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山西经济建设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是多种因素聚合的结果。把它简单地归之于某个方面，或某个层次，都是不实际的。山西当时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仅是外部条件或机遇，它只是发展经济建设的前提或可能性，而要抓住机遇，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把可能性变为现实，则必须通过主观上的努力。同期与山西这种社会环境相似的省份不在少数，而山西的经济建设却能异军突起，其主要原因正在于主观上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又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决策者对事物在思想认识上的明确及其决心和魄力，固然作用非浅，但如果不能统驭全局，把握整体，依据实际，制定出一个系统而全面的计划，就有可能顾此失彼，事倍功半，甚至留下诸多后遗症，即使有了好的计划，若没有各级政府的认真贯彻执行，没有各阶层群众的积极奉献，勤奋苦干，那也会是一事无成。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观察问题，主观上的两个方面都应当予以客观地考察，只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或者相反，都不可能对山西这一时期经济建设腾飞的原因，做出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3、加强思想政治控制，“以主义对主义，以组织对组织”
阎锡山在进行省政建设的过程中，并没有放松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方面的建设，而是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他除了要人们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忠、信、悌、孝这些东西外，还竭力向人们宣扬他的“公道主义”。
其实，还在1920年前后，阎锡山就已经比较系统地阐述过他的公道主义理论。在他提出的“公道主义的村本政治”中，就明确指出“世间有一种主义，兼各主义之长，而无各主义之短。不论何时何地，皆可适用者乎？曰有之：‘公道主义’是也”。要求为政者以公道主义相号召，推动村本政治的实施（《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六），第20页）。他所指的“各主义”主要就是军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在他看来，这些主义都有其“短”，军国主义扩张侵略，封建主义专制统治，资本主义私有剥削，而共产主义又是“强人做圣人”，因此都不可取，只有他提出的“公道主义”才是能避各主义之短而扬各主义之长的最好主义。在这里，阎锡山的“公道主义”实际上已在针对共产主义了。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之狠毒，实有甚于洪水猛兽，苟若没有一个适当的方法以求对策，则共产党之势力蔓延，终将会成为世界人类之大祸”（吴文蔚：《阎锡山传》（一），第160页）。
在这之后，阎锡山经过不断地修正完善，使其公道主义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其内容主要是：一、“公道即中也，也即是事之恰倒好处。凡事皆有个好处，也只有一个恰好处”，“遇事持平，不能偏依”；二、“公道自在人心，以吾之心所愿欲者施之于人，自能得人心之所同然”（《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六），第85、86页）；三、公道于民主共和至关重要，“一国人民能有自动的公道爱人精神，一国可成个真真民主共和”；四、民主就要为民主持公道，“中国今日可算是民主国家，如果不能替民主持公道和爱群，就是假民主”（《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五），第52、55页）；五、公道能够济事匡时，“而公道彰，则百政举，公道颓，则百政弛”。正因为公道对社会不平具有“平之”、“补之”、“除之”的功用，所以只要主持公道，人间就能“衣、食、住、用完足，不相侵扰也”；六、士人负有主张公道的责任，士人必须“踢破三千年以来被传子所蹂躏之臭官场气味，恢复读书人本来面目，本‘父母其心公仆其身’八个字，实行推爱与主张公道也”（《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六），第82、83页）。
阎锡山希望通过“公道”这个“政治枢纽”，能使人们做到他所谓的凡事适中，“遇事持平”、“将心比心”、“人人主张公道”，克服和铲除“强凌弱，众暴富、富欺贫，智诈愚”等社会之不平，从而使任何地域、任何国家、任何人种、人与人、人与国、人与世界，处处都是公平合理，以达于“世界大同”。而这样美好的社会，不正是几千年来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吗？
但是，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理想不能代替现实，现实也不等于理想。从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历史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有趣现象，即往往是当社会中哪个方面出现缺失，并对社会的正常运行造成危害时，人们尤其是当政者对哪一方面的缺失就愈加重视，愈加强调对那方面的缺失的弥补。阎锡山如此强调“公道”并把它上升到一种主义，就是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公道”已经严重缺失。这种缺失，不仅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而且出现了种种的社会不平。造成“公道”缺失的原因，除了历史形成的一些原因之外，根本的还在于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在中国的表现就是代表着少数人利益的地主资产阶级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压迫剥削。对于这一点，阎锡山还是有所认识的，从他对“资本私有而剥削”，以及由此产生的几种社会弊端的一些言论中，即可说明。可是，在如何解决现存社会制度不合理，亦即如何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存社会制度的问题上，阎锡山虽然提出了诸如反对高利贷剥削，实行“土地村公有”等一些主张，但却并没有触及到现存的社会制度本身，相反，却不顾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批判攻击的矛头，对准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
阎锡山这样做，可以说是他面对严峻现实所做出的一种选择。因为，中国共产党自其诞生以来，即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在他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蓬勃发展，这不能不使阎锡山感受到早就预感到的威胁，特别是1935年前后，与山西一河之隔的陕西红军的不断发展壮大，更令他感到恐慌不安。为了对付共产主义，他虽然已经提出了“物产证券”、“按劳分配”、“公平制度”等主张，企图从政治上、经济上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但他认为这还不够，还需要从思想上用一种主义来抵消甚至取代共产主义，他所提出的“公道主义”即由此而生。用阎锡山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号称有主义，“他有主义，我们也要有主义，我们的主义是‘公道主义’”（《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200页）。
阎锡山所以要在“公道”问题上大做文章，主要原因是公道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由于公道思想容纳了“公道”、“均平”、“恤困苦、去纷争”等内容，体现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和追求，它历经几千年，已经积淀为一种民族传统心态，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并且，它也是人类和社会进行自我控制、自我调节和自我整合的一种重要的道德自律范式，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历代一些有作为的当政者，都把它视为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工具，予以大力宣扬。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阎锡山自然不会对这个法宝弃之不用。尤其是他执政山西后，面对种种不公不平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更需要用它来“平之”、“补之”、“除之”，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巩固其对山西的统治。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阎锡山对“公道主义”的那些解释，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其中尽管有些说法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色彩，但总的来看，基本上是体现了公道思想的实质的。至于他把公道与民主和民主共和联系起来的思想，也是颇具时代气息的。
但是，由于阎锡山主张的“公道主义”是针对共产主义的，其真正目的是要“以主义对抗主义”的，因此，他对“公道主义”的那些解释，其实就是想使人们相信他的这个主义才是调理人群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道德标准，才是解民于倒悬的“救世良药”，才是安邦治国乃至达于“大同世界”的理想主义，从而利用人们对“公道”社会憧憬与追求的心态，把他的公道主义灌输于人们的头脑中，并对之崇拜信仰，而摒弃、排斥共产主义。阎锡山很清楚，在公道思想已然积淀为一种民族传统心态，而在当时大多数人对共产主义是什么还相当陌生的情况下，如果单刀直入，直接切题，把矛头对准共产主义，人们自然会莫名其妙，对其所云不知所以，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只有利用人们对公道思想的传统心态，再向人们宣扬其“公道主义”，进而对被他严重歪曲、丑化了的“共产主义”的种种不平和危害，予以宣传，才能使人们通过比较，看清孰优孰劣，也才能引起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憎恶和批判讨伐，而树立起对他的“公道主义”的崇拜和信仰。因此，可以说，阎锡山宣扬的那些“公道主义”，只是其表，是为其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做铺垫的，在这些表面文章的掩饰下，对共产主义的批判才是其实。
对于共产主义、共产党的仇视攻击，阎锡山是“一以贯之”，也是十分坚决的，但他并不是仅仅停留在20年代前后那种粗俗的漫骂和污蔑上，而是想通过对共产主义、共产党的不断观察了解，反复琢磨，抓住其要害和“弱点”，从理论上加以批判反击。为了做到“知己知彼”，阎锡山甚至还专门请了一些身为共产党人的学者给其讲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有关理论。他的“物产证券”、“按劳分配”学说，可以认为是其“研究”的一些结果。阎锡山经过长时期的了解、研究，不仅对共产主义有了自己的“新”认识，而且似乎还从中找到了对抗这个主义的“方法”。经过“深刻研究”，他对共产主义理论不得不表示出“佩服”。1935年9月2日，在太原绥靖公署和山西省政府扩大纪念周的讲话中，阎锡山就说道：“共产主义是世界上最具备‘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的思想体系，而且在现时学术界几将普遍，在劳动界尤为有力。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富国际精神，奋斗精神，群众精神的著名政党。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主义，这样一个庞大精锐的政党，活在这世界上的人，无论把他认成什么，都应有深刻研究的必要”。“我们今日防共，尤其应先知道共产主义、共产党之由来，共产学说的错误，及共产党造乱之做法”。由此可见，阎锡山研究共产主义、共产党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了。
“研究”的结果，阎锡山认为：“共产的意义，原文只是个共同的意思，本无产字的含义，马克思用这个字，代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人类生活制度。要使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必须以资产皆公有为前提，原文虽无产的意义，实有产的事实”。“共产学说是很精微的一种学说。他观察经济的事体，有如以显微镜观察物质，能见人所不能见者，本非一言能尽其底蕴。但就其学说理论之根据而言，是因机器发明，生产力加大，物产过剩，货物滞销，以致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社会恐慌，造成危险病态，……到政府不能维持失业工人生活时，就是现制度之政府与人生不两立。制度与人生不两立之下，当然人要崩溃制度，维持人生。这是共产学说产生的原因，就此点而论，共产学说也是凭上他的认识，说明将来的现象。他认为到了共产的时候，才是人类正当关系生活之开始。现在剥削关系之生活，实非人类之正道。他这点心理，不只不是洪水猛兽，且是从坦白慈悲中发出来的。根据他这种学说，就发生出共产主义来。把握住资本主义必然要崩溃的现象，实现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制度，这就是把共产学说变为革命性的共产主义。由信仰共产主义的一部分人，结合而成为共产党”。
阎锡山承认资私有而造成的剥削是共产主义产生的原因，可是，他却认为，由此而就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则是错误的。“因为认成是病在资本私有而剥削，并且是环境决定意志，就推断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崩溃，并推断共产主义制度必然产生，因而就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将整个的社会，划分两个阶级，并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故提倡阶级斗争，使人类残杀，违反人类互助求生的意志”，“所以它这个错，在学说上可以批评他是个错，在政治上他错虽错，而其煽乱之能力，与不错一样大”。同时，阎锡山还结合中国的实际说是：“无产阶级这个名词，是共产主义者所专用的，专指产业工人而言。按中国机器工业不发达，工厂甚少，工人当然亦不多，本无共产革命之可能性；而共产党乃将佃农、雇农作为准无产阶级，以增大其革命基础势力。故中国共产党以佃农雇农为基干，以地主为对象，以农民暴动为策略，这完全是要制造阶级斗争的环境，以遂其夺取政权之企图”（《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八），第114页），因此在阎锡山看来，“共产主义”是万万不可取的，而只有“主张公道”，才能达于“大同世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先从生活上入手”，这个入手，就是“田由公授”，“资由公给”，使“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器”，如此，才能使“农工生活改善，家庭富裕”，人们便有机会接受教育，知礼仪廉耻，行孝悌忠信，社会始得“臻于安谧，国家便可富强文明”。
对于阎锡山的这些说法，人们可以从理论和社会运动的发展实际的结合上，以其阶级立场和政治信仰，作出各种不同的评判和结论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阎锡山在反对共产主义、共产党这个问题上，不仅立场是坚定不移的，而且在如何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方面，是予以认真对待，进行过深入思考的。除了前述之外，他还曾经说过：“剿共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防共是要九分政治，一分军事”（王生甫、任惠媛注：《牺盟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259页）。从这里不难看出，他对反共防共是何等的重视，这比起包括当初他自己在内的反共分子对共产主义、共产党只是泼皮式的漫骂来，比起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员只是着重对共产党的军事“围剿”来，阎锡山确实要深谋远虑，老辣狠毒得多了，因此，人们说阎锡山是反共老手，真可谓名副其实，当之无愧。
在阎锡山提出“公道主义”以对抗共产主义的同时，他还成立了与“公道主义”相对应的组织—公道团。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他（指共产党—引者）有组织，我们也要有组织。我们的组织是好人团体”，（《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200页），亦即后来的公道团。他认为，既然共产党有主义有组织，那么，要防共就必须“以主义对主义，以组织对组织”。这个公道团于1935年10月10日，通过省署防共会议决定，成为了他的政治组织团体“主张公道团”。
“主张公道团”总部设在太原，内设秘书室以及组织科、宣传科、民运科、总务科。阎锡山兼总团长，赵戴文兼副总团长，下设高级委员，分别由贾景德、朱绶光、邱仰浚等担任，总干事为薄毓相。全省各县、区、村也都成立了“主张公道团”。阎锡山还为“公道团”规定了宗旨，即“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团结好人、制裁坏人、辅助行政、保乡卫国”（《阎锡山年谱》（五），第1858页），并告谕公道团员不忘防共的“职责”。他说：“共产主义不公道。今天我教你们组织主张公道团就是教你们拿出力量制裁坏人，消除社会不平，建立社会公道，消灭共祸”（《牺盟会史》第2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