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跳伞记
说起来抗联的第一次成建制跳伞比国军可早，是1941年，因为天气原因没有跳几次；之后1942年再次进行了训练。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抗联的这两次跳伞都有女兵成建制跳伞，这个应该是中国第一。而且抗联女兵的跳伞，一个逃兵都没有，全部成功跳伞，从黄晓峰的《战场上的蒲公英》一书的记载来看，比国军强。
当然抗联的跳伞和国共双方伞兵的跳伞不一样。抗联，苏联人是把他们作为特种部队来用的，跳伞只是他们的训练之一而已。别以为这是夸张，苏军自己侦察兵装备的是苏式电台，重量大，电池消耗量也大，信号还不好；
抗联起初装备的也是苏式电台，但是抗联小分队向苏军军官反映这方面的缺点后，很快就给他们配发了轻便、省电、抗干扰能力强的美式电台。
后来有一部抗联小分队的电台在八十年代被发现，发现之初以为是美国特务或者国民党特务留下的，电台上有USA字样。后经周保中夫人王一知（当时的无线电连连长）确认这部电台来自于抗联的朴英山小分队。朴英山牺牲后电台没有落到日军手里，直到多年后被发现。
抗联的跳伞还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地方，叫做老幼病残孕俱全。
老：一位姓宋的战士，年龄53岁，不仅是初次跳伞的伞兵里面最为年长，在全世界的侦察兵里面估计也要排名第一了。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中国人平均年龄，打破这个纪录难度比较大了。要知道人家不是跳下来就完了，是带着全套装备跳下来，还要去和鬼子们打仗的。
幼：最小的是周保中的警卫员刘义权，当时只有13岁，估计和最年长者的孙子差不多大。考虑到现在有《未成年人保护法》，这个纪录应该不会再被打破了。
病：是出身清华的抗联将军冯仲云。冯仲云1941年就想参加第一次跳伞，被苏联医生给淘汰下来了，第二年他才跳伞成功。当时的冯仲云，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心绞痛时常发生。
残：这个太多了吧，百分之一的幸存率，活下来的几乎个个带伤。就举周保中当例子吧，子弹卡在胫骨和腓骨之间又被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挖出来，还是给他的腿留下了一些影响。另外周保中其实也有严重的心脏病，只是当时还没发现，建国后很快就离职了，这也是1955年授衔受到影响的原因。
孕：这个是李兆麟的夫人金伯文。当时她怀有三个月的身孕，但是她向医生隐瞒了这个情况，并参加了跳伞。直接后果是内伤、大出血，险些死掉。
还好孩子大人都保下来了，李兆麟没跳伞么？至少这几次没有。抗联就两个主官，都给扔天上出点事怎么办？
抗联的跳伞，女兵的积极性很高，而且无人退缩。当时的跳伞塔，据回忆大约50多米高，一圈有30厘米高的栏杆，爬到塔顶，就听见塔吱吱作响，好像随时都会垮掉；风很大，刮大风的时候人都要站不住。跳伞的时候也亲眼看到过战友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到地面上。就这样，女兵无一退缩，苏军总教官甚是赞许。
抗联里面男的不敢说，但女的是个个和鬼子有血仇。最高到两位主官的夫人：周保中的夫人王一知，她的前夫胥杰为了掩护机要牺牲在讨伐队的子弹下；李兆麟的夫人金伯文，她的第一个孩子在密营里冻饿而死，在世上只活了半天。
第一次跳伞的十二名女战士名单不可考，第二次跳伞的名单如下：
政治指导员王一知（周保中夫人），排长金昌玉（朝鲜族），班长王玉环（崔庸建夫人）、李素贞，队员李明顺（朝鲜族）、金玉顺（朝鲜族）、金伯文（朝鲜族，李兆麟夫人）、庄凤（刘铁石夫人）、柳明玉（朝鲜族）、郑万金（朝鲜族）、邢德范、赵素贞、胡秀珍、金玉坤（隋德胜夫人）、徐云卿、李桂香、金顺姬（朝鲜族）、张景淑（朝鲜族）、朴景玉（朝鲜族）、李英淑（朝鲜族）。
警卫员的故事
赵尚志的警卫员
首先介绍的是赵尚志的一个警卫员，亮点是枪法。这个警卫员叫元宝，是鄂伦春人。从他开始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一位网友说了一句话：他们只有部落的概念，没有国的概念。不管是谁，对他们来说都是外来的。
如果让他们自己写一部自己的历史，一定很有意思。我想了想，没有去驳他。我把我的观点写在这里，看到我的观点的人应该会比在那儿看和他吵架的多。
想当上首长的警卫员，枪法必须要好，至少你不能比首长的枪法还差吧。偏巧抗联这些领导人的枪法一个个好得出奇，那警卫员更要有出众的本事才行。
说到抗联的领导人枪法好，这例子可就太多啦。比如赵尚志，在被特务兼猎户刘德山打成重伤之后，还能立刻还击两枪，一枪中头部，一枪中胸部，凶手当场毙命。
这个刘德山可不是普通猎人，在当地号称刘炮。在东北某炮这个称呼可不是轻易能得到的，要枪法好到一定程度，别人才能这么称呼你。
再说名气最大的杨靖宇，杨靖宇的枪法好是有日本人给他作证的。300米外胸环靶，手枪射击，一枪命中胸部。为什么说有日本人给他作证呢，因为那个靶子就是个日本人。这个手枪，就是中国人的最爱，德国造驳壳枪。我看杨靖宇牺牲后，立了功的日本人接受采访的记录，没看到什么太高兴。除了程斌以外，日本人确实感觉失落，他们也提到了杨靖宇的枪法，称他是200米外用手枪可以打掉人头顶上苹果的人物。
杨靖宇不仅打得准，而且打得快，曾和机枪对射，并占得上风。在后面介绍杨靖宇的警卫员的时候，还会提到这一点。叛徒张奚若叛变后曾在伪通化省举办的集中培训学习中获得“特等射手”称号。当时张奚若爬上树把机枪架在树上压制密营里的抗联战士。好在杨靖宇把张奚若从树上打了下来，才确保了当时的突围成功。
抗联的战士枪法好的就更多了。有个著名的“十二烈士小孤山”，这个故事的主角是牡丹江名气最大的炮手李海峰。他们在小山上就靠着轻武器阻击了有小炮三百多日伪军半天，毙伤敌人一共一百多人。
李海峰是周保中手下的，周保中手下还有一个俄罗斯神枪手，可惜作战时间不长就牺牲了，只留下一个名字，连名字真假和姓什么都没留下来。
有个鄂伦春战士，就是企图抢救战友未果，腿部受伤后独自阻击日伪军追击，结果自己单枪匹马狙掉了一车二十多个追兵，安然归队。
再举几个双枪嫂子的例子。不是老太婆，人家年龄都不大。第一个还是鄂伦春人。有一次和丈夫被讨伐队压在密营里。敌人趴在地上开枪，他们甚至无法抬头，虽然密林就在不远处。后来丈夫用绳子把自己和妻子头脚相对绑在一起。丈夫头朝前，脸朝下带着妻子往前爬，妻子头朝后，脸朝上持双枪掩护，凡有冒头的一律爆之，才将将杀出重围。1939年后，身边的人死得就剩了他们夫妻二人，就脱离了队伍，种地去了。
第二个是机枪神射手隋得胜的妻子金玉坤。金玉坤本来是被服厂的，作战是副业。但是隋得胜牺牲后，金玉坤决计为夫报仇，渐渐双枪就打出了名声。在中国旅时期，因为军事技术过硬，尤其是双枪百发百中，最后被提拔到上尉，这是抗联女兵的最高军衔。周保中夫人王一知也是上尉，但是是无线电连的，不是战斗人员。二战期间苏联，女兵最高军衔也只是中校。
第三个是双枪大嫂冯淑艳，老太太才去世不久。当年她只身策反警察头头李文彬，一共策反了380人。策反成功后，李文彬说：“嫂子，你枪法好，日本人你负责点炮？”
冯淑艳和冷云、胡真一（刚去世的柴世荣夫人）都是五军周保中手下的女战士。当时八女投江的时候，胡真一正好因为被派出去执行任务，否则就是九女投江了。第二年，抗联战士路过战场，意外发现还有三位烈士的尸体没有被水冲走，还能辨认出背着枪的胡秀芝。战士们凿开冰，好好安葬了他们才离开。
1937年冬天，赵尚志的司令部安置在一个地主大院里，日军乘汽车来偷袭。赵尚志的警卫员元宝一人守大院的一个被鬼子炸坏的炮楼，连续干掉五六十个鬼子。日军只得撤退，连尸体都不敢抢回去。元宝这时候犯了一个错误，他向赶来的赵尚志报告。这时候一个重伤后还没死的日军开了一枪，正好打在报告完了一伸头的元宝头上。
这一仗缴获很大，甚至还有炮（也许是掷弹筒）。可是赵尚志毫不开心：“再多的枪炮也比不上我的元宝啊！”
杨靖宇的警卫员
黄生发，满族。1920年6月21日出生于辽宁省兴京县（现新宾满族自治县）苇子峪村，房木沟屯草缝沟正黄旗乌雅氏族的平民家中，汉姓黄。
黄家世代为打牲丁（专门采捕山物贡往朝廷的满族先民），辛亥革命后为雇农。黄生发有5个哥哥和两个姐姐。5岁时母亲因病无钱医治而死。母亲临终前希望父亲能送他上学读书，将来能有个出息。这样，他9岁那年秋天，父亲送他去念小学。可是只念了一年多，父亲又因积劳成疾去世。
这年，他还只有10岁。
父亲去世后，黄生发辍学，父母的早逝，使他的童年饱尝辛酸。由于贫穷，兄长们也不能负担他的生活，他不得不去给地主放猪、当半拉子（多指童工，由于身单力薄，不能顶一个整劳力，所以称半拉子）。
1935年3月，年仅15岁的黄生发投奔了桓兴农民自卫大队。大队长赵文喜看他人虽小，却很机灵，又很勇敢，就把他留在身边当传令兵。秋天，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一师（师长程斌）四团来到兴京检查地方武装工作。黄生发随赵大队长向四团团长隋祥泰（隋相生）汇报。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杨靖宇，杨靖宇也相中了他，不过他还是先给隋相生当上了传令兵。
1936年5月，于兴京草盆沟建立了第三师，调到三师师部给政治部主任柳万熙当传令兵。1937年春随部队撤至清原、兴京抗日游击区，黄生发调到师部给师参谋长杨俊恒当警卫员。1937年秋，杨俊恒调任一军参谋长，黄生发即随杨俊恒来到军部。在军部跟杨靖宇司令接触多了，杨靖宇很喜欢他，就把他要到身边当警卫员。在岔沟突围一战中，黄生发冒着枪林弹雨，一天内连续13次把杨靖宇将军的命令传送到最前线，为突围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此时的黄生发不但担任杨靖宇的警卫员，还兼任少年铁血队队长。在行军中他常常配带两支短枪、背着杨靖宇司令的半条毛毯、一张小狗皮褥子，保护总司令的安全、照顾好总司令的生活。杨靖宇牺牲后，担任魏拯民的警卫员。因为负伤严重，魏拯民派他到苏联送信并治伤，第二年在苏联得到了魏拯民牺牲的消息。
杨靖宇对黄生发非常好，黄生发负责给杨靖宇背他那支有名的驳壳枪。有一次战斗，约定的是杨靖宇的枪声为号，敌人进了包围圈，杨靖宇接过枪就打，一打没响，再一看没装子弹，黄生发倒是聪明，立刻抽出自己的枪开了三枪，替杨靖宇发出命令。杨靖宇既没生气也没批评他，后来说小鬼还挺聪明的，把个黄生发臊得不行。也就是在这场战斗中，杨俊恒，黄生发也给他当过警卫员，由于占领制高点的部队不遵守战场纪律，放弃阵地下来抢东西，牺牲在重新夺取制高点的战斗中。随后，这个连队带罪立功。
当时有个丢失阵地的战士，冒死冲上高地，和这支伪军的日本指导官扭打在一起，最后抽出这个小鬼子的军刀砍下他的鬼头，然后提着滴血的鬼头直奔杨俊恒的尸体，告诉参谋长，大家为他报仇了。
这一仗，把“满洲剿匪之花”打成了残花败柳。
1945年8月底，黄生发任驻蛟河苏军副司令（也是史上最低军衔副司令之一，少尉，还是刚给的）。
到剿匪结束为止，东北的暗杀活动极为猖獗。李兆麟被暗杀之前，和他体型接近的一位同志已经被暗杀，共中三枪，一心一肝一肺，根本来不及施救；在李兆麟被暗杀当天晚上，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秘书长张适也被暗杀。当时暗杀的主要对象是李兆麟、****、彭真、****等，最重要的目标是李兆麟和****，目的是挑起抗联回国干部和延安入关干部的矛盾，极为阴险。对这二人都先后组织了多次暗杀，其中对****的一次甚至把手榴弹扔进了****的办公室。
黄生发被暗杀了两次，一次打坏了他的摩托车。这些都是治安大队大队长于静波组织的。黄生发掌握证据后，与苏军司令联系通知于静波来司令部报到，发现于静波带枪后，用俄语通知苏军人员，当场拿下。随后组建保安大队，开始清剿拒不投降的日军和集团部落战斗。10月份，在联合苏军进攻“山本部落”战斗中，日寇顽抗。苏军计划炮轰，为避免误伤平民，黄生发亲自带队进攻，警卫员下十余人牺牲。
11月，上级派遣干部到达，黄生发交出书记，改任县保安团团长，投入剿匪战斗，该团后来加入165师。
剿匪过程中，曾迫使叛匪释放被扣押的我军人员，也曾设计在200余匪军叛乱前将其全部缴械。1947年部队改组为县大队，共向部队输送干部战士1000余人，其中所有班排连营干部均为自己培养。
1949年1月，黄生发转业至地方吉林市公安局。1951年，调任吉林省劳改局。****中受到摧残。
1979年3月5日下午2时，在省宾馆礼堂，召开了省直机关平反、落实政策大会。会后，他把参加大会的入场证，一块普通电影票大小的纸片，郑重地珍藏了起来，至今仍作为他的遗物由夫人杨戈同志保存。他还有一件重要遗物是杨靖宇将军头颅的照片。
在老革命面前，不光子弹绕着走，死神也要等一等。他1986年报病危，1993年才去世。
杨靖宇的四位警卫员：黄生发、王传圣、刘福太、姜德周。其中黄生发是从少年铁血队打上来的警卫员，打过仗；刘福太是厨子，打仗不如他们，他和黄生发是最后和杨靖宇分开的那四个人中的两个。王传圣故事很多。
姜德洲（也作姜德周）当时在抗联期间，他曾伪装消极，以便锄奸。
他假作想家，已被奸细收买的三连连长马上凑了上来。对他说，“想家了吧！”姜德洲见叛徒上钩，就顺势说：“我很想家，不想干了。”这位连长马上从兜里掏出钱说：“你没有钱，把这钱拿上。”并拉拢姜德洲说，咱们就是走也不能这样走，临走时，咱们一起把杨司令毙了，然后到满洲国那边请赏去，最小也能弄个团长干，并将刺杀杨司令的计划对姜德洲讲了。
机智的姜德洲很快向上级报告了详情。动手的那天晚上，杨司令早已有了准备，一举将20个叛徒全部抓获。抓住他们后，姜德洲奉命看管，看管过程中发现有个战士老是拿枪对着他，他就报告了上级，果然这是个漏网的叛徒。随后他就干上了警卫员。
1937年6月，姜德洲负伤致残，杨靖宇安排他休养。姜德洲不愿意被留下，认为自己还能走路，还要坚持。杨靖宇认为他恢复得还不错，打算让他彻底养好伤再归队。但是敌人追着伤员队伍打，打到后来联络点都被打掉了，他就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当了农民。抗战胜利之后，镇上来人招兵。招兵的人一听说他是杨靖宇的警卫员，立刻给他敬了个礼，当他回礼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胳膊已经抬不起来了，狠狠心再也没去当兵，从此一辈子务农。
老爷子务农一辈子，一生清贫。因为右臂伤残，他干什么农活都比别人慢，工分也就比别人少。子女也没借着光，该是农民的还是农民。红军待遇和残废证都是很久之后才给的。治病需要的480块钱，镇上一时报销不了，他也没有抱怨（这时候的姜德洲，已经七十多岁了）。
1996年，省里有关部门把他和老伴一起接到了省城，领他们逛了不少景点，晚上，还特意搞了招待。他望着满满一桌的丰盛酒席，眼含热泪动情地说：“杨司令，一生也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没有吃过一道这么好的菜……”说完便是老泪纵横。
沈凤山是杨靖宇的警卫员里面打仗最多的，从抗联开始打，打完鬼子打剿匪，打完剿匪打********，打完********跟着四野打到南方，打完这个又回来打抗美援朝，最后当到广西柳州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
沈凤山本来是杨靖宇的警卫连副连长，1939年冬，杨靖宇牺牲前几个月，沈凤山脖子受了重伤，被杨靖宇说服回家养伤。带着脖子上的重伤，他一个人在大冬天的深山老林里面走了19天。到了快出林子的时候，他又不想回家了，掉头往回走，决心养好伤去追大部队。不久，在林子发现了一个窝棚，还有两袋大米和一袋小米，还有一瓶豆油，显然这个窝棚的主人不是普通人。不久窝棚主人回来了，聪明的沈凤山告诉他自己是抗联的，受了伤。没两句话，这厮就开始策反沈凤山，策反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这厮打算下山，沈凤山边和这家伙扯淡边把枪抽出来了。这厮也不含糊，一声“好汉饶命”，就跪下了，那是有问有答，绝不含糊。这厮是个密探兼特务，和害了赵尚志的那个刘德山有点相似，平常就是潜伏着，最多搜集一下情报，做事情做到什么程度听上面安排。
他交代完了，小命也完了，这还能让他活吗？多交代点只不过多活一会儿。沈凤山收拾收拾他的东西，找个地方搭个窝棚，养好伤才上路。一找找了多半年，才找到了大部队，从小兵继续开始干。一路征战下来，干到了柳州军分区司令员，他是杨靖宇的警卫员中级别最高的。
特战英雄吕英俊
吕英俊是魏拯民的警卫员。魏拯民是杨靖宇的副手并在杨靖宇牺牲后接替了他的指挥工作。
吕英俊干的就是那种只要枪响，就等于失败的工作，这个应该也是特种部队干得最多的工作吧。
他似乎天生就适合干侦察工作，也许和他的父亲是地下党有关系，很小年纪就干上了交通员，这应该也比较重要。吕英俊，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9岁才跟随父亲到了中国东北。他父亲就是当年那些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朝鲜共产党人中的一个。
他的特战生涯的开始是1940年11月，那时候他撤退到了苏联，接受了四个月的滑冰、滑雪、空降、无线电收发、摄影、绘图等训练，第二年三月第一次回国执行侦查任务。现在我们看可能四个月实在太短了，比新兵营也就长一个月。不过起点差距太大了，这是打过多少仗自己都记不清楚的老兵。这里插一句，苏联人对待撤到苏联的抗联人员和从前撤过去的义勇军不一样，抗联的人他们是非常想留下的。
第一次执行任务是在东宁，看过《东宁要塞》的应该还有印象，他和另外一名侦察员，要穿越敌人的六道铁丝网和一道反坦克壕沟，进入日军碉堡群，测量记录碉堡的内径、火力点和规格、出入口炮口和天棚的厚度等内部的构造，然后悄无痕迹地撤出，回到苏联。
他还在冬天和夏天两次到老黑山地区执行侦察任务。冬季的任务是侦察军事设施。他一个人在老黑山呆了四天，白天画地形图，晚上摸下来测量桥梁的相关数据。在这种冰天雪地里敌人眼皮底下呆上四天确实不容易，但要是和他刚加入抗联不久陈翰章给他的任务相比，差别可就不大了。那时候他还是交通员，两个人，没有GPS，没有保暖服装，不能随便生火，有的是敌人的封锁和追击，在深山老林里靠着北斗星走了十多天，往返一千多里，成功地把文件送到并安然返回。
冬天冷，夏天也不好过。夏天倒是没有冰雪，但有无数的小虫子。
这次的任务是近距离侦查敌人的军营和机场，不知道是照相机的问题还是敌人的问题，照相只能在中午进行。这太不像话了，大中午的在距离敌人100米的地方照相。这次的任务还非常重要，周保中亲自安排的。他和另外一名也是周保中亲自指定的战士，两个人半夜从铁丝网下面摸进军营里的草丛，先被蚊子咬了个满头肿，再被太阳和草丛蒸一天，整整21个小时，才撤了出来。
谈到吕英俊，我们还要提到的就是后来寻找魏拯民的尸骨一事。不知道和自己的领导感情要深厚到什么程度，才能十几年如一日不磨灭那一点点希望在深山老林里寻找魏拯民的遗骸。
周保中的警卫员
这里要介绍的是周保中的一位警卫员刘义权。
一般来说警卫员和自己的领导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这个比如刘义权命大，就很像周保中。
周保中入党是在大革命失败时期，属于共产党低潮时期。众所周知的赵尚志曾经被两次开除过党籍，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周保中也被开除过党籍，而且比赵尚志还要凶险。因为他是在苏联学习期间被开除党籍审查的，万一审不清或者有人栽赃掉脑袋太正常了，万幸没审出他有什么问题。
众所周知的赵尚志曾经过境去苏联被困，鲜为人知的是周保中也曾经去苏联求援被扣过。不过他命大，只是扣了他不到一天就把他放了，也许和他俄语非常好和熟悉老毛子做事的方式和习惯有关。
周保中曾经受过5次重伤。比较典型的两次：一次是子弹卡在了小腿的胫骨和腓骨之间，他指挥完作战之后，自己走回宿营地，然后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把伤口割开，取出弹头，简单处理后继续作战；一次是作战中子弹把肠子打出来了，掖进去，继续打。
周保中也险些死在叛徒手里。有一次他去别的部队联系，快走到目的地的时候路边站出几个人拿着枪对着他们说：“来的是周保中将军么？”
警卫员乔树贵回答：“我们是周保中……”周保中接过话来：“我们是周保中部队的，来打前站，你们有事情么？”两下几句对话，就发现对方是叛徒和特务了。后来虽然还是中了鬼子的埋伏，但是已有准备，多数人还是逃了出来。
他这个警卫员命也大得出奇。
刘义权是1943年抗联最艰苦的时候加入抗联队伍的，这一年他十三岁。
第一仗就捡了一支枪，但因为不是自己缴获的，被收了上去。
第一次侦察就被敌人发现了，逃跑过程中被一个女孩子发现，掩护他逃出虎口。（七十多岁时候两位老人又再见了一面）
第一次偷枪就成功，可惜没有经验被敌人发现。枪偷到了，但是负责帮助他的老战士王国俊被敌人抓住活埋。他被爱国群众送过江回归队伍，恰巧江上漂来一具尸体，敌人就没再继续。
参加抗联不久他就受了伤，恰巧小分队要撤入苏联，于是就背着他到了中国旅。
抗美援朝时候他是42军124师371团先遣大队大队长，在对外公布的志愿军入朝时间前三天他就进去了。大同江一战有的人都认为他炸碉堡牺牲了，后来又有人看见往下送伤员的汽车被敌人飞机打中翻到山下了，于是他的老母亲为他烧了八年纸。不料，他竟然带着媳妇和一个一等功、两个二等功回家看他老妈了。
“我为什么要参加抗联？”刘义权说：“我家几辈贫农，我没念过书，给地主家放牛，经常挨饿，挨打。看到日本鬼子残杀中国人，我们没有出路了，只能参加抗联，与日本鬼子拼死抗争。”
1931年2月，刘义权出生在山东聊城五家店一户贫苦的农民家。4岁随父母从山东逃荒来到了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
1936年，他全家搬到500多住户的高坎湾村。父亲在号称“东霸天”的地主刘文吉家里做长工。年仅8岁的刘义权也在他家做牛倌，一年只挣一斗高粱。
1943年开春的一天，他和地主的孙子打了一架，被一个中年人拉开了。回家之后发现这个中年人就在自己家里。原来这个人是他八年没回过家的老舅，他还看到了他老舅的枪。这一下吸引了他。原来他老舅是抗联干地下工作的，是周保中的手下。
在他老舅的指导下，他加入了抗联。要说他还真的挺适合跟着周保中的。他把几根火柴捆在一起，头上绑上香，做成一个简单的延时引火装置，然后通过狗洞就塞进了地主的粮仓了。果不其然，地主被烧得晕头转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不久，一天晚上，他妈睡到半夜一摸身边，找不着孩子了。
到了中国旅之后，周保中偶然发现了这个小孩，作战部队的训练量对于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太大了，就把他要到自己身边担任警卫员，实际上说勤务员也差不多，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看孩子，让他这个大孩子接送照顾一堆小孩子。
虽然是警卫员，训练还是少不了的。他十三岁就和别的中国旅战士一样接受了跳伞训练，并成功跳伞，我猜测这可能是世界上到目前为止最小的伞兵。
1945年9月，作为周保中的警卫员，他亲眼目睹了周保中飞回长春后亲吻祖国大地的一幕。祖国，我终于回来了。
1945年10月19日，在沈阳大帅府，他目睹了周保中和****、彭真见面时候那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到娘的感觉。
1950年，刘义权作为精兵强将被抽调入朝，任42军124师先遣大队长。整个先遣大队全是党员和团员，共378人，比大部队提前三天入朝。经过三年战争，378人中有370人战死，他则从死神身边爬了回来。最惊险的一次竟然是美军的飞机轰炸把他震得缓了口气过来。
抗联烈士福间一夫
福间一夫，又称福建一夫。考虑到抗联战士的文化水平并不高，而且福间一夫到牺牲都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所以弄不清楚他的名字是正常的。
福间是在抗联第一军攻打吐口子铁路隧道工地的时候被俘的。当时他是东亚土木株式会社的一个小工头，1936年来到中国。被俘之后，工人说他人好，对工人和气，工人磨洋工他也不管，上司对他颇为不满，还罚他和中国工人一起干挑土等重体力劳动。杨靖宇查明情况，决定释放他。但是他却表示愿意留下来加入抗联。杨靖宇沉思了一会儿，问他：“你为什么要参加抗联部队？”他说：“日本侵略中国是不好的，我反对这种做法，我们的平民百姓也反对这么做。眼下，只有制止这场战争，才能挽救中国人和日本人。”杨靖宇听后，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但想到游击战争的残酷，又拒绝了他的要求。福间猜到了这一点，表示说：我明白当红军在山上，生活艰苦，拿一般武器和装备精良的日军作战很危险，另外，两个民族风俗习惯不同也有困难。可是，你们不怕流血牺牲，我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为了制止战争，我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请将军阁下只管放心好了。
福间一夫年龄比普通的抗联战士大十几岁，当时他已经是中年人了。起初大家对他的称呼是“老日本子”，这个称呼有一定的贬义。但是福间战斗非常英勇，平常也很卖力，他身体壮，扛机枪总是他，扛粮食也比别人扛的多，连里专门给所有人说，不许叫他老日本子。因为抗联战士为了家属的安全互相都用编号称呼，福间总是排在最后一号，即八号。因为他年龄大，后来就都管他叫老八号。
福间不仅能打仗，能扛东西，其他方面作用很大。他编在杨靖宇的警卫旅，这个警卫旅不过几百人，总是随着杨靖宇活动。有一次杨靖宇带着几十人夜间行军，在路上遇到了鬼子的队伍。鬼子和这边喊话联络，偏偏这会杨靖宇身边没有日语流利的朝鲜族战士，危急时刻福间站了出来，把鬼子糊弄了过去。
战士们问过他：“你是日本人，怎么还和我们一起打你们的人？”他笑着说：“我们日本国侵略你们中国是不对的，不对的战争，谁都应该制止。”
又问他：“假如我们中国打赢了，你怎么办？”他说：“那好办，将来你们革命成功了，给我写封证明信，证明我在中国没干坏事，我就回我的祖国去。”
1939年秋天，根据杨靖宇的指示，福间所在的警卫旅机枪连一部，与少年铁血连的第一、二班合计约80人，组成冬粮筹备队，由警卫旅政委韩仁和率领，到蒙江县头道花园、二道花园、四道河子等地方筹集给养。他们把筹到的粮食背到几处隐蔽的乱石窑中藏好，然后再返回筹粮地。两地相距很远，一般情况下，都在夜间负重行走，一夜要往返六七十里路程，翻山越岭，还要回避敌人的伏击。这是一项艰险的任务，但福间健壮、吃苦耐劳，背粮时总是兴冲冲地走在前头。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努力，他们胜利地完成了筹冬粮任务。
后来战斗紧张，警卫旅的战士们多日没见过他，到1941年夏天，在抗联二军的警卫旅里面，他和老朋友们又重逢了。这时候的福间已经没有当年那么健壮，但是乐观依旧。
1942年夏天，和他们一起行动的一军三团赵政委要去苏联，并计划把福间也带过去。但是福间拒绝了，选择了留在东北继续作战。
当年冬天，在向密营行军的过程中，留下来的这支小分队指挥官连长全某行军时故意掉队，并带了一名女战士投敌而去。连长投敌后，有一位李排长带人去抢运粮食，但是遭遇了日本兵，带去所有人全部遇难。此时，这支小分队就剩下十几人了。
由于全连长叛变，这支小分队的密营全被捣毁。战士们只得吃日本人扔在地上的稻子，用火炒熟了，把外皮搓掉吃。福间这一次多吃了一些没搓净皮的稻子，给自己的身体埋下了隐患。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抗联打了鬼子的一个林场。在打掉了伪警察后，工人们捐给了他们衣服、鞋子和食物。以前抗联的粮食很多都是向老乡们买的，价格要比正常价高十倍。这一次福间又饱吃了一顿大饼子。
因为吃了没搓净皮的稻子，第二天福间大便下不来，他自己用手抠，把直肠抠感染了，吃了大饼子，大便困难，直肠的感染更厉害。他本来就有痔疮，这一下更厉害了。为了能行军，战士们把胶鞋底子烤软和了，慢慢给他托进去，才能行军。
第三天，因为体力消耗殆尽，大家休息了一天。
第四天，敌人发现了他们。福间和另外一位负伤的战士三号（小万顺，朝鲜族）要求留下来掩护，并命令其他战友把手榴弹留给他们。战斗结束后，晚上撤走的抗联战士们回来探望他们，发现他们的尸体已经被日本人割成多块，头颅也被扔在一边。对面的山坡上，有二十多条人体被拖曳后形成的血痕。
战友们火葬了他们，随后过境到了苏联。这一支小分队到最后都没有进入抗联的88旅，一直被苏联人和大部队隔离。但是他们始终坚持自己是中国人，可以为苏联人工作，但决不加入苏联国籍。抗战胜利后，他们也回到了东北，有的当起了工人农民，有的加入了东北民主联军，继续战斗。
抗联里的三位清华学子
数学系第一位学生
这三个人里面放弃学业最为可惜的是冯仲云，冯仲云也是最适合拍成电视连续剧的，因为他身上的故事、冲突、委屈、英雄时刻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个人认为，抗联故事最适合拍成电影的是王均突袭嫩江一号机场（有英雄人物，有视觉冲击力）和第三次寻找杨靖宇头颅的故事；最适合拍成连续剧的是以冯仲云为第一男主角，张甲洲和于天放分别为第二第三男主角的传记。
这三个都是万里挑一的人杰，清华前二十年招生也不过两千人。
冯仲云几乎贯穿了满洲省委和抗联的整个阶段；张甲洲拉起了共产党在东北的第一支正式武装，还干了四年多的地下工作；于天放参与了这支武装，后来干了多年地下工作，而且当绝大多数抗联人员都在苏联休养生息的时候，他在东北的密林中苦战，更何况还有那传奇一般的越狱故事。
冯仲云这一辈子很委屈。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到了东北，先从事地下工作，一块工作的有刘少奇、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萧军、萧红等，眼瞅着罗登贤带领满洲省委走上正确的道路却被调回去然后牺牲；在满洲省委不同意开除赵尚志党籍但却无能为力；再去发展游击队，一个没接触过军事、又在当地没有根基的南方人起事哪那么容易，拉起了队伍又散了；和赵尚志一起在第三军打仗，先是和赵尚志不对付，后和赵尚志一起被打击；打了胜仗，却因为一点失误被李兆麟记大过档案里记了一辈子；撤入苏联，差一点被开除党籍；回国担任省主席，设立了尚志县、一曼大街、兆麟公园等，当了哈工大校长，好不容易建国了又被处分，从省长降至比厅长还不如的图书馆馆长（当时）；然后参与了三峡工程的第一轮工作，一切步入正轨了****又被迫害致死，他这一辈子，实在是太委屈的一辈子。
张甲洲也很委屈，他的能力是这三个人里面最好的，也是共产党拉起第一支武装的带头人（赵尚志是在队伍发展壮大之后从满洲省委派来的），却和赵尚志一块被开除了党籍；之后还是为共产党干了四年的地下工作，期间为了解决抗联经费问题，不惜给自己落下贪污的罪名；刚刚可以不用再干地下工作了，却被几个杂兵胡乱打了几枪，出师未捷身先死。
相对于其他人的发展，于天放一样委屈。赵尚志、张甲洲被开除党籍后，他也只能去干地下工作，去当中学英语教师。作为党龄比周保中晚不了几年的老党员，竟然在周保中回忆录里被称为“有中学教师来投”。在抗联内部的职位也不如人意，好容易日本投降了又被糊涂的苏联人关进了监狱；
国民党策反他，结果他的历史上就留了这么一条；****前他的身体是抗联高级领导人里面最好的，可惜却莫名其妙的死去了。
罢了，这些东西很长，慢慢来，慢慢来。
能上清华的，都不是穷人家的孩子。大家现在上网看可能说冯仲云他爸爸是小职员，可是他老爸是一个暴发户估计没多少人注意到吧。
冯仲云1926年进入清华，1930年4月毕业前被逮捕，1930年10月越狱。他的老师推荐他去了哈尔滨的商船学校，党也利用这个机会派他去了满洲省委工作。
冯仲云在清华的时候，是清华的黄金时期，他是清华数学系建系第一个学生。1926年他进入清华，1927年数学系才正式建系，他那一级只有他一个人，加上后面三个年级，才七个人，不够现在一个本科生宿舍的。
冯仲云在清华的成绩，他自己还是相当满意的。虽然因为加入了共产党，大部分精力没用在学习上，但还是高材生，至少比和他上过课的两个同学的成绩好，这两位是王淦昌、赵忠尧。
他出身江苏武进，后来几届他们江苏人在清华还出了两个乔木，胡乔木和乔冠华。总的来说，他们二位还算没有脱离本专业。冯仲云在满洲省委时期还可以，到了抗联队伍里面就不可能了，全面转向了政治工作，当然这并不代表他打不了仗。
天才考霸张甲洲
张甲洲，字震业，号平洋，笔名火花，化名张进思，1907年5月21日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张家油坊。张家是张甲洲祖父一辈咸丰年间从山东迁移来的开荒户。他们在包宝山一带领有三百多垧山荒地。他家生活较富裕，看看他家有油坊就知道了。张甲洲的父亲张英排行老二，擅长中医，行医为生。因对儿子寄予厚望，为其取名“甲洲”，意为“名冠五洲”。
简单描述一下张甲洲。张甲洲身材高大，性格豪爽，天分甚高，无论考哪个学校，几乎都是必中，哪怕那学校只要一个人；天生是个管理者，到哪个学校都能当上学生头，带着学生搞学潮；天生口才绝佳，无论是什么工作工作，都能把自己人组织起来、把敌人忽悠的晕头晕脑，只有一次失利，他阻止不了开除他的党籍；天生身体素质优秀，带回东北的两支枪是他在南京从镇压学生运动的警察手里抢的。
张甲洲刚满4岁，张英就教他读《三字经》、《百家姓》与唐诗宋词，学得很快。九岁的时候因为讨厌私塾，逼着他老爸给他换学校，换到一家小学，也就是在这里，他立志将来学物理。
1923年，天资聪慧、姿容英俊的张甲洲以全省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省立齐齐哈尔第一中学。反抽丁、烧日货换来四个字：开除学籍。同年，他在沈阳文华中学读书时，发生了上海“五卅”惨案。他作为沈阳市学生会主席，领导学生游行示威，支援工人罢工，又被学校开除。根据他自己的自述，在沈阳期间他可能已经入党。因为在后来组织红36军独立师的时候，有的党员背着他开党员会议，被他知道了。他向这些党员解释，他不仅是党员，还是个老资格的党员。后来的烈士证书上也说明他1927年参加革命的时候已经是党员。
1926年，张甲洲考入齐齐哈尔甲种工业学校，入学半年被选为黑龙江省学生会主席。不久，因为闹学潮，张甲洲被逮捕入狱，亦被内定为“****分子”。在全省师生强烈要求和大力营救下，他走出牢门。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决定：取消他的留日资格。
他在齐齐哈尔甲种工业学校的时候，还排演过话剧《山河泪》，内容是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枪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个子高大的张甲洲扮演安重根。
这下行了，他把东北的学校基本折腾完了，只好进关考更好的学校了。
1927年，张甲洲抱着当科学家的理想，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预科。北大红楼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有****地下组织，支部书记李光伟，组织干事喻德渊，宣传干事文艺陶，文教干事傅于琛（傅金耀），委员有崔阶平（崔金泰）、田士高（罗士元）等。张甲洲入学后，读了不少禁书，懂得了马列主义。在学生组织中，他参加了世界语学会（地下党外围组织），经常出现在一些地下党不适合出面的场合。
当时情况是冯仲云他们先被捕，张甲洲组织营救，也折进去了。后来张甲洲被老乡保了出来，冯仲云则在蹲了半年监狱后越狱。在老师郑之藩的介绍下，去了东北当教授。
张甲洲出狱后，本打算在北大转向人文学科，但是接受党的派遣，考入清华法学院政治系。好在是他这么一个考霸，换别人还真麻烦。
考霸张甲洲这回进清华和以前相比还是有了些差距，这回是第二名。到了清华以后，和他在别的学校一样，很快就成了学生头。他被选入学生会和班级干部，并任学生会教育科长和班级委员会主席。当时共产党是最低潮时期，清华党员一共也没几个人。为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提高其文化水平，他们以清华大学学生会教育科的名义，创办了一所民校，招收40多名学员，学员有学校工友、教员家属、保姆、人力车夫等。胡乔木（当时叫胡鼎新）、于天放、陶瀛孙（女）等为教员，轮流上课，主讲文化知识、革命故事和苏俄情况，并出版有半月刊的《民众教育》杂志，除发给学员外，还发行到河北各县的民众教育馆和民众学校，以唤起河北民众的爱国觉悟。
“清华俩秀才，张甲洲善说，胡乔木善写。”
1930年9月，****北平市委决定恢复西郊区委，张甲洲被任命为区委书记，胡乔木被任命为团委书记，统管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新农业学校等高校的党团工作。
他老家有个县长翟兴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张甲洲最恨贪官污吏，他派法学院的李时雨和邵桂辛为代表，去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联络巴彦籍同学，计划在暑假期间，一起回巴彦驱逐贪官翟兴凡。在巴彦中学，他分配同学到农村调查，搜集翟兴凡的罪证，很快就把状子送到了省政府。
当时黑龙江省长叫万福麟，土匪出身，很怕学生闹事，接到诉状后，立派省政府参事陈万凯办理此案。陈到巴彦调查时，穷苦百姓纷纷申诉冤屈，许多人出具了证言。翟兴凡也不示弱，将李时雨的哥哥李宸芳抓进兴隆镇警察分局，硬说他抗拒官差。张甲洲闻讯后，便带领同学到县衙质问翟兴凡，警告其如挟嫌报复就罪加一等。翟兴凡害怕了，立即将李宸芳放了出来。
经查实翟兴凡罪恶累累，最终翟的县长之职被撤。
1931年6月一天晚上，张甲洲在民校上课，特务来抓他了。可惜特务文化水平有限，硬是念成了“张申江”，这一耽误就给了他逃跑的时间。
他翻墙逃跑以后到了以前北大的老师杨丙辰那里藏了起来。夜深人静杨教授又把自行车借给他，让他骑车到了他老乡那里躲起来。
第二天，他和陶瀛孙一起去了上海，找党汇报工作，也逃离了险境。
到上海后，通过中央特科人员牵线，张甲洲顺利见到了张闻天。张闻天认为张甲洲名气太大，不适合继续呆在上海，安排他去干特工，到东北去干共产国际的特工。
到东北后，找到了在依兰县图书馆的黄埔二期生王一飞，开始了他的卧底生涯。九一八事变后，他找到了在满洲省委的老朋友冯仲云，要求回北平号召学生回来搞游击队。罗登贤和冯仲云同意了他的建议。
10月初，张甲洲再次来到北平。这时，北平在党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张甲洲亲率北平20多所高等院校的学生对反动当局展开了游行、示威、演讲、静坐、绝食等一系列斗争。
11月下旬，张甲洲组建了由5000多名学生参加的示威团，并任示威团总指挥。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命令火车不能载运示威学生，张甲洲率先卧轨，他身后的大学生纷纷效仿，像一棵棵轰然倒下的白杨横亘在铁轨上，以死要求放行。最后火车在离张甲洲5米远的地方停下。
当时去南京的是两个团，一个是示威团，一个是请愿团。巧的是这两个团的头都是巴彦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干卧底，一个是张甲洲（示威），一个是李时雨（请愿）。
12月16日上午，张甲洲获悉南京国民党中央正在开会，他率领示威队伍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围得水泄不通。他和几个同学首先下了大门卫兵的枪械，然后用石块猛击国民党党徽。大学生们“反对投降”、“反对内战！”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天际。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闻讯出来，学生们拥上前质问，军警们推搡阻拦，同时企图弹压。张甲洲、于天放和另一个人从陈铭枢的警卫手里抢过两把手枪，顶在了陈铭枢的头上，要求他下令撤退军警。后来这两把枪国军死活都没找着，因为被张甲洲带到东北去了。
12月17日上午，珍珠桥惨案发生，38名学生牺牲，60多名被捕，100多名受伤。张甲洲逃去了上海，找到了正要去苏区的******。
张甲洲和总理就见了这一面，但是张甲洲给总理留下的印象很深，后来总理出访苏联，路过哈尔滨，还专门去拜祭了张甲洲，并三鞠躬，饱含深情地说：“甲洲同志，我代表全国人民感谢你！”
1932年4月底，张甲洲带领于天放、夏尚志、张清林、张文藻、郑炳文等6名党员大学生扮成商人，携着在南京示威时夺得的两支德国造20响驳壳枪，由北平、天津、营口辗转回到哈尔滨，这时候他们大多还不知道张甲洲的党员身份。在营口，本来枪是在张文藻（后牺牲）的提包里，张甲洲见特务搜查严格，便把手枪要过来藏在了自己身上。特务刚要搜张甲洲的身，被张甲洲瞪了一眼，哼了一声。特务不知道哪儿得罪了这位来历不明的大人物，挥手放行。
经过半个月的紧张筹备，5月16日，在张甲洲的婚礼上，200多人组成的巴彦游击队宣告成立。不过，这个200多人的队伍，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就因为内部不和，在敌人半放半抓的情况下，张甲洲、夏尚志、于天放带领一百多人逃了出来，开始组建共产党在东北的第一支队伍，巴彦游击队（红36军）。
7月下旬，队伍有了1000多人。8月中旬，赵尚志被满洲省委派来了。所以准确的说，这支部队的创始人是张甲洲，赵尚志并不能算创始人。
张甲洲的口才这段时间颇有发挥。比如一次他去谈判，被地主给扣押了。地主派人看着他，他顺便就把这个看守给策反了。以他把清华北大那帮真正的精英都能说服的口才，对付这个小看守，实在是小菜一碟。
还有一次，打一个响窑，本方有人阵亡，而且对方援兵将至。张甲洲竟然单人赴会，几句话就要了5000发子弹扬长而去。
赵尚志来了之后，大约11月，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来到游击队，要求把巴彦游击队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和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
赵尚志外号“小机关枪”，敢顶撞省委派来的“钦差大臣”，说他“瞎指挥”，叫他“回省委组织去”！结果，巴彦游击队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牺牲品，终于兵败。
巴彦游击队在成立八个月零两天后，宣布解散。张甲洲让大家把枪都拿回家去，将来还可以再继续打鬼子。然后两个人去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并说明情况。省委却归罪于个人，将张甲洲、赵尚志开除党籍，给吴福海留党察看处分，调道里区委工作。
张甲洲受了开除党籍的处分，但仍然一心为共产党工作。1933年7月，张甲洲根据冯仲云的安排，化名张进思，只身一人乘船东去，到下江富锦中学任教员，暗中开辟敌后工作。
他的地下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到什么程度呢？虽然他的身份刚一暴露就牺牲了，但是鬼子还是为剿灭张进思（张甲洲化名）匪这样一件大事立了碑纪念。在他暴露之前，经常是有了漏洞，鬼子帮他顶上；他把整个富锦中学发展得和刚解放的电影里的保密局一样，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全是共产党。他相继把巴彦游击队的大学生战友于天放等人和他们的妻子调到一中任教，表面是解决了师资不足的问题，实际是充实了地下革命力量，又鼓励学生反对日寇，居然干了四年才让鬼子有些许怀疑。
到了富锦，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有一个合法的身份，日本人搞起户口来那是很严谨的。于是，他第二次结婚了。
张甲洲给自己的妻子刘向书留下的第一印象很不错：高大魁梧的身材、落落大方的气魄、神采焕发的表情，加之那俊秀而方正的脸庞，非常引人注目。再说了，张甲洲腹有诗书气自华，又打过仗，练过武，气质是相当不错。刚结婚的时候张甲洲的妻子只有21岁。张甲洲对妻子隐瞒了自己的身份，直到牺牲。但是他妻子从三年后张甲洲牺牲到****后去世，都没有再婚。虽然日伪期间和****期间张甲洲都被打成了土匪，但是她一直都相信自己的丈夫不是那样的人。
张甲洲的地下党层次是很高的，一般不会动用他。另外，和苏联的联系往往要经过张甲洲建立的联络关系。
当地下党，自然要找鬼子掩护。张甲洲有一次发挥了他的考霸天赋。当时的校长是日本翻译，不管校务。于是张甲洲也努力学习日语，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考上了二等翻译，和日本参事官横山安启处成了朋友。这个鬼子把张进思完全当成了朋友，不但领他随佳木斯访问团去日本观光，还提升他为教育股长，批给他一大笔教育经费，用来盖校舍等。
他见日军进行射击演习，他马上捂起耳朵，假装怕枪响。4月4日是日本人的爱马日，横山安启叫他参加，他假装不会骑，从马这边上去后就故意从马那边掉下来。日本人说：“念书人的完蛋，骑马的不会。”
1936年初，他利用县公署教育股长之便，在友道公司给全县中小学生每人做两套制服，收有1万多元。衣服学生都穿上了，但收上来的钱，他一直拖欠着不给友道服装公司，全部买成药品，送到了抗联部队。
1936年，张进思同志为了活动方便，便把家从“三户一家”中搬到比较僻静的二道街。单独住在一个小院里。这年，他家过往的“不速之客”比较多，得需要很多经费。为此，他叫爱人的大哥去小西屯她二嫂家种几亩大烟，秋后收入很多钱，解决了经费不足的问题。就在这个小院，独立师长祁致忠同志来过，曾和张进思同志共抗日大计；也就是在这个小院，他策反了伪警察署长李景荫同志，参加了抗日联军，在独立师任参谋长职务。
张甲洲的老师当得还是很不错的。
当时的富锦中学有40多名学生考试不及格，还有12名穷学生交不上学费。张进思把不及格的学生都收进来，先办补习班，后升入补中班；把王明义、王鸿良、王善述和张燕卿等12名穷学生列为工读生，不雇工友，将其工资，给工读生交学费和伙食费，每月还发给3元津贴。他对学生的前途特别关心，每年的毕业生，家穷的学生，他都帮助报考佳木斯师范；家有钱的他就引导进关，到北平去求学，离开敌占区，进关参加革命。
他督促学生，每天课外自学时，写一页日记。他不但有要求，而且经常检查。他常用历史故事及中外名人的事迹鼓励学生。他说：“要想成为一个伟人的人物，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如果每天写日记，三年不间断，就会锻炼成一个有毅力的人。”
他要求学生每学期至少看两三本以上的文艺书和历史小说。他在当时的白色恐怖情况下，鼓励学生阅读《二马》、《赵子曰》、《阿Q正传》、《寄小读者》等仅有的几本鲁迅、老舍和冰心等进步作家的作品。
他主持成立了中、小学童子军，并亲自参加训练，摆明了学习鬼子，顺便给中国的将来培养人才。
张甲洲的牺牲真是很无奈，几个杂兵，下乡收大烟税，发现前面有人，开了两枪壮胆，就这样，一颗明星就陨落了。
从两个角度再现一下张甲洲牺牲的过程：
8月17日，张进思同志又招集城内中、小学师生在县公团署门前广场开了一个告别会。在会上他讲了很多话，首先他当众交待清楚了收交制服款的问题。他大声白嚷地说：“制服款，各校都交齐了，由我一个和友道公司算账，与你们都没关系了！”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讲了他常说的一句话：“同学们，要努力学好本领，将来一定要做精忠报国的岳飞，不当丧权辱国的秦桧！”晚间，张进思同志回到家里。向爱人刘向书同志讲明了他要出走的原因和情况。刘向书同志一时感到很困难，因她已怀第二个孩子，还即将临产；大儿子佳田刚满一周岁，这个又要生。可叫她怎么办呢？想了一想，她说：“我也去了！”张进思同志劝她说：“干这种事情，凶多吉少，你又要分娩，去了给游击队添麻烦。”又说：“我已安排人明天把你送到哈尔滨满赤的医院生孩子。出院后就在哈尔滨找个房子隐蔽下；风声要紧你就拿着霍德舒大哥的信，到吉林找他亲家母去。”
原来他早就有打算和安排，后事刘向书同志倒很放心。于是，他俩动手收拾东西。张进思和爱人说：“我们一定能打跑日本鬼子，那时咱们再家庭团聚，但也有可能此去回不来。确实听到我牺牲了，是你的光荣，也是你的灾难；你还年青，就另找一个可心人，带好两个孩子。”刘向书听到这牵动心肠的话，泪水顿时湿润了她的眼睛，但她很坚强没有叫泪珠滚出来眼睛。于是，她坚决地回答说：我绝不另找人，一定带好两个孩子。“他俩一边翻箱倒柜地收拾东西，一边说话，把凡是有他俩名字的图草、信件，以及照片和带有”富锦字样的商标纸等，通通烧掉，彻底灭迹。他俩忙了一夜，装完箱子时，天已经亮了。
另外一个角度是祁致中手下接应他撤出的人。祁致中自己没文化，不识字，但是他很尊重读书人，多次联系张甲洲请贤，张甲洲也多次协助他，等到张甲洲被鬼子怀疑，他也就计划接张甲洲到部队里来。
他说：“我们打算出去，原因是什么呢？第一是我们也呆不了啦；第二个，我们这些中学教员出去，影响是不小的，叫鬼子知道中国人的厉害！”又说：“不巧的是我老婆要生孩子，就在这几天，得把家迁走以后，我们才能出去。所以，还得过10天你再来，那时，我们一定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