之修，盖有系于一族，而匪专于一人之迹，将以传于久远，而匪徒须臾之谈玩而已。……故曰始无所冒，终无所假。要之其言也。
认为族谱的修纂应本着务实的原则，不专记某名人，更不能冒认、假托名人之后，此看法显然得到了首先开始修纂族谱的顾潜的认同，在《西岩府君谱图序》中，他说：
予窃怪夫世之为谱者，率多妄意附托于名贤之后，以为荣重，殆亦自诬而已矣，夫君子所以修于其身，刑于其家，孚于乡党，著于朝廷者，苟不失乎道德礼义之常，则亦足以自立而亢宗，奚以附托焉哉。且其实出于名贤之后而庸恶不肖，人将指而议曰：某之先何如人，而今乃如是！盖望之益厚则责之益备，而其可愧益甚也。况本非其后，冒昧自诬陷如郭崇韬者，其不重为人所鄙笑耶，故予所叙次，悉据耕乐府君手笔一帖以为可信而无疑也。
事实上，顾氏族谱确实也做到了不冒认、不假托，其不仅没有追溯到三国名相顾雍，甚至连元末明初时昆山名士顾阿瑛也没有攀附，而仅以顾良所记录的明初顾氏户贴开始，其务实之风可堪推重，进而证明了顾鼎臣对于顾氏族谱的影响之大。
二、修祠
如果修谱能让家族成员明次序，别亲疏，使家族成员不至于在数代之后形同路人，而修祠则更能通过祭祀共同的祖先来增强家族认同感，因此，在维系宗族关系方面同样必不可少。很可惜，在顾氏族谱中，有关修祠祭祀的内容并不多见，无法得知顾氏家族的祠堂状况，但可以肯定，顾氏家族存有祠堂，并且，此祠堂是由顾鼎臣修建完成的。
在顾鼎臣文集中，存有两封家书，透露了顾鼎臣修祠的情况：
父书与男履方，我因无锡郊游留栈，今晚才得开船，家中凡百草草，十分放心不下，汝可奋然励志以读书修行为首务，以治家防患为要机……祠堂完了，择日奉安神主设祭。
父字与男履方收看，我自在家起程，至十一月廿一日水路到东昌，遇郡守李同年留住，雇车直至廿八日方就陆路，至十二月初八日到京。……途中长梦见汝祖父祖母，此书到日，可做羹饭告知于某日到京，一路平安，祠堂曾完否？曾漆油否？神主曾请入否？
从时间上看，此两封信分别为嘉靖五年（1526）顾鼎臣回京途中及到京后所作，而根据内容，则可以推测，嘉靖初年，在顾鼎臣归乡省墓之时，就已经在积极筹备顾氏祠堂的建设，而回京之前，祠堂已经初步完工，只剩下较少的收尾工作。由于朝廷的催促，顾鼎臣不得不交由履方来进行后续工作，但他仍十分牵挂此事，甚至连漆油之类的问题，也要询问清楚。由此可见，顾鼎臣对于祠堂的重视程度，而祠堂的修建一般会由家族中德高望重的人来主持，这也表明了顾鼎臣在顾氏宗族建设中的领袖地位。
三、堪舆
作为传统文化之中备受重视的风水堪舆学，看似与家族建设并无太大关系，但事实上，由于认为风水与家族的兴旺关系重大，顾鼎臣对于风水的关注与经营同样可以纳入其家族建设范畴。同样在家书中，也保存有相当部分的史料：
南山石峰□□□，对我家穴地处，倘要卖，千万买了，便吃些亏，□能盖有故也。
知之文征兄弟诸孙皆知之五昆进士，未曾如此少。一者学中风水为杨华所坏，二者山上近为出精侵损之故。昨杨中堂乃云，山精往往假托盛族名目，故难禁耳。果然可查出处，治或送县中治之，大抵此山虽小，为一邑之镇，关系非轻，而为士夫者，禀受灵气，尤所留□□，岂可容小人射利以损害大计乎？贞□□宗坟墓在上，尤当用心管理，相见一道之□□。
闻之顾辅进福二人专偷卖山地与人做坟，将大松树都倒了，可恼之甚，汝可拿二人，着实痛治，逐一追问，要招出卖与何人、坟几个、得银多少，偷去松树几棵？何人动手？招出山精名字，都写记明白，具状告本县就将二狗奴送入监追痛惩改正，向山地苦为石工搜剥，斩断山脉。我自弘治十八年起，逐段逐分，用重价契买，归户完粮，不知费几许心思，几许价银，方得山灵安固，无非要拱护一邑秀气，令人杰地灵，绵绵永久，又知山精盗掘，巧石有二分，家人吴昌、葛奎专为谋主，图觅重利，顾辅进福二狗奴，全不炤管，汝速查访真确，禀知二伯父一并痛治。我前日已写与尹中尊了，近日再有书达他，此事用意处过回报，毋得视为泛泛。
此三封家书，都在强调风水的重要性，值得强调的是，顾鼎臣认为风水的作用在于“拱护一邑秀气，令人杰地灵，绵绵永久”，而山精盗挖山石树木的行为，则将导致学风的下降，进而造成“进士如此之少”的后果。
同时，在最后一封信中，顾鼎臣还表示自己从弘治十八年（1505）起，就开始为家族营造一个良好的进学环境，此举可谓用心良苦。
四、义田
义田，是一个家族内为了祭祀和周济而存在的公共财产，它直接针对的是一个家族的整体利益和协调。可以说，义田在整个家族建设之中，最具有现实的意义。但义田的建设，却对一个家族的经济实力有着较高的要求。
在顾氏家族中，真正实施义田的是顾氏十二世孙顾锡畴，在族谱序中，有“瑞屏先生复仰体其封翁荀洲先生之志，捐田倡义祀”之说。对顾鼎臣来说，建设义田最大的问题则是经济问题，前文已经说过，顾鼎臣在充当经筵讲官时仍需要借衣上朝，另外，在其家书中，则随处可见其生活之困窘状况。在此种情况下，设置义田显然并非量力而行。
尽管如此，顾鼎臣仍在每年积米一百担，救助族中的贫困之人，在家庭情况好转之时，将积米数额增加到二百担。这些，都在家书中有所体现：
前书写回，要另积米每年一百担施人，此事果如何矣？陆续将施过事迹数目写来，我知不拘何人，但的系贫难的，方可与他，族中人一应该补助周给，事就在此内支用，至嘱至嘱。莫误莫误。
自今年已后，再另收租米五十担，连前一百五十担作济人施物之资。只除水旱白荒之年，家中阙食不施，但饭米有余，便须捐施，次序先宗族，次邻里，次坟邻，次不拘远近亲疏。但遇十分困苦的，便要随空周济，不可有分毫吝惜之意。借此少积阴德，为二孙男福禄之基，岂不可乎？只如前几年要还宋良器米一百五十也，只得无奈，今为此善事，有何不可？……此帖收好，子孙永远遵守毋忽。
除此之外，在加封或受赏之后，顾鼎臣仍会对族中子弟进行额外的周给：
我赖天地鬼神庇佑，今岁九月蒙朝廷厚恩，官升一品，至十一月，又荷诏，恩得关领一品诰命，得赠封四代。此皆祖宗余庆，非偶然也。闰月望日，已祭告改题神主，讫□。念族中子孙贫难者多，理宜周给。此帖□□□修贤侄，有原贤婿，可令人到乡间，报各人来。照后开数关与仍将关过数造花名，细数回报，勿误勿误。次要查考长幼名口，的确勿容人通同，我家狗奴虚捏冒领，至嘱至嘱。
五、祖训
除了族谱、修祠等有形的宗族建设努力，顾鼎臣留给族中子弟的还有许多无形却宝贵的精神宝藏，他将自己为人、为学、为官的经验和心得，以祖训的形式传于后人，在其中，最著名的是《多少箴》，今天再看这些祖训，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多少箴》
寄形乘化，未能出事之外，遣物之累，顾此身上承宗祧，下启胤祚，而日就衰迟。则于康济之方，宣节之要，所宜讲也。作多少箴，几多对少，而言少对多，而言多少各以反对，为偶者也。然多或可过，过则益。少不可过，过则损。观过，斯知所损益矣。书揭坐隅，朝夕览省，兼示子孙，俾永守为训焉尔！言意虽近浅，颇近于人事生日用，不敢自私，乃刻诸梓与四海兄弟共之。
少饮酒伤身乱性，多食粥养胃滋阴，多茹菜蔬善疏导，少食肉厚味生毒。
少开口驷不及舌，多闭目谷以养神，多梳头栉发去风，少细雨频浴伤气。
少群居招釁致尤，多独宿节色遣疾，多收书明理致用，少积榖赒乏备荒。
少取名好名损名，多忍辱忍辱不辱，多行善积有余庆，少干禄留遗后人。
小结
由于世宗朝对宗法问题的关注，以及最终对民间修祠、祭祀等问题的宽容，宗法在明代中期再度兴盛起来。然而，世宗时关注宗法问题的朝臣们，大多是因为世宗的特殊身份，为了劝诫或迎合世宗，而从宗法中寻找自身的立足点。从这点上来说，他们并非真正对解决宗法问题感兴趣，他们中的多数也往往并没有将宗族建设付诸实施。
顾鼎臣与他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宗法观并没有受政治变化的影响。从宗法制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入手，在思考宗法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观点。尽管事实上，其最终观点是支持世宗的，但顾鼎臣却没有将其作为政治进阶的手段，并始终不涉及“大礼议”的任何争论之中。对于当时论争的双方，也仅以春秋推演事实的方式，表明自己的看法。
对于传统士大夫来说，齐家是其人生理想的环节之一，也是个体修身外放到实际中的最初行为。尽管由于世家大族的衰落，齐家的概念在明朝已经发生了改变，但对顾鼎臣而言，齐家仍是其生命意义之一，是在混乱的朝政、病衰的身体下，支撑顾鼎臣的精神支柱之一。
根据《顾氏族谱》所载，顾氏子孙后续宗族建设的行为，很多都为顾鼎臣宗族思想的延续发展，这也反映出他对雍里顾氏宗族延绵数百年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