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听罢，不由得怒气填胸，手指白云山，高声说道：“好你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如此胆大妄为！不要以为你们占据了白云山就可以任意胡来了，我一样可以打得你们落花流水！”
应邀来赴宴的高级将领们一个个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大家都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纷纷要孙中山早早作出决策，不要给陈炯明以可乘之机。
孙中山在室中来回踱了几步，毅然决定地说：“现在看起来，广州的事情，陈炯明仍是关键，我就不相信，他陈炯明敢于背叛我！既然他不来广州，我就去惠州，当面问问他，他陈炯明到底还革命不革命，他陈炯明当年的革命誓言还算数不算数！他必须下令叫叶举退出广州，还必须立即释放廖仲恺！”
孙中山怒不可遏，立即就要动身去惠州，这时，直辖警备司令姚雨平走上前来说：“大总统，您不能去冒这个险，陈炯明与我是老朋友了，我们从广州起义时起就在一起并肩作战，共事多年，请先让我去一趟惠州，促他悔过，同时也可查看一下他最近的动态，回来再向您报告。”孙中山见姚雨平肯去惠州，便对姚说：“你去了惠州，见了竟存，只叫他立刻来广州见我！”
6月15日，姚雨平来到惠州，卫士向陈炯明通报说，直辖警备司令姚雨平求见。陈炯明闻报，对自己的秘书陈鹤年说：“说客来也，看我怎么糊弄他！”一面对外面大声说：“请姚司令在客厅小坐片刻，我马上就到！”
不一会，陈炯明满面春风地从室内走了出来，极其亲热地拉住姚雨平的手，互道寒暄，寒暄过后，不等姚雨平说话便大声地说：“与兄一别多年，现在正是西湖好景，你我何不去湖中垂钓，你知道我这段时间以来，隐居西湖，过着不闻世事的生活，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回想起来，过去那么多年南北征战，出生入死，实在是苦不堪言！哪知隐居有如此多的乐趣，真是前半生虚度了青春！”
钓鱼时，姚雨平几次试图劝陈炯明说服叶举，不要做背叛革命的蠢事，请陈炯明到广州去和孙中山共商北伐大计。陈炯明总是装聋作哑，推作听不懂姚雨平的话。姚雨平知道再要多说，也只是空费口舌，留下一首诗后，愤然而去。
姚雨平去后，陈炯明拿起了姚雨平写的诗读了起来：百花洲上影模糊，不听嘤鸣听鹧鸪。铁像何如铜像好，凭君点缀此西湖。
姚雨平的这首诗里用了几个典故，嘤鸣是用的《诗经》里的两句诗：“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是在告诫陈炯明，要听听老朋友的话，老朋友是不会害你的。而鹧鸪的叫声仿佛是“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这是在暗中警告陈炯明，背叛革命是要不得的，如果不听老朋友的话是要失败的。而铁像和铜像的比喻则更加明显：宋朝的秦桧卖国投敌，结果身后被人们在杭州西湖铸了个铁像，千年万代被人唾骂，而民族英雄岳飞则被后人树立了铜像，千秋万代受人敬仰。
陈炯明看了这首诗，气得火冒三丈，诗中分明是在说自己不会成功，并且还会遗臭万年，就三把两把撕碎了姚雨平的这首七绝诗。
下午，叶举在郑仙祠召开军事会议，特意向自己的部下出示了陈炯明的手令，给部下们壮胆，布置炮轰总统府的行动。叶举说：“民贼（指孙中山）不除，国无宁日。”又说：“今天的会是为民请命的会，是共除民贼的会！”会议决定6月16日凌晨3时进攻总统府，不论是普通士兵还是军官，凡是捉住孙中山者，赏大洋二十万元。
下午5点，罗翼群向孙中山报告了叶举召开军事会议的消息，说是要攻打总统府，孙中山不相信：“我明天就要回韶关大本营去，直到刚才，竟存还和我有电报往返，表示他愿意支持北伐，叶举怎敢不听竟存的命令？”
不一会，陈策又用电话向孙中山报告陈炯明叛变的消息，孙中山干脆告诉他，这些话只是外间的一些谣言，不可轻信，以免乱了我们的军心。”
晚饭后，陈少白来向孙中山报告：“陈炯明今晚真的要发动叛乱了，请大总统及时离开总统府！”孙中山还是不肯相信：“有我在，竟存不敢造反！”晚上10时左右，警卫团战士李洁之的老乡何云生来了，何对李说：“不好了，我部的统领罗献祥已经下了命令，明天早上我们的部队就要围攻总统府，通电请孙大总统下野，我们都下达了作战任务，还发了识别带子，禁止士兵外出，我是撒谎说出来大便才溜了出来，你们要赶快作好准备呀！”
深夜11时，陈策、魏邦平一齐打电话告诉孙中山，陈炯明谋叛已经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了，请大总统立即离开总统府！孙中山这时已经不光是愤怒，而是有点悲怆了：“我不管陈炯明是否叛变，我就是不离开总统府，我只知道为国家谋利益，陈炯明为什么要谋反？！”许久，总统府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大本营运输队长陆志云匆匆赶来向孙中山报告陈炯明的叛变消息，并且连叛军的口令部搞清楚了，是“食饱饭、杀民贼”。大总统再要不走就怕来不及了。
孙中山这时变得更加慷慨激昂了：“我就是不走，我是大总统，不能擅离职守，我被叛逆所害，正是我为国捐躯的时候。如果陈炯明敢于叛变，那全国人民都可以共同讨伐他，他就会身败名裂，遗臭万年！我如果这时候因害怕叛军而逃走，那就玷污了我们的国家！”
到了凌晨2时，在总统府的粤秀楼上已经能听到叛军的集合号声了，卫士们一齐来劝孙中山赶快离开总统府。孙中山就是不愿意，马湘和黄惠龙叫来几个人，强行给孙中山换上了一件白布长衫，戴上一副墨镜，提着一个药箱，装扮成医生的模样，两个卫士一边一个挽起孙中山的手，挟着他出去。
孙中山只得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转身回到卧室，喊宋庆龄一起走。宋庆龄在睡梦中被惊醒，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孙中山对她说：“陈炯明已经正式叛变了，我现在必须到军舰上去，到那里指挥平叛战斗，你快起来和我一起去！”宋庆龄一边急着穿衣服，一边对卫士马湘、黄惠龙等人说：“你们快扶着大总统先走，我随后就来！”孙中山坚持要宋庆龄和他一道走，宋庆龄果断地说：“不，我和你一起走，目标太大，容易被叛军发现，再说我已经有了身孕，行动不方便，你还是一个人先走吧！”
孙中山还要坚持等宋庆龄一起走，宋庆龄说，“不！还是你先和卫士们走，我一个人好走。再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但是不能没有先生，请你赶快走！”
在宋庆龄和卫士的一再催促下，孙中山不得不先走一步。临行时，孙中山对宋庆龄交代：“我到了军舰上后，就放三声大炮，你听到大炮的声音，就知道我已经脱险了。”
重围脱困
孙中山离开宋庆龄，卫士马湘、黄惠龙要求随行保卫，孙中山对他们说：
“你们不要跟我走，留下来保卫总统府，什么危险我都不怕，再说我也有脱困的方法。你们一定要坚守粤秀楼，明天我要是没有消息，马湘你就领夫人先到你的家中躲避一下。”孙中山交代完，便带着秘书林直勉和林树巍二人，悄悄地离开了粤秀楼，不一会儿，便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
这当儿，正是黎明前的黑暗，孙中山一行人不慌不忙地走在大街上，孙中山是一副医生的打扮，穿一身白色的长衫，戴一副墨晶眼镜，左手提着一只小医药箱，右手还拿着一根黑色的拐杖。
大街上，到处是叛军的岗哨，孙中山和林直勉等人走到爱惠路的时候，忽听得前面一声大喝：“站住，干什么的！”
林直勉沉住气，走上前去说：“老总，我的母亲忽然生了病，半夜里天太黑，送医院不方便，便请了个医生，请您行行好，让我们过去吧。”
叛军的岗哨看了看孙中山，果然是个医生模样的人，还提着个药箱子，便不再怀疑，挥挥手，让他们走了过去。
走了不远，眼看就要到海军驻防的地带了，刚想松一口气，又遇到了一大队叛军，堵住了去路。林直勉轻轻地拉住孙中山的衣服，躲到一边，探头往四面看了看，正好从马路的另一头过来一二十辆手推车，孙中山等人便乘机夹到小车队伍中，从容不迫地从叛军的面前走了过去，也没有引起叛军的注意。
来到靖海路口，孙中山和林直勉等人雇了一只小船，划到了海珠海军司令部，再改乘小电动船登上了停泊在白鹅潭的军舰宝璧号，这才算是安然脱险。
上了船，林直勉和林树巍长长地透了一口气，一摸身上，已经汗流侠背。孙中山立即招呼：“快快鸣放大炮三响！”“轰--轰--轰--”
大炮三声震天轰响了起来，正在粤秀楼上静静等候消息的宋庆龄高兴得跳了起来：“先生脱险了，先生脱险了！”
孙中山脱险的消息立刻传遍了粤秀楼的每一个角落，卫士们都高兴得露出了笑容，大家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霎时间，连大战在即，流血牺牲的危险都忘记了。
凌晨3时，陈炯明的叛军开始了全面行动，叛军占据了制高点，居高临下地对着总统府开枪开炮，呼啸的枪炮声中夹杂着叛军的嘶哑的嚎叫：“打死孙文，打死孙文！”粤秀楼的卫士们一个个怒气填胸、奋起反击，一直打到天亮，叛军在粤秀楼前丢下了三四百具尸体。
到了白天，战斗进行得更为激烈，叛军由于视线清楚，用山炮轰击粤秀楼，用机枪扫射，卫士们的子弹都快打光了。
在总统府和粤秀楼之间，是用天桥接通的，两边都有卫士守卫，为了集中兵力，团长陈可钰决定，把守卫天桥的卫士和守卫粤秀楼的卫士集中起来，退守总统府，命令马湘快到粤秀楼去请宋庆龄来总统府。
马湘和守卫粤秀楼的卫士们一齐拥着宋庆龄借着天桥上的护板、躬着腰从天桥上向总统府撤退。叛军见天桥上有人，立即大声喊叫着对天桥上开枪开炮，好几次，子弹呼啸着从宋庆龄的鬓发上擦了过去。好不容易走过了天桥，进了总统府，刚刚坐下来，只听得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一发炮弹击中了粤秀楼，大家都为刚才能及时跑出来而捏了一把汗。火车去上海，可是恰巧京沪铁路中断，只得改乘日本的“上海丸”轮，绕道日本后再去天津。12月4日，当孙中山乘日本“北岭丸”到达天津时，两万多群众自动集合到码头上热烈欢迎孙中山。
从离开广州北上开始，孙中山就感到身体不适，从日本到天津，轮船一路颠簸，孙中山的肝病开始发作了，可是，面对天津几万欢迎的群众，孙中山依然坚持步行，并且频频向欢迎的群众挥帽致意。当天下午，孙中山就带病去看望了张作霖，和张作霖谈了两个多小时，回到住处之后，当晚便肝病大发作，痛得浑身颤抖，医生嘱咐孙中山必须卧床休息。
第二天，关外大帅张作霖开了二十多辆汽车，率领一百多名卫士，到孙中山住的张家花园回拜孙中山。孙中山在病榻上接见了张作霖，张对孙中山说：“我决心追随先生，愿作先生的卫队长。不过先生的主张中，有不妥之处，那就是反对外国列强这一说法，只要孙先生放弃这一主张，我愿意代替你向外国人疏通感情，使外国人同情我们，支持我们。”孙中山见张作霖就是这么个主张，非常生气，现在他才知道，军阀们是靠不住的，他对张作霖也彻底失望了，便推说病痛，不发一言，不理张作霖。
就在孙中山北上到达天津时，北京的政局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段祺瑞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他对外国人丝毫不敢得罪，急切地向外国人表示：自己的政府是“外崇国信”的，对历年来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律是承认的，并表示准备召开善后会议来解决这些国际问题。
对段祺瑞的媚外政策，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表示反对。中国共产党人第四次发表了关于时局的主张，表示支持孙中山的召开国民会议的做法，反对所谓的“善后会议”。中国共产党的主马湘和黄惠龙二人扶着宋庆龄还在小巷子里寻找安身之所，可是不巧却走到了一条死胡同里来了，宋庆龄已经是一个有了身孕的妇女，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也不知道跑了多少路，实在是走不动了，没办法，找到一家虚掩着门户的人家，轻轻推开门，见里面没有人，便走了进去。
马湘和黄惠龙先把宋庆龄扶进内室去休息，然后把军服脱下来，裹着手枪投进了井里，坐在客厅里休息。
不一会，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走进门来，见有人竟然不打招呼也没经过自己同意就坐在自己家的屋子里，顿时大为光火，高声斥问他们是什么人。
马湘只得陪着笑脸，解释说，自己陪姑母到街上去买点东西，不巧碰上了军队打仗，吓得不敢上街，也不敢回去，只好先在这里躲一下，请老人家千万行个方便。一面说着话，宋庆龄也从里屋走了出来。
老妇人见到宋庆龄长像和蔼，面貌俊秀，有了几分好感，怒气消了一点，但还是坚持要他门赶快离开。她还说：“我儿子是熊略军长部下的连长，你们再不走，等他回来，我跟他一说，你们想走都走不掉！”
听了这个老妇人的话，宋庆龄一阵急，忽觉得腹痛如刀搅，遍身大汗淋漓，顿时便昏了过去。二姐马上上来扶着宋庆龄到房里去躺下，二姐心里明白，这是要流产的征兆。
马湘和黄惠龙正在手足无措的时候，忽听得一阵紧急的打门声，老妇人一边咕哝着一边去开门，马湘和黄惠龙则拉开架势，准备万一不行就要搏斗，拼着死也不能让宋庆龄给叛军抓去。
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他看到家里来了好几个外人，一点也不惊讶，旁若无人地向里面走去。马湘迎上去把刚才和老太太说的话又说了一遍。这个年轻的军官倒还和善，把宋庆龄等人上下打量了一番，见宋庆龄似乎病得不轻，便和颜悦色地说：“这位夫人病得厉害，快请扶她到里面去休息吧。”
马湘便和这位军官攀谈一起来，原来这位军官姓朱，也是个早就投身革命的青年军人，他对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也十分不满，前几天借故说送妻子去乡下养病，今天才回来。马湘见这位军人很有正义感，便大着胆子想请他送自己出去。
马湘说：“朱连长，我们住在四牌楼，早上上街，被乱军冲到这里，现在也不知道能不能回得去，能不能劳驾您给指一条路或是送我们一程？”
朱连长爽快地回答：“可以，这里正好是我们的防区，我送你们出去，要不然你们今天是很难出得去的。”
听了朱连长的话，大家喜出望外，迅速地收拾了一下，便跟随着朱连长走出了大门，走完了小巷，很快就走出了乱军区。马湘这才对朱连长道：“朱连长，真是太感谢您了，您军务在身，不劳远送，请您即回吧。”
大家道别后，马湘对宋庆龄说：“刚才真是险！总算过来了。”宋庆龄说：“暂时还不能说是脱离了险境，还要小心才是！”
在一个街口，宋庆龄捡了一只菜篮子，放了一些蔬菜在里面，打扮成妇女上街买菜的模样。又过了一个街口，气氛忽然紧张起来，到处是叛军的队伍在巡逻，搜查躲闪不安的过往行人。宋庆龄对马湘和黄惠龙二人说：“不要紧张，我们就冒充是为朱连长家办喜事去买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