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先天腭裂。就是在口腔的上腭通往鼻腔的部位有一个小洞。通常来说，腭裂往往伴随唇裂，那样出生时即被发现。而婴儿仅是腭裂，所以当时未见异常。事隔一日，护土喂哺时发现婴儿呛奶，经诊断确认，婴儿是腭裂。
医生还告知：
因为现在每对夫妇只能要一个孩子，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如果家长放弃婴儿，医院可以负责处理，并且出具证明，再生二胎。
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告诉医生：
我不放弃。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都没有犹豫。就因为隔着玻璃看了她一眼，觉得这生命已经紧紧和我连在一起。
我问医生：
日后对她的智力和健康有影响吗？
医生做出肯定回答：
没有。只是因为呛奶会给哺育带来一些麻烦，需要精心呵护。最大的问题是，因为腭裂漏气，孩子今后说话，发音会受影响。比如说，“叔叔”，会说成“呼呼”。修补腭裂的手术并不难，但因为孩子太小不懂得配合，往往会导致术后伤口难以愈合，最好在八九岁时再作手术。但那时孩子已经养成发音习惯，很难矫正。
我说：
“呼呼”就“呼呼”吧，谁让我赶上了呢。没准我女儿长大了是思想家哪。
医生笑了，我也笑了。
剩下的问题就很简单了，先瞒着她妈妈，等剖腹产的刀口养好之后再告诉她。我来到哺乳室，俯瞰着躺在床上的宝贝女儿，说是床，其实就是一排乳白色的塑料盒子，其形状酷似当初“义利食品厂”装“维生素面包”的容器。我心里对女儿说：
小兔崽子，你运气不错，赶上混蛋的爹妈，你小命就没了。
我姐夫给女儿起了个名字：
冯思语。
意思是盼望她有朝一日，能向正常的孩子那样说话。期望值不高，不像很多家长给孩子起的名字，充满人生远大理想。
小思语一岁半时，我一狠心，在口腔医院给她作了手术。
手术的当天，冯巩来了，推掉了所有的事情，一直站在楼道里陪着我。
术前医生叮嘱：
术后最要紧的是不能让孩子哭。
冯巩听了，拉上我跑到医院对面的魏公村百货商场，买下了十几件玩具。
他说：
孩子喜欢玩具，可一件玩具玩不了一会儿就烦了，得给她多买几件，玩烦了这个再给她那个。让她新鲜没够。用玩具分散她的注意力。
术后，麻醉药力过去，女儿醒来。看见那么多玩具，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疼痛。
熟悉冯巩的人都知道他有多忙。那一天，巩哥的“大哥大”都响炸了。
手术后，女儿伤口愈合得很好。说话口齿伶俐。我把女儿的名字改了一个字，“冯思语”改为“冯思羽”。意思是，盼望她茁壮成长羽翼丰满。也和其他家长一样，理想也有点远大了。这就叫得寸进尺。
冯巩的为人我还想罗嗦几句，至于读者是不是有兴趣，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不是专业作家，着书立说，文以载道。我就是一糙人，人到中年，一腔废话，不吐不快。
一九九二年，我和郑晓龙合写的电影剧本《大撒把》被夏钢导演看中，欲拍成电影。但当时北影并没有看好这个本子。没有投资拍不成，我就把本子交给冯巩看，问他是否喜欢？我知道他认识很多企业家，而且因为他的为人，都不是一般关系。冯巩喜欢，并且很快帮助夏钢找到投资。我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
不想，北影听说有人要拍，又改了主意。决定上马，而且还点名要葛优出演。夏钢是北影的导演，不好违命，也知道这样做事情，对冯巩有些不够意思。找我商量，解决的办法有两条：
一是做通冯巩工作，放弃这部戏；
二是我们从北影撤出剧本。
说心里话，作为一个新人，我不想得罪北影，也觉得葛优演更适合。于是找到冯巩，不知话该怎么说。巩哥是何等聪明之人，见面三言两语，听出其中玄机，然后笑着对我说：
你是我兄弟，只要对你好，我怎么都成。千万不要为这件事伤神。
我又问他：
那你怎么和投资人交待？
他回答：
都是我兄弟，都是一句话。
虽然这件事之后，冯巩一如既往地待我如手足，但我知道我伤害了他。现在想起来也伤害了自己。
我在这里向他说一声：
巩哥，真的很抱歉。
写这本书时，适逢刘威的话剧《叫声哥哥，泪流满面》首演。刘威邀我去看戏，说句不客气的话，戏很一般。节奏拖泥带水，三个多小时的演出，说了很多车轱辘的话。老想上剪接台重新给他剪一遍。
但有一点很可贵，真挚。
戏中一声声对哥哥的呼唤，令我泪流满面。
当然，我也是泪做的人。年龄大了尤其爱动感情。这一点王朔最了解，在一起时，见到我眼圈发红，他就先不好意思，忙说：
求你了，千万别哭。
他的心怎么就那么的硬哟——
写到这里，我忽然感到困惑。原本要写刘震云的章节，不知道在哪里拐了弯，洋洋洒洒，一地鸡毛。是接着往下写，把刘老师也捎进这一章，还是另起一章，再不拐弯？
我又打电话向刘老师请教。
刘老师说：
一句话。觉得说完了，也可以作为一章。几万字，还觉得有话没说完，就接着说。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写得东西是不是有意思。
挂上他的电话，我决定抽根烟，接着把这一章写下去。
那天，在颐和园，与刘震云同来的还有一位，叫高山。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位制片人。他们和王朔交谈了一阵，留下一个剧本，匆匆地离去。不知道是因为只是第二次见面不熟悉的缘故，还是急着回城里，离去时，他们没有过来和我打招呼。
刘震云他们走后，王朔一个下午都关在房间里阅读剧本。他的阅读速度非常快，几乎是一篇一篇地翻。这一点和电视艺术中心的李晓明很像，李晓明不仅能够以飞快的速度写出一部五十万字的《渴望》轰动全国，而且还能以飞快的速度阅读社会各界给中心送来的剧本。往往是，约好作者下午两点来谈意见，中午吃完饭才开始看本子，一个多小时就能把一部10集的电视剧本翻完。然后胸有成竹地和人家谈修改意见，从结构到细节毫不含糊。这一点我怎么学也学不会，看一个五六万字的电影剧本，得读一宿。所以现在徐帆每次接戏之前，把一摞二三十集的电视剧本子交给我，让我看完了表态，因为我阅读速度非常慢，总也给不出意见，常常会让找她的剧组误会，以为她不想接人家的戏。其实她也在等我的消息。
夕阳只在颐和园里留下最后一撇的时候，王朔走进了我的房间，把剧本扔在我的桌上，说：
这是刘震云写的《一地鸡毛》，10集。我觉得很好，也适合你拍。你先看看，愿意，告诉他们。钱都有了，马上就开拍。
后来我才知道，我是捡了个大便宜。
该剧，之前本来已经开拍，导演是张元，但广电部突然要停拍这部戏。高山跑到广电部去打探，问是刘震云的剧本不能拍，还是张元不能导？部里说：不是剧本的问题。由此他们得出结论，那就是张元的事了。因为那时张元是地下电影的代表人物，政府怎么看他都别扭。
我一口气看完了剧本。知道这回我是抄上了。迫不及待告诉王朔：
剧本一个字都不用改就可以拍。
王朔陪我和刘震云、高山见了面，吃的是涮羊肉。
我提出的条件是，以前拍了多少素材与我无关，我不看，也不会用。一切从零开始。
他们没有意见。
之后，刘震云老师断断续续对我讲了一些话。我尽可能全面、准确地把这些话从记忆的深处打捞出来，以飨读者。
刘老师首先说：
《一地鸡毛》写得不是凡人小事。写得是凡人大事。如果拍出来仅仅表现的是凡人无小事，那我认为可以不拍。
刘老师又说：
凡人无小事。泛泛地说，苏联解体、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埃塞俄比亚的大饥荒、柏林墙的推倒，这些都是被公认的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大事。而孩子的入托问题、长工资评职称的问题、分房子的问题，包括发生在“八部七局六处”里的琐琐碎碎的事情，则被公认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小事。但这些小事放到个人身上，就变成了大事。你可以问问走在街上的人，对他个人来说，是分房子、长工资这件事大，还是苏联解体的事大？我想答案一定是前者。所以大和小的关系是相对的，角度不同而已。
刘老师还说：
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看起来需要面对很多人，但其实不然。每个人真正需要应付的不过也就是七八个人。把身边的这七八个人应付好了，日子就太平了。这七八个人摆不平，日子就不好过。这就需要拿出你的全部人生智慧来应付。态度当然得是积极的，不能掉以轻心。从这个角度说，《一地鸡毛》是一部积极上进的作品。是生活的主旋律。有人说它很消极，我不同意。如果把它拍成了一部消极的作品，那我也认为可以不拍。
刘老师最后强调：
《一地鸡毛》里的人物全是正面人物，没有反面人物。如果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做出了伤害别人的事情，那也是出于自我保护不得已而采取的自卫行动。他们的本质都是善良的，对生活对人群都是充满善意的。因此我建议，冯老师可以把它拍成一部充满善意的作品。
刘震云的这种高屋建瓴的创作思想，极大地鼓舞了全剧组的创作热情，为我们的创作指明前进的方向。这就是灯塔的作用。
如果说《编辑部的故事》是我作为一名编剧，在王朔创作风格的引领下，跨出了坚实的一步；那么《一地鸡毛》，则是我作为一名导演，在刘震云创作思想的影响下，创作上走向成熟的一次飞跃。
《一地鸡毛》拍摄完成后，送刘震云过目。
得到的批示是：
同意下发全国，组织干部群众学习。
电视剧在上海首播，随后在全国铺开。
收到的评价是：
这是一部“新现实主义”的力作。
在此之前，我常听到一些类似的词汇，像革命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浪漫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之类，一直弄不清楚这么多种现实主义的区别何在。现在好了，《一地鸡毛》被定了性，属于“新现实主义”，还是力作。那我得按照我的认识给这一主义下一个定义，它的主要特征应该是这样的：
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刀光剑影；看似不咸不淡，实则波澜壮阔。一切都不露声色，于无形中势不可挡。
《一地鸡毛》是“好梦公司”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片子，之后又相继拍摄了《永失我爱》、《情殇》、《我是你爸爸》、《月亮背面》。出片量并不小，但都是别人投资，我们承制，只能在成本里紧紧巴巴地抠出一点钱来，除了还账，所剩寥寥。
这期间，我们都在外面拍摄，办公室形同虚设。为了节省开支，待来年租约已满就退了新源西里的房子，把王朔接到剧组去住。
公司成了真正的“皮包公司”。
有一阵子，彭总包里掖着公司的公章，四城八岔地满处找便宜能打折的宾馆。谈得有眉目了，就叫我和王朔出面和客房部经理献媚。谈好价格一拥而入。算是几个月的住处有了着落。
记得有一次，因为一个剧组已经结账，新的剧组还没有成立，为省钱，我们从北展宾馆搬出。两辆车拉着我们的全部家当找驻地，因为衔接上出了问题，从早上转到晚上也没有找着合适的落脚点，只能临时解散，回家待命。
那天我们先后去了亚运村招待所、团中央万年青宾馆、友谊宾馆、盛唐饭店……最后天都黑了，才在西直门一带的上园饭店临时租了间房子。人可以回家，但两车东西总得有个地儿放啊。
那期间，我们先后入住过：
香山饭店、颐和园、吉林大厦、化工招待所、亚运村汇园公寓、总参一招、香蔬阁饭店、北展宾馆招待所、上园饭店、亚城商务中心、北方交大招待所、猴王宾馆。
列出这些名单，一方面可以对我们那一段时间的颠沛流离一目了然；另一方面我有一个发现，除香山饭店我们有非常铁的关系，亚运村汇园公寓和颐和园是朋友免费提供的之外，我们住的都是一些伪星级宾馆。
所谓“伪星级”就是那种，把原有的招待所重新装修了一下，门口也戳两门童，也有肩章高筒帽，但怎么看怎么像北洋军阀的逃兵；大堂里往往都有一大面镜子，镜面上用红油漆写着“某某公司敬献”；前台后面的墙上，也起着哄似的挂一溜时钟，分别标出纽约、东京、伦敦、巴黎、柏林、卡拉奇，但其中一定会有几块钟的时间已经停了，看得出来是当初心血来潮一时兴起挂上去的；楼层里经常可以听到客人大声呼喊服务员，随即看到披着大衣的服务员拿着大串的钥匙睡眼惺松地走来；房间里有壁纸，地毯，简易沙发和一摸粘手的客房服务指南，窗帘脱钩有的甚至拉不上；卫生间里卫生纸永远不是夹在架子上，永远是扔在马桶的水箱盖上，热水也是晚饭后午夜前才提供；有餐厅也有小卖部，餐厅里全是端着酒杯互相追逐的科长级会议代表。差不多了吧，就这么个局面。这就是“伪星级”。
我如此详尽地描述“伪星级宾馆”，主要是想说明，我们当时又想省钱，又想在接待来访者时有个大概齐的体面。这也是那一时期中国影视界的状况，看着人模狗样，实际上也是中下层。明星们也不例外，刚开始翻身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挣得钱一个子也不花，每天跟着剧组蓬头垢面吃盒饭，即便是穿上一身西服扮大款，也像是风尘仆仆的推销员。
现在情况已经很不一样了。明星们都已经从中下层的劳动人民里脱颖而出，出门也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饭店了，上了组还带着助理老妈子，有的还配了生活车，遮风挡雨冬暖夏凉。可不知怎么的，看着还是有点土。包括中国的大款们，穿得也都是名牌，住得也都是大HOUSE，开得也都是宝马，甚至有的也一掷千金，但举手投足还是找不着优雅的感觉，眼神里还是透着心急火燎。仔细分析，是穷了多年养成的做派。钱是有了，但还没有过足满世界显贝炫耀的瘾。我估计少则十几年，多则要等到下一代，中国的有钱人才会神情自若，才会洗尽曾是无产阶级的烙印，于不经意间挥金如土。那个时候，中国就有贵族了。
贵族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以小人之心揣度过贵族之腹，或者说我梦见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