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边的帅哥
汪精卫第一次与胡适相会是在桂花盛开的9月的西子湖畔。胡适第一眼看到汪精卫就暗自吃惊，都说汪精卫是美男子，他一直以为那是人们的溢美之词，一个男人即便漂亮，又能漂亮到哪里去？待到亲眼目睹，一时眼前放光：世上真有如此漂亮的美男子，健美的身材、深邃的目光、希腊雕塑般的面孔，把胡适看痴了。随后几天，徐志摩、汪精卫、胡适、曹诚英几人结伴去海宁看潮，那里是徐志摩的老家，秋高气爽，潮涨潮落，湖光山色间，胡适与汪精卫一见如故。后来胡适在日记中曾记载道：“我同精卫回旅馆，谈政治甚久。”徐志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前天乘看潮专车到斜桥，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经农、莎菲的先生Ellery、汪精卫……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精卫的眼睛，圆活而异光，仿佛有些青色，灵敏而有侠气。”
徐志摩本是风流才子，笔下不免诙谐，但胡适对汪精卫的钦慕之情跃然纸上。如果大家都是单纯的文人，也就是文坛的一段佳话而已。但汪、胡都有政治背景，二人又意气相投，很快发展成紧密的政治关系。
胡适和汪精卫分别之后，常常书信来往，谈政治，也谈谈诗文意趣。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党统一中原，汪精卫在宦海中忽左忽右，联共反共，排蒋拥蒋，几经折腾，几经沉浮。1932年初，汪精卫正式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掌握相对实权。汪精卫上台后，是很有政治抱负的，鉴于中国多年武人强权，他期望建立一个以“文治”为主的“文人政府”。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很快对此给予积极回应，他说：“我们觉得这个方案是值得认真地考虑与试行的。”汪精卫则心领神会，亲自写信邀请胡适入阁出任教育部长，虽然胡适没有从命，但在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的几年里，两人鸿雁传书，推心置腹，成了一对铁杆兄弟。
鸿雁传书的“蜜月”
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的侵略威胁成为压倒一切的时局焦点。
胡适与汪精卫在通信中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中国过分贫弱，经不起对日本一战，如果全面开战，中国必败，于是两个人都力主对外妥协。汪精卫显得更加悲观，主张“一边抵抗，一边交涉”。上海沦陷后，国联调解“伪满洲国”外交又失利，双重打击让汪精卫抬不起头来，据说那一阶段他日日借酒浇愁。从前汪精卫十分听妻子陈璧君的话，但那段日子陈璧君的话他充耳不闻。有一则轶闻说，某日汪精卫又喝得酩酊大醉，醉就醉了，可是偏偏汪精卫出洋相，跑到餐馆后堂炒菜间小便，硬是将人家的炒菜间当成了洗手间。炒菜的大师傅听得水声哗哗，还以为打杂的没有关好水龙头，转身想顺手关了。回头一看，却是大官汪精卫在方便，吓得大师傅差点将手中的炒锅扔了，也不敢上前制止。当天下午陈璧君听到这则传闻，当即大怒，冲到汪精卫办公室，一手关门，一手就在汪精卫后脑勺上拍了一下，大骂他太不像话，不但丢了党国的脸，也丢了她陈璧君的脸。汪精卫也知道，自己的女人为何一怒成了母老虎，吓得大气不敢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几口猫尿就让堂堂男人变成了鬼。幸亏只是在餐馆后堂，要是在总统府里出乖露丑，估计不断送政治前途，也会给对手授之以柄，够他喝一壶的。
虽说汪精卫一直与胡适鸿雁传书，被外界称为二人处于“蜜月期”，可胡适的无政府主义并没有解开汪精卫心中的“惑”。由于过度悲观绝望，汪精卫先设下亡国结局，而自觉身负重任的他，异想天开地想学赵氏孤儿的程婴、甲午战争的李鸿章。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六中全会，在和与会者合影时，汪精卫被人行刺，连中三枪，幸好没中要害。当时很多人怀疑******是幕后黑手，因为正好在集体照相前，******突然临时缺席。******为避嫌疑，积极督促破案，凶手很快被抓获，原来刺客的目标是******，因为******不在场，而改刺汪精卫。
汪精卫被刺后，胡适亲自登门慰问，关心备至。听说胡适来看望自己，汪精卫快活得手舞足蹈，陈璧君亲手下厨做菜，将警卫、门卫一大帮都叫来吃饭。席间看着胡适头上冒出的白发，汪精卫忽然心酸地说：“适之，你有白发了，我帮你拔掉。”胡适哈哈一笑，推开汪精卫的手：“白发早就有了，和你一样，国忧民忧，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这次相聚两人分外开心。七七事变后，正如汪精卫和胡适预料的那样，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大批人马一窝蜂逃到重庆。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批主和妥协派人士组织了一个泛政治团体，称为“低调俱乐部”，希望能通过谈判找到一条停止战争的和平之路。这个俱乐部里除了后来跟汪精卫出走的陈公博、周佛海、曾希圣等人，也有很多各界名人参加，比如何应钦、胡适……
事变后汪精卫曾给胡适写过这样一封信：“适之先生，我十分感谢先生的指示，我的意见，昨天已对先生说过了。我现在尽我的努力，我只有一句话对先生说，今日之事，最好是国民党以全党殉此最后关头，而将未了之事，留之后人……明日下午四时陶希圣先生约同先生来谈，我现在不写下去了。（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四日。）”
在这种危急时刻，发誓不从政的胡适，很快答应出任驻美大使一职，他说：“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能推辞。”当时代表日本舆论界的东京《日本评论》曾建议说：“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祜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
1938年初，汪精卫和胡适在重庆分别，这一别就是阴阳永隔。几年后汪精卫死在日本，他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要回中国……”得知汪精卫的死讯，并且他的死在中国得不到别人的同情，胡适的心情格外沉重，他在日记中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一直到死，胡适仍是很欣赏汪精卫，一如他当年一见汪精卫，就这样说过：“如果我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