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罪感紧锁的隋抱朴，时时寻找着灵魂解脱的道路，他首先找到的是一条托尔斯泰式的“勿报复”、“勿以恶抗恶”的道路——宽恕一切、了结一切旧账的道路。如前边的文字所说，托尔斯泰的思想产生了一次“突变”，他决定以心灵净化和深刻忏悔来拯救自己的灵魂。于是，他接受了爱一切和宽恕一切的“基督教”行为准则。他劝告别人说：“不要叫任何人伤心、受辱，不要使任何人——刽子手也好，盈利盘剥者也好——感到不快，相反地要爱这些人。”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应当“学会温和，驯顺和容忍不愉快的人的艺术”，并且规劝别人避开一切争执，“设法缩拢身体，在精神上眯起眼睛来”。他的《忏悔录》正是以这种思想回顾和谴责了自己的一生。抱朴是一个不自觉的托尔斯泰论者，但却是一个更加伦理化的中国托尔斯泰论者。他显然在磨房里“缩拢身体”以拯救自己的灵魂。他的心灵救治法就是无条件地结束过去的一切旧怨，停止互相杀戮。他自己忘掉隋家的仇恨，也希望弟弟忘掉仇恨（他对见素隐瞒了生身之母茴子被杀凌辱的事实），他决不允许自己的兄弟去进行报复。他对隋见素说：
镇上人就是这么撕来撕去，血流成河。你让我告诉你过去的事，我还是不能。我没有那样的胆量，我说过我害怕你。你有胆量，我不想有和你一模一样的胆量。如果别人来撕我，我用拳头挡开他也就够了。如果坏人向好人伸出爪子，我能用拳头保护好人也就够了，……我最怕的就是撕咬别人的人……我害怕回想那样的日子，我害怕苦难！”（见《古船》第237页）
他对苦难充满着恐惧，竭力想使自己和自己的故乡摆脱苦难。他是一个博爱主义者。尽管他也有仇恨，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不是恨哪一个人，而是恨整个的苦难，恨残忍。在他看来，要摆脱苦难，只有让残忍的互相厮杀在某一时代中停止下来，在某一代人中停止报复，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别人来撕我时，我也用爪子去撕别人，“这样拼抢，洼狸镇就摆脱不了苦难，就有没完没了的怨恨”。以厮杀对付厮杀，就会产生一种“没完没了的怨恨”，这是一种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一种万劫不复的苦难循环。
隋抱朴这种托尔斯泰意识，也许只是一种模糊的自觉，也许已经十分自觉。但我们不应当简单地把张炜视为甘地主义者和托尔斯泰主义者。重要的是，张炜是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特定历史时期提出问题的。这个问题实质上是，经过一百年的大动荡、大斗争之后，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过去发生在自己土地上的历史，一百年的历史，甚至是几千年的历史。对待自己的历史，是用一种“追究罪责”的思维方式，还是用一种“同情和理解”和“共负罪责”的方式？而对于未来的道路，是了结旧债的方式，还是“变本加厉”的方式？这是必须认真思考的。《古船》的作者通过作品表明，应当用后一种方式。追究责任，首先审判别人，审判敌人，这未必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在完成对别人的历史审判之后，自己却往往又开始积累着被别人审判的罪证。
作者相信任何播送恶果的人终究要自食恶果。隋抱朴的弟弟隋见素与他的哥哥选择不同的路——报复的路，但是，他和被报复者赵多多同归于尽，犯了“绝症”。这是具有固定意义的绝症，又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绝症。这种精神绝症就是在疯狂地撕毁别人之后不可救药地自身陷入病狂，最终撕毁了自己。隋见素的对立面赵多多也是如此。他不断地作恶，给予报应的是不断地受到外界的强刺激，终于，他在刺激中神经崩裂，也撕毁了自己。《古船》中一个写得很有特色的人物赵炳，也是如此。他是一个“变质”了的共产党员，但是，他却不是一个人性简单的“坏人”。他在两个妻子去世之后，听信医生的告诫，不愿意再结婚再造成死亡，而当他占有隋含章之后，就意识到自己的罪恶，罪感也时时笼罩着他的灵魂。
他是一个占有天使而同时被魔鬼所占有的人，因此，他时时等待着隋含章的报复（“我在等待那个结果”是他的口头禅）。当最后隋含章的报复降临于他的面前时，他接受这种报复。当含章的剪刀刺进他的肚腹时，他出乎意料地对含章说：“我对老隋家做得……太过了。我该当是这个……结果。”《古船》的这段描写，可称为神来之笔。这种结局，加重了作品的罪感，并表明作者相信世间有着一种极其神秘的“因果链”，这种链条神秘地捆住每一个人的命运。作者展示这些血的结果和血的悲剧，正是为了摆脱这条可怕的因果链的捆绑，为了让人们能了结那些永远数不清、永远还不清的旧账。是的，与其数不清，还不完，还不如放弃一切逼债与索债，放弃对历史罪责的追究。互相宽容，各自重新开始，各自还债，各自责备自己，各自以同情和理解的眼光对待过去发生的一切，共同努力展示一条新的生活，安宁的、和平的、没有苦难的新生活。
4一般文本（非忏悔主题）中的忏悔意识
上述三类忏悔文学作品有一共同的特点，就是忏悔主体无论是以现实之我出现还是以灵魂之我出现，或者以他者出现，其忏悔身份和忏悔意识都贯穿于作品的始终，从而构成忏悔主题。但这并不等于说，非忏悔主题的文学作品就没有忏悔意识。在西方文学中，事实上许多其他主题的作品文本中也有忏悔意识，这也构成忏悔文学的一部分。这种忏悔意识，使得人物的性格内涵和心理内涵更为丰富，使情节更为曲折。它帮助作家作品走入更深的人性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