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航油越赌越亏，越亏越赌
资本主义有的，社会主义也会有；资本主义有尼克·利森，社会主义就有陈久霖。彼此彼此，输赢寻常事，甚至说不上丑闻。
2004年12月1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称，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油）在石油期货交易中损失5.5亿美元。中航油拥有垄断进口权，本应风险极小，轻松赚钱。中国法规禁止国有企业参与投机性期货及衍生产品交易，新加坡市场也一向以监管严格著称，即使是在10年前发生的巴林银行破产案中，新加坡监管当局也曾多次发出风险警告——而拥有明星头衔的中航油怎么会一下亏了5.5亿美元？
事实上，从一开始，陈久霖就选择了一个新加坡市场监管和国内集团公司监控的空白点——场外交易期权合约。中航油巨亏主要是卖出石油看涨期权，中航油向日本三井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和新加坡麦戈利银行等卖出了大量的期权合约，这些合约都是在交易所外一对一签订的，交易所的清算系统中没有记录，也无法监管。
2003年下半年，中航油开始涉足期权业务，2003年年报赢利5427万美元。但2004年石油价格一路上涨，到3月28日，中航油出现了580万美元账面亏损。亏损额必须由中航油追加保证金以确保期权买方能够行权，但从公司账户中调资金会暴露参与期权交易的违规行为。此时，陈久霖选择了一条最直接也是最危险的筹资途径——卖出更多期权，用获得的权利金填补保证金的窟窿，从而陷入了“越赌越亏，越亏越赌”的恶性循环。到10月，中航油卖出的有效期权合约总量已达5200万桶，石油期货价格每上涨1美元，中航油就必须追加5000万美元的保证金，账面亏损已达1.8亿美元，运营现金全部耗尽。
10月10日，山穷水尽的陈久霖不得不向母公司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简称中国航油集团）求助。10月20日，中国航油集团通过德意志银行以私募方式代理卖出手中所持15%的股份，获得1.08亿美元，交给中航油补仓。但国际石油期货价格在10月下旬一路飙升，中航油的损失也不断扩大，10月25日原油期货价格升至55美元以上，中航油最终崩溃。10月26日之后，被迫关闭的仓位累计损失已达3.94亿美元，正在关闭的剩余仓位预计损失1.6亿美元，账面实际损失和潜在损失总计约5.54亿美元。
中航油出事后，大家便说陈久霖“既不懂期货，也不懂石油”。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谁给了“啥都不懂”的陈久霖如此的权力？
国资委规定，仅有7家央企被允许以套期保值为目的从事国际期货交易，中航油不在其中。此外，中航油内部也有严格的金融风险控制机制：损失20万美元以上的交易要提交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评估；累计损失超过35万美元的交易必须得到总裁的同意才能继续；导致50万美元以上损失的交易将自动平仓。中航油共有10位交易员，也就是说，损失的最大上限是500万美元。当中航油发现方向做错后，却没有买入看涨期权以对冲风险。如果这样做了，如果中航油后续资金充裕，损失可能就是一点保证金而已。
但国有企业不能以常人的思维度之。
国企“打工皇帝”年入490万新元
2004年，陈久霖43岁。陈久霖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宝龙村，是村子里唯一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学越南语。
许多媒体都刊登过陈久霖的传奇故事：1997年他在新加坡以21.9万美元起步，将奄奄一息的中航油发展成年销售额数十亿美元的石油贸易公司，最终挂牌新加坡股市。2003年中航油净资产超过1亿美元，总资产近30亿美元。中航油还作为经典案例，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的MBA教材。陈久霖和中航油得到过很多荣誉，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包括曾在2002年3月被新加坡证券投资者协会评为该年度新加坡“透明度最高的56家企业”之一，2004年进入标准普尔中国海内外上市企业第40位，2004年3月入选道琼斯新加坡蓝筹股——道琼斯新加坡泰山30指数等。
在新加坡，陈久霖是“打工皇帝”，2002年税后个人年薪为490万新元（1新元=
4.8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基本工资48万新元，3个月花红12万新元，外加集团利润分成430万新元。
陈久霖的钱是靠官道赚的。昔日中航油业务只占母公司进出口总量的2%。陈久霖赴新后说服母公司，将石油运输企业转型为石油贸易公司，为母公司系统的所有用油户采购石油。三年后，中航油的采购量占到了中国航油集团系统全部用油量的98%，独家垄断大成。
陈久霖把自己当成了公家爷，自己的行为就是国家行为，拿国家的钱去赚钱，亏损也得政府兜着。“都说中国企业要走出去，这样的企业都得不到支持和保护，还有谁能走出去？”陈久霖甚至想过，政府应当有一笔“走出去战略基金”，紧急情况下可以调用。陈久霖坚信自己炒期权输了应当得到国家输血，因为“中航油是海外中资企业的一面旗帜”。有消息说，事发后，外交部、商务部和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有关官员也曾为中航油到北京说项，理由也是“旗帜论”。
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原油进口量逐年攀升，到2003年原油净进口量已达9100余万吨。但拥有如此大进口量的中国却在国际原油定价上没有发言权，原因是中国的原油进口大多通过现货交易或远期合约交易，而国际原油价格却是由期货市场决定。中国确实要介入国际原油期货交易，但好像没有委托陈久霖。
据法院文件，2004年12月中航油从各家银行收到要求还贷的总额达2.47亿美元，中航油只有两条路，要么破产清盘，要么注资重组。前者是市场，后者是父爱。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认为，乍眼看去，中航油根本就不值得救。东窗事发的时候，这家自有资本只有1.45亿美元的公司，亏损5.5亿美元，就是把全部自有资本赔光，公司账面还亏4亿美元，没有人会说这是一个正常的财务算盘吧？在商言商，中航油以清盘为上策。
放弃救中航油的代价是什么？周其仁说，如果中航油是一个普通的有限责任公司，如果中航油的股东行为合乎有关法律，这个问题好回答。问题恰恰发生在“如果”。根据报道，中航油的控股股东，不但知道公司违规从事石油衍生品交易导致巨亏，不但犹豫拖拉未能及时要求公司斩仓而放大损失，而且隐瞒公司风险，以收购为名向市场折价出售股权，并将售股所得悉数借给中航油填补窟窿。一旦被司法调查验证，中航油控股方的责任就可能超出其出资额，其理论最大值应该是中国航油集团的全部权益。
周其仁说，更麻烦的是，控股中航油的是国资。本来按照法律，每家公司有独立的法律生命，中航油行为不当，以赔掉中航油为限；中国航油集团行为不当，以赔掉中国航油集团为限；但是国资行为不当，怎么办？市场的办法是把整个国资看成一个板块。投资人和债权人在与国资的某个部分打交道时吃了亏，以后与其他国资打交道的意愿就降低——就是说，以降低对国资的估值作为回敬。在这个意义上，“考虑影响”就不是虚说，而是一个最终可以体现国有企业融资成本的实际代价。对于庞大的国资海外上市大业，如果因为中航油丑闻的影响，在定价时低那么一丁点儿，那是一个什么代价？相比之下，5.5亿美元也许就是小菜一碟。
政府部门怎么说？据报道，国资委曾一度认可中国航油集团救助中航油的想法，并向外管局申请了数亿美元的保证金额度。后来国资委否定了最初想法，其理由在于“不应对单个企业违规操作导致的风险进行无原则救助，企业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证监会的反应也很果断，他们找到国资委产权局，建议严肃处理责任人，“国家三令五申明令只许做套期保值，他们竟然作期权投机，这是严重违规”。
但是，新华社12月26日的消息又变了味：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将参股中航油，国内6家银行将不会追讨中航油的1.2亿美元贷款，中国工商银行还将牵头进一步向中航油注资。
至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银行是最脆弱的金融环节——为了维护稳定和声誉，银行往往是金融风险的最后买单者。
《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社评反对父爱主义：中航油选择重组的危害性在于三个方面，一是为打破航油进口垄断权设置了新的障碍，这一垄断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民航业的改革；二是再次给外国投资界留下一个中国政府仍将为国有企业债务担保的坏印象，20世纪末广国投（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已经明确表达了中国政府不会替国有企业偿还外债的决心；三是弱化了该次巨亏事件的影响，本来这一事件应成为国内国资监管机制彻底改革的良好契机。
陈久霖被新加坡初等法院判刑4年，在新加坡樟宜监狱度过1035天后，2009年年初出来了。看见天日，他第一个感觉是委屈，要向组织“讨个说法”，责任不应一人承担，中航油作石油衍生品交易，是经过集团董事会、证监会和民航局批准的，而定罪的主要起因之一的股票配售也经过批准。
到2010年，陈久霖复出了，此时他是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名字也改为“陈九霖”。对于陈九霖的复出，据报道，国资委人士表示，国资委与此事无关，葛洲坝国际公司属于特大型央企中国葛洲坝集团的二级企业，其副总不属于国有企业高管，国资委不管，陈久霖的任命完全是企业行为，“无论从程序上、规则上，都是合理的”。国资委官员还推崇陈久霖的才能。但当年中航油出事后，大家都说陈久霖“既不懂期货，也不懂石油”。
国家不仅兜下了中航油的亏损，也兜下了陈九霖这位爷。
2009年年初，在陈久霖出狱的前一天，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爆出因航油期货套保巨亏62亿元，随后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套保巨亏68亿元，之前还有中信泰富、中国远洋等国有企业暴露了金融投机衍生品亏损，却也没见谁进去。
天地皆灰。绘画颜料里有一种“高级灰”，陈九霖是高级灰，唐万新不是。
【人物】铁本戴国芳命运多舛
2004年宏观调控第一枪射倒了一个微观的戴国芳，打翻了一个微观的民营企业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4月19日，戴国芳等人被警方带走。
官方媒体列举了联合调查组的发现：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越权分22次将投资高达105.9亿元的项目分拆审批；违规审批征用土地6541亩，违规征地拆迁；江苏铁本通过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信用和贷款，挪用银行流动资金贷款20多亿元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江苏铁本大量偷税漏税；有关金融机构严重违反国家固定资产贷款审贷和现金管理规定。
戴国芳出身贫寒，初二时辍学在家。他干了几年泥瓦匠，后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和父亲一起到处收废铁。戴国芳发现，炼铁的利润要比废铁买卖高很多。于是戴国芳购进了3台30吨的小电炉炼钢，又承包租赁了濒临倒闭的6家国有钢铁企业，这让戴国芳赚到了更多的钱。1996年，戴国芳在常州注册了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
至此，戴国芳应是一个勤劳本分的劳动模范，甚至是“一个人救活一个厂”的精英。但是，谁触动了他的野心？
2002年下半年，戴国芳得知，常州市准备在长江沿岸附近辟出3万亩土地作产业基地，使之成为常州市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发动机，这暗合了他的雄心。通过各种手段，戴国芳拿到了近9400亩土地。2003年3月，开始拆迁平整。戴国芳计划投资106亿元，建设年产800万吨的钢铁项目。事实上，江苏铁本所有的净资产仅有6.76亿元。他多方筹措，从常州市各个银行共借贷近40亿元。对于后来成为焦点的“不走正常土地报批手续”，江苏铁本的一位高层认为，若是经正当的批地程序，没有两年不能开工。而戴国芳认为，如果不超常规发展，企业会丧失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