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1927年春，阎锡山还收编了国民军第三军。1926年1月，国民军在直鲁联军反攻下退守包头后，军长孙岳患病修养，参谋长徐永昌受孙之托，代理军长职务。徐永昌是山西崞县人，加上段祺瑞对他说：“阎锡山为人稳健，在国内外有些声望，大有前途”，遂通过阎的炮兵司令周玳引荐，于1927年2月在太原与阎见面。徐永昌当初曾将樊钟秀、胡景翼攻打山西的计划转告给了阎锡山，使阎预作准备，击退樊军，所以阎对徐早怀好感。阎有“相见恨晚”之意，而徐则表示愿为阎之“前驱”。因此，4月俩人第二次会面，经过一番磋商后，徐即将其第三军的两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炮兵团及1个独立炮兵团，由驻地包头出发，经碛口渡河入晋，归于阎锡山的晋绥军。第三军的加入，更增加了阎锡山的军事实力。
在此情况下，阎锡山于1927年北伐战争开始之前，又进行了第三次扩军，将原有师的编制，一律扩充为军。扩充后的部队番号及主官情况如下：
第一军，军长商震，所辖之第一、第三师师长分别是李培基、杨士元；
第二军，军长杨爱源，所辖之第二、第六师师长分别是赵承绶、孙楚；
第三军，军长徐永昌，暂时保留原有番号，辖黄胪初、黄德馨两个步兵旅，吕汝骥一个骑兵旅，梁鉴堂一个炮兵团；
第四军，军长谢濂，所辖第四、第十师师长分别是傅作义、卢丰年；
第五军，军长傅汝钧，所辖第五、第十六师师长分别是傅汝钧（兼）、吴藻华；
第六军，军长傅存怀，所辖第十一师、十三师师长分别是杨效欧、丰玉玺；
第七军，军长（缺），副军长张荫梧，所辖之第十四师、十五师师长分别是李服赝、李生达；
第八军，军长谭庆林，所辖骑三师、骑六师师长分别是孙长胜、杨兆林；
炮兵司令周玳，仍辖八个炮兵团；
手榴弹旅，旅长张振万，仍辖两个团；
第十七师，师长孟兴富，归总部直属；
警卫旅，旅长杜春沂，归总部直属。
经过第三次扩军，晋绥军增至13万余人，这还不包括未列入正规编制的被收编的冀南陈光斗、刘桂堂，冀东张赝芳、山东范澄秋等部队。因此，在北伐战争前，晋绥军已成为一支在国内颇具规模且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
阎锡山在不断扩充军队数量的同时，为提高其部队的素质并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还在培养军事干部和发展军事工业方面苦心经营，作了不懈的努力。
在培养军事干部方面。为训练下级干部，于1918年初成立了“学兵团干部训练队”，由第一混成旅旅长商震负责，要求每个团都附设一个学兵队，以提高下级干部指挥和统驭能力。1919年6月，阎锡山又在学兵团干部训练队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山西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干部学校“学兵团”，以步兵第九团的名义呈报北京政府陆军部，编制为一个正规步兵团1200人的编制。“学兵团”以荣鸿胪为团长，学员从大同、临汾、潞安、太原四地招收，要具有高小毕业或相当于此文化程度者。学兵享受步兵待遇，既学国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等普通课，又学军事课。阎锡山与其他高级军政人员常到学兵团讲话，进行精神教育，希望他们学好文化知识，掌握军事技术，“以便将来担负全省‘保境安民’的重大任务”。学员毕业后均留团担任连、排长职务。学兵团成立后的六、七年间，共招收三期学员，培养学员2300余人。1926年，又在学兵团的基础上成立了“山西军官学校”，由荣鸿胪任校长。1927年6月，阎锡山易帜参加北伐，就任“北方革命军总司令”后，遂将“山西军官学校”改称为“北方军官学校”。此外，在1925年至1930年中原大战这一期间，还先后成立了对编余军官进行整训的“晋绥军官教导团”，以及专门教授后勤服务、筑城、兵器、地形、卫生、马学等专业技术的“山西陆军辎重教练所”，培养晋绥军航空人才的“山西航空学校”，以及对收编之他部杂牌骑兵及当地土匪骑兵进行训练的“第三集团军骑兵教练所”。阎锡山这些举措，对于培养晋绥军干部队伍，提高部队的素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通过骑兵教练所培养出的一批基层干部，就从内部控制了关系复杂的骑兵队伍，并经过严格训练，提高了骑兵的作战能力，使骑兵成为晋绥军的中坚力量。
在发展军事工业方面。山西在辛亥革命前，所谓的军事工业只有一个在清末（1898年）建立起来的“山西机器局”，它下辖“五厂一房”，即机器厂、翻砂厂、熟铁厂、虎钳厂、木样厂以及锅炉房，以修理枪械为主，兼造初级火器。枪械产品先是18毫米口径的“二人抬”火枪，后来才能够生产由英国福公司提供金属配件的只可装一发子弹的“独子快枪”。辛亥革命后，山西军政府接管了山西机器局，虽经几年发展，职工由初创时的80人增加到了200余人，但其规模和生产能力基本未变。1914年，阎锡山对机器局进行改组，成立了“山西陆军修械所”。然而，其后的几年也只是在内部进行了一些革新整顿，并无大的变化。1917年，阎锡山执掌山西军政大权后，修械所才在其重视下有了起色，并且随着晋军的不断扩充而迅速发展起来。
阎锡山为解决修械所经费不足的问题，首先设立了“铜元局”。这看似与军事工业并不相关，但它却为修械所的发展亦即山西军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因为铜元局能用低价从民间收购旧式制钱，然后铸造铜元，从中渔利。铜元局成立后，先从杭州订购了一批制造铜元的旧机器，于是，修械所扩大规模，增设了提铅厂、炼铜厂、熔化厂、钢模厂4个厂，原有的机器厂改为印花厂、碾片厂、铳光厂等。同时购买了1部大锅炉和1个100马力的汽机。职员工人也发展到了400余人。同时，阎锡山还选派张书田、刘笃恭等10余名大学毕业生赴汉阳兵工厂技术学校深造，并于修械所内创设“实习工业学校”，招收学员百余人，半工半读学习技术（后改归国民师范职业科），以培养造就一批自己的军事工业人才。修械所虽然已具山西军火工业之雏形，但它仍以修理枪械为主。
阎锡山的军事工业大发展，是1920年初将“山西陆军修械所”与“铜元局”合并，改为“山西军人工业实习厂”后开始的。
“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以第一混成旅旅长商震为总办，总办下设厂长，厂长李陶庵（李蒙淑）。厂内设铜元科、化炼科、电气科，翌年又将以上三科改为机械科、子弹科、化炼科，不久又改名为一、二、三科。
第一科所辖工厂有：机器厂（附属木样厂、铆工厂2个分厂）、铜元厂、炮厂、机关枪厂、电汽厂、铁工厂、罐头厂等7个工厂；
第二科所辖工厂有：枪弹厂、炮弹厂、炸药厂、无烟药厂、酸厂、压药厂等6个工厂；
第三科所辖工厂有：熔炼厂（附属翻砂、制罐2个分厂）和炼钢厂。
此外，还另设铜元厂，直属厂长管辖。随着工厂规模的扩大，是年冬又招收艺徒400余名。1924年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还成立了飞机厂，曾装造过几架教练机，后因花费昂贵而停办。同年，阎锡山还决定兴建育才炼钢厂和育才机器厂，并派工艺实习厂厂长李蒙淑和技术科长洪中，赴欧洲考察。1925年5月间成立两厂筹备处，1926年两厂竣工投产。1926年春，工艺实习厂增设压药分厂，又添置压弹设备与铜壳厂合名为水压机厂，至此，军火生产规模基本完备，职工增加到11000余人，设备增至2300部，月产火炮10余门、冲锋枪900支、机关枪30挺、炸弹30000余发（《山西文史精选——阎锡山垄断经济》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页）。
阎锡山从1917年到1927年经过几次扩军，其晋绥军的数量已达近15万。为保证部队枪弹等物资的供给，他进一步扩大军事工业，1927年将“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改为“太原兵工厂”。到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前为止的这四年中，可以说是阎锡山军事工业发展的极盛时期。太原兵工厂直接隶属于阎锡山的督办公署，兵工厂废除了实行多年的总办制，实行厂长制，厂下设有采运、验收、工务、检验、稽核6个处。这6个处中，以张书田（与阎锡山有亲属关系）任处长的工务处最为重要。因为它分管厂内20多个部门，计有处本部、工程师部、医疗所、制图室，以及17个分厂，即枪厂、冲锋枪厂、炮厂、枪弹厂、炮弹厂、机械厂、炸弹厂、双用引信厂、机关枪厂、压药厂、电汽厂、压铜壳厂、铁工厂、罐头厂、熔炼厂、木样厂等，其中压铜壳厂与压钢弹厂合并为铜壳厂，成为16个分厂（曹焕文：《太原工业史料》）。
在太原兵工厂成立的同时，将原无烟药厂和制酸厂两个分厂单独划出，另行组建了山西火药厂。首任厂长由毕业于日本九州大学化工科的张恺担任，工程师为日本帝国工业大学电气、化学科毕业的曹焕文。
经过不断地发展，阎锡山的军事工业在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上都有了很大增加，技术水平也有了明显的进步与发展。到中原大战前，“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共有设备3800部，职工15000余人”，主要产品为：六五步枪、六五机关枪、冲锋机关枪、自来得手枪、一七式手枪、冲锋枪子弹、一三式七五毫米高炸力开花全弹、两用高炸力开花全弹、一四式七五毫米野炮钢质高炸力开花全弹、两用钢质高炸力开花全弹、一二0毫米重炮假引信全弹、一六式一0五毫米重炮低炸力开花全弹、假引信全弹、七五毫米迫击炮弹、一五0毫米迫击炮弹、手榴弹、手雷、滚雷、地雷等。在1928年至1930年间，太原兵工厂的月产量为：轻重炮35门、迫击炮100门，步枪300支，机枪15挺，冲锋枪900支，炮弹15000发，迫击炮弹9000发，子弹420万发，同20年代初期相比，炮增加长2.5倍，步枪增长6.5倍、炮弹增加2.5倍，子弹增加6倍（《山西文史资料精选——阎锡山垄断经济》第202页）。
在太原兵工厂中，炮厂和山西火药厂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炮厂内分山炮厂、野炮厂和重炮厂，它共拥有各种大型新式工作机器800余部，厂房1900余间，职工2000多人，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机器设备，都堪称兵工厂的精华。到1930年，它共造出“一三式”山炮600余门。山西火药厂则设备新颖，机器装置大部购自德国、日本，“在当时世界上亦属最新水平”。它所辖之无烟药厂、酸厂、炸药厂、黑药厂、火工厂和压药厂等工厂，生产能力都很强。几个厂子共可日产无烟火药2000公斤，接触硫酸10吨。如此数量“在全国堪称第一”。各枪弹厂生产的炮弹、枪弹所需药料，全赖于此。到1930年中原大战前，已经进入“全盛时期”的太原兵工厂，“在全国说来也是生产力最大的出品种类最多的一个兵工厂”（曹焕文：《太原工业史料》第11页），“不仅可同全国最大的汉阳兵工厂、沈阳兵工厂相媲美成三足鼎立之势，而且其规模与现代化程度也超出了汉、沈两厂”（景占魁：《阎锡山与西北实业公司》山西经济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17页）。
阎锡山军事实力如此迅猛扩张，可以说正是他实施“保境安民”主张，以养精蓄锐的的一个结果。然而，实际上由于第二次扩军后的军事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保境”、“自卫”的需要，而阎锡山当初提出“保境安民”，又是从实现其“远者大者”的目的出发的，所以，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他的活动能量和活动范围也就更大更广了，在尔后的中国政坛上，纵横捭阖，翻云覆雨，扮演了不少重要角色。
5、积极推行“用民政治”、“村本政治”
阎锡山于1918年提出“保境安民”的同时，又提出了“用民政治”的主张。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摆在了他的面前，即无论是想要有效地防止其他地方军阀对山西的侵犯，还是想使自己能在“乱世纷扰”的环境之下，得以生存并求得发展，都必需要有相当的实力，这个实力就是军事和经济，这两方面都强了，政治上也就强了。而军队数量的扩充及其各种军需物资的保证，都是建立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的基础上的。这一切都得靠人来做。也就是说得靠广大民众的支持。如果离开了人民，什么增强实力，什么“凡事计其远者大者”，都会流于空谈。对于这一点，阎锡山是早就有所认识的，还在1915年，他编写的《军国主义谭》中就说到：“无论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或军国主义国家的政治，都是用民政治，非用民不足以图富强”，因此，他主张“政府政策是军国政策，人民教育是军国教育，社会组织是军国组织”。他的这种有着明显军国主义色彩的思想，虽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世界局势的变化而不得不加以舍弃，但是，他对于民的重要性，“用民”与“图富强”的关系认识得还是比较深刻的。
中国的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于“民”的态度，尽管有“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等说法，可是“使民”“役民”乃是其贯穿一致的主导思想。而阎锡山因其阶级的局限和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影响，所以，他使用“用民”这一话语，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他对于何以要“用民”的解释，则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在《山西现行政治纲要》中，他就指出：“鄙人尝谓，我国后世政治，止求安民，不求用民，其善者以无事不扰为主，其不善者则与民为敌，愚之暴之，故其民知依人，而不知自主；知保守，而不知进取；知爱身家，而不知爱群。以此为国，是曰无人，非无人焉，无有用之人焉”，而“国民政治为新政治”，所谓的新、旧，“非善与恶之分，乃适与不适之分也”，“用政治而不适，则必亡其国家。鄙人之用民政治，亦在求其适而已”，“适时的政治作用与人生发展的企图相顺应的为用民政治”，所以，他的“用民政治”，即“适时之政治也”。对内对外都应“求其适”。在阎锡山看来，“夫举一政令而欲其推行无阻，且行之有效，一在人民有相当之知识，尤在人民有相当之道德，知识道德，程度问题也。故善为政者，每视人民程度，而定施政之标准。夫在今日，吾国人民程度之卑下，岂容讳言，山西偏处西北，山岭绵亘，风气比较闭塞，又属势所必至，则欲拯我数千年横沉于专制境内惰眠之人民，欲群趋之以赴于自用自治之途，又非执有相当之方术不能，此所谓对内而求其适也”（通俗国文教科书：《山西现行政治纲要》总述，第7页）。
从阎锡山的这些说法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当时中国，尤其是山西所以落后的原因，从社会制度和人的素质这些层面上，是有过一番深入思考，并且是切中时弊、颇有见地的。同时，它也反映了阎锡山不甘落后，力图使其政治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要求的进取精神，而他采用“用民政治”是为“对内而求其适”的意图，则清楚地说明，“用民政治”与“保境安民”是阎锡山为巩固其对山西的统治，并谋求更大发展，在政治上打造的内外适应，相辅相成的两个轮子。他是想在“保境安民”，以对外求其适的同时，再通过“用民政治”以对内求其适，养精蓄锐，聚敛内力，做一番“远者大者”的事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