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吧。为了找到一个与深发展相对抗的沪市龙头股，上海先是推出上海石化，后来又推出陆家嘴。陆家嘴的炒作动力不仅来自对浦东金融贸易区灿烂前景的想象力，还有对它极良好的分红送股预期。可就在一天下午，陆家嘴公司送来了重大事项公告，其分配方案大大低于市场预期。我作为编委值夜班，看到这公告，知道明天陆家嘴一定会大跌。可就在晚间七八点的时候，我们突然接到上交所的通知，要将已排上版面的公告撤下来，看来有人已将其中的利害关系告知上交所乃至政府了。为了阻止市场大跌，不惜改变公司董事会的决策，由此可见当时的混乱劲。顺便一提，政府所确认的龙头股并不被市场认同，最后市场还是选择了当时的彩电大王四川长虹。
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见报之前的12月14日，管理层已用电报形式将此文传到各省市区和各部委，提前打招呼，这都是极不寻常的举动。而代表两地交易所立场的《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竟然忽视了这篇重要社论，没有及时转载。北京本来就对这两家报纸厌恶之至，便让两名副总编停职检查，且停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刊资格一个月。牺牲一个副总编不要紧，这是媒体经常有的事，可是后者是要断证券报的财路，没了指定信息披露的垄断权，两家报纸就得关门。从此，两家证券报开始乖乖地跟着证监会的指挥棒转。
组织撰写《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第三任证监会主席周正庆2003年回忆说，这篇文章阻止了当时股市的过热，在亚洲金融危机来临之前，提前消除了股市的泡沫，对全民进行了一场风险教育。说亚洲金融危机会对中国股市有较大的影响，没什么实质根据，因为后者至今都没好好开放。至于进行风险教育，也谈不上什么效果，大家觉得这是硬用行政手段压下来的，如果说风险的话，政策风险是第一位的。
1997年7月2日，******决定将上交所和深交所划归证监会直接管理，交易所正副总经理由证监会直接任命，正副理事长由证监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地方政府主导的上涨行情和混乱，最终的结果是中央政府掌握了股市的统治权。
中央看中的不仅是交易税，还有股市这个融资平台。至少从1995年起，一句顺口溜已在股市上上下下流传开来，“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市”。这话缺乏主语，谁在吃呢？姑且说是国企吧。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银行坏账太多了，需要往银行注资。从哪儿搞钱呢？当时海外股市对中国企业的兴趣不大，加之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市场也难以利用，只有大力发展内地股市了。内地股市的钱又从哪儿来？除了极短时间的例外，银行和国企是不能投资股票的，只有个人或者民间资金能进股市。
阚治东必须离开
阚治东的命运半年后有了结果。
******调查组到上海时，要求把申银万国自营业务规模扩大到8亿元的那次会议的会议记录拿来，阚治东使用了缓兵之计，抹掉一些词句后复印，再交给调查组。谁知忙中出错，没有抹掉胡瑞荃的一句话，“这样对上面也可以交代了”（指扩大自营规模）。调查组为此专门找到胡瑞荃，问“上面”是指哪些人，你们扩大自营规模为什么要对他们有交代？究竟有没有人指示你们扩大自营规模？
1997年5月25日，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罗世谦代表组织找阚治东谈话，基本意见有三：其一，上海市委市政府对阚治东在申银万国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也是非常满意的，不会因为******调查组调查一事影响对阚治东个人的看法；其二，市里非常重视北京方面对这批干部处分一事，正在积极做工作，在正式处分下达之前，一切工作要正常进行；其三，上海市委对这批干部是信任的，是爱护的。
6月11日，上海市金融党委书记杨定华一行来到申银万国，宣布免去阚治东在申银万国的职务，但没有提到行政记过一事。杨定华再三称此次阚治东受处分的原因是承担领导责任，与个人无关。杨定华在宣布免职时，没有提到行政记过，但在北京的处分和新闻报道中，都提到记大过。后来有单位调阅阚治东档案时也问，怎么没见行政记过的材料？这肯定是上海方面故意模糊了。
阚治东自视高了，说自己的“领导责任肯定要负的”。其实他要负的是被领导责任，他被领导着为上海作贡献，并且顶雷。
在告别演讲中，阚治东说：“这意味着，我对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已经解除，对我个人来说，未必是件坏事。实话说，我没有想到会在现在以这样的方式离开申银万国。我为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的诞生、成长、发展付出了10年的心血，人们也常常把我和申银万国证券公司连在一起。但我知道，我属于申银万国，但申银万国不属于我，总有一天我会离开申银万国，只是没料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这次接受处分后，我曾向组织上提出，我能否以申银万国一般员工的身份留下，答复是不妥，也就是说，作为申银万国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我，今天连作为申银万国普通员工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从阚治东所为来看，他是一个好孩子，真心想跟着组织走到底。所以他对领导的每次谈话，甚至每个字眼，都记得很清楚。但是，事在人为，天遂人愿，这些都是说说的，结果往往相反。而且，人越虔诚越努力，目标往往就离得越远。阚治东后来所受的摔摔打打，也证明了这一点。
6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另经查实，去年（1996年）9月份以来，海通证券公司、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广发证券公司违规获取银行巨额资金，采用连续买入卖出和大量对敲等方式，分别操纵上海石化、陆家嘴、南油物业等股票价格，造成上述公司股价的异常波动，扰乱了证券市场正常秩序，损害了其他投资者的利益，推动了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有关部门决定对海通证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惠珍、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总裁阚治东、广发证券公司总经理马庆泉作出免职和记大过处分。对上述3家证券公司分别处以罚款，并暂停股票自营业务1年。”
此外，深圳发展银行行长贺云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沈若雷也被撤职。
今天看来，券商操纵股价是罪有应得。而深发展是自己炒作公司股票，属回购行为；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向券商融资也很正常。但它们确实触犯了当时的法规。
【人物】超级股民袁敬民
1996年5月10日，郑州百文集团有限公司（郑百文）发布公告：投资者袁敬民持有公司股票已经超过768万股，占公司股本的7.43%。此前的1995年年底，个人股东韩玉龙在流通市场上持有万向潮A（000559，现为万向钱潮）股票达7174500股，占公司发行在外总股本的5.98%。
按照《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个人投资者持股不得超过上市公司发行在外股票总股本的5%，据说此规定是怕企业私有化。然而，《条例》对持股过线并无明确说法，只是规定“任何个人持有一个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超出的股份由公司在征得证监会同意后，按照市场价格中较低的一种价格收购。但是，因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总量减少，致使个人持有该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超过的部分在合理期限内不予收购”。
这一说法含糊不清，公司是否愿意收购个人持有的5%以上的股份？个人股东愿不愿意？以什么价格收购？1996年5月15日，郑百文老总李福乾对媒体表示，郑百文将回购袁敬民所持有的超额股票。6月7日，中国证监会对郑百文事件的有关责任者作出处罚决定。
于是，个人股东想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上抢一把交椅的美梦就此破灭。然而，为什么个人股东不能进董事会？为什么持股不能超过5%？有些外国公司不也在增持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吗？如1995年8月21日在深圳上市的赣江铃发行的B股，被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认购80%，从而使福特公司持有赣江铃20%的股份，外国公司大多不也是个人老板公司嘛！
【主张】《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1996年12月16日）
在《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中有一个观点不大好意思，这就是1929年美国纽约股市暴涨，“连出租车司机和擦皮鞋的都加入了股民大军”。特约评论员是好意，这些普通劳动者不能进股市，那里有“大灰狼”。但中国的现实是，中国的股民散户大量是普通劳动者，有出租车司机，有工薪族，有打工仔，有下岗职工，也有教师。当时在深沪开户数超过2100万，每个人开户都会影响到亲朋，这样中国的股市人口应超过1亿。国家很关照上千万的下岗职工，当然也忘不了上亿的股市人口。毛主席著有《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咱对股市阶层分析之后，就应该有感情了，就不应该绝情地喊决不托市了。几年后特约评论员的想法一定也变了。2000年11月，这些天大家都在吵吵股票夜市，就是为了那些白天没时间炒股的普通劳动者晚上也有个机会。日出开出租，日落炒股票，争做新时代的新主人。
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
今（1996）年4月以来，股票市场逐步回升，10月以后出现暴涨。从4月1日到12月9日，上证综合指数涨幅达120%，深证成份指数涨幅达340%。这在国际证券市场上是罕见的。当前，炒股已成社会热门话题。各界人士争相入市，证券交易所几个月来新增投资者开户数800多万，总数超过2100万，股民已占城市人口相当大的比例。股票市场快步上升为我国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股票市场目前的状况，我们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股市因何出现暴涨
中国股市今年快速上涨，有其合理的经济根据，即全球股市普遍上扬和国内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但是，最近一个时期的暴涨则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第一，从市盈率的国际比较看。以12月9日为例，上海市场平均市盈率达44倍，深圳市场达55倍。而国际股市绝大多数都在20倍左右，例如纽约市场为19倍，伦敦市场为17倍，德国市场为29倍，香港市场为18倍，新加坡市场为21倍。中国股市明显处于过高状态。第二，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看。去年上市公司平均每股税后利润0.25元，今年上半年为0.14元，也就是说，目前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不可能长期支持这么高的股价。第三，从违规活动与股价指数及成交额的联系看。今年以来，市场违规活动呈递增趋势，二季度末以后明显增加，与此对照，股指飞速上升，成交额急剧增加，速度之快，异乎寻常。从个股看，股价全面上扬，经常全线“飘红”。10月以后，少数亏损企业的“垃圾股”也被炒到七八元钱甚至还高，被称为“鸡犬升天”，令人不可思议。从成交额看，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日均成交额，今年9月份为87亿元，12月后达200亿元以上，12月5日这一天竟达到350亿元，约相当于香港股市最高日成交额的3倍，而我国股市可流通股总市值只相当于香港股市的1/10，这就意味着股票交易过度投机明显。
当前股市超常暴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机构大户操纵市场。一些资金大户利用股市飙升和散户跟风，频频坐庄，轮番炒作。这些大户多属国有企业，凭借其地位、关系，呼风唤雨，牟取暴利。它们一掷亿金，不计风险，成则腰缠万贯，败则贻害国家。这可以说是国有企业机制转变时期中国股票市场的一种特有现象。
第二，银行违规资金入市。例如（中国）工商银行合肥分行和中信银行济南分行在安徽古井贡酒和济南柴油机两家公司发行股票期间，分别拆借资金117.59亿元和48亿元给非银行金融机构炒买股票。大量银行资金流入股市，推动了股价的上扬。
第三，证券机构违规透支。例如中山证券公司、广东发展银行江门分行、海南港澳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等证券经营机构在江苏索普和青海明胶两公司发行股票期间，违规透支16.5亿元买股票。
第四，新闻媒介推波助澜。一部分报刊、电台、电视台、声讯台的股评节目和证券咨询机构极少进行风险告诫，而是一味鼓噪，有的甚至传播谣言，误导股民。一些非法出版物信口开河，发布“大牛市赚大钱”一类毫不负责的言论，以此招徕读者，牟取利益。
第五，误导误信股民跟风。实际上股票市场没有永远的多头，总是有涨有落，暴涨必暴落，各国股市无一例外。由于相当多的投资者在股票上升时期新入市，没有摔过跤，缺乏风险意识，轻信舆论误导，误认股市必涨不跌。
还有一个心理因素不可忽视。由于今年抑制通货膨胀成绩显著，银行对新增储蓄取消保值贴补，又两次降低存贷款利率，不少市民认为储蓄存款收益率低了，不如炒股，风险不大，获利更多。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去年定期储蓄存款利息为10.98%（一年期），但去年零售物价上涨幅度为14.8%，存款实际利率为负3.82%，也就是说存款贬值了。今年调整后的存款利率为7.47%（一年期），但零售物价指数只上涨6.2%，实际存款利率为正1.27%，储户得到的实利比去年多。银行储蓄仍然是收益稳定、最安全可靠的投资方式。
目前中国股市的过热情况，使我们联想到美国1929年的股灾。当时，美国股市也是一片涨声，在纽约，连出租车司机和街头擦皮鞋的都加入了股民大军。不管什么阶层的人，见面几乎都是议论股票，没有人认为股市会跌。这就是所谓的“羊群效应”。在这种气氛下，股指一路狂涨，到9月达452点。但好景不长，终于发生震惊世界的大崩溃，从10月开始一路狂跌，一直跌到1932年的58点，使很多银行、公司和个人都倾家荡产。中国的股民，应从全球多次股灾中汲取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