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呆在父亲的书房，花了整整两周时间，把父亲从阁楼上取下的那些成捆的诗篇，一一阅读，分门别类。在其中一箱枯黄的稿件中，我看到一个残缺不全的笔记本。笔记本的封面，有被一种被水浸润过的痕迹。
这年秋天的一个清晨，我坐在父亲的书房里，轻轻地打开了这本笔记。
笔记的扉页上用红色的水笔写着：“碧水河工地创作选——1973年春”。字迹已洇散开了，有些模糊不清。1973年，这是我所能够找到的，父亲最早的一本创作笔记。我粗略地翻看了一下，这本创作选上的诗歌，拿现在的眼光来看，或许称它们为打油诗更为恰当。
而让我感兴趣的是，在每一首诗歌的后面，都写有诸于“作于誓师大会”、“作于打硪之后”、“作于心墙之上”、“作于夜战之下”、“刊登于碧水河工地报第*期”、“刊于大别山报第*期”之类的字样。
这些陌生的文字，静静地躺在父亲1973年的笔记本上，它们清晰而又模糊，真实而又虚幻，它们在那儿不动声色地引诱着我。而在我遥远记忆中，碧水河，早已只剩下残缺不全的堤坝，以及一片汪洋的碧水湖面。可是，三十年前，我却出生在那儿，呼吸着碧水河氤氲的空气，在碧水河边悄然生长。
父亲第一本正式的诗集，是1977年出版的，而我正好也是在那一年出生，我不知道这之间，是否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我没有问父亲，我试图从父亲所保存下来的，这些奇特的文字中，去寻找那些不为我知的往事。
1977年出版的这本诗集叫《犁耙飘香》。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这样一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九五三年隆冬的腊月，我出生在大别山下举水河畔的枫树湾，尚涉人生就饱尝了“放卫星”和“大跃进”的疾苦。在我幼年的记忆中，一个万木萧瑟的深秋，母亲在忙完一天的生计之后，见我面黄肌瘦，用竹筐挑着我去公社的卫生所。当母亲经过那道美丽的举水河堤时，紧系着生命的竹筐绳子，猝然对断。我从十几米高的举水河堤上，猛然滚落堤下。哭声刹时惊起几只飞鸟，惊落一片残阳。当母亲感到天地寒心的时候，我带着不可磨灭的创痕，依然微笑着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1987年，我十岁，父亲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诗集《太阳出山》，在这本书的后面，父亲又是这样写的：
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当过农民、工人；当过办公室主任、乡镇长；当过科长局长、文联主席。灿烂的阳光虽然照耀不了周身的贫寒，一路的春风却把我引领到春的深处。咀嚼艰辛难忘的岁月，我不为当官，只为做人……
1997年，我二十岁，父亲推出了他的第三本诗歌集子《走向春天》。在后记中，父亲这样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谁不曾有过梦想，谁不曾有过希望？然而，面对大千世界，面对芸芸众生，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希望是什么？我的梦想是当个诗人，当个人们喜爱的诗人；我的希望是写好诗歌，写好中国诗歌。我还深信，尽管目前中国的诗歌被少数人折腾得不成样子，但它一直在人们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它永远是一门年轻而正在成长中的新型艺术。若干年后，当人们回首新时期文学，包括我们这一代人的诗歌作品的时候，都不能不陷入久久的深思……
在大别山秋天的那些日暮晨曦，每当我读到父亲写下的这些文字，我都会怅然若失。我常常在一些清晨醒来，为父亲是个诗人而惊奇不已。在一个个深夜里，我又会为父亲诗章中，那些闪耀着奇异光芒的诗句惊喜万分。
我想，对于我的父亲景远林来说，他这既平凡又富有浪漫色彩的一生，终将化作茫茫大别山上那一株株映山红，映红大别山上，那片依旧辽远的天空；映红大别山下，我们风风雨雨数百年的整个景氏家族……
关于父亲景远林的所有故事，我想得从1972年的那个秋天开始讲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