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除感到蒋介石、日本的威胁之外，对于来自共产党方面的威胁也十分忧虑。东征红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后，横冲直撞，东突西奔，战略战术十分娴熟，而其战斗力又是那样的强盛，虽然目前已返师陕北，但他们为了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难道就不会再进入山西？对此，他曾对其部属说过：“现在共匪虽然被我们的军队打跑，赶过河西去了，但是大家不要以为从此就可以放心。因为黄河长千余里，处处可渡。我们如果要把这一千多里的黄河处处都用兵把守，你们想得用多少兵，得花多少钱，人民那能负担得起？如果不处处设防，又怎能保共匪不再偷渡？”（《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九），第54页）。尤其令阎锡山感到压力的是，红军东征期间，对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广为宣传，及其发动群众进行的土地革命，已在广大民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们要求抗日救亡，要求实行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共产党播撒的这些星星之火，一旦燃烧起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不但如此，在阎锡山统治集团内部，有的人竟对红军的标语和减租减息法令、布告，争相传诵，甚至还有人认为与红军作战是同室操戈，令亲痛仇快，只能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
蒋介石、日本人、共产党这三方面的压力，使阎锡山如同生活在夹缝中，临深履薄，战战兢兢，他将自己的这种处境曾作过一个比喻，说是好比“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那一颗都不行”（《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196页）。因此，对于阎锡山而言，如何在这夹缝中求得生存，如何不踩破那一颗鸡蛋，找出一条既可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发动和组织群众来抵抗日本侵略，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来作为和日本人讨价还价的资本，又可顶住蒋介石对他的吞并，并使共产党不再对自己采取军事行动这样的道路（牛荫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纪略》，《山西文史资料》第15辑，第4页），就成为他必须抉择的头等大事。
就在阎锡山感到左右为难、一筹莫展之时，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让红军东征期间在“汾孝会战”中被俘的阎军团长郭登瀛回太原，给阎锡山带去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向阎明确指出：“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月重印版第34页）。
其实，中共早在1935年9月15日就向阎发出一份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建议书，指出，在目前民族危亡空前严重的时刻，任何偏安局面的支持和保守，都是绝对不可能的。日帝任何部分的向中国进攻，都必牵涉到对于全国的进攻，而抗日运动的部分开展都必定影响到抗日全面的开展，“所以，晋省当局以为既可以不反蒋、不抗日，而又可以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犯与压迫，则必会成为一种空泛之想，在事实上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根据晋军目前的处境，只有开展反蒋运动和开展抗日运动才是唯一的出路”，（王生甫、任惠媛著：《牺盟会史》第29页），而阎锡山对此建议却置若罔闻。尽管如此，中共仍不放松对阎锡山的工作。1936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就约请“中国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联盟”主席朱蕴山，通过曾任阎锡山参谋长的台寿民等关系，为约请阎参加“民族革命大同盟”进行疏通。5月，朱蕴山再次赴晋与阎晤面，进而谈到“反蒋抗日”之事。
中共的这些争取工作，对于促使阎锡山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做出比较明智的抉择，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阎锡山从“9·18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加紧对中国侵略的事实，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及其对其他地方实力派的态度上，也逐渐认识到，抗日已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只有抗日才能救亡图存，不抗日，国之既亡，省将何存。蒋介石目前对抗日不积极，反而加紧剿共，并利用“剿共”想削弱异己，已搞得内外不满，怨声四起，而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坚持抗战的，其主张深得民心。对此，阎锡山曾说过：“东北失守后，张学良退出东三省，坚持抗战的都是共产党，没有一个国民党，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山西抵抗不了，蒋介石也抵抗不了，怎么办”？（张文昂：《牺盟会和决死二纵队成立前后的片断回忆》，《山西文史资料》第15辑，第68页）。由此不难看出，在民族危亡关头，阎锡山在对蒋、对日、对共这三方面关系的处理上，是把中日矛盾或曰阎日矛盾作为主要矛盾来考虑的，而要解决这个矛盾，靠国民党中央不行，仅凭自己的力量也不行，还必须借助共产党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保住山西。经过反复权衡，阎锡山终于做出了“迎共抗日”的正确选择，开始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阎锡山为了贯彻他的这个政策，1936年8月绥东战事平息后，鉴于日军步步紧逼的危急形势，为进一步组织发动社会进步力量，不仅明确改变了此前“防共”、“剿匪”的政策和提法，并发布悬赏捉拿汉奸的通令，提出“第一除汉奸”的口号，而且同意了“自强救国同志会”（1936年春将官办各团体合并后的一个新团体）中宋绍文、戎子和、张隽轩等左派进步青年倡议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抗日救国会”的请求，只是为避免刺激日本，他提出在组织名称上作些改动，认为以“牺牲救国”称之，更为合适，因而将这个救亡团体定为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并于1936年9月18日，在“9·18”五周年纪念会上正式发起组织“牺盟会”。新成立的牺盟会仍由阎锡山任会长，其表侄梁化之兼任总干事，宋绍文、戎子和、张隽轩等为委员。同盟会成立之初虽然仍是阎锡山的“御用”团体，但由于形势的变化和左派青年的实际工作，它一开始就有了明确的宗旨和工作纲领，宣布“本会以铲除汉奸，武装抗敌，牺牲救国为宗旨”（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历史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号召“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我们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不分穷富，不分性别，凡是愿意争取民众的生存与个人的出路的人们，都团结在牺牲救国同盟会来，我们要从晋绥人民和军政领袖的团结扩大到华北人民与军政领袖的大团结，更从此扩大到全国军民的大团结。在联合的力量之下，抗战！抗战！抗战！抗战到底！”。
这样一个带有明显的进步性质的组织，自然受到了全国各界救国团体和进步人士的拥护，但也使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感到恼怒。日本就指令其驻太原特务机关直接向阎锡山提出抗议，并由其外务省向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质问。而阎锡山周围的反共顽固势力，也乘机发难，要求取消同盟会。由于各方面的非难，同盟会的工作陷于停顿。面对这种状况，阎锡山采取了一个能够左右逢源的新策略，即：牺盟会采取共产党的某些进步措施和口号，但在提法上要换成“山西语言”；用一些坚决抗战又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但他们不是以共产党员或共产党代表的身份，而是以山西抗日进步分子的面目出现；借助共产党的影响，但又要打着山西的旗号。基于这样的考虑，阎锡山希望把同盟会办得有声有色，但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靠山西的旧班底不行，必须大胆延揽共产党的人才。曾被阎锡山通缉过、其时尚在北平监狱中的薄一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阎锡山派人从北平请回山西“共谋保晋大业”的。
薄一波，原名薄书存，山西定襄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1931年两次被山西当局通缉。经中共党组织的营救出狱后，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接受了阎锡山的邀请。他于1936年11月初，与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等人回到山西后，第二天即受到阎锡山的约见。阎不仅对“请回来”的薄一波取消了通缉令，答应了薄的“约法三章”，即：在宣传抗日救国主张上不能受到限制；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用人方面应于方便，并保证所用之人的安全。而且，同意了薄一波对牺盟会进行改组的意见。改组后的牺盟会，虽然仍由阎锡山任会长，梁化之任总干事，但实际上是由薄一波等共产党人在主持工作。这样，牺盟会实际上成为了中共与阎锡山之间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成为由中共通过公开工作委员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
改组后的牺盟会，从1936年底开始，为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主要是，在阎锡山于1936年6、7月间成立的军政训练委员会（由阎自兼会长，薄一波回山西后也参加了该会的工作）的名义下，举办了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班、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县牺盟特派员训练班、国民兵军士训练班、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各种不同类型的训练班。这些训练班大约在半年的时间里，为山西培养了近万名基层军政干部。这些干部经过训练，都初步具备了进行群众工作和开展武装斗争的基本素质。他们先后被充实到后来成立的山西新军和地方政权中，成为坚持持久抗战的骨干力量。尤其是1937年2月，牺盟会在太原等地举办的“国民兵军官教导团”训练班，以“军政训练班”训练出来的部分青年为骨干，把从全省各地来的小学教师与中学生等加以训练，组成了8个教导团，约有1.6万人，并在此基础上组成了决死队。决死队提出了“宁在山西牺牲，不到它乡流亡”的口号。决死队的成立为推动当时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配合八路军主力开辟太行、太岳、晋西北、晋东北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都发挥了巨大作用。此外，在这期间，牺盟会还促使阎锡山释放了一批关押在山西监狱里的“政治犯”。到1937年初被山西当局关押在太原的“政治犯”已达300人，为将这些“政治犯”救助出狱，薄一波多次找阎锡山谈话，说是山西的抗战救亡运动已经初步开展起来，目前正是用人之际，而这些“政治犯”又都是爱国的有为青年，这和山西目前的政治形势很不相称，既以抗敌救亡相号召，并愿和共产党合作，就应把这些“政治犯”全部释放。阎锡山则认为蒋介石关了那么多“政治犯”都没有放，山西也不能放。薄一波又向阎表示，目前山西的做法与蒋已不相同，山西可以做得漂亮一些，首先释放“政治犯”，在全国做个表率。经过多次协商，阎锡山首先同意释放中共重要人物王若飞。随之，也同意了释放其他“政治犯”。
在牺盟会的努力工作下，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就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对此，1937年2月，在太原访问的著名记者范长江认为：“现在的太原，可以说是对外空气最紧张的地方。我到太原的时候，正旧历正月十五前后，一切旧式的游艺组织，如秧歌、高脚、社火、梆子戏等，都一起搬了出来，热闹非常。但是这些旧东西，却完全换了新的内容。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支配这些东西，他们歌唱和演戏材料，或是已经成为抗日救亡的题材，或者夹入许多抗战的唱歌和口号。这种做法，普遍到全省”。（范长江：《塞上行·太原印象》）
阎锡山同意组织成立牺盟会，并放手让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发展壮大牺盟会，是他联共抗日政策的重要实施，也是他为挽救民族危亡的一个进步表现，而他能够摒弃党派之见，敢于起用共产党人，则反映了他的一种政治胸襟。历史也已经证明，阎锡山此举是正确的，因此，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大多数人，对于阎锡山的这一举措，是持肯定的态度的。然而，时隔多年之后，仍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对阎锡山进行诘责，认为，阎锡山于中原大战后，一面阻挠国民党在山西的活动，致使该党不能公开活动达六年之久；“一面招纳平津及全国各地共党分子，大量训练所谓青年干部、民训干部、行政干部及村政指导员等，从此山西各县即成共党天下了”，因而，“山西赤化了”，乃阎锡山之过。不仅如此，抗战初期，由于阎锡山让“共党分子”充任好几个行政区的行政专员，又兼抗日决死队各纵队政治委员，结果，“晋西事变”后，山西新军及各县地方团队约50团，人数约15万人同时叛变，携带新武器，与朱德、刘伯承、林彪、贺龙等公然合股，“你的本意想利用共产党，结果反为共产党所利用，朱毛经此装备，如虎添翼，所有华北军略要地，几尽为其盘踞，其势如火燎原，后来大陆沦陷，实种因于次”（台湾天一出版社：《阎锡山传记资料》（五），第35页）。也就是说，阎锡山是国民党垮台的“祸首”。正因为如此，所以阎锡山于1960年5月23日在台北去世，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准备为其举行国葬时，台湾《民族晚报》1960年5月29日发表的《阎锡山值得国葬吗？》的“社论”就认为，抗战前后，“阎氏大量培植左倾分子，卒使共党势力在山西坐大”，综观其一生历史，“纵不能说是罪大于功，至少是功过兼有，瑕疵互见”，所以，不符合国葬法所规定的“有特殊勋劳，有伟大贡献”，“我们对阎锡山先生国葬之议，期期以为不可”（台湾天一出版社：《阎锡山传记资料》（三），第3页）。这些论点，显然是从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的，而不是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的。而国民党的垮台，也并非仅仅是由于阎锡山让“共产党坐大”，而是它已经腐朽没落，成为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严重障碍，失去了人民大众的支持。不过，从这些论点中，反倒是进一步证明了尽管阎锡山本人并不想使“共产党坐大”，但他实行的联共抗日政策，对于团结组织各阶层民众挽救危亡，对于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在客观上确实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共产党正是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遇，不但带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并最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得以解放，而且夺取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把中国引向光明。从这个意义上讲，阎锡山的联共抗日的正确选择，对于国家和民族都是有积极贡献的。
7、提出“守土抗战”主张，取得绥远抗战胜利
1936年5月，伪“蒙古军政府”正式成立，并组建“大汉义军”，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指使和操纵下，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加紧扩军备战，研究侵略绥东的部署。日本飞机不时在绥东上空侦察，各种作战物资源源运出，潜伏的汉奸也蠢蠢欲动，绥远危机加剧。有鉴于此，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于6月1日赴太原，向阎锡山“请示机宜，秉承一切”。7月底8月初，经过一番筹划，伪蒙军在“大汉义军”总司令王英的指挥下，向驻守于土木台和红格尔图的傅作义所部发起进攻。对此，阎锡山不仅要傅作义组织抵抗，而且命其骑兵赵承绶部予以配合，在晋绥军的坚决反击下，伪蒙军迅速败退，绥东战事暂告平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