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日本在推进这一计划的时候，动用了充实社会资本、控制外资的辅助政策。这就使得日本国民储蓄很好地转为了投资需求，产业结构随之升级，缩小了工农业剪刀差与各阶层收入差。加上培训人才、振兴科学技术等政策的实施，日本的社会经济氛围实现突破，创新成为日本民众的自发性举动。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必然是个系统性战略规划，涉及行政与经济资源的调整，涉及政府的财税政策与补贴政策，还涉及产业调整，所以必须完备筹划，应时而动。唯有如此，中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才不至于成为某些权贵集团重新瓜分利益的工具，沦落成进一步加速中国经济畸形化的导火索。这是绝对需要避免的。
资源为王，争夺大宗商品定价权
2000～2009年这刚刚过去的10年，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急速上涨的时期，亦是国际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口中的“黄金18年”的前半部分，在接下来的10年内，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整体趋势将依然保持向上，这轮持续性商品市场牛市将进一步把全球经济带入“资源为王”的时代。
是的，这是一个“资源为王”的时代！
然而，中国却深受商品价格暴涨和高通胀的危害。由于不具备货币的国际话语权，从而不具备国际期货市场定价权的必要条件，中国实体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上被动挨打，既无法“对冲”外部危机的渗透，更无法让分享中国高溢价的外部经济体承担相应的经济调整风险。如果不能逐渐掌握话语权、定价权，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将无比艰难。
收益别人拿得多，风险自己兜着走。中国买什么，国际市场就涨什么；中国卖什么，国际市场就跌什么，是近年来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尴尬境地。
“资源为王”时代遵循的生存逻辑是：具有强势货币的经济体，将定价权牢牢掌握在手中，更容易以低价获得大量的稀有珍贵资源。而那些货币弱小且资源禀赋不佳的经济体，则只能通过高价获取资源，完全无法掌握资源价格的走势。
中国必须重新定位自己的利益及其实现方式，这已成为再也无法回避的事实。而要想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契机，实现贸易进程向金融进程的升级转换，完成贸易计价、金融计价、金融定价的递进三部曲，即从浅层次的贸易结算工具，递进到国际金融工具和金融投资的计价，再到国际金融商品的定价。
这一过程是极其艰难和漫长的，但至少在接下来的10年，中国必须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迈出一些坚实的步伐，否则所谓的“中国因素”只会成为国际金融大鳄们猎食中国财富的法宝。
究其根源，因为中国在全球金融资源配置上连发言权都微乎其微，更何来定价权。中国的现状为，一方面，金融市场落后。相对于国际竞争中资产定价权争夺的现状，中国商品期货市场的整体规模明显偏小，结构失衡问题仍较为突出，品种结构简单，品种创新相对不足。中国企业对进口原材料的依存度逐年提高，被人牵着鼻子走，已招致巨大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人民币衍生产品定价权有旁落的风险。发达国家还在抢夺中国的金融衍生产品，期望掌握中国的资产价格主导权。
近几年，国际市场中关于中国金融产品的期货品种不断增加，仅2006年8月至今，境外金融机构就先后创设4项中国金融衍生产品。一旦在境外交易所获得交易者的认同，中国将很难重新夺回价格主导权，国内衍生品市场只能沦为境外的“影子市场”。
目前，中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还十分稚嫩，特别是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很多学者对发展衍生品市场谈虎色变，视期货、期权等复杂的金融工具为洪水猛兽，但是常识也告诉我们，切不可因噎废食。
现在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把衍生产品新品种的开发更好地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相融合，在推进品种创新的同时加强市场风险管理，不断提高市场效率，应对国际定价权争夺。只要做到这些，金融衍生品就并非豺狼虎豹。
一方面，大量完善商品期货交易品种，石油期货等品种需要尽快退出。要想将来在国际资源定价方面起到与国民经济对等的作用，中国必须加快期货市场发展的进程。以钢铁为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钢材生产、消费和贸易大国。2008年中国钢材产量为5亿吨，已超过全球产量的1/3。2009年2月19日，钢材期货上马，通过改变目前的钢材定价机制，形成权威的市场价格信号，为国际铁矿石定价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下一个阶段，在完善相关法规和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应尽快改革期货品种上市机制，放开对上市品种的限制，逐步允许交易所根据市场发展和产业需要自行决定上市新品种。
另一方面，中国衍生品市场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并不一定遵循“农产品--生产资料--金融资产--期权交易”的顺序发展，而应加快外汇期货市场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搭建广阔的交易平台。
中国外汇期货产品应采取分层次的渐进式发展路径。由于中国资本项目管制还没放开，货币还不能自由流动，可以选择条件较成熟的城市开办外汇期货试点。就交易品种来说，币种间汇率一定程度上的波动是上市该种外汇期货的基本条件。目前中国实行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其中美元的权重依然很大，而目前设在上海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交易的品种主要限于美元、日元和港币，而美元与港币亦为钉住。
因此，外汇期货发展顺序可分三步走：第一，以美元为计价货币首推美元对日元的期货交易。第二，在积累一定的经验后，随着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进一步发展外币与人民币的期货交易，随着人民币与日元、欧元交易的增加，可开展人民币兑日元、欧元的期货。第三，当资本项目开放以及汇率真实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实现浮动汇率制之后，再推出人民币兑美元期货。
目前，除了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的期铜外，世界大宗商品定价权几乎尽落美国之手。美元汇率直接影响国际大宗商品标价，两者如同跷跷板游戏。
正因为美元具有这种难以匹敌的对主要国际商品的定价权，使世界经济增加了对美元的依赖性，从而确保了美元在世界货币中霸主的地位。这也是美元优势地位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非但未被削弱，反而得到加强的主因。
2005年中国开始推进战略石油储备计划，并建立了四大石油储备基地。但是至今，中国企业所参与的海外并购，以及新兴能源产业的发展问题，依然缺乏统一的部门进行协调和负责。2010年年初，由总理牵头、各有关部委首长参与的国家能源委成立，我们期待着这个机构能强势地将能源决策权集于一，解决中国在资源价格上毫无话语权的尴尬和困境。
反思市场换技术，以自主创新立国
以市场换技术为主导的思维，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据了十多年的统治地位，现在到了需要对其进行认真反思，并逐步确立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立国战略的时候。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虽然经济增长进入了“失去的10年”，但是仍然留下了丰田、本田、松下、三菱、索尼和东芝等世界著名的品牌，而中国目前的经济泡沫一旦破灭，能够让我们引以为傲的自主品牌却少得可怜，现在国人能够数得出来的知名品牌，如联想、海尔、广汽、TCL等，或许难以挑起世界一流品牌的重担。
中国之所以至今没有出现自主技术过硬、管理现代化、具有国际品牌美誉度的大企业、大集团，在某种程度上与以市场换技术的思维长期占主导地位有一定的联系。
以汽车产业为例，这一在当下中国能够与房地产业相提并论的支柱产业，早已陷入了技术空心化的悲惨状态。当一汽、东风、上汽、长安这些国内企业的名字不得不与大众、日产、通用、马自达等外国品牌结合起来，方才能显得熠熠生辉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中国汽车产业真的已经丧失了自主能力，只有沦为国际汽车巨头的附庸。
实际上，早在2005年，关于自主创新的问题，当年75岁的原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代表龙永图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也就是著名的“何龙之争”。
关心自主创新的学者和官员在“何龙之争”前后，最为叹惋的是中国汽车工业付出了市场却并未换来核心技术。后来，我在与何光远老部长的多次交流中，亦更进一步地坚定了现在需要彻底反思以市场换技术，并确立自主创新战略的信念。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真的再也不能主要依赖用市场交换或者以重金购买了。
时至今日，本书反思“以市场换技术”这条道路，不是要探讨它的成败得失，更不是要完全否认这条道路，而是要明确我们未来是否还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以及是否到了应该由自主创新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
“以市场换技术”意味着以让出市场为代价，然而市场天生就是具有战略性和有限性的。在当代国际竞争的背景下，获得市场比获得领土更具有战略意义。在第五章我已详细揭示了外资大比例控制中国制造业的现实。现如今，我们哪怕是想再夺回来一点，都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要知道，就连牙膏、化妆品等日用品都早已被深深地打上了外资的烙印。
更为糟糕的是，市场并没有换来技术，相反在很多领域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很明显的例子是，与30年前相比，中国完全没有一流科学家，更没有足够的实力与世界高科技前沿对话。其实，在“以市场换技术”的惯性思维下，曾经很多中国自己的技术研发平台被迫解散。比如，因为引进了大众品牌，“上海”牌轿车原有的研发团队被迫解散，品牌被迫废弃。现在的事实是，研发平台崩溃所引发的人才流失，以及本土科技人才培养的断层，严重影响着中国长期谋划的科技强国战略。
历史之鉴不得不引起警惕，空中客车是自主研发的最好范本。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的极力干预下，欧洲人打造自己的空中客车的计划几度被放缓，因为美国人担心空中客车会成为波音和麦道的竞争对手。但最终欧洲人还是坚持了自主研发，没有以市场换技术，目前空中客车已经占领大飞机市场60%的份额。总之，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历史现实中来看，都充分地说明技术是市场换不来的。
以自主创新立国，对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国家安全在国际竞争中占据制高点的意义不言而喻。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独立也必须是以技术独立为基础的。非洲国家很多虽然已经实现了主权独立，但是因为没有具备有竞争力的科学技术，不得不依附于他国，政治经济上的独立难以真正实现。显然，技术独立必须以自主创新为基本条件。
让我们欣喜的是，党中央已经对科技工作指明了明确的大方向，“开发当自主，创新图自强”成为未来中央政府制定相关科技政策的基本原则。因此，近些年来，中国自主创新能力较之21世纪初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在接下来的10年，让我们一起祝福中国经济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增长方式再也不用依赖资产泡沫的膨胀和政府投资的堆积，带动中国在经济结构的转型上实现突破。
这才是中国经济真正需要的又一个黄金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