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不断地唠叨“现实主义回归”、“现实主义复苏”、“现实主义舒展”、“现实主义反思”，等等，但“现实主义”这一真正含义是否考虑过呢？恩格斯虽然给“现实主义”下了定义，但只是传达了恩格斯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或者说是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观念的重要构成部分，起码是不能认为：因为有了恩格斯1888年的《致玛·哈克奈斯》，“什么是现实主义”的问题就实现了完美永恒的解释——这显然不合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当然，也曾经读到过不少阐释“现实主义”的论述，但说来说去，大都是逻辑演绎或抽象的“概念系统”。其实，如果把“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史的范畴来理解，问题就要具体清晰一些；但我们讲“现实主义”，恰恰是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学范畴而运用于各种文学场合的。这就极大地增加了这一概念的复杂性——以致使它失去严格的界定而飘摇于文学创作或文学理论批评的风雨之中。
实际上，无论是“学术”的还是实用的小说理论领域，“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规范从来就没有统一过：不是游移无定就是模模糊糊、含糊不清，而且在它出现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经常把司汤达的《红与黑》、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等著名作品称为“现实主义小说”，但那时（即19世纪30年代）的文学界并没有这样的说法，直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出版（即19世纪50年代），才有人说这是“现实主义”在法国的胜利。可那时的法国还没有把“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作出适当的区别：“现实主义，有时也叫做自然主义，主张艺术以模仿自然为目的”（夏莱伊《艺术与美》），而自然主义小说家左拉则说：“自然主义因巴尔扎克而胜利”，但恩格斯又说，巴尔扎克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我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披露：尽管俄国的“现实主义”旗帜比较鲜明，但“现实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并不运用“现实主义”这一术语来表达自己的文学主张，而且当时的作家也是如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失去了界定“现实主义”的信心。事实上，理论批评家与作家们都极力试图阐释清楚这一“主义”的含义，如高尔基说：“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谓之现实主义。”又说：“现实主义到底是什么呢？简略地说，是客观地描写现实，这种描写从纷乱的生活事件，人们的互相关系和性格中，攫取那些最具有一般意义、最常复演的东西，组织那些在事件和性格中最常遇到的特点和事实，并且以之创造成生活画景和人物典型。”可当他具体地判断或分析作家创作的时候，又觉得“很难完全正确地说出，他们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分别见《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俄国文学史》）后来产生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概念，而20世纪60年代又有了“无边现实主义”、70年代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体系”——毫无疑问，由于“现代主义”的冲击或引进，“现实主义”的界定就更加模糊不清了。
就中国本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而言，给当代文学界以深刻印象的，也不是或主要不是理论，而是两类产生于不同历史时代的小说：一是以郁达夫、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等为代表的批判黑暗社会的作品，二是以丁玲、周立波、赵树理、柳青、赵准、杜鹏程等为代表的以抒写革命历程与讴歌革命精神为宗旨的、一般被称为“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这样就造成了“现实主义”印象的复杂性。但无论那一类小说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中，“现实主义”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写实性①、批判性②、典型性格与典型环境以及那种虽然难以测定但可以在阅读的体验中获得相应印证的“真实性”。然而在后一类小说的创作过程中，由于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及形形色色的极左思潮的干扰，“现实主义”曾严重地被戏弄或误解过，而这种不应该产生的戏弄或误解往往在真正的现实主义理解中沉积为一种排斥现实主义的“下意识”，以致使现实主义的品格与精神的张扬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这是一种“怪圈”，即由于倡导目的扭曲或非文学化，欲得“现实主义”而终于不得“现实主义”。所以说，8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创作，自觉不自觉地潜藏着一种抵触情绪，一种对这一“主义”的失望倾向。现实主义于创作心态方面的被冷落，自然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之所以“合理”，因为我们的“现实主义”确实辜负了自己的神圣使命。但“现实主义”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所造就的文学承袭性，又不能不成为80年代的小说作家继续操持的方式——即使是暗暗地怀着反抗“现实主义”的念头，其反抗也绝不可能彻底！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全部小说历史，完全可以证实这一观点。
在70年代末，中国小说主要以它的批判性、写实性与“真实性”赢得了处在时代大动荡之中的社会阅读群体的喝彩，也就是说，小说创造的“现实主义观念”获得了空前的“舒展”；题材的“禁区”垮了，以神化“英雄人物”为文学的“根本任务”不可能再贯穿了，“三突出”的原则崩溃了，那种“暴露黑暗”的批判性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强化……可是到了80年代，这种充满了拘谨色彩的“舒展”很快遇到了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反思意识或怀疑精神的增加以及整个思想解放运动的波及，二是西方文学及现代主义文学（也包括文学之外或文学之内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的冲击，而这两方面的挑战都指向一个基本点，就是作家的生活观念与文学观念——首先是生活观念：生活价值取向的摇摆、怀疑以至重新确定，势必会影响到原先的“革命现实主义”所习惯的那一套生活审视或现实判断的准则。毫无疑问，这里面不能不是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旧的生活秩序坍塌了，但并不意味着新的生活秩序的立刻建立与完善。而西方文学及现代主义文学的进入，一旦与中国的小说创造系统相碰撞，也不可避免地波动“现实主义”的唯一性原则及其根深蒂固的中心地位：既然在中国的“现实主义”之外，还存在着如此广阔的、也同样被社会认可的文学可能性及各式各样的小说途径，那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除了一部分模仿的或实验的、其中的某些作品后来被称为“先锋派”的小说创作外，80年代的“现实主义”小说从复苏的“舒展”中产生了有目共睹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在一大批小说家的创作中获得了体现，其中包括王蒙、汪曾祺、林斤澜、贾平凹、张承志、张贤亮、冯骥才、阿城、韩少功、莫言、张抗抗、王安忆、张洁、张炜、李杭育、郑义、刘恒、刘震云等等。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在错综纷繁的创作现象中追寻到这种变化的集结方面即经由作家的观念更新，中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究竟出现了怎样的新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