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州知县朱光宇对联庄会最终走向攻城造反应该是有心理预期的，不然的话，他也不敢在写给上司的书信里如此大胆地使用“抗粮造反”一词。在朱光宇的意识里，刘化镇、岳三教等人肯定会按照自己所预期的那样一步一步走向“造反”。
其实在镇压乡民这件事上，朱光宇曾经也有过犹豫。毕竟前任知县程佶是被逼辞职的，前路吉凶未卜，他也吃不准自己是否应该做出妥协和让步。为此，他还利用扶乩招仙这些民间巫术，祈求冥冥之中有神仙相助，为自己指一条光明大道。
他扶乩后，得到这样一首诗：“阳翟新祠宇，高阳旧酒徒。回头郊原望，一片血模糊。”
我们来大致了解一下这首下三滥的诗歌究竟传达了什么意思？阳翟是禹州的旧称。祠宇即祠堂神庙，是供奉贤能圣者的地方。而“祠宇”之“宇”，又正合“朱光宇”之“宇”。高阳旧酒徒，指明末分巡大梁道李乘云。李乘云是明末的忠臣良将。李自成攻打禹州城时，李乘云率部坚守，破城后不屈而死。
朱光宇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处理抗粮事件的方式方法上存在着很大的漏洞，搞不好就会陷自己于不利。一旦乡民真的造反，上面追究下来，自己作为地方官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希望通过这种不靠谱的巫术，得到神灵的庇护。朱光宇从扶乩得来的这首诗中获得利好消息，那就是他将来有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成为圣贤英烈，进入祠宇受世人供奉。
这首乩诗虽然在文字上禁不起任何推敲，却正中朱光宇的下怀。四句诗就好像神灵专门为他开出的一剂灵丹妙药，不但消解了他的精神顾虑，也使他笼罩在一种虚妄的神圣使命感之中，好像自己已经不是逼民造反的恶吏，而是要将精忠报国进行到底的贤臣良将。
在扶乩占卜言论的蛊惑之下，就算联庄会不造反，朱光宇也要将他们生生逼反。乡民不造反，又怎么能够成全自己的忠烈之名。既然已经走出了第一步，那么每一步都要走得步步惊心。
正因为如此，朱光宇才会在冲突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上书巡抚，指控联庄会会众抗粮造反。他完全是以一种挑衅的姿态来对待那些联庄会乡民，激怒对方将其逼反才是目的。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中，这种极具侵略性的挑衅很快就收到了成效。在岳三教等联庄会骨干的强烈要求下，官逼民反的重头戏如期上演。
朱光宇果然不负自己“健吏”的名号，在这件事上完全摆出一副铁血酷吏的嘴脸。唯恐天下不乱，使自己无法成就一番功名。朱光宇内心深处的邪恶让这场戏从最初的荒诞走向最终的惨烈，他急于想用一场战争将自己推向政治生命推向巅峰。围城之战打响后，朱光宇的表现完全够得上“健吏”二字。当时河南巡抚派遣的增援部队杀到禹州城下时，联庄会的围城民众早已撤离现场，朱光宇并不甘心到手的功名就这样飞了。他亲自领着官兵追击，一口气杀了三十多人。接着又传檄密县知县，围剿逃入密县境内的联庄会人众，又杀死了11人，俘虏15人。俘虏人员也全部被其斩杀，尸首悬于城门示众。虽然刘化镇这时候已经自杀，可是朱光宇仍然不放过这位联庄会的带头大哥，将其掘墓戮尸，家产全部藉没。
联庄会虽然遭到重创，可是并没被完全消灭。如果说当初刘化镇起兵造反是受到联庄会内部好斗分子的蛊惑，那么在他和大部分首领死了以后，联庄会的残余势力已经别无选择，他们只有豁出命去做最后的挣扎。
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联庄会的分会首领李贤、袁西成率领部众聚集到密县大隗镇。密县知县胡燕清在收到线报后，亲自带人前去捕拿，不料却中了联庄会的埋伏。在这场伏击战中，一名叫王青山的低级军官被杀。这场带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埋伏战，可以说是联庄会起兵以来打得最为漂亮的一次翻身仗。
打了胜仗的联庄会员们情绪空前高涨，他们决定去找地方官胡燕清算账。联庄会分兵两处，一处留下与知县胡燕清继续缠斗，另一处潜入密县城。潜入县城的乡民趁夜放火焚烧了县衙，又杀死了知县的老婆。等到胡燕清带人赶回来时，这帮人早已不知踪影。几次偷袭得手，让联庄会的首领们昏了头，找不准自己的位置，他们居然想要一鼓作气拿下郑州。
两下比较，我们就会认识到联庄会攻打郑州的做法有多么荒诞。联庄会起事之初，以岳三教为主的主力部队攻打禹州，尚且不能攻克，更何况是郑州这样的河南重镇。李贤等人只是联庄会的残余势力，以联庄会的残余势力攻打河南重镇，其结果可想而知。果不其然，这些人很快就败在了郑州知府黄见三的手下。
联庄会的郑州之战虽然一败涂地，但是却惊动了远在京城的咸丰皇帝。如果说联庄会残余势力攻打郑州是一种非理性的军事行动，那么惊动皇帝这件事就像是经过策划的理性之举。从刘化镇举兵造反到遭受重创，联庄会一路走来就像是误打误撞的孩子，根本不按套路出牌，没有章法可循。其实联庄会本可以与外围的太平军呈呼应之势，实现更大的战略意义。
联庄会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军事人才的辅佐，虽然李贤和袁西成率领的联庄会残余势力赢得了一次伏击战的胜利，可随后又接连遭到打击。因此那样一次胜利，也就让人感觉像是瞎猫碰见死耗子的意外。
无论怎样，这件事还是能够惊动了当今的皇帝。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咸丰皇帝下了这样一道诏书：“密、郑密迩省城，突有土匪窃发，何至如此披猖？据府县禀，又无起衅根由，显系地方官办理不善，意存讳饰。著英桂查明具奏。”
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禹州联庄会不是选择造反起事，而是选择告状，遵循体制规则一层层告上去，一直告到咸丰皇帝那里，咸丰皇帝必然会拍案而起，痛治那些贪婪无状的地方官，然后下诏免除浮收，安抚百姓。
但问题是，这条在体制内告御状的道路能不能走通呢？或者说，这条帝国体制安排的向上管道究竟能有多大的作用呢？
在帝国的金字塔形社会里，从塔底通往塔尖的路是一条遥远而曲折的过程，或者说，在理论上它是客观存在的，也可能会走得通。只是说有可能，而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对于底层民众来说，就如同在玩一场闯关游戏，一路上阻力无数，险关重重。险关就是各级衙门，阻力则来自于各级官员。
在权力集团内部，每一个层面上的食权者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皇帝忌讳造反，而官员们则忌讳上告，因为他们的劣迹传到自己上司那里，他就很可能会被治罪，从而丧失手里现有的特权。
为了防止自己的恶行在老百姓的越级上访中败露，他们往往会采取非常规手段阻止地方乡民赴省、赴京告状，尤其是告御状。对于底层民众来说，当他们受了坏官员的欺负而求告无门之后，终极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告御状，将自己的屈辱遭遇上达天听，让皇帝为自己当家作主，下旨惩罚那些做恶多端的坏官恶吏。
告御状的成本极高，不是一般小老百姓能够负担起的。告御状往往告的是官，不是告官员贪污腐化，就是告他们滥用公权力。老百姓之间的利益纠纷，是绝对不会去请皇帝仲裁的。
自古以来就有“民不与官斗”的说法，其实这里说的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原因是民与官斗的成本实在太高，尤其是告御状。其它不说，光是赴京的交通成本就不是一般人能够负担起的。过去没有宝马、奔驰这样的交通工具，普通老百姓进京，只有徒步或者骑驴骑马。等到他们耗费一年半载的时间晃悠到京城，告状成功的几率是微乎其微，连黄花菜也凉了。
另外在中国民间传说中的告御状可以说是恐怖的地狱式考验，按照史家所言，普通老百姓去刑部申冤或者当众拦轿首先要掌嘴五十，如果敲响皇宫前的“登闻鼓”，则是要滚钉板。民间传说就更加玄乎，滚钉板不算，还要在滚动中背出诉状的内容，一个字都不能错才能被受理。就算皇帝肯为你出面，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当年慈禧过问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前前后后下了十几道旨才摆平此事。
在封建制度下，民告官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几乎不可能。除非有两种情况的出现，才有可能成功，不然告了御状也等于白告。一种情况是，被告官员的行为本身损害了统治阶层内部规则，或损害了其他多数统治阶层内部人员的利益。另一种情况是，被告官员的行为本身虽然没有损害统治阶层内部利益，但却激起了被统治的百姓中大部分人的不满，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整个统治阶层为了维护整个阶层的统治利益，出于无奈的牺牲掉这个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