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迹官场多年的程佶对此也是心知肚明，这也是促使程佶伸手向老百姓刮地皮的根本原因。作为知县程佶的政治经验还是很有一套的，但是他信奉的那套顺民可欺的定律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成立。比如说当乡民抱团与官争利时，这个定律就会失去作用。
这时候的禹州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一面是以程佶为首的官府与民争利；一面是以刘化镇为首的联庄会与官府争利。当然这里的两个“利”，性质是不同的。前者是灰色收入，后者是自己的应得之利。
禹州还是那个禹州，乡民也还是那些乡民。不同的是，作为个体的乡民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乡民组织——联庄会。当官府派出的胥吏拿着鸡毛当令箭踢开门催粮时，乡民们去寻求组织的庇护。联庄会本来就是乡民组织，随着那些乡绅大户从领导层退出，联庄会比以往更具有平民化。尤其是刘化镇、岳三教这样的带头大哥成功上位后，完全是以民间英雄的姿态出现在乡民面前。只要乡民有难，就会激发他们身上那股江湖儿女的侠义热情，路见不平一声吼。做为带头大哥，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乡民伸张正义。当然这也是乡间能人成为乡间强人所必需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不然他们拿什么让乡民信服。
如此一来，联庄会就成了乡民维护个体利益不受侵害的民间组织，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基层工会。乡民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就必然要动用力量与侵害者对抗，也就是抗粮。这也是清朝建制以来，禹州农民第一次以民间组织的形式与官府直接对抗，这就是组织的力量。从一个人的战斗，到一帮人的抗争，这是底层社会权力形式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这种变化是禹州知县程佶始料未及的，他遇上了超出自己政治经验之外的权力困境。
那些准备动用暴力机器的胥吏，在面对一个民间组织时，就像是一条狗围着一个刺猬打转，却不知道从何处下嘴。这种局面如果打破不了，最后的结局不是狗疯狂了，就是狗与刺猬两败俱伤。
无所适从的程知县就这样陷入骑虎难下的境地，他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来改变目前的困境。不然的话，民众沸腾的情绪将有可能酿出更大的祸端。这是程佶最为担心的事，当务之急稳定才是最重要的。为了捞取灰色收入，结果却激起了民愤，酿出了民变。禹州城外，太平军虎视眈眈；禹州城内，官民碰撞对抗。对于程知县来说，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要想真正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修改征粮方案，尤其是降低强加于老百姓的赋税标准。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地方官员在这场利益博弈中的主动权正在逐步丧失。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还有一种可能的选择。那就是以官府的暴力机器作为制度的开道手段，继续向乡民施加压力，强制征赋，为此不惜激起民变，然后再用一场血腥的杀人游戏来镇压那些抗粮到底的乡民。
虽然程知县是个财迷加官迷，可是他此时却没有继续再走下去的勇气和胆量。对于程知县来说，他既不想重新修改已经颁布的规章制度，免得世人以为官家制度是闹着玩的儿戏。更重要的是，一旦他废除或者降低修改标准，那么他就等于是破坏了官员生存游戏的潜规则，等待着他的还有来自于权力系统上游的惩罚。这真是一道让人纠结的选择题，可他又不敢豁出去放手一搏火中取粟。此时此刻，知县程佶必然会为当初加派浮收的举动追悔不已。经过内心的百般纠结之后，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感到意外的决定：辞官。既然没有更好的办法，索性撂挑子不干，至少在现实世界里可以做到明哲保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