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肃外朝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在两军交战的时候，这是常用的技巧。而在权力斗争的舞台上，武则天上演的是“擒贼先断翼”的一幕。在对敌人的首脑——长孙无忌动手之前，武则天粉碎了宰相韩瑗把褚遂良重新召回京城的企图，识破了吏部尚书唐临保护关陇士族重臣来济、打击武后派中坚李义府的图谋。
显庆元年底，武则天已着手按预定的计划进行人事调整。长孙无忌的亲戚，一个个被外放，离开了朝廷。先是太常卿、骑马都尉高履行被任命为益州（今四川成都一带）大都督府长史，接着工部尚书长孙祥被任命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这种人事变动表面上看来是很正常的内外迁转，但这两个人一个是长孙无忌的表兄弟，一个是他的堂兄弟，这种调动的目的是为了斩断长孙无忌在朝中的羽翼。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褚遂良外贬，此事使关陇派遭受重创。此后，他们始终不忘将褚遂良重新拉回政治舞台的中心。虽然看不到长孙无忌有什么实际行动，但挽救褚遂良的计划却已展开。侍中韩瑗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先锋。在褚遂良被贬一年多之后，韩瑗认为，是为褚遂良说话的时候了。他细心缮成一本，上朝奏称：“朝廷贬谪贤良之臣，向为政风败坏之征。遂良殚毕生之力事先王，清廉耿直，不言则已，言必公忠体国，先帝引为知己，视同兄弟。是以临终选择，以受遗诏。”他接着又从历史上引证实例。他说：“国家之衰亡，政治之腐败，皆因为疏远贤直忠谏之臣。”他结论称：“遂良虽有忤君之罪，然已受一年之苦。陛下其怜而赦之乎？”
他奏完之后，皇帝也承认褚遂良的出发点是好的，问题在于他的态度激烈，对皇帝大不敬，所以才贬谪他。韩瑗情绪激烈地回奏说：“如今臣深惧小人之势长，君子之道消矣。”韩瑗一时失口，竟引用不得体的古语，《诗经》上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臣不愿见唐室之衰亡也。”引用这个典故太不机敏了，这是公开侮辱武后是使周朝亡国的褒姒。高宗怒吼说：“你下去吧！”朝议之时，武后不声不响，不过她的缄默倒更为凶险。她在筹备反击。
韩瑗回家之后，修本辞官，但是皇帝不准。在废王立武的问题上，高宗早已铁了心，谁想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用不着武则天多言，自然都没有好下场。韩瑗即使以辞去宰相相威胁，高宗也没动摇。他就是不主动提出辞呈，在相位上也呆不了多久了。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三月，高宗在洛阳下达了命令：褚遂良由潭州都督再贬为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与京师的距离越来越远。不久，又有一道命令：皇后派的铁杆分子李义府被提升为中书令。八月，李义府与皇后的另一党羽、侍中许敬宗，联合上奏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与褚遂良密谋不轨。他们在奏折中指出，桂州是用武之地，韩瑗图谋不轨，安排褚遂良为桂州都督是为了做外援。尽管没人会相信这随意编造的罪状，但显庆二年七月，高宗还是下发了四项贬黜敕令：韩瑗贬为振州刺史，来济贬为台州刺史，终身不许入朝；褚遂良再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荣州刺史柳奭再贬为象州刺史。褚遂良到达爱州后，曾上疏皇帝，想调回京师，但皇帝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第二年，褚遂良死于爱州刺史任上，终年63岁。长孙无忌的左臂右膀被贬黜到极南的蛮荒之地，势力渐渐单薄了。
随着长孙无忌势力的削弱，武则天的心腹逐渐进入宰相集团。其中，李义府在外朝更是恃宠用事。李义府升任中书令后，与另一中书令杜正伦发生冲突。杜正伦是唐太宗时期的中书侍郎。他当时“出入两宫，参典机密”，而李义府直到高宗时才上升到中书舍人（相当于中书省中层领导）的职位。两个中书令，一个以老资格自处，一个则倚仗皇后撑腰，明争暗斗，各不相让。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十一月，两人被贬，李义府被贬为普州刺史，杜正伦被贬为横州刺史。
李义府被贬，对于关陇集团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报复机会。当时担任吏部尚书的唐临，企图以荐举两巡察使的方法，继续斗争。唐临也是关陇集团的一分子，其祖先随宇文泰入关，祖父唐瑾北周时官至内史，唐临本人与兄唐胶皆知名于时。显庆三年，唐临利用手中权力，保奏许炜为江南道巡察使，张伦为剑南道巡察使。唐临的用意是这样的：许炜是来济的好朋友，来济贬谪地点在台州，属江南巡察使的察视范围，让许炜担任江南道巡察使，就可以达到保护来济的目的。而张伦与李义府是冤家，李义府贬谪地在普州，属剑南巡察使的察视范围，以张伦为剑南道巡察使，就可以达到打击李义府的目的。早已建立起严密情报系统的武则天很快获悉此计，她知道李义府虽不堪任用，但他是朝中拥武的支柱之一。所以李义府虽流放在外，武则天还是保护他。她对高宗说：“唐临这个人利用权力私自选人授官，朝中议论纷纷，不撤换此人，有损朝廷威信。”高宗便以“遣所私督其过”的罪名罢了唐临的官。唐临不久死于潮州刺史任上。
反观长孙无忌的态度，武则天进寸，他就退尺。李义府猖狂得势，长孙无忌没有抑制他的言行，武则天立嫡子为太子，他也没争。如此退守，将来更大的事就更难争了。经过反复的斗争，至显庆四年初，亲武后势力在朝中形成，关陇集团土崩瓦解，只剩下太尉长孙无忌这一个孤家寡人了。扳倒长孙无忌，最大的阻力恰恰是武则天的夫君高宗李治。李治虽然不想在舅父的羽翼下当听命受教的恭顺皇帝，但让他去除掉元舅，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永徽初年，洛阳人李弘泰曾经告发长孙无忌谋反，高宗接到状纸，根本问都不问，就下令将李弘泰斩首。但此时已非彼时了。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武则天把矛头对准了长孙无忌。四月，洛阳人李奉节状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朋党一事，许敬宗主动请求会同辛茂将进行审理。两位主事的宰相亲自审讯一起一般官员的朋党案，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因为韦季方是长孙无忌的门生故旧，所以许敬宗趁机想挖出点什么来。审案时，大理寺官员秉承许敬宗的旨意，让韦季方诬陷长孙无忌同谋犯罪，如果这样就可对他从轻发落。韦季方深感不妙，抵死不认，寻机自杀，结果未死成，在狱中奄奄一息。许敬宗见从他身上不能获取证据，又看他横竖已经没命了，便向高宗诬奏说：“韦季方欲与长孙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现在怕事情暴露，所以自杀。”怕高宗不信，又将从韦季方身上搜得的一封私信交给高宗，说：“这封信是题给赵师的。赵师，即长孙无忌也，阴为隐语，欲陷忠良，以伺机谋反。”这个对于武则天、许敬宗等人来说是蓄谋已久的计划，对于高宗来说，乍一听说国舅谋反，还是大惊不已，不能相信。他又让侍中辛茂将再去核实，辛茂将是许敬宗的心腹，他侦察的结果当然与许敬宗说的完全一样。高宗还是不信，说：“辛茂将愚蠢无用，所奏不可听信。舅父绝不会做此等事。舅父为小人挑拨，可能有些疑虑，怎么会到谋反的地步呢？”但既然人证物证俱在，高宗有些不知所措了，情急之下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家真是不幸，亲戚之间屡有异心，往年高阳公主竟与房遗爱谋反，今天母舅也这样，我还有什么脸面见天下之人啊！如果此事果然是真的，我将怎么办啊！”
许敬宗深恨长孙无忌等的飞扬跋扈。他见高宗已是半信半疑，就鼓起如簧之舌，说道：“房遗爱只是一个乳臭小儿，与一个女子谋反，成得了什么气候！长孙无忌就不同了，他以前与先帝谋取天下，天下都佩服他的智谋；后来他当宰相三十年，天下害怕他的威势；如果哪一天悄悄举事，陛下派谁去能抵挡得了他呢？今幸好宗庙有灵，因按治一件小事，得到大奸人的阴谋。这是天下之大幸！臣窃恐长孙无忌知道韦季方自杀之事一时窘急，铤而走险而发动叛乱。他举臂一呼，一起作恶的人都云集起来，必为宗庙社夜之忧啊！陛下不见隋朝吗？宇文化及的父亲是宰相，弟弟娶了公主，手握禁兵，隋炀帝对他一点也不怀疑，委以朝政。宇文述死后，宇文化及又统领禁兵。一夜之间，就在江都作乱，先杀不附己者，臣的家也遭其祸乱。于是大臣苏威、裴矩等人，都急忙服从他，等到黎明，隋朝江山就断送了。前事不远，望陛下吸取教训，速作决断。”巧舌如簧的许敬宗把无忌和太宗时的叛臣房遗爱相比，又和隋朝的宇文化及相比，似乎一场江都之变式的大难，已经迫在眉睫，皇帝将被杀死。而要杀死皇帝的，就是长孙无忌。
次日，许敬宗启奏皇上：“昨夜韦季方已承认与长孙无忌谋反之事。臣又问韦季方：‘长孙无忌与国至亲，两朝受宠，有什么怨恨要谋反呢？！’韦季方答：‘韩瑗曾告诉长孙无忌说，柳奭、褚遂良劝立梁王为太子，今梁王既废，皇上也疑心你，所以把高履行外放出去。从此，长孙无忌很忧虑，日夜寻思自安之计。后来见长孙祥又被外放，韩瑗又得罪，所以日夜商量与我等谋反。’臣参验他说的话，都很符合实情。请依法收捕长孙无忌。”
这番话是针对高宗疑虑的心理事先精心编排好的，高宗不由自主就相信了。高宗被谋反的预警吓昏了，同意将无忌削去官爵。
后人常以此为例，认为高宗是个糊涂人，很容易就被臣下骗了。当然，高宗不比他的父亲太宗明察秋毫、天威难测，但关键的原因还在于许敬宗在雄辩中点出了隋唐皇位继承中令统治者寝食难安的一大心病。隋代在皇帝继承问题上，未能实行嫡长子继承制。隋文帝废长立次，他去世后五子杨谅在太原发动政变，在隋朝留下阴影。因为政坛上没有长子必然继承皇位的观念，所以名义上是有德者居之，实际上则是有力者称雄。隋末群雄并起，自立为帝，以及隋炀帝以一国之尊被弑，都给统治者“能者为王”的危机感。
唐初李世民兄弟发生流血政变，始取得政权。李世民又将宗室降爵为郡公，唯有功者封王，将其兄弟李建成、李元吉的下一代全部杀掉。李世民对待宗室的态度，还可以通过贞观元年凉州都督李幼良伏诛一事看出大概。李幼良是李世民的叔祖。有人告他养死士，李世民便派出中书令宇文士及调查此事，查证属实后便把他杀了。用中书令去调查边境将领是否养了亡命之徒，可见李世民对此事的重视，也可见他所受到的威胁。
李世民虽然对宗室严加注视，但即位后依然受到起兵威胁。一位是他的叔父幽州都督李瑗，另一位是赐姓李的隋末降将、驻守泾州的罗艺。这两次兵变虽然很快平定，但多少在统治者心底留下阴影。李幼良事件大约发生在这两次兵变之后，故此唐太宗的处理手法，也不为奇。事实上，这并不是最后一次出现的起兵事件。同年年底，利州都督李孝常和右武卫将军刘德裕等因被指控谋反而被杀。贞观十七年齐王李祐起兵失败，是另一个例子。
由此可见，南北朝那种有机会就试图建立本身政权的风气，依然存在于初唐的一些统治阶级，特别是皇室中。掌权者因此不得不时刻加以防范。特别在权力交替之际，最怕有人趁机谋反。因此，高宗认为，在自己多次违反元舅的意图乃至与整个关陇贵族为敌的情形下，长孙无忌有谋反的可能，于是就相信许敬宗的话了。但高宗不忍按谋反的法律处理这位立过大功、辅佐他六年的舅父，他哭着说：“舅舅如果真是如此，朕决不忍心杀他。否则天下将说朕什么呢！后代们又会说朕什么呢！”这时，许敬宗见高宗已经相信了，又怕高宗真的心一软，放过了长孙无忌，就进一步说道：“薄昭，汉文帝之舅也，文帝从代王的位置做到皇帝，薄昭立有大功。后来薄昭犯罪，只是因为杀了人，汉文帝法不阿私，让百官穿着孝服，哭着杀了他。至今天下人都以汉文帝为明主。今长孙无忌忘记两朝之大恩，谋夺社稷，其罪不知比薄昭要大多少倍。所幸的是奸状自己暴露了出来，逆贼自己招供了，这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古人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就在一刻之间，一丝一毫也不能错过。长孙无忌乃是今日之奸雄，是王莽、司马懿之流，陛下稍有一点耽搁，臣怕变乱就会马上发生，后悔都来不及啊！”
一连串煞有介事的理由和耸人听闻的后果，最终使高宗的精神陷于崩溃。由于对叛逆阴影心怀恐惧，他没有勇气把舅舅叫来当面问个明白，一切都交由许敬宗处置。一起不明不白的重大谋反案的主犯，就得以这样了结：长孙无忌被削除太尉及封邑，以扬州都督身份安置到黔州（今四州彭水），仍按一品大臣的待遇供给饮食，每日细白米二升，粳米、梁米各一斗五升，粉一升，油五升，盐一升半，醋三升，蜜三合，粟一斗，黎七颗，酥一合，干枣一升，木橦十根，炭十斤以及不同数量的葱韭豉蒜姜椒之类，每月还给羊二十口，猪肉六十斤，鱼三十尾，酒九斗。高宗想让这位至亲长辈靠着这优厚的待遇安度晚年。
长孙无忌一垮，关陇集团的支柱就倒了。根据武后意旨，许敬宗将长孙无忌之案推而广之，开始了对关陇集团的最后一次扫荡。只用了一个多月，就贬逐了一大批关陇集团的官员。许敬宗上奏：“无忌谋逆，由褚遂良、柳奭、韩瑗构扇而成，奭仍通宫掖，谋行鸩毒，于志宁亦党附无忌。”关陇集团的另一重要人物于志宁，因为在立梁王为太子时出过力，后在立武后的争议中又不说话，尽管当了册后副使，又任太子太师，但也被加上党附无忌的罪名，免去了他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务，武后害怕这个关陇集团中地位极高、又有声望的人留在朝中会有不利。于是已经去世的褚遂良被削官爵，柳奭、韩瑗除名，于志宁免官。
关陇集团的子侄辈也没能幸免。长孙无忌的儿子、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等被除名，流放岭南；长孙无忌的堂兄弟长孙知仁，也被贬到冀州为司马；族子、驸马都尉长孙诠，也流放到今四川西昌一带，不久便被迫自杀；长孙无忌的表兄弟、高士廉的儿子高履行受牵连，由益州长史贬为洪州（今江西南昌）都督，不久又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刺史。时任凉州刺史的赵持满，是长孙诠的外甥、韩瑗的内侄，许敬宗生怕他在西凉造反，将其快马召至京师，下狱拷讯，但他始终不招，终以谋反罪被杀。
一个朝臣如果远离了首都，远离了皇帝的视野，他的安全就得不到保证。七月，许敬宗会同李勣、辛茂将和刚上任的两个宰相——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任雅相、度支尚书同三品卢承庆一起复审长孙无忌谋反案，并派已升任中书舍人的袁公瑜等人到黔州去取证。袁公瑜向长孙无忌取得株连别人的供词，被长孙无忌严词拒绝。袁公瑜就对长孙无忌说：“你为什么不自缢身死来谢罪呢？你死以后，我总会想办法在你的供词上替你签名的。”长孙无忌无可奈何，自缢身死。袁公瑜又去找韩瑗，想如法炮制，但获悉韩瑗已死在贬所。他特意打开棺材，验明正身才回京。同时被杀的还有长孙祥、长孙恩、柳奭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