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到靖安游击队的情况之后，需进一步查询的，即是森秀树在此部队里面究竟是何种职务了。
曾任伪满靖安游击队第二营四连三排少尉排长的金福山，其回忆文章《我在伪靖安军的经历》里面，就靖安游击队时期的日籍和伪满军官组成都做了一个详尽的记述。他记录了靖安游击队于1932年“编成3个营、1个骑兵团、1个炮兵队”。其中，“骑兵团长森上校（日军中佐），下有4个连，连、排长一半日本人，一半中国人”。
根据这一份关键的史料可以得知，森秀树有日军的中佐军衔（这样其是只被追晋为日军大佐的），当时在靖安游击队担任骑兵团的团长，同时也有伪满军队的上校军衔。
伪满洲国刚刚“建国”时，上校军衔在伪满军队里已经是不低了。当时，伪满洲国军政部参谋司下设的军事课、军法课等，军需司下设的兵器课、经理课等部门（伪满上述部门的名称是“课”，是明显的日式名称），作为其部门一把手的“课长”虽是手握重权，也只是授予了上校军衔而已。
有文章说森秀树已于1930年8月已晋升为大佐，这应是个错误的记述。当时，日军军官到伪满军队任职，军衔都会升上一级乃至更多，比如：根据金福山的回忆，靖安游击队炮兵队的队长吉村是日军的少佐，同时有伪满军队的中校军衔，军衔也是较之日军里升了一级；靖安游击队的日籍参谋长德留友宾在日军里面仅仅是个大尉，在伪满军队中的军衔升了两个级别，成为了伪满军中校。
森秀树若是九一八事变前已是大佐，不至于在伪满军队中只获得上校的军衔。考虑到到伪满军队任职的日军军官，很多之前已成为了预备役，也有可能是森秀树曾于1930年获得预备役大佐的军衔。但是预备役军官战死，也是得不到军衔晋升的。据此，森秀树没有出现在日军将官的名单中，是可以理解的了。
金福山的回忆文章里面，还详细记录了森秀树等被击毙的过程：
1932年11月去凤城一带讨伐……森上校率骑兵团外配刘牧禅的三营，由海城下车到龙王庙会合。海城下车后的第一天宿营庄河县土城子，夜间被义勇军、红枪会约百余名围攻森上校的宿营地。森上校住在一个围有土墙的大院里，听说红枪会袭击来了，他不服地用战刀堵住门口，结果被刺死了。他的副官日本人中尉也被扎死在墙外粪堆上，他的骑兵第一连长是和森上校住一个院，跳墙逃跑时被扎了一枪头。
两个连被打散了，刘牧禅营坚守未敢出击，以后红枪会就撤走了。
（注：此次战斗中脱逃的伪满靖安游击队三营营长刘牧禅，日后成为伪满洲国驻日本大使馆中将武官）
从以上史料可以了解，森秀树被击毙时仍是上校军衔，而他那个被击毙在“粪堆上”的、有伪满军队中尉军衔的“日本人副官”，则明显即是“靖安游击队五勇士战死之地”纪念碑上面记录的“故陆军骑兵上尉木下谦一郎”。
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收藏的“靖安游击队五勇士战死之地”纪念碑，本身其实是伪满的组织树立的，碑文的右侧写着：“康德六年九月十八日警察协会、协和会建立”。
落款为伪满“警察协会、协和会”的这种纪念碑，也都是为展示伪满军警的“事迹”而树立的（森秀树和木下谦一郎也已入伪满军队，碑文中也另有三名伪满士兵）。
例如桓仁县有一块伪满的“故警士杨兴亚君殉职地”纪念碑，落款也同样是“康德六年九月十八日协和会警察协会建立”（和“靖安游击队五勇士战死之地”纪念碑一样，同为1939年九一八事变八周年时建立）。背面碑文也是纪念伪满的警察与抗日武装作战的“事迹”：“杨兴亚君系桓仁县人士，化尖子警察署警佐。康德三年四月三十日，因匪首张伪大队长等率羽党三百余名，在化尖子部落，该君勇抗敌，以致壮烈殉职。”
根据“靖安游击队五勇士战死之地”纪念碑碑文的记录，森秀树和木下谦一郎都给追晋了一级军衔，森秀树成为了陆军少将，木下谦一郎则给追晋成上尉。
而他们追晋的军衔，和另三名伪满士兵的军衔一样（此三名士兵的军衔应也是追晋，分别从一等兵追晋上等兵、二等兵追晋一等兵），都是伪满军队里面的军衔。虽是这样的情况，然而，击毙森秀树，毕竟也是东北抗战史上第一次击毙了敌人的将官，而且是个日本籍的伪满“将官”。
更值得一提的是，“靖安游击队”作为“辽东、辽西地区人民恨之入骨”的日满混编军队，民众抗日武装大刀会一举消灭了其的骑兵指挥官，也是沉重打击了其嚣张气焰。
大刀会击毙森秀树的事迹，从此也长久留在了庄河县人民的心中。庄河县一中离休教师张鹏云过了很多年仍有回忆：
1932年12月的一天傍晚，大营屯许仁章等四人，到家看望父亲。他们每个人都带着长一尺半的长刀，刀把上拴着尺长的两条红布。
……第二天下午，在小营学校读书的堂兄堂弟们，跑到我家来对母亲讲，“小鼻子”（指日本人）大头头叫大刀会夜里给砍了，并赞佩说，大刀会的都是好样的。
那么，作为抗日武装的庄河县大刀会，其由来是怎样的呢？这一次战斗的指挥员又是谁呢？
此次1932年12月16日击毙森秀树的庄河县土城子战斗，是当时庄河县大刀会首领鞠仁卿组织的。
九一八事变前，鞠仁卿在辽宁省警官高等学校（原奉天省警官学校）上学。建国后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席的高崇民，当时曾一度担任该警校的教育长。
1928年前，高崇民是哈尔滨特区的教育会长，因为发动群众抗日救国、抵制日货，而被押解回辽宁原籍。到沈阳后被当时奉天省警务处长任用，担任奉天省警官学校教育长。在1928年辽宁省警官高等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高崇民谈到这一段经历时表示“他是因抗日救国而被押回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行为没有错，他坚决不改变自己的主张”。鞠仁卿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高崇民攒着拳头、敲着桌子高喊道：“把我的脑头轧碎了，也不改变！”
教育长高崇民的教导，给了时年18岁的鞠仁卿以深刻的印象。无疑，这样的教育也在年轻的鞠仁卿心底埋下了抗日救国的种子。
九一八事变后，鞠仁卿由沈阳回到庄河，参加了刘震清的义勇军，于1932年3月代表他去北平。鞠仁卿到北平刑部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汇报庄河县义勇军的战斗情况时，又见到了高崇民。此时，曾受到老师高崇民鼓舞的鞠仁卿，已经成长为抗日武装的一员了。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根据报告，委任庄河县义勇军的首领刘震清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五十八路司令，鞠仁卿为参谋长。
不料鞠仁卿8月份回到庄河时，刘震清已叛变投敌。甚为愤恨的鞠仁卿“为了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毅然参加了大刀会”（见他的回忆录）。
庄河县档案馆馆藏的《大刀会的情况》和《大刀会的历史资料》（见于地方文史里《庄河大刀会的抗日活动》一文的引用），介绍了大刀会的组建历程和土城子战斗的情况。其中即提到：一九三二年夏，庄河县一批知识分子“从大连邀请十多名原在山东省招远县因办‘红枪会’而失败的一些避难人员，以他们为教师，来到庄河共同组筹大刀会”。“由于红枪会会员的武艺一般较好，且有严明的纪律……所以组织发展很快”。
鞠仁卿的父亲鞠连第是庄河县的开明士绅，他出资从大连聘请了部分教练武功的山东籍前红枪会会员，且为给大刀会筹集经费而卖掉了百余亩土地（见《大连市志：人物志》的记载）。
1932年10月，庄河县各个大刀会团体实现了联合，正式定名为“联庄自卫团”。按照前述庄河县档案馆馆藏档案的记载，鞠仁卿此时是大刀会的实际负责人（见《庄河大刀会的抗日活动》）。
鞠仁卿后来回忆“大刀会从成立到发展，成员都是自愿参加的。不脱产，各人自备红樱枪一支，枪头有一尺多长，两面开刃，锐利光亮，栓上很长的红樱，装配上硬木枪杆，扛起来十分威风”。
从鞠仁卿的回忆来看，大刀会只是借用了东北普遍的大刀会组织之名，其武器配备和练习的武功，主要都沿袭了山东红枪会的套路（从有关回忆看，大刀也确是少部分会员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那块纪念碑会污蔑之为“红枪匪”。
1932年12月15日，大刀会的首领鞠仁卿等得知了伪满靖安游击队进入庄河县境内，“立即组织力量，布置作战方案，从大郑一带开始堵截，得知敌第一、二两营已驻庄河城内，第三营、骑兵队夜宿土城子”。
伪满靖安游击队第三营、骑兵队夜宿土城子的记载，和前面引用的靖安游击队少尉排长金福山的回忆一致。两份史料得以彼此印证。
大刀会是不脱产的武装，“平时各归各家，有事，凭鸡毛信传令集合”（见鞠仁卿的回忆）。12月15日下午，大刀会会众已汇合到一起。了解到日军的情况，大刀会随之夜间主动出击，组织了大刀会会众夜袭靖安游击队一部宿营的土城子村。
夜袭靖安游击队的战斗中，“大刀会出动了三千余人分兵两路。一路由娄子敬率五百余人，从土城子的西北方向直插而入，另一路由鞠抗捷等人率领二千五百人，将整个土城子围困起来……战斗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晚深夜开始，经过一整夜的激烈战斗，直到翌日十一点左右方结束战斗”。
此次土城子战斗，“击毙、击伤敌人计十余名，缴获步枪、机枪共二十余支（挺），战马三十匹，大刀会也伤亡十多人”。
根据《大连市志：人物志》关于鞠仁卿的父亲鞠连第的具体记载，土城子战斗大刀会牺牲了七人，是鞠连第出资安葬的。
此次战斗最后的阶段，负隅顽抗的敌人在屋顶架上了机枪，疯狂进行扫射。一部分敌人在机枪掩护下趁机逃散，一部躲在院落内坚守不出。大刀会未能彻底消灭这股敌人，但仍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激战中敌人靖安游击队骑兵部队的主官森秀树上校，被大刀会使用红缨枪成功捅杀。
他部下的大刀会会众一举击毙靖安游击队“联队长”（即骑兵团团长）森秀树的具体过程，鞠仁卿也曾有一段回忆：
经当天晚上（注：即1932年12月15日晚上）侦察得知：日伪军骑兵160名，大部分住在土城子村的各个住户内，联队部住在村东头的寇福昌大院内。大刀会把土城子层层包围，半夜里发动进攻，一时间杀声四起，敌人乱成一团。冲到寇福昌大院的前边，与大院里跑出来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敌人吓得关上了大门。日寇靖安游击队联队长森秀树被关到门外，陷入了大刀会的包围之中，他挥动着手中战刀乱砍乱杀一阵后，转到西墙的一个偏房往上爬时，被大刀会员用红缨枪把他戳死于墙下，并缴获了他的战刀。
这个过程和靖安游击队少尉排长金福山回忆的细节也是几乎一致的，两边的史料再一次实现了彼此印证。
率部一举击毙森秀树的鞠仁卿，后在义勇军斗争失败时，转移到关内继续抗日斗争。全面抗战开始时，襄城县政府第一科科长鞠仁卿，担任了襄城县抗敌自卫团政治部主任。抗敌自卫团司令、县长李峰，1922年在延吉道尹公署任职时，“因反对日寇把延边四县划为间岛和在延边吩铁路，遭到日本特务的追捕，逃到吉林省城”，20年代末曾到辽宁省警官高等学校任教育长，和高崇民一样是鞠仁卿的老师。鞠仁卿又一次在当年的老师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斗争了。
鞠仁卿正是在襄城县任职期间，于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其后的斗争时期改名鞠抗捷。这个寄托着追求抗战胜利的祈望的名字，今天重读史料时也会觉得是名符其实：正是他率部的斗争，第一次获得了东北十四年抗战里击毙敌军日本籍将领的“抗战捷报”。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当义勇军的大刀在鬼子们的头上盘旋飞舞的时候，这首鼓舞了中国人民整个抗战的名歌还差一年多才能面世。
给大家介绍几位大刀会出来的英雄，他们出身不同，但都是杀鬼子的英雄，都是以血肉之躯筑我中华长城的英雄。他们一位是家有良田的地主，一位是德高望重的校长、老同盟会会员，一位是目不识丁的农民。
张海川
张海川（1893-1932），名兴，字海川，辽宁宽甸县人。张家比较富裕，后来他宣传抗日的时候称自家良田百亩，商号一处，不过从他家养了12个看家护院的家丁来看，个人认为他对自己的家产还是自谦了。张海川并没有组织大刀队，而是收编并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大刀队，为此他还加入了白莲教（当地大刀会是白莲教下一个分支）。
张海川为人耿直，性情倔强，平素好结交乡里，十里八村之内颇有声望。他有一个识大体、顾大局的小妾，不仅是他抗日的坚强后盾，还能帮他出谋划策。好友鲍兴亚颇有谋略，便是他的小妾建议他把鲍兴亚请入队中的。
九一八事变后，他奔走于乡里山间，慷慨陈词，向群众讲述日军侵华罪行，动员和号召乡里乡亲组织起来，共守家园。每讲到激烈之时，顿足捶胸，声泪俱下。一次，他到青椅山乡和老友侯春一谈起国难之事，感慨万端地说，我们一个堂堂的中华大国，竟被偌小的日本欺负到这等地步。国家危亡，黎民倒悬，改籍换种就在眼前，难道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炎黄子孙只能楚囚对泣吗？论我家业，虽算不上大财主，但也有百亩薄田，一处买卖，生活可谓安闲富裕。但是，哪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能坐视国破家亡？不把豺狼赶出去，我夜不能寐。任贼蹂躏，就只能引颈待毙！
10月，他以自家12名炮勇为基础拉起了一支队伍，几天时间就发展到了100多人。10月25日，以宽甸县长张子鹏为首的地方官员和当地社会名流等16人发表抗日宣言，组织抗日组织。张海川在家等了一个多月，却不见动静，进城一看，县长跑了，其余诸公谈到抗日纷纷顾左右而言他，为个人利益不敢起兵。只有县农会主席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去北平找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12月，张海川去了北平，被委任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19路军司令，并向他颁发了委任状与印鉴。一路上看到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心中才稍微宽慰一些。
1932年3月，张海川收编了当地的大刀会。为了方便指挥大刀队，他入了白莲教。因给养困难，遂定下攻打宽甸县城。临攻打前，张海川写信给宽甸守军，晓以大义。
攻城一切顺利，义勇军进，守军退。不料守军中有铁杆汉奸，一方面突然逆袭义勇军，一方面炮击城内，还有伪警察死守不退。眼看义勇军进退失据，张海川一马当先，带大刀队冒弹雨冲进警察驻地，打退顽抗之敌，夺取长短枪31支，子弹2300粒。这一战，张海川发现大刀会会众纪律散漫，偏在抢掠，贻误战机，遂痛下决心整肃队伍。
1932年12月13日，张海川率200余人大刀会，应义勇军指挥刘景文的邀请，前往打击日军。张海川听从当地老人李秉南献计，在日军必经之路天门山设下埋伏。当晚日伪军共百余人进入埋伏圈，排枪过后，200余人大刀会冲向敌众，共杀死数十。
1932年12月17日凌晨2时，日军少佐长岗宽带部队进入黄花甸，被张海川大刀队和来帮忙的联军伏击。日军统计战损，发现伪辽阳县长杨显清和五名日军失踪，辎重20余大车丢失。日军放出话来，不救出伪县长，绝不撤兵。
不过别以为鬼子那么看重汉奸的生命，没有汉奸，鬼子在中国寸步难行，所以他们才要维护汉奸。退一步说，没有汉奸带路，他们怎么撤兵呢？往哪儿走啊？
其实张海川也没抓住伪县长，但是他们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就以杨显清为饵，放出消息，引日军来救。是夜11时，日军进入黄花甸西街，可惜毕竟是业余的，下手太急，只是打死了少佐长岗宽以下六人。
三小时后，张海川带200余人大刀队偷袭日军驻地，乱刀之下砍死砍伤日军40余人。日军放火烧毁民房，大刀会暴露于火光之下，不得不在接应下撤退。有三名大刀队员，被日军火力封锁撤出在民房内撤不下来，遂偷袭杀死两名搜索的日军后自刎殉国。
张海川此役不幸中弹身亡，他的义勇军也随之溃散。
李向山
李向山，他在日本人那里有很多名字，李向山、李相山、李相三……一大堆。不过基本上音同字不同。从这一点上，我们也能看到，日本人还是很看重李向山的。
李向山祖上从山东来到桓仁，到他这一代，家境已经很好了，算是个比较富裕的地主。李向山1884年生人，1931年小鬼子打进来的时候他已经快50岁了。那时代人的寿命没那么长，这就算的上老爷子了。
李向山清朝末年的时候，开始担任县民立小学校长、县土地委员、教育稽查员、劝学员，大体上算是当地教育局长。不过他这个教育局长比现在的教育局长威望可大多了，那时候讲究“天地君亲师”，而不是现在“教师是一种职业”。
当时公办学校很少，农民既穷，也没有让孩子上学的意识。李向山自办了一所有四个年级的初级小学，校舍用的是庙，桌子用木桩直起来的木板，教师有两名，校长当然就是李向山自己了。经费来自校田，学生是乡亲的孩子们。校名“三乐学校”，指国家乐意、乡亲乐意、百姓乐意。
他这个学校可没少给抗联输送人才，比如杨靖宇的警卫员王传圣。王传圣去抗联也挺有意思，他父亲和某土匪是结拜兄弟，土匪想要他上山，他不愿意，就去了抗联。王传圣在抗联里面很受欢迎，给很多人都当过警卫员，最后跟了杨靖宇。
九一八事变后，他对妻子说：“奉天被小日本占领，等于整个东北失陷，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将要大难临头了！”他还时常扪胸慨叹：“这么大的中国，叫一个小国欺负到家了，真是耻辱，耻辱！”
李向山交游广阔，绿林、官府都有结交。1932年春他把在铧尖子一带活动的绿林武装谢教头、于盛武和“大南洋”等联合起来，组成一支大刀会。李向山利用大刀会这种形式，意在将绿林武装组织起来抗日救国。4月21日，李向山率领大刀会参加了唐聚五在桓仁县城召开的辽宁民众自卫军誓师大会，当场加入了唐聚五领导的自卫军。李向山被委任为团长。
（其实九一八之后站出来的除了马占山都是中下级军官，唐聚五以前不过是个团副，冯占海是卫队长（团级），黄显声高一些，干过旅长。）
大刀会和红枪会在当时分布是个什么程度呢？日本人的说法是：凡是有兵匪的地方，必有红枪会匪或大刀会匪；而且大刀会匪等悍不畏死，很是头疼。
1932年10月间，唐聚五撤退，大刀会解散，李向山当了个保甲团长，开了个大车店作为掩护。1933年2月再次拉队上山，报号“老家钱”，活动在桓仁和新宾（当时称“兴京”）一带，与日伪进行游击斗争。日伪在调查资料上将李向山列入了“土匪”的名单：
姓名李相三，桓仁县学董，性质土匪，人数九十，活动区域兴京县一带。
不过过了一年李向山就升格了，变成了“政治匪”；其实李向山还可以再升一格的，成为“共产匪”。
1933年冬，由于日军的疯狂扫荡，李向山队伍愈加困难，主要是军需不足。为解决部队的困难，李向山让大儿子李在野以赶大车为名，去奉天、苏家屯等地，找熟人联系购买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从此，李在野参加了抗日的行列，专做采购、运输兼联络工作。李在野很能干，抗联的事他也帮着干。李向山知道自己儿子也帮着抗联干活后，就派他去找抗联。抗联没找着，但是抗联找到他了。
1934年2月21日，两位陌生人来到海青伙洛西岔柴禾垛沟，找到李向山家小破房中，对李说是要参加队伍打日本。李向山以为他们是鬼子密探，一番话之后才知道，来者一个是桓仁共党县委书记李明山，另一个是杨靖宇手下第一团团长韩浩。韩浩接的是李红光的职务，韩浩牺牲后，接替他职务的是程斌。当时杨靖宇自己才是独立师师长。
韩浩和李明山带领李向山去见了杨靖宇，10多天后他回来了，精神焕发，分外高兴，对妻子说：“我见到了杨司令，大高个，关里人，岁数不大，有能耐，中国有这样的英雄好汉是不会亡的。等着吧，红军不久就会开过来的！”杨靖宇比李明山小二十岁呢，说杨靖宇是年轻人不算占便宜。
李向山不是个别现象，当地还有一位小学校长解麟阁。九一八事变后，解麟阁毅然辞去小学校长和村长等职务，带领20多个青年人，告别家眷，扛起自制老洋炮，进了深山老林。李向山派自己儿子找抗联的时候，解麟阁也把自己儿子派去了。李向山的儿子没找到抗联，解麟阁的儿子则顺利加入抗联。解麟阁后来通过李向山找到杨靖宇，并加入了抗联，长期担任韩浩的参谋长。后因爱人流产大出血，军需部长命令他下山探望，却不料被叛徒出卖。当他在家煎药的时候，被伪警察偷袭，解麟阁负伤后掩护警卫员突围，自己不幸牺牲。解麟阁全家共有五口加入抗联，全部牺牲。
1934年秋，李向山正式加入抗联，当时他手下有56人，枪48条。
李向山年事已高，加入抗联后任职副官，基本未参与作战。但是他做了很多其他方面的工作。比如：
1.统战工作，对绿林武装、山林队和土匪队伍的教育、联合、改造和收编。李向山在当地威望很高，他出面基本上没有谈不下来的事情。有若干村民被土匪绑走，李向山或者他儿子李在野出面去要人回来。
2.宣传工作，如编抗日歌曲，召集群众会议，分化瓦解伪军。
3.后勤工作，这是抗联的头等大事。李向山这项工作干得如此之好，以至于日本的情报机构对他有专门的记录。
日伪对李向山恨之入骨，曾张贴告示：抓住李向山赏钱五千。并千方百计派人给李向山捎话，引诱他投降。但李向山不为所动。他说：“我活着是中国人，死了是中国鬼，革命这条路我走下去，绝不上敌人的圈套。”
1936年春，铧尖子西堡八大富户，趁给李向山部队送粮的机会，劝他说：“李校长，风声这么紧，我们每户出一锭银子，你远走高飞吧。”李向山回答说：“我不能眼看家乡人民当亡国奴，要抗日，就不怕死！”
1936年3月，日军通过密探逮捕了李向山的堂弟、妻子、二儿子和不满5周岁的小儿子，在二户来警察署关押28天，又带到桓仁县城警察署关押了半个月，拷打利诱，追问李向山的下落。他们总是回答不知道。敌人无奈，只好将他们释放。事后，日伪特务又抓到了李向山的大儿子李在野，向他逼问李向山的下落。李在野说：“300里地以内没有，哪去了我不知道。”特务们不相信李向山能离开桓仁。李在野道：“如果能找到，就把我头拿去！”特务们明知他说的是假话，但又拿他没有办法，为放长线钓大鱼，就把他放了。事后，有人劝李在野逃走，他说：“我父亲身体不好，目下形势又紧，我不能离他太远，一旦有什么情况，也好有个照应。”结果，特务们对他秘密盯稍监视，在发现李向山的同时把李在野也逮捕了，押到县城后，李在野被日军头朝下点了天灯。
1937年1月27日，李向山被伪警察逮捕。李向山的被捕，一方面是因为李向山当时身体有病，而且已经断粮；另一方面是特务冒充抗联，抓住了给他送粮食的人，送粮人供出了李向山的位置。特务们曾经给李向山要了一桌饭菜，被李向山痛骂：“我不当亡国奴，不吃满洲饭，宁做史可法，不学洪承畴！”
第二天一早，三卡车日本守备队和警察把李向山押往县城。路上李向山还在宣传抗日：“乡亲们，同胞们！我李向山从来没当过一天亡国奴！我死了不要紧，东北有三千万同胞，全中国有四万万人民，有共产党领导，中国不会灭亡的！日寇必须滚出去，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李向山后被飞机送往奉天审讯后杀害（桓仁1936年4月通飞机），去往刑场的路上，日军把他的双手钉在了车厢板上。
王汝起
王汝起，是山东黄县人，黄县是现在的龙口市。今天的龙口是个富裕地方，100多年以前可穷了，所以王汝起18岁那年，全家去了黑龙江省宁安县。
1905年王汝起出生在一个织布工人家里，家里很穷，他没有上学。和前面我们提到的大刀会头领不同，王汝起既不识字，也是穷光蛋。他奋起抗日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认识，他是因为日本鬼子杀了他的父亲才组织红枪会的。
他的能力是在战斗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开始是几十人；然后夺了本村“自卫团”的枪，因为他们不打鬼子（红枪会可不是只有红缨枪，有真枪当然要）；
随后伏击鬼子列车，这一仗名声大噪，四方来投。此战后他的红枪会发展到500多人，王汝起自任“大法师”。
这个大法师，应该就是《黄飞鸿——男儿当自强》里面被痛扁的那个白莲教头目类型。和里面的情节不一样的是，王汝起没有被打死，他投到了周保中的麾下，并就此在抗联中和鬼子战斗一直到牺牲。关于这一点，有一个类似《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这个可是真实的。
故事要先从一场败仗开始讲起。
1932年10月，救国军前方总指挥吴义成计划攻打宁安县城，并任命周保中全权负责。
宁安是个距离铁路只有4华里的县城，有鬼子重兵驻扎，但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周保中手下有2000多人，但来源比较杂，战斗力不均衡。为做到知己知彼，周保中一方面和当地的地下党联系情报，一方面检阅了一下自己的部队。在救国军里，他见到了一支队伍，个个头缠红巾，手持大刀，为首一人二十七八岁，身材魁梧，正是王汝起。周保中见到王汝起之后，曾建议他取下红头巾，因为在战场上太显眼了，不料却被王汝起拒绝了。王汝起的意思是：如果取下红头巾，符就不灵了，刀枪就会入身。
出发前周保中和王汝起又见面了，王汝起当时还不知道军礼，他用大刀会的礼节向周保中行礼，并要求打头阵，誓灭日寇，普度众生。周保中对他说：“战场上可不是逢场做法，要注意隐蔽自己，才能消灭敌人。”可惜事实证明“顽固”的王汝起根本没听进去，好在周保中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午夜十一时，王汝起率领红枪会涉水过牡丹江。人到江心，鬼子开始反击。红枪会个个昂首挺胸，所以伤亡比较严重。王汝起看到有会员被鬼子打到，大声吼叫“那几个人升天去了，不要怕，我们作过法了，刀枪不入，冲啊！”
王汝起在喊刀枪不入，周保中可不敢这么认为。他一方面派地下党带着一支小部队从另外的地方偷偷过江，到鬼子后面打；一方面把机枪调过来压制敌人。很快救国军便掌握了局面，鬼子大限就要到了。
周保中还没来得及高兴，一支原来是土匪的队伍，竟然不顾鬼子就在身边，开始了大肆抢劫，到处乱跑，把歼灭鬼子的任务给忘到了九霄云外。
趁这个机会，鬼子开始反扑。
王汝起的红枪会伤亡惨重，引路的地下党负伤牺牲，周保中自己也中了一弹。看看天快亮了，周保中遂下令撤退。为了不动摇军心，周保中带着卡在自己胫骨和腓骨中间的这颗弹头，一路步行带着部队进了山林，才停下休息。
不取出弹头是不行的。给周保中取弹头就是当时的红枪会大法师王汝起。
王汝起拿过来的不是镊子，而是一把修大车用的老虎钳子，麻药是不可能有的。王汝起身高力大，手起钳落，把弹头给夹了出来。周保中从兜里拿出一把小刀，递给妇女委员老姜（朝鲜族，名字没流传下来），请她用开水煮煮。老姜很奇怪，周保中解释道：“给我把伤口上的烂肉刮刮。”
老姜吓坏了，不敢动。周保中只好解释：不把烂肉刮掉，会发炎的。老姜还是不敢，周保中只好让王汝起继续干。
王汝起二话不说，操刀就上。老姜从蒙上眼睛就没听到周保中惨叫，以为结束了或者周保中昏过去了。放开手一看，王汝起正在刮肉，周保中一声不吭，狂吸他的烟斗，吸完了就装，再装再吸。
刮肉完毕，王汝起长出一口气：“周总指挥忍痛刮肉，胜过关云长。”
周保中冲他苦笑，刮完肉他是真撑不住了。
此役之后，王汝起投入周保中麾下，一直到牺牲。
王汝起加入抗联时，根本不识字。随着职务的提高，为了能够更好的指挥战斗，打仗之余他开始学习文化，两年时间就可以写简单的战斗方案、战果汇总等材料了。
1940年5月21日，王汝起已经担任由第七军改编打得抗联二路军第二支队支队长，王汝起带30多名队员伏击30名兵痞出身的伪警察，头目是伪警察班长赵振江。打死几个伪警察后，王汝起向敌人喊话，让他们只要缴枪，中国人就不打中国人。不料这伙死硬分子，假投降真偷袭，王汝起被敌人机枪打中，负重伤，另有6人牺牲，8人负伤。王汝起被抬离战场20里之后，终因伤重牺牲。
王汝起等牺牲后，因战事紧迫，被草草掩埋。给伪军带路的叛徒王凤林（原抗联七军团长）认出了王汝起的尸体，又有叛徒郑鲁岩（原抗联七军创始人之一）确认，伪军和伪警察为此争功，又有一番闹剧。
伪警察班长赵振江土改时被镇压，叛徒王凤林、郑鲁岩均在日本投降后被处死。
二支队之后由支队政委王效明指挥，继续战斗。1955年，王效明授衔少将。
义勇军“打”掉了日本大佐的将星
著名军史作家萨苏在《小浜大佐为何没能追晋将军》一文中，提到了一个没有追晋一级为少将的阵亡日军大佐小浜氏善。萨苏写道：“这件事，直到查阅日本作家船田繁所著的《蒙尘，小浜大佐传》，才揭开这个谜底。原来，小浜氏善没有得到追晋，原因是他在1936年8月，已经被日本陆军转为预备役，按照日军条例，非现役军官阵亡是得不到追晋的。而小浜之所以转为预备役，原因在于他曾在和义勇军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一条腿屡治不愈，最终日军决定将其提升为大佐后退役。”
文章里提到“在中方记载中，没有击伤小浜的记录”。笔者遍览中方史料，结合日方的记载，试着为小浜氏善被义勇军击伤勾画出一道事实的脉络。
中方史料之中不仅没有击伤小浜的记录，而且难寻名叫“小浜氏善”的日军军官在东北带兵作战的记载，但是史料中实际上有此日军军官的记载的，不过却把他的姓氏写为“小滨”。
“浜”其实是繁体“濱”在日本汉字之中的简化字，而繁体“濱”在中国汉字之中的简化字是“滨”。“濱”在日本汉字之中1932年时是尚未简化的，1932年12月6日陆军省日军战时新闻发表第九二零号，把小浜氏善的姓氏即写成“小濱”，如此在中文文献中留下的记录是“小滨”是很正常的了。
有的文献里“小浜氏善”名字的“氏”也根据谐音记成了“士”。于是，小浜氏善这个姓名在中方记录中就成了“小滨士善”。
黑龙江省一些县的县志，记载了沦陷时期的战事，其中有部分即留下了这个日军中佐军官“小滨士善”的记录。根据这些记载，小浜氏善在1932年11月30日被击伤前，曾是日军侵略的急先锋，曾率部连续进占富锦县、集贤县——
《富锦县志》有记录：“1932年6月，日军小滨司令（名小滨士善，衔中佐）与石井大尉带一个营的兵力四百余人进驻富锦，直接控制富锦的保卫团和商团。”
《集贤县志》也有此记录：“1932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日本侵略军小滨司令（名小滨士善，中佐衔），率日军侵入集贤镇。”
这些记载一般只会是出自伪满时期的宣扬日军攻城略地“战绩”的官方记录和地方志记录。笔者也曾亲睹上述县志依据的部分史料原文，更曾直接看到了1934年伪满政府编的《绥滨县志》，亦有关于这个“驻富友军”的“小滨中佐”出兵富锦县的邻县绥滨县的内容：
（伪满大同元年，即1932年）旧历五月一日，小滨中佐招集信中队长及地方士绅赴富（锦）开治安维持会汉，委信志山为驻绥黑龙江警备独立团团长八月二十三日，（马占山部义勇军）刘斌率部属二百余名，红枪会四十名，占据绥东镇，二十四日早十时小滨中佐遣队讨伐，施以猛烈炮火，激战终日大同二年（1933）旧历正月十八日，驻富友军小滨中佐遣石井大尉带兵讨伐陈大藩，激战三日两夜之久，陈大藩负伤，窜入俄境……
驻富锦县的日军“小滨司令”，在涉及富锦沦陷的中方文章中多有提到，例如——
曾率部反攻富锦县的义勇军将领张锡侯的中尉警卫时英杰，回忆文章中有：
当时有日军小滨司令带关东军大约三四百人在富锦县城内驻防。马占山部义勇军将领刘斌麾下的一名军医，关于刘斌从日军军营的脱险经历的回忆中，有更多记录：
刘军长说，投降派挟制他坐车到了富锦，见了日军小滨司令。小滨对他软硬兼施，颂扬他说：“沿江一带与我作战的没有像你的军队铁军一个样的。”并答应委他为七县警备司令……后传来肇兴镇五军有混乱现象，谣言很多，刘斌借机说，我审回去给他们讲讲话，安抚一下。日军小滨司令思索一番后同意了，绐他一辆小汽车。刘斌回到肇兴镇敷衍一下……过江到了苏联。
（注：按上下文的记叙，此是1933年春节前后的事）
关于富锦县沦陷时县长李海春的文章中也有记载：
（1932年）六月，日军侵占富锦后，日军小滨司令留李海春继续任县长。李以“母亲年迈多病，愿回原籍”为词坚辞。
日军“小滨司令”的劣迹，还出现在一位新中国海军军官的回忆中。
1932年春节时，小滨司令在饶河威逼曾任东北军边防营长孙华堂“当后方警备司令，继续替日军戍边”。不当汉奸的孙华堂带一家人风餐露宿、历经艰辛才逃脱魔掌，逃到了关内。孙华堂的二儿子孙国桢忆起“小滨司令”等日寇的步步紧逼时描述：“仇恨日本侵略者的‘种子’，已深深种在了我的心田。”（孙国桢是“重庆”舰起义领导成员之一，曾长期担任国庆阅兵海军院校方队总教练）
而这个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在侵占了富锦仅仅2个月之后，就受到了中国义勇军张锡侯部的猛烈打击。
这就是地方志资料中记载的“三尊木炮打日本”的事迹——
伪满大同元年（1932年）5月，日军占领佳木斯，原桦川县长张锡侯撤退到宝清，在这里组织抗日民众救国军，宝清人民纷纷参加。以毕振东为首的铁匠工人为救国军制造了三门木炮，参加攻打富锦的事，在宝清城乡传为佳话，广为流传。毕振东，辽宁安东（今丹东）人，在日本工厂里当过徒工，修过鸭绿江大桥，以后逃荒来宝清，因其心灵手巧，会修理机器，被当时宝清油坊雇用为工人，其后，失业在家，靠铁匠手艺维持生活。那时，宝清街里的铁匠工人大多都拜毕为师。同年夏，宝清街铁匠工人为救国军修理和赶制枪械。在救国军司领张锡侯的鼓励下，毕振东为救国军制造了三尊木筒大炮。乌黑的炮身，上披红炮衣，装上炮车上，每尊炮以9匹马牵引。每放一次，装药1斗多，炮声震天震地。三门大炮，分别命名为大将军（也称保国将军），二将军（亦称卫国将军），三将军（亦称护国将军）。
1932年8月底义勇军携带三门木炮猛攻富锦县城。张锡侯的警卫时英杰回忆：
我军刘旅从上街基，张旅从海沟，蔡旅从南岗一齐攻打富锦城，三门木炮装上大药和碎铁向城内轰击。于军退进城内。小滨司令也有些害怕，准备乘船撤走（注：有记载小浜氏善当时已上船逃到富锦县城以西30里的嘎尔当）。不料，有个姓段的给小滨汀电话，说张锡侯军中的炮是木头的，并不是从苏联买的大野炮，不要怕。就这样小滨司令下船组织日伪军进行反攻，机关枪、迫击炮开了花，激战两个来小时，我军弹药所剩无几，无奈撤走。
张锡侯部义勇军敢于以木头炮攻城的壮举，以及日军“小滨司令”小浜氏善的狼狈模样，被当地老百姓的民谣长久记载了下来：
张锡侯，真不善，不怕强敌上前线；大头炮、大铁弹，一次装药一斗半；炮响一股烟，山河打颤颤；小滨司令吓掉魂，一气跑到“嘎尔当”；
张锡侯，真好汉，抗日英雄美名传。
那么，这个带兵驻守着富锦县，曾给义勇军的木头炮“吓掉魂”的日军“小滨司令”——小浜氏善中佐，究竟是在1932年11月的哪一次战斗中给击伤的呢？
萨苏先生的文章曾提到了吉兴的笔供中记录有1932年冬天“七星河打了一仗”的记载。时任伪吉林警备司令吉兴的笔供，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有两份，被提到的是1954年12月5日的那一份：
一九三二年冬，于琛澂部下李毓九带骑步兵四个团，帮凶日寇军饭冢联队作为一支队，在七星河打了一仗，丁超部下损失很大，于十月丁超退守宝清县。十一月伪军追到宝清打一仗，丁超没有抵抗就退走了，向挠利沟子途经义合号被伪军卡住，不能前进，又退回宝清，在山林里抗守，这时伪军帮凶日寇军围攻，丁超不能抵御，缴械投降。
（注：“李毓九”是李毓久之误，李毓久时任伪佳木斯警备司令）
而1954年5月1日吉兴的另一份笔供，则有些细节更明确一些：
到（1932年）冬天，于琛澂在后、饭冢在前作为支队，和李毓九骑、步兵四个团，在七星河打了一仗，使丁超部下损伤很大，十月丁超便退守宝清。十一月李毓九、饭冢率队再前进，到宝清城外，打一仗，丁超部没有抵抗，就退出宝清，饭冢和李毓九就进占宝清。在于琛澂出发同时，饭冢、李毓九分了一部分军队，由富锦出发经挠利沟子向宝清前进。丁超退宝清本想往挠利沟子退却，在半途中知道了日寇已经到义合号卡住，又退川宝清城外，住在山林子里。
其中提到的“在于琛澂出发同时，饭冢、李毓九分了一部分军队，由富锦出发经挠利沟子向宝清前进”是个至关重要的细节。吉兴这一份笔供的多个细节，和1954年6月27日伪满军官佟衡（当时是义勇军军官，投敌后曾任伪满治安部人事科长、军事部少将参谋司长、第一军管区参谋长）
补充笔供互相可以印证。而佟衡的补充笔供，从义勇军的视角，更具体记录了日伪军的进攻情况：
12月日寇由哈绥线和松花江的下江地区行包围的进攻，我由梨树镇后撤到了宝清，这时日寇广濑师团的饭冢支队由佳木斯及富锦二路包围宝清，在七星河附近击破了丁超的孙殿甲旅，向宝清前进。丁超撤出宝清城，并探知由富锦前进的日军已到义和号，就把军队带到宝清北方森林地带内作拒守。此时李杜的军队已由国境线各地入苏联，日寇军队已占领了密山。日寇饭冢支队占了宝清，就派由吉林同来的丁文凯（丁超之侄）持熙洽和广濑师团长的信，劝丁超只要放下武器，一切无事。于是丁超承认军队缴械。12月23日伪满佳木斯警备司令李毓久率步骑兵各一旅也到了宝清，在日寇监视之下把丁超的两个旅和地方民团1500名均缴械就地遣散，把丁超和各高级将领、司令部人员均送佳木斯，由日本军解送到哈尔滨，经广濑师团送至长春交伪满军政部。
值得注意的是，两份笔供在日军分出一路从富锦县出发的细节上是一致的。而“由富锦出发”这一路日军即是驻守富锦的那个“小滨司令”小浜氏善中佐的部队。
根据史料的考证，小浜氏善麾下的一部日军，本是在1933年1月前后时期侵占宝清时，担任另一个方面的任务的：进入宝清东部，堵截丁超部队。
中方的记载一直都称该部日军为“小滨支队”——
查《宝清县志》中的《东北沦陷时期（宝清县境内）战事》有以下的记载：
（1933年）1月4日，日军第10师团派出大佐饭冢朝吾带63联队和一个团伪军，从佳木斯出发，经集贤、兴隆、三道岗，于1月8日击退套河地区的守军，当日晚占领宝清县第二大镇（七）星河镇，9日从（七）星河镇出发踏雪南进，当日晚未遇抵抗即进入宝清街。
另一路日军——驻富锦日军小滨支队受命从富锦出发，乘汽车和雪撬于1月8日抵宝清东部义顺号，从那里再向西南包抄，1月10日至索伦岗、五道岗等地。
《宝清县志》中的《宝清县大事记》亦有以下内容：
1933年
1月4日日军饭冢支队从佳木斯出发向宝清进犯。
8日击溃七星河守军。
1月9日日军占领宝清县城。
1月13日驻富锦日军小滨支队由东部义顺号（大和镇）向宝清进犯，切断丁超退路。
《宝清县志》中的《东北沦陷时期（宝清县境内）武装》是把“饭冢联队”和“小滨支队”分开介绍的：
1、饭冢联队
日本关东军广赖师团（10师团）63联队，队长饭冢朝吾大佐，联队兵员360人，马步混合，主要装备是步枪、轻重机枪、追击炮、山炮等武器。是日本关东军于伪满大同2年（1933年）1月9日侵占宝清的主力部队。是年3月初旬撤离宝清开往佳木斯、依兰等地。
2、小滨支队
日本关东军10师团江防支队，队长小滨士善少佐，200多人，为配合日军63联队攻占宝清，防止丁超部越界或进入挠力沟烟区同烟民合在一起，于伪满大同2年（1933年）1月初旬从驻地富锦出发，乘坐汽车和马爬犁东南行，进入宝清东部义顺号、蛤蟆通、索伦岗地区，堵截丁超部队。1月中旬完成任务后返回驻地富锦。
饭冢和小浜这两支部队的行动情况，《宝清县志》的记载和日方史料《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记载的是一致的：
饭冢支队在佳木斯做好了向宝清出发的准备。（1933年）1月4日晨从该地出发，经太平川、夹心子，集贤镇、兴隆镇前进，途中还进行了宣抚工作。8日击退了占领着七星河镇北端附近阵地之敌并占领了该地。……饭冢支队9日晨从七星河镇出发，踏着积雪南进，当日进入宝清，进行了宣抚工作和搜索了丁超的足迹。
在富锦的小浜部队，从全面情况的需要出发，决定切断宝清——饶河公路，遂以步、机枪各一个小队，山炮、曲射炮各一个分队，乘汽车于1月7日从富锦出发，经同江，8日到达义顺号。搜索的结果，查知丁超的确实住所，和饭冢支队取得联络，于13日迫使丁超向宝清支队本部报到，表明归顺的诚意。部队于14日返回富锦。
那么，小浜氏善是在日伪军吉兴的笔供中记录的1932年冬天“七星河打了一仗”的战斗中给击伤的吗？
大家看了前文，应会注意到，吉兴供述中提到的此次日伪军侵占宝清，在日期上是有误记的（吉兴他回忆的“十月”、“十一月”应是农历的月份，分别大体上对应着1932年的11月和12月——1932年11月1日是农历十月初四，12月1日是农历十一月初四）。比照日方《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记载可知，日军的这一次迫使丁超彻底退出宝清县且投降的进攻，实际上是1933年1月初才发起的事情。
佟衡的补充笔供里提到的日期则更准确一些。他提到的“12月”也是农历的月份。1933年1月18日下午，日军第十师团下令（十师作命甲187号）：
“20日结束这一作战……主力各自回到原驻地”，而“饭冢支队仍继续执行前任务”。于是“饭冢支队仍在宝清，从事处理丁超部的归顾和政治工作，28日到30日之间陆续开往佳木斯”（见《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
而1933年1月18日，农历恰恰是佟衡回忆的“十二月二十三日”，从这一天开始把丁超部“均缴械就地遣散”的情况是符合史实的。
吉兴和佟衡的供述里，日军的这一次迫使丁超彻底退出宝清县且投降的进攻实际上是1933年1月初才发起的事情，此时到小浜氏善于1932年11月30日给击伤已过去了一个多月了。
那么现在需查证的问题即是，迫使丁超投降的这次进攻前，日伪军是否有进犯宝清的军事行动呢？
答案是确实有一次。日伪军曾先后三次进攻宝清县城（即地方文史资料中提到的“日寇侵占宝清县城的三进三出”），第一次即发生在1932年的11月（第二次即是迫使丁超投降的这一次，第三次是1933年9月23日义勇军又一次光复了宝清县城之后的18天）。
1954年5月1日吉兴的那一份笔供，实际上也提到了之前有一次战斗：
一九三二年夏，于琛澂协同日寇第八师团（注：此处吉兴也有误记，实为第十师团）饭冢联队由佳木斯进攻宝清，因道路泥泞，被当地义勇军（丁超的部队）袭击，丢了两门炮，伤了四五十人，就退回去了。
但是吉兴供述中提到的这一次进攻宝清在日期上也同样是有误记的。战斗不是夏天发生的。宝清县的地方史志资料有两段记载。
第一段记录是：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初旬，日军和于征琛（注：应为“于琛澂”）
伪军联合进犯宝清。在飞机轰炸后，日伪军从西门和北门攻进宝清街。
原驻在宝清城里的丁超部队退往东南三不管地区的五道岗。与丁超相反，当时有抗日队“三江”和武术旅，从宝清城的西南和正西两个方向炮轰进城的日伪军。当时“三江”部的大炮不停地射到宝清城的西城边，不断的炮弹爆炸声、吓得进城的日伪军没敢站脚，他们慌慌张张抢夺了一阵，放火烧了于家大楼（现在五金商店地址，是木料结构的二层楼），也烧了一些商店和民房。就在这天晚上，日伪军偷偷摸摸地溜出北门向富锦方向逃窜。这是日寇侵占宝清县城的三进三出的一进一出。
第二段记录是：
伪满大同元年（1932年）11月5日，日军驱使于琛澂伪军首次进犯宝清。先从北方飞来两架敌机，在县城上空盘旋扫射并投掷炸弹，然后于伪军的骑兵从北边十八里方向出现。丁超旅部及其卫队退往挠力河南，28旅残部孙广甲团撤至西山，在那里使用武术旅缴来的迫击炮，向十八里方向的于伪军连续射出数十发炮弹，炸得伪军彷徨不前。后因迫击炮出故障，未能充分发挥效用。但是，义勇军“三江”部的炮击效率却极高，声声炮弹总在敌群中开花。直至夜幕降临之后，于伪军方攻进城内。慌张地抢掠一阵，并放火烧了街内最大的商店于家大楼及42户商民住宅，火光冲天，当日午夜时，伪军溜出北门向富锦方向逃窜。
以上两段记载，虽在描述上略有不同，但是大部分的细节记叙是一致的。需注意的是根据史实看此处的“十一月”也应是农历，宝清县城被一度占领的“十一月五日”，实际上应是1932年12月2日（农历十一月初五）。
（另有《吉林市文史资料》第十八辑《中东路风云：中东铁路护路军司令暨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这样记载了丁超投敌前的情况：“当日伪军向宝清进攻，丁部四面出击取得小胜。1933年1月4日，从佳木斯出发的日本饭冢支队逼近宝清县，宝清外围防守部队全部撤到城内。丁超知日伪军已逼近宝清难以固守，遂撤出宝清，准备经挠力沟撤退，不想挠力沟已被日伪军抢先占领，丁超无路可走。”这一次击退日伪军，即明显是“丁部四面出击取得小胜”的体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