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这次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两个因素：“人气”和“天气”。所谓“人气”，就是指各个阶层对改革的配合和支持程度；所谓“天气”，就是天气变化对我国农业的影响程度。虽然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两个因素确实对改革的成功与否将产生重大的影响。从历史上来看，农业是否丰收，关系到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甚至温饱问题，我们是世界最大的人口大国，一旦农业出现歉收特别是严重歉收，粮食供应就会变得很紧张，就会动摇整个经济的基础，于是就有了“无粮不稳”的说法。从建国到1978年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最初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问题进行的，虽然这与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导人决策以及管理体制密切有关，但是农业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大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1978年后农业的丰歉也对其他改革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最近三年，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创造了我国历史最好的水平，目前粮食、蔬菜供应都很充足，粮食库存量也很大，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为这次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和条件。但是对此不能太乐观，因为虽然粮食库存量很大，但是我国人口也很大，人均库存量就很小，而且目前有部分库存粮食由于质量差、保存不好，几乎难以转化为食物，因此，当出现大灾难，前者也不可能对后者支持很长的时间。今年头几个月，我国各地的自然气象形势对今年的农业生产很不利，目前我国出现大面积的北旱南涝，对冬季作物的生长和春播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东北三省是我国最大的粮仓，它们与内蒙古受旱最严重，江苏、安徽、湖南和湖北等农业大省一开春便遇到了比正常年份提前三个月降临的水灾和冰冻。与此同时，务农收益仍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高，因此今年农民务农积极性还不很好，因此预计今年农业生产前景特别是粮食和棉花的生产前景并不会很乐观。这一点无疑会对行政机构改革的顺利推进产生消极影响，但是如果今年农业歉收不严重，那么对行政机构改革不会产生很不利的影响。
与“天气”相比，“人气”对行政机构改革的影响更大、更关键c我们仍认为，行政机构改革的成功与否直接取决于人心向背和全社会的支持、配合与否。从目前的社会舆论来看，大多数人对这次行政机构改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但人民代表对《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的通过给予前所未有的热烈掌声，表示最大的支持和欢迎，不但老百姓很欢迎这样的改革，而且连许多面临着机构改革而需要分流的公务员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赞成和理解。国际舆论对我国这次机构改革的评价非常之高，许多国家给予了各种各样的支持。由此可见，从“人气”上看，这次行政机构改革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支持。但是这次行政机构改革需要三年时间，是一个长过程，那么在这三年的时间里能否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更是此次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们对一件新鲜事物的支持热情和信任会随着时间的推进，反而会出现不断淡化和减弱的趋势，对行政机构的改革也是如此，面临着时间成本问题。如果要社会对行政机构改革保持长久和持续的支持和信任，一方面不要使改革脱离原来的设计和承诺，另一方面还与行政机构改革如何补偿那些受到改革影响甚至损害的人们的利益这一问题密切相关。以上两方面对这次行政机构改革来说是一个矛盾体，协调起来比较难，很有可能成为这次改革的一大风险。过去的几次改革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与没有协调好这两方面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
这次机构改革的二个重要方面是将400万公务员从机关中分流出来，重新安置他们的工作。如果目前我国只有这400万公务员等待重新安置和再就业而不存在其他人口的再就业问题，那么对我国来说是很简单的事，这次机构改革也就没什么很大的风险。
但是，现在的情况偏偏相反，我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严峻的再就业形势。今年不仅仅是机构改革年，也是国有企业改革攻坚年。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的加快将会使下岗职工的数量不断增加，去年因国有企业改革与一些企业亏损倒闭而下岗的职工高达1125万多，比前年新增了500多万，其中有788万属于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今年企业下岗工人的人数将有增无减，预计到年底下岗职工将达到1500多万。党中央还提出了今后三年要完成裁军50万官兵的计划，这50万官兵中至少有20多万属于转业军人范畴，需要政府给予安排就业，以前他们大多被安排在各级政府机构和国有单位，而现在国有单位特别是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都在精简机构和裁减人员，不可能再接受新人员。每年上百万大学毕业生也需要就业安排。目前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已经高达3.2%，失业人员绝对数在700万人以上。农村还有1.5亿以上的剩余劳动力还没考虑进去。总之，我国目前的下岗人员和失业人员的队伍中社会成分多种多样，“工农商学兵干”应有俱有，甚至连原来是部长、副部长的高干都有，正如社会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所表达的：“下岗部长一走廊，下岗司局长一礼堂，下岗处长一广场”；更有风趣的补充是：“这里的走廊是人民大会堂走廊，这里的礼堂是人民大会堂，这里的广场是天安门广场”。
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形势对安置如此众多的下岗人员和失业者都很不利。从去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风波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是一大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考虑到避免金融风波对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影响，我国坚持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但对我国外贸将产生不利的影响，今年头几个月我国外贸额增长速度明显放慢。
而我国已经是世界第十大外贸国之一，外贸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已经具有很大的作用，外贸的好坏对我国新增就业也有很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我国国内经济需求出现疲软现象，大部分商品供过于求，只有很少部分商品（估计只占6%左右）供不应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显露，由于市场发育不足、管理体制不完善、旧有的住房制度没有最后解决等等原因，房地产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完全确立，经济结构调整没有到位，许多供过于求的投资建设项目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理。过去一直是就业机会增加最快的乡镇企业目前也很不景气，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已经很有限。
这种“工农商学兵和干部齐下岗”以及不乐观、不景气的经济环境增加了分流、安置400万下岗干部的困难。虽然相比较而言，下岗干部不论是在知识、社会关系、能力和经验等方面都比其他下岗人员具有更多的优势和更大的竞争能力，但是他们对工种却更为挑剔，从而限制了他们的再就业范围，增加了他们再就业的困难。虽然这次机构改革并不是以分流400万公务员为最终目标，但是如果分流不能顺利实现，那么就会影响机构改革的成功。
也许最终能安置分流出来的所有公务员，但是时间将会比原先预计的长得多，时间一延长，将会增加改革的经济成本、机会成本和信任成本，反过来影响机构改革的预计目标的实现。如果在政府承诺的时间内分流出来的公务员得不到有效的安排，他们就会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如果平和点，他们会找政府讨个说法，极端点，则会上街游行示威，以示不满。大多数被分流出来的公务员都具有丰富的组织、领导经验和才能，一旦他们参与到反对政府的社会群体之中，对社会稳定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政府机构改革的效益，甚至导致行政机构改革的后退。
行政机构改革是否成功，还与行政机构改革的目标、职能和功能设计密切相关，换句话说，这次行政机构改革的另一大风险来自行政改革设计本身。从这次机构改革设计上，我们不难发现，它的最大目的是通过分流人员、裁减机构、重组职能，以提高行政能力，但是这种设计却没有考虑到政府作用的有效性问题。在我们看来，现有政府机构的问题不仅仅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作风等问题，而且还有透明度不够、随意性大、满足社会需求能力差等问题。这次行政改革主要还是针对前一个问题，前一个问题的解决固然会有助于缓解后一个问题，但是两者并不是等同的。“一个更为精明强干的政府可以是有效性更高的政府，但是有效性与精明强干并不是一回事，精明强干在指国家时，是指有效地实施并推动集体行动的能力，它包括法律与秩序、公共卫生以及基础设施等。有效性是指利用这些能力以满足社会对这些物品需求的结果。一个政府也许精明强干，但是如果这种能力不是用于社会利益上，那么它就不是很有效的。”
建立一个运作高效、办事有力的政府固然重要，但是建立一个有效满足社会对法律、秩序、公共服务需求的政府至少也是与前者一样重要。达到前者，并不等于达到后者，据此，我们认为，这次行政改革尽管力度很大，仍然没有完成改革任务，也就是说这次改革方案正如罗干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对《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所作的说明所表明的，这个改革方案仍是过渡性方案。如果这次改革增强了政府的办事能力和运作效率，但是这种能力没有应用到人民所关心的、所需要的事情上去，那么结果将会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反过来说明这次改革并不成功。因此，衡量这次行政改革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应该是，政府是否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以及是否与人民达到更好的合作关系。
当前，社会要求政府依法行政的呼声非常之高，这是因为：政府官员腐败问题日趋严重，政府部门的利益越来越明显，政府决策不合理造成社会资源严重浪费的现象非常普遍，对政府的监督缺乏制度和力度等等问题。政府只有依法行政，只有公开接受人民的监督，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和配合，也才能有效地避免决策上的失误，纠正日趋恶化的社会风气。但是，这次机构改革没有直接地将依法行政作为一个重要的改革目标提出来。政府依法行政，包括出台一部行政组织法以及建立健全有力的监督机制：通过行政组织法，严格地限定各级政府以及政府各部门的职权范围，并规定其行使职权的法律程序；通过真正的监督机制，督导政府官员依法行政的行为，并对偏离法律轨道的行为进行严厉、规范和有效的惩处。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日益蔓延和恶化的官员腐败现象。正如世界银行在1997年发表的《变革世界中的政府》这一报告中所指出的：“公共部门活力的任何有效战略，其主要因素是通过缩减随意性的权力来减少腐败机会。减少对外贸的控制政策、取消私人企业投资于产业的准入障碍，并以能保证竞争的方式使国有企业私有化——所有这些都可以扼制腐败。……在腐败现象已根深蒂固时，就必须采取更激烈的行动根除它。这些行动将主要致力于有力地监督官员的行为——其方式既通过正式的机构也通过居民个人——并依法惩罚违法犯罪人员。香港的廉政公署是这种方法的成功范例。”
如何真正地倾听人民的呼声、如何真正地吸收人民的意见以及如何真正地办人民想办的事业，政府就要考虑如何通过改革与人民建立一种良好的合作机制。人民的支持是政府改革顺利进行和成功的最基本前提，如果与人民有了一种良好的合作机制，那么即使政府一时陷入困境或一时难以完全满足人民的需要，也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度过各种难关。这次行政机构改革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赢得了人民的广泛支持：减员增效、削减财政开支以及调整职能。但是，这种支持能否持久，还依靠政府今后能否与人民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因此，在现在开始的改革基础上，下一步的改革要在这样几方面有所作为：第一，加快司法、立法的真正独立，司法部门只有对人民负责，而不对政府负责，接受人民的委托，对政府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第二，加快各级政府要员的直选进程，一方面使他们接受选民的直接考核，让真正有能力、能为人民负责、具有优良品质的人进入政府领导岗位，另一方面使各级领导意识到自己的权力真正是人民给予的，如果行使权力不当，将会遭到人民的真正弹劾。第三，增加施政的透明度，让社会各界更多地参与到施政措施和纲领的讨论中去，一方面有利于施政措施和纲领更好地吸收公民的意见，真正反映社会的要求和现实，另一方面使其措施和纲领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人民的理解和自觉配合，将获得更好的实施效果。第四，加强传媒的舆论监督。
总之，我们对行政机构改革的理解不仅仅限于局部的改革、局部职能的调整和局部目标的实现，而是行政机构的整体改革、全部职能的调整和整体系统的优化。如果达不到整体效果，那么我们认为这样的行政机构改革并不是成功的改革，就有可能像以前几次改革一样，结果仍是“改革——精简——膨胀——再改革——再精简——再膨胀”的不良循环。正是从这一理解上，我们认为，此次行政改革还面临着来自改革设计本身是否合理的风险，特别是由于这次改革设计涉及到如何构筑和建立与人民长期合作的良好合作机制，从而对这次改革的成功提出考验和挑战。成功的改革设计者和决策者现在应该要着手考虑这个“过渡方案”以后的改革方案，彻底冲出长期困扰我国行政机构改革的那种不良循环圈。
总而言之，我国行政机构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需要，非改革不可，不改就没有出路，不改革就难以带领中华民族更好地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当然任何改革都是有失败的风险的，关键在于改革的决策者能否有效地了解到各种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制定出有效化解风险的各种应对措施和配套方案。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政府在坚决地推进行政机构改革的同时，需要做好这样几方面的制度建设和政策安排：第一，尽快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至少能长期有效地保障下岗工人和分流干部的生存，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更好地配合各项改革。第二，培育健全的劳动力和人才市场，消除限制社会流动的不合理障碍（比如限制跨地区流动的户籍障碍、社会保障障碍和教育障碍等等），提高下岗工人和分流干部的自找工作的机会、能力和积极性。第三，提高安置和分流过程中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一方面实事求是地使被安置和分流对象了解到政府、国家和社会的困难，使他们同情政府的难处，从心理和行动上配合政府，另一方面严格杜绝一切不正当的行为，给他们一个公平、自由竞争的机会，如果他们意识到确实是自己能力不行而不是机会没有的问题，他们就会比较容易接受现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撒手不管，政府还要帮助他们提高技能，重新找到工作，但是这种情况就能使他们支持政府的举措。第四，建立有效的社会风险监测和预警网络，及时迅速地对社会情况做出敏捷的反映，制定相应的对策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