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半年前，“联办”就要与财政部搞国库券的承购包销，但不幸失败了。1990年秋，李青原起草了“一个悲壮的通知”，大意是：国库券承购包销没有成功，这是由于有关机构协调不力，但这一步改革是一定要迈出的。
如今李青原们卷土重来。这一次李青原不仅要构筑她的理论框架，作可行性研究，还要发挥她另外的特长——李青原虽身为国家体改委一个处级干部（在“联办”是兼职），但在机关里是门就敢推，进门就敢讲，听不听随你便。
国库券承购包销合同签字仪式定于1991年4月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蒙古厅举行。在仪式举行前三天，风向骤转，有首长不上心，连带着国库券的“卖主”财政部也有临阵退却的心思。这时候，会场订了，请柬发了，中外记者候着了。
李青原拽着她的上司傅丰祥司长和许美征副司长，闯进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的办公室。
陈锦华说：“简要解释一下承购包销，这与体改委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写进了体改方案？”到书架上一翻，还真有。这边陈锦华给财政部部长王丙乾打电话，那边李青原“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可别不在”。一打就通了。王丙乾说：“给我一晚上时间，明天上午答复你。”
签字仪式如期举行了。大部分领导来了。
事后，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财政部宣布，今年（1991年）四分之一的国库券将通过一个国内认购的企业联合会，而不是下达职工购买指令时国家委员会来发行。如果这种认购成功的话，此举将是中国1989年之后最为重要的财政改革。”
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版）说：“开明的经济学者希望这次承销试验能够成功，并以此来取代目前高成本低效益的摊派发行体系。新的体系不仅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也有助于消除在旧体系下产生的黑市交易。”
或是请领导来，或是弄些个外国人说上几句，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这不好，但这也是一招儿。
1990年8月，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国库券交易的价差曾高达2%~3%。随着两市一网的开通，在联办STAQ上各地的报价日趋接近，到1991年4月16日，价差已缩小到0.2%~0.3%。
1991年，国库券实际发行120亿元，其中走承购包销路的有38.7亿元，包括11亿元无纸化试验券，承购包销团成员公司共79家。
1992年，承购包销合同签字仪式的规格提高了。3月31日，承购包销合同签字仪式改在中南海******小礼堂，出席的首长级别也提高了。当年共发国库券390亿元，其中80家承购包销团成员公司共承销36.35亿元。当年一大试验是无纸化发行，要让扛麻袋的彻底失业。但很多有识之士不认这个：花花的钞票送进去，出来的只是张记账纸片片？让时间去解决一切吧。
到1993年可不得了了，这一年有著名的宏观调控，有前所未有的******朱镕基副总理横刀接管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大印，有******的“约法三章”。大家都疯了，炒开发区炒房地产，炒美元炒黄金，炒股票炒债券，炒沈太福的长城公司债券，炒拥有一块美国大地的“鹰卡”（1平方厘米美国土地），唯独晾着国库券。
到5月底，国库券发行完成不到计划的25%，且账面收入还往往被地方财政截留，国库空虚。有一则难以证实的传言说，当时国库能动用的资金不足千万元。另一则可信度更高的说法是国家准备发行千元面额的钞票。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逼急了，国库券发行普遍恢复了组织认购行政摊派，煮了回改革夹生饭。
而承购包销，往年三四月份就该签合同了，这回到了4月才开始委托“联办”去筹划。6月19日，召开国债承购包销全国电话会议。6月29日举行1993年二期券承购包销合同签字仪式，7月1日第一笔承购包销款10亿元划入国库。钱虽不多，但两周内10亿元进账，犹如三国年代东吴虎将甘宁百骑劫曹营，虽于大势无补，却令各路看官爽了一把。1993年国库券共发行350亿元，其中承购包销17.7亿元。
1993年国库券费了劲抓了瞎，承购包销的比例越来越小，这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发国债已不仅仅是政府集中财力找钱的活儿，而且是宏观调控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张王牌。过去讲国库券还弄个转让之类的词遮掩遮掩，别闹了，彻底拒绝行政摊派，众口一词市场化。
从1994年起，发国债的正规部队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体改委等全数加入进来，队伍空前壮大起来，承购包销、非实物、竞标招标、净价交易、一级自营商各位兄弟一一登上舞台，回购、期权、期货、抵押、贴现等新概念新工具渐为人知。
与1981年第一次发国债48亿元相比，如今的规模大不一样，上千亿元玩儿似的。
50箱国库券点数点得天昏地暗
上海有三大券商，申银、万国和海通。1986年证券公司拉队伍时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主导的，每省分行都要办一个，而且只允许办一个。上海人提出，上海的情况特殊，要多办几个。北京同意了，但必须有一家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这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办了个申银证券，万国证券是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海通证券是交通银行的崽。
这里特别值得记录的是，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龚浩成不同意中国人民银行办证券公司：“中央银行是金融行政管理机构，不好用手中的权力去办公司，这就好像在足球场上，我们只能当裁判，不能下场去踢球。”这种理性约束利益的情形是不多的。果然后来证券公司先后脱离了中国人民银行系统，脱离了权力机关。而申银证券在成立了两年之后，1990年9月被龚浩成挥刀斩给了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虽然没见文字记载，但龚浩成一定落下了埋怨，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部下，因为龚浩成将一个金娃娃送给了人家。
申银证券成立后转工行前，唯一做过的一笔股票买卖是买进4.5万股电真空。申银证券这块牌子给了人家，电真空股票也转过去了。当年电真空的买价是每股102元，卖给工行是每股105元。但签字后没几天，电真空股价飞涨到每股150元，转眼间工行赚到1800万元，像天上掉馅饼。
咬到天上掉下的馅饼的是阚治东。
如果说阚治东是靠天吃饭的，那不公平。在接手申银证券之前，阚治东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时，就透着精明。
1988年国库券允许流通了，阚治东就在中国工商银行系统里组织起全国第一个国库券报价中心，有36个单位参加。每个单位每个星期发一个电报到上海，报上买进卖出价，上海汇总后再返回。这种方式比今天的即时报价撮合成交差得多，但比杨怀定要先进许多。杨怀定雇人满世界寻价报回来，然后他亲赴携款购进，扛回上海卖出。
阚治东很是得意的一单生意发生在1989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北方信托投资公司听到风声，中国人民银行所属的信托投资公司都要撤销，但他们库里还压着
1000多万元国库券。那边的人便想到了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火急火燎地给阚治东打来电话：“我们公司要撤销，人家都来要钱，而国库券又无法一下子换成现金，请你们帮忙解决。”
对方报了一个价，阚治东觉得很合算：“好，1000万元国库券我们都要了。”
“你们什么时候来呀？”
“今天下午就动身。”
1000万元，对阚治东的公司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短短几个小时内，哪里去筹措这么多钱？阚治东立即给工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打电话，毛行长设法开出了支票。
当时的国库券都是现货交易，1000多万元的支票一张，换来50箱国库券，点数点了个天昏地暗，足足装满了10条大麻袋。怎么运走呢？
本来想搭飞机走，保卫处从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借了几把枪，但带武器不准上飞机。又想干脆租一架军用飞机，但军用飞机不能一下子飞到上海，沿途要停几次，怕有麻烦。包几间软卧车厢，行不行？但装国库券的麻袋体积太大，不允许上软卧。
最后，只好同哈尔滨铁路局及铁路公安派出所商量，把国库券放到前头的行李车上，派人拿着枪日夜轮流值班看守，对讲机始终开着，过几分钟就问：“怎么样？”
就这样提心吊胆经过几十个小时的路途，终于把它们安全运抵上海。
有意思的是，阚治东们刚回到上海，中国人民银行又发文通知：各地分行的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不撤销，继续经营国库券买卖。
这1000多万元国库券为阚治东赚了百万元以上的利润，也为申银证券的原始积累打下了底子。
【人物】杨百万雇保镖
别说奴隶创造历史，太偏激。改良一下，小人物创造历史。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当初也是小人物。杨怀定就是小人物，是上海一位精明而梗梗的先生。正是杨怀定们逼得两所一网急着忙着支摊开练。杨怀定自称是中国证券业的社会基础，名片上印着“上海平民股票证券职业投资者”、“沈阳财经学院教授”。
杨怀定以“杨百万”著称。他有什么“政绩”？
杨怀定原在上海铁合金厂看仓库。1988年春节前，厂里仓库丢了1吨多铜材。因为杨怀定妻子承包的电线厂所用原料是铜材，所以成了重点怀疑对象。案子很快破了，杨怀定清白了，但两个月后他还是辞职下海了。
杨怀定订有26种报刊。一天他在报缝里发现，中央批准温州金融改革试点，那里的银行储蓄利率上浮了4.8%，这意味着杨怀定家中数万元存款存在温州存，每年可多得2400元利息。他打算把钱存到温州去。
过了几天，1988年4月5日，报纸上刊登上海市的证券市场21日将开放国库券的买卖。杨怀定就改了主意，那天一早就来到银行。1983年国库券百元卖出价108元。计算的结果是按现价吃进到期后每百元净赚37元，高出温州储蓄利率12%。杨怀定吃进2万元。几个小时后，国库券行情上涨4元。他两万元国库券还没在兜里捂热就抛给银行，赚了800元。辞职前杨怀定每月工资60元，这800元就是他一年的收入。
“我回来就想，如果我能找到地方买进便宜的国库券，就肯定赚钱。”杨怀定从报上得知又有6个城市相继开放国库券转让业务。他想，只要两地价差2元，投资10万元，3天打个来回就净赚2000元。关键是哪六个城市呢？杨怀定在上海图书馆查了7天，终于发现一个目标：安徽合肥。
杨怀定凑了10万元到了合肥，见银行外排起长队，营业员却无精打采。细问之下才知是农民忙于备耕，纷纷提款，形成挤兑，银行国库券多得是，但现金紧张。杨怀定当即买下，第二天赶回上海，把10万元国库券卖给银行，获利2200元。由于国库券上有合肥的银行标志封条，杨怀定怕上海的银行收券时看破其中的诀窍，进行银行间相互调剂，索性撕开封条，让银行摸不到底细，免得断了财路。
去一趟合肥，可以赚几千元，杨怀定日夜兼程，仅合肥一地就跑了个把月。然后又西去郑州，南下厦门，北上太原，当时上海银行国库券日成交额约70万元，杨怀定占去七分之一。
在国库券这件事上，现难以考证是杨百万在先还是阚治东领头，但阚治东显然做得大，组织总是比个人强大。
赚到钱后，杨怀定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去金融管理部门要说法。他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问：“我在银行买卖国库券，究竟合不合法？”对方回答得也很含蓄：“开放国库券转让，目的是为了提高它的信誉，你说合法不合法？”第二件事是找税务局的人咨询纳税的事。税务人员一时语塞，想想后说：“在国外是要抽交易税的，但我国的交易法还没有出台，不用纳税。”第三件事是从公安局管辖的保安公司请了一位保镖。“这种事没有人知道罪与非罪，我请了公安局的保镖，以后出了问题，公安局管的人跟我一起做，就没大错。”
杨怀定还曾与万国证券总经理管金生联手炒作国库券，个体与股份制，天生亲兄弟。
1989年元旦刚过，管金生告诉杨怀定，他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串门，看到处长张宁桌子上压着一份文件，内容是1988年国库券准备不久后上市。如果谁知道这个消息，以黑市价75元买进，一上市可能就是100元，暴利25元，这是个发大财的机会。
于是，杨百万成了万国证券的授权代表，拿了一台万国的点钞机，在海宁路1028号自己的办公室内大张旗鼓地收购，短短时间内竟买走了上海市面上一半的1988年国库券。
这个狂收行动引起了金融管理处的注意，某日张宁赶到万国证券突击检查，谁知管金生已把所有的国库券从地下室的金库转移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从地上一直堆到天花板。张宁来查，自是一无所获，万国证券躲过一劫。数月后，1988年国库券上市，价格为104元。
管金生、杨怀定，两只狡猾的鼹鼠爷。
2000年杨怀定离开了他心爱的股市，转战房市。2006年大牛市来了，杨怀定就又回来了。谁还没点追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