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很迟的时候，我穿过了一个堂皇的却是非常不亮的空饭厅，走进他的书房。屋子里面是静悄悄的。一个年老的相貌凶恶的爪哇仆人，穿着仆人的制服，白短衣，黄裙子，领我进去，他把房门打开，低声喊一声‘啊，主人’，立刻就退到一旁，莫名其妙地不见了，好像他是一个鬼，暂时现出肉身，特地来干这个差事。史泰连椅子一起转过来，他的眼镜好像同时也推到额头上去了。他用他那个安详诙谐的声调来欢迎我。大房间里面只有一个角落，他安置书桌的地方，给一盏有罩的桌灯照得很亮，其余的地方却溶到杂乱的阴影里去了，好像是一个山洞。绕着墙壁有许多的窄架子，上面排满了一个样子、一种颜色的黑盒子，那些架子并不是从地板直到天花板，却只有四尺多高，看起来好像是条暗色的宽带子。这些架子就是甲虫的陵墓。墙上挂有木牌子，东一块，西一块，并没有一定的距离。灯光照到里面的一块，‘鞘翅类’这名词，用金字写的，就在庞大的朦胧里发出神秘的光辉。保存蝴蝶标本用的玻璃盒子，排成三长行，放在细腿的小桌子上面。有一个这样的盒子，从本来的地方被挪开，放在书桌上，桌面撒有许多长方形的纸片，上面写了细小的黑字。”
“‘你看，我正在干这件事—这件事。’他说。他的手在篮子上头动着，里面装有一只孤单单的、非常壮丽的蝴蝶，张开古铜色的暗晦翅膀，一共有七吋多宽，上头白色线纹十分精致，旁边的黄色斑点也灿烂非常。‘这种的标本，你们的伦敦城里只有一个—没有多的。我要把这个标本留下来给生我的那个小镇。总算是我这个人的一部分罢。也许是我最好的那一部分。’”
“他的身体从椅子上向前倾斜，十分注意地看着。他的下巴伸到盒子上面了。‘真妙。’他低声说，仿佛忘记了我站在他的身旁。他一生的历史的确很古怪。他生长在拔伐里亚，二十二岁的时候，就积极地参加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运动，后来完全妥协了，设法逃出来，起先躲在脱立斯脱地方一个可怜的表匠、共和党党人家里。从那里他又流落到屈立波列，带有一些廉价的表去沿街叫卖—的确不能算个很好的开始，可是结果却很交上好运气，因为在这儿他遇见了一个荷兰的旅行家—我想是一个还算有点名望的人，可是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这个博物学家雇他当个助手，就带他到东方去了。他们在群岛旅行了四年多，有时在一起，有时分开，到处搜集昆虫同飞鸟的标本。然后，那位博物学家回家去了，史泰无家可归，就跟他在西利白内地—假使西利白也可以说有内地—旅行时遇见的一个老商人留在一起。这位苏格兰老头子是那时当地的官吏准许住在那儿的唯一的白种人，因为他是哇鸠国元首，一个女人的好朋友。我常听见史泰叙述这个老头子，已经半身不遂了，怎么样把他介绍给本地的宫廷，过不多久他的瘫病又发，就死去了。他是个胖子，体格雄伟，雪白的胡子使他带有族长的神气。他走进议厅，全国的酋长、领袖、头目，都聚集在那里，女王就斜倚在华盖底下的一个高榻上，是一个满面皱纹的胖妇人（据史泰说，谈话非常随便）。他拖曳着两腿。他的手杖一下一下打到地上，一手抓着史泰的手臂，一直带他到榻旁。‘请看，女王，酋长们，这是我的儿子，’他用洪亮的声调宣布，‘我跟你们的父亲做生意，我死后，他得跟你们同你们的儿子做生意了。’”
“经过了这么一个简单的仪式，史泰就继承了这位苏格兰人特殊的地位同他所有的商品，此外还有一所深沟高垒的房屋，那正盖在全国唯一可以航行的大河的岸旁。过不多久，这位谈话非常随便的老女王死了，国里就有许多要争王位的人们，因此弄得非常纷乱。他拥护一个年青的王子，三十年后他每提到这王子，就喊他做‘我那位可怜的谟罕默特·朋苏’。他们两人建了无数的战功，经历了古怪的冒险。有一回在那个苏格兰人屋里，部下二十人，却能够抵抗整个军队的包围，而且支持了整整一个月。我相信本地人直到现在还谈论那回战事呢。当时史泰好像尽量把能够弄到手的个个蝴蝶同甲虫都据为己有，绝没有一个放弃。这样子经过了八年的打仗、交涉、佯和、爆发、修好、诈计以及其他这类的把戏，正在永久和平好像到底要成为事实的时候，他那个‘可怜的谟罕默特·朋苏’正从得意的猎鹿回来，非常高兴地在自己皇宫门口下马的时候，却给人暗杀了。这件事变使史泰的地位非常不稳固了，可是他也许会住下去的，假使过了很短的时间他没有失掉了谟罕默特的妹妹（‘我亲爱的妻子，公主。’他常常这样庄严地说）的话。她生了一个女孩—母女两个在三天之内都得了一种传染的热病死去了。这么一个残酷的损失使他不忍再住下去。他就离开了那个地方。他冒险的、初期的生活就这样子结束了。此后的生活跟以前这么不同，假使悲哀的真意并没有这样老跟他呆在一起，那么这个奇怪的过去真好像是一场幻梦了。他有一些钱，他重新挣扎着过活，许多年后，他积了一笔很大的财产了。起先他在群岛里到处旅行，可是老年偷偷跑到他身上来了，最近几年他很少离开他那个跟城市相隔三哩地的大房子，里面有一片很大的花园，旁边都是马廐、办公处以及他许多底下人同食客住的竹筑的小屋。每天早上他坐一辆二轮马车到他城里的大办事处，里面有许多书记，白种人同中国人。他有一队双桅小船同本地的木船，他做岛上土产的大宗生意。此外他就过凄清的生活，但是没有厌世的色彩，天天摩挲他的书籍同他搜集的昆虫，把他那许多标本拿来分类，然后仔细排起来，跟欧洲的昆虫学家通信，替他的宝贝写出一本解释的目录。这是这个人一生的历史了，我来跟他商量吉姆的事情，并没怀有什么具体的希望。可是单单听到他所发表的意见，已经会叫我得到安慰了。我心里很焦急，但是我尊重他凝视一个蝴蝶时紧张的、差不多是热情的专心态度，好像在薄翅上的铜色光辉里，在白色的线纹里，在华丽的边缘里，他能够看出别的东西，一个象征，指示出某一个事物虽然会死亡，却能抵得住消灭，正好像这些精细的、无生命的组织里显出一个灿烂的形象，那是死亡所无法损坏的。”
“‘真妙！’他重复说，抬起头来望着我，‘你看！多么美—这还算不了什么—请你看多么精确，多么和谐。却是这么微弱！又是这么有魄力！这么一分也不差！这真是自然—大力的平衡。每颗星是如此—每根草也是如此站着—伟大的宇宙在绝对的均衡里产生出—这个东西，这个怪物，自然的杰作—自然的确是个大艺术家。’”
“‘从来没有听见一个昆虫学家这样发挥过，’我高兴地说道，‘杰作！人类该算作什么？’”
“‘人类也是个可惊的东西，却不是自然的杰作，’他说，眼睛老盯着玻璃盖子，‘也许那位艺术家有点儿疯了。哎？你以为怎么样？我有时仿佛觉得世界上并不需要人类，而且也没有他们的位置，可是他们来了；假使不是这样，为什么人类要占领一切地方呢？’”
“‘还要去捉蝴蝶。’我加进这一句。他微笑了，躺到椅子上，伸一伸他的腿。‘请坐，’他说，‘我攫到这个难得的标本是在一个非常美丽的早晨。当时我有个非常兴奋的情绪。你不知道一个采集者得到这么一个稀罕的标本是多么可乐的事情。你不能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