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林放最初是通过上夜校认识，说起来他还是我的老师，正经八百地教过我。1977年，也就是“四人帮”粉碎的第二年，我在郊区的一所夜校上课，林放是教我们作文的语文老师。按说也没比我大几岁，可是因为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过文章，他给人的感觉，写作方面非常有才华。确实很有才华，印象最深的是讲解鲁迅小说，说得头头是道，说得丝丝入扣，让人恍然大悟茅塞顿开，经过他的分析，我们终于明白了什么叫要点，明白了鲁迅的小说好在什么地方，明白了鲁迅为什么要这么写，同时，也开始明白还有哪些不足。
那时候，林放是一所中学的语文代课老师，还不是正式编制。能够谋得这份教职，缘于几年前的“批林批孔”，他一篇批判孔子的文章大出风头，得到有关领导高度赞赏。在夜校也是兼职，很快高考恢复了，这样那样的补习班如雨后春笋，临考前夕，他的作文课人满为患。林放是我见过的命题作文高手中的顶尖人物，他教我们怎么猜题，怎么审题，怎么套题，怎么出奇制胜，怎么让改作文的老师眼睛为之一亮。林放还能写一手好字，在书法上下过功夫，用粉笔在黑板上书写，坐下面的女学生便不住地啧嘴。记得当时有一本油印的作文选集，里面收了他写的二十篇范文，在当年，这本集子就像高考秘籍，足以应付各类可能出现的作文命题。
我和林放一同参加了高考，恰巧又在同一个考场。那时候刚恢复招生，只要是个学校就是考场，就人满为患，有太多的人参加考试，很多届的学生都挤在同一个战场上拼杀。南京天气又非常热，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考生们挥汗如雨，一个个都跟洗桑拿一样。记得考完语文后，灰头土脸湿漉漉地从教室出来，远远看见林放正在那边与人高谈阔论。他伸手招呼我过去，问考得怎么样，问那几个病句是不是都改对了，作文有没有走题。我脑袋晕乎乎的，基本上属于一种中暑状态，甚至都记不清刚考过什么。
结果让人十分意外，林放居然没考上大学。这说明考试貌似相对公平，可是仍然会有人才流失。也许其他科目没考好，也许还有别的原因，譬如政审什么的，反正高考落榜从此成了林放的一个心结，提到了就特别窝火。多少年来，我一直是他举例的对象，为了表明自己的人生不得志，在爆出了一句粗口之后，他常常会很幽默地再补上一句：
“我的学生考上了大学，而我，他的辅导老师，却被无情地拒绝在了大学的门槛之外。”
第二年，林放干脆直接参加研究生考试，不幸地又一次名落孙山。这一次更加冤枉，他进入了复试，是口试，根据那时候的惯例，进入复试的人基本上都会录取，可能他太狂妄了，口出狂言，把人家给狠狠地得罪，弄得考官很不开心，结果就自食恶果。考的是文艺理论，林放只顾自己满嘴跑火车，一个劲儿光知道卖弄，大谈“车别杜”，也就是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或许早就明白口试一定会跟他讨论这个，林放做足了准备，俄国人名字都很长，长长的一大串，他故意跟人家玩深奥，一说起别林斯基，就是“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一提到杜勃罗留波夫，就是“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这样的卖弄很像我们小时候看了电影《列宁在1918》，都喜欢卷着舌头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其实这称呼也是小孩子的想当然，“列宁”只是笔名，列宁的真名应该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在口试中，林放竟然与考官为“车别杜”的排名争论起来，他坚持认为应该把车尔尼雪夫斯基放在别林斯基前面：
“别林斯基确实也不错，不过我还是觉得，他要比车尔尼雪夫斯基略差一点，毕竟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写过一部很著名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有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和没有这样一部长篇小说，显然是不一样的，你说呢？”
林放属于那种在哪儿都有气场的人物，在什么地方都能反客为主。考官的脸当场气绿了，据说这家伙曾正经八百地学过俄语，开口闭口全是别林斯基语录，动不动就是“艺术是形象思维”，文学人物是“熟悉的陌生人”，可硬是被林放的狂妄吓得不敢开口。眼前的这位考生完全忘记了身在何处，根本不把他这个考官当回事，是可忍，孰不可忍，最后，忍无可忍的考官总算想到一句别林斯基的名言，可以用来回击林放，可以很好地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不好的书告诉你错误的概念，使无知者变得更无知。’别林斯基的这句话太好了，我想它是可以击中一个人的要害的。”
林放意识到不妥的时候，事态实际上已无法挽回。他注意到了考官脸上的不屑，突然想到自己命运还掌握在这个迂腐的家伙手里。醒悟也来不及了，林放遇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已经被击中了要害，考场上的过分张扬让他付出了沉重代价，嘴上讨得的便宜最后让他吃了大亏，临了，他是唯一一位复试被淘汰的考生。教训很深刻，代价很惨重，这件事对林放的打击不大也不小，说不大，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就算被录取了，跟着这样的导师学习也是无趣。说不小，是因为工作还没有正式落实，他仍然还是工人编制，仍然还是“以工代干”的职校兼职老师。如果被大学录取，这一切问题就都不再是问题。
差不多是在同时期，林放开始狂写小说，如痴如醉，连续不断地向本地的几家文学刊物投稿，一次次被退稿。接着，他又向北京的《人民文学》和上海的《上海文学》轮番发动进攻。《上海文学》没有理睬林放，《人民文学》却在退了几次稿子后，刊用他的一篇小说，而且是放在头条位置上隆重推出。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大事，非常引人注目，非常轰动，从此林放在文坛上便有了点声势，所谓一登龙门，立刻身价百倍，毕竟《人民文学》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刊物，人们不得不刮目相看。在我认识的一批文学青年中，林放是那种多才多艺的人，能写一手很不错的毛笔字，会拉几下二胡，还会画画，新诗旧诗都能来几句，现在《人民文学》又发表了小说，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越发高大起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文学成了最大时髦。因为进了中文系，因为赶上了文学热，我免不了也跟着瞎起哄，追随班上同学一起学习写小说，写了便向林放征求意见。说老实话，林放不仅是我的语文老师，辅导我如何顺利地通过高考，他还教我怎样写小说。是林放最先发现了我的写作才能，记得当时大学校刊拒绝刊登我的一篇小说，弄得你很没面子，让人垂头丧气，他听说后哈哈大笑，鼓励我不要灰心，不要被这种微不足道的退稿击倒。他说这其实是个非常好的开端，你要用这个来励志，要把这事当作起点，要用你的实力来证明自己，要让有些人明白，要让他们明白当初的拒绝是多么愚蠢。
转眼进入八十年代，文学变得更加疯狂，一时间工农兵学商，好像所有的人都在看小说写小说。市面上给人介绍对象，有一句重要的广告词就是“喜欢文学”，喜欢不喜欢小说成了文化标签，只要能发个文章就会引起异性注意，只要办文学刊物就会畅销，只要是个文学讲座就会有人抢座位。林放周围聚集了一帮喜欢写作的文友，我们志同道合，一起写诗，写小说，我和林放关系也开始变得微妙起来。他不允许我再称他为林老师，觉得这样的称呼过于见外，有些生分，不足以反映我们之间的交情。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有一段时候，他正狂追李明霞，考虑到她比我还小两个月，称呼老师把他喊老了，为了使自己听上去更年轻一些，为了拉近距离，他竟然放下身段，很认真地对我说：
“从今天开始，要是敢在李明霞面前再喊我一声林老师，我立刻跟你翻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