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在莫斯科教学考察的日子
1986年，送走了表82班，放下了表85班和导85班的表演课教学，我接手表87班的招生及教学工作，参与表84班的毕业论文辅导和答辩工作。同时参与了中国电影出版社的电影学术工程《电影艺术词典》和《电影表演分科》中部分条目的撰写工作。这年我还接受学院的任命担任了表演系教研室主任的工作。
这一年，在我最忙碌的时候，院领导突然通知我，国家教委组织高校学者出国访问考察，因为我既是资深教员，又会俄文，所以派我去苏联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进行教学考察，这是个很意外的消息。
苏联，曾是我多么向往的地方，本来我是有可能去那里的，只要去就是五年的学习时光，那时的我对那里的向往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然而此时此刻，虽然仅去半年时间，我却犹疑了。因为儿子正读高中，马精武带着表87班，我这一走，他们的生活会乱作一团。去，还是不去？后来考虑到学院只派我一个人去，既然已经做了决定，那就还是去吧。
这样，1988年9月14日，我独自一人登上赴莫斯科的火车，表87班的部分同学一大早起来上车站为我送行。
在火车上才知道这一车厢全部都是各高等院校派往苏联进行教学考察的老师，五天的时间在随意的聊天中度过，但仍然觉得时间过于漫长，总算熬到19日中午，到达莫斯科火车站。
幸运的是竟然有人来接，一位是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外事办的俄罗斯姑娘，一位是正在那里学习的中国研究生刘燕萍，有她们的帮忙，有车接，真是让我感到轻松多了，一路交谈也不记得车行驶了多久便到了电影学院的学生宿舍楼。
我的房间在二楼，是两间单元房，但楼倒像是北京的筒子楼。
刘燕萍已在那学习了三年，俄语极棒，是位非常热心的人，两个房间中她帮我选定一个房间，之后执意要把另外一个房间里的大沙发搬过来，我说算了吧，太沉了，要不我就住有沙发的这个房间。她还不答应，说要住半年呢，一定要住得好，坚持搬沙发，沙发真的很重，最后总算弄了过来。她说：“累得我肝都疼了。”我坐了五天五夜的火车也已经筋疲力尽，竟然觉得身上一丝力气都没有了。房间非常脏乱，听说前一阵什么人刚搬走，满屋子扔着各种垃圾，刘燕萍找来一位清洁工一起动手，总算大致打扫干净了。之后她拉我上楼去她住的14层吃点东西，其实我连粥都喝不下，没有一丝胃口，不过还是上去随便吃了一点，之后便自己下楼回宿舍，回到我住的二层楼时，站在楼道里竟然找不到自己住的房间了，这时才想起刚才没有注意自己的房间号码，幸好那位清洁工还在走廊里打扫，我用俄语询问她，才知道我的房间在走廊的尽头。
进房间简单地收拾了一下，疲惫极了的我刚想休息一下，忽然看见墙上有蟑螂在爬，这里竟然有蟑螂？
等我走进卫生间时，更有四五只蟑螂堂而皇之地在散步，哎呀！好心烦！更可怕的是早晨起来，一进卫生间，洗脸池里爬满了蟑螂，真是叫人好恶心。
这就是我到莫斯科的第一个夜晚，留下的是凌乱、肮脏的印象，确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当晚我在日记里写道：“要在这里住半年？为什么？不知道。”
我急着去买灭蟑螂的药，天天喷，躺在床上只要看见墙上有蟑螂，就站起来喷，不厌其烦，绝不手软，就这样，还喷不净、杀不绝。一天外出上课，我把一瓶药全部喷光，回宿舍时先打开门窗透透气，这样才稍好一些，但还是不能完全消灭，更想不到的是在房间里我竟然两次发现小老鼠，这叫什么楼啊？我还算是什么高级访问学者啊？唉！无奈啊！
第二天刘燕萍陪我去中国大使馆，路程很远，乘地铁倒汽车，总算是办完了报到手续。坐惯了北京的地铁，到了莫斯科才知道还有那么深的楼梯，上下楼梯那么长，第一次去的时候真觉得有些恐怖。
当天便去了电影学院，见到专管外国留学生的副校长、教务副校长和表演系教研室负责人。他们说我随时可以来学院听课，交谈。当天我便观看了表演系四年级的台词课。自那以后我和表演系的工作人员有了直接的联系，我的教学考察工作就正式开始了。
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正式成立应该是1930年，在这之前也称为电影学校。最早的领导人是导演加尔金，后有库里肖夫领导表演工作室，而且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都得到过斯坦尼、丹钦科、瓦赫坦戈夫、普多夫金、梅耶荷德等著名戏剧家、电影人的关注。普多夫金发表过文章说投票赞成设立电影学院。包括三四十年代的爱森斯坦、杜甫仁科、尤特凯维奇，直至五十年代的大导演罗姆、吉甘、格拉西莫夫都去学院教授过导演课，著名演员巴保其金、马卡洛娃等也都曾在此从事过表演课的教学工作，邦达尔丘克、巴达洛夫也曾在学院任教。我去的时候著名导演、演员邦达尔丘克（《一个人的遭遇》中饰演男主人公）是兼职，巴达洛夫（《雁南飞》、《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中饰演男主人公）是表演系正式教师。
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全世界约有五六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曾在这里学习，因此他们非常骄傲，认为他们培养的学生遍及世界各地，他们的这种情绪与他们整个国家具有的浓厚田园式的文化传统有关，也与他们特有的一种保守的封建色彩有关。
身在其中，你会感受到那里与我们有较大的不同。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给我的印象是有点老大自居，其实我去的时候，所感受到的辉煌的历史似乎已经成为过去，失去了曾有的光环。在那里，我观看了各个年级的表演、台词、舞蹈、形体课，真正在职编制的教师并不多，他们系的主任坦言：“好的演员未必是好的老师，愿意来的常常既不是好演员，也不是好老师。真正好的不爱来。他们认为教师队伍的补充和提高是十分困难的事。邦达尔丘克是制片厂的导演，有时会给自己的学生一些拍摄的机会，但大多数学生基本上缺乏在镜头前的排练。台词课偶有录像，我看过一些，学生台词很自然，表演松弛、流畅。表演的风格很正统，不夸张不过火。但使我不太明白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学生大多形象一般，有的甚至让人怀疑是通过何种渠道进入学院的。尤其是去国立戏剧学院听课，学生形象、条件极差，是不是他们原本就需要培养各种类型的演员呢？实在是搞不清楚。总之，学生的状况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最使人不快的是我按上课时间赶到学院时，学生经常迟到，总是不能按时到齐，拖延二十分钟甚至是四十分钟是常事。上课时似乎也不十分严格，学生表现得有些松懈，有时还笑场。老师对学生的状态也很不满，但无奈。”
记得还有一次，研究生玛娅告诉我，下午两点有巴达洛夫的课，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我当时心想巴达洛夫是位著名的演员，他在《雁南飞》、《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中精彩的表演真是让人折服，机会难得，一定要去。也不知道玛娅顺嘴随便说的，还是课程安排临时改变了计划，当我1点45分到达表演教室时，室内空无一人，我想他们大约是习惯迟到了，便等了一会儿，此时楼道里有几个零散的学生，便走过去询问他们：“这儿一会有表演课吗？”他们说不知道。直到2点50分依然不见老师的影子，我在走廊里就像一个茫然的傻子一样站着。有一位叫莲娜的表演系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表演系的学生在这期间目不斜视地从我身旁不到一尺远的距离傲慢地走过。我心里不由得慨叹：“天！这个民族。”此时，我想起了在宿舍楼里有位基辅的姑娘查房时聊起过，她说莫斯科人不热情，互相不关心，她怀念她的家乡基辅。
这一次，我在苏联考察期间未能见到巴达洛夫，倒是2005年表演系组织我们再赴莫斯科访问时见到了这位仍在学院任教的老艺术家。
1989年1月3****在日记里写了这样几句话：“在房间里把需要给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表演系的资料整理好，准备和系主任谈话时交给他，他们重视与否，我已经无法左右。在这里我已经度过了四个月的访问时间，真是感到枯燥。看他们人与人之间也感受到‘人情淡如水’这几个字的含义，是什么原因？生活太没意思了？没有一个明确的共同的奋斗目标？这里的人们一面是盲目的爱国主义，一面是吃着自认为十分优越的大锅饭，形成保守、懒惰的习惯，整体松散得十分厉害。这些都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造成的吗？这次来访问对此风气真的没有好的印象。”这是当时我对苏联这个国家的状况的思考。那时正是苏联解体的前夕，也许正巧让我看到了这些。
我去考察的时间，正赶上前苏联由于长期不重视轻工业和农业而引发市场萧条，商业网点极少，日用品供应短缺的阶段，无论买什么都会排起长长的队伍，尤其是食品供应，买面包要走很远才能见到一个面包房，大米更是奇缺。我想喝口粥，都会因为没有大米而经常不能如愿。
12月底的一天，我去电影学院看他们的表演考试，四点半结束，晚上去看话剧，就打算中间不再回宿舍直奔莫斯科小剧院，我心想到了那里随便吃点便可以了，剧院附近一定会很热闹。没想到在冰天雪地的大街上我足足转了两个小时，竟然没有看到一家店铺，后来我只好寻哪儿有光亮就走过去，到最后也没有找到一家卖食物的店铺。还有一次，也是四点晃到七点，最后总算找到一个很小的咖啡馆，喝到一杯咖啡，吃了一块奶酪点心。对外国留学生来说，在那个时期吃饭的确是件麻烦事，宿舍楼里有个房间备有电烤箱，可以去那里做吃的，室内有小电炉，自己烧水也可以做饭。一次我烧上水，便下楼去倒垃圾，因为垃圾口道非常小不好倾倒，我便把屋门钥匙顺手放在窗台上，之后又想着顺便去楼下看看是否有来信，那时候，从北京到莫斯科一封信需要走二十多天，因为很担心儿子的学习，我感觉天天都是在等信的状态，结果在信箱里意外地收到了王迪从格鲁吉亚发来的一封信，他是老留苏生，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此时他是在格鲁吉亚制片厂谈合作拍片的事情。我边看着他的信边上楼，走到门口才想起把钥匙放在楼下的窗台上，于是迅速下去，结果窗台上没有了钥匙，这可把我吓了一跳，房间里电炉开着，水烧着，万一……于是我急忙询问，还好传达室的人告诉我：一位叫瓦夏的人拣到一把钥匙。我问：“人呢？”她们说：“走了，刚出大门。”急得我奔出大门，大叫：“瓦夏！”还好！一个小伙子回过头来望着我。还真的是他捡到了。天哪！真是好危险，这要是他人走远了，不知何时回来，我的房间岂不是要失火了么？那一次，真的把我吓坏了，所以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还记忆犹新，从此，再也不敢随便用电炉，小心又小心，绝不敢再大意了。
他们的教学，他们对学生以及宿舍、设施的管理，和我们电影学院八十年代的状况相比，我真的可以骄傲地说，我们的电影学院才可称之为一流的。
此行，让我注意到并十分赞赏的是俄罗斯民族十分重视民族文化的传统，每个班无论是表演课还是台词课，大多是选自本国家的作品，比如契科夫、果戈里，以及苏联现代作品，而我们则因为在选材上有些困难，对自己国家的作品挖掘得不够，重视得不够。
考察期间有幸看了无数的电影与话剧，电影如《相见恨晚》、《玛丽娅和她的情人们》、《两个人的车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话剧有由莫斯科共青团剧院演出的《危险游戏》、现代人剧院演出的《第七个功勋》、玛列柯夫斯基剧院的《瞧，谁来了》，还有普希金话剧院的剧目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话剧《樱桃园》的演出，非常严谨而且表演得十分生活、自然，每个男演员都具有男人的气质，确实与我们的男演员有所不同，舞台布置很真实。当然个别现代戏也有较为夸张的，但大多数剧情都很吸引人。观看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时，整个剧场金碧辉煌、气氛庄严，演员谢幕时的举止、风度令人肃然起敬。这种传统的文化修养、欣赏水平和对艺术家由衷的敬仰与尊重，的确是日积月累、根深蒂固的，非一时之功所能企及。
在学院，据他们的老师介绍，只要是专家来校，所有的学生都会坐等，其他老师在他们来到之前不得开始上课。
在地铁上你可以看到许多人在看书、看报，即便要下车了，站在门口处仍有人在阅读。
电话亭在街边、地铁的过道里、百货商场里随处可见，不会有什么人去破坏，人们已经非常习惯用公用电话便捷地互相传递信息。
在这期间，我去了列宁格勒（现改回原名圣彼得堡），在那里参观了冬宫、画廊，当我站在那些精彩的油画面前时，有一种被强烈震撼的感觉，脑海里闪现出一句话：“这是那些久远年代的作品吗？竟然能够用画笔如此逼真栩栩如生地展示真实的生活？难道人类是倒退了吗？”我是真的感觉现代人已经做不到这样的水准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没有答案。
我还去了基辅，非常洁净的城市。
这期间有我同班老同学的儿子韩晓东陪伴我，还有老同学摄影师肖里昂，他是著名作家肖三（《国际歌》歌词的主要译者）的儿子，他有一位哥哥还留在莫斯科，我曾去他家做客，还为他们做了中国饭。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王迪几次往返莫斯科和第比利斯，我们时常可以见面，遗憾的是他和青年电影制片厂厂长小闫从北京路过莫斯科，在机场存放行李的小轿车竟然被撬，他们自己的东西和马精武带给我的靴子等物品全部被偷走，我盼望已久的东西一样也没见到，能不遗憾懊丧吗！这就是当时有些混乱的莫斯科。
在莫斯科除了热心的刘燕萍外，我还结识了不少中国去留学的朋友，有苏红、刘薇、航传儒、汪宝剑等，还有一些莫斯科的姑娘。
幸亏有这些朋友们不时地相聚，让我在那里度过了四个半月的时光，我很感激朋友之间的互相关照，尤其是刘燕萍在忙着写毕业论文的同时还热心地帮助我，使我顺利地完成这次教学考察工作，谢谢热心的刘燕萍，谢谢王迪对我一贯的关心，无论在何处有朋友的陪伴总是幸福的。
1989年1月30****启程回国，火车上五天的行程，烦闷而无聊，只能不时地望着窗外的景色。
俄罗斯的土地辽阔、广袤，几乎少有村庄和城市，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从车窗外掠过，富饶、静谧而优美。
一进入蒙古边界，一望无际空旷的草原，既无城市也没有村庄，常见的是寥寥无几的帐篷散落在光秃秃的冬日的土地上。
走进中国边界，只见房子挨着房子，村庄接着村庄，只感觉密密麻麻全是人，有的人就站在铁道旁边，呆呆地望着列车从他眼前急速驶过……
回到学院后，我立即投入到学院的教学工作中。除了作赴苏联的教学考察报告外，开始忙于教研室的具体事务：主持和参与制定《电影导演及理论》的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计划、教学方案及考试题目的确定；担任电影学院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及学员学术委员会委员；接受表87班的教学工作。
至此，我孤寂的出国考察之行告一段落，生活又回到了紧张而忙碌的工作中。
九、对成功和成名的思考
年轻时大多气盛、心高，对自己抱有极大的希望，或称之为幻想、梦想，期盼自己能成功、成名。然而，事实上当人们走过三十岁以后，走过不惑之年时，才明白不是人人都能成功，更不是人人都能成名。
对于成功、成名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在概念上可能会有所不同。
演艺圈、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门类是一种特殊的行业，无论谁走入这个圈子都不甘心默默无闻，而期盼成为名人：著名演员、歌唱家、钢琴家、独一无二的舞蹈家、大师级的画家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实是这炫目的光环不可能赐予每一个人。那么我们该怎么办，该如何对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