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那年，武昌的起义很突然，星星之火立刻燎原，不到两个月，除了南京，南方诸省已宣告光复。革命党人知道，要想推翻大清朝，必须尽快成立新的革命政府，于是各路好汉纷纷动身，赶往处在危急之中的武汉。这时候，袁世凯的北洋大军将武昌团团围住，置身于自己炮火之下，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拿下武汉。
也正是在这节骨眼儿上，南京光复了，前往武汉的革命党人赶紧转向，直奔南京，显然这里更适合建立新政权。于是乎，南京成了一个大官场，远在四川的同盟会会员吴玉章，代表蜀军政府风尘仆仆赶到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像点样子的官衔早就被瓜分一空，部长位置没了，次长位置也没了，以至于老朋友只能抱歉，让他任选一个司局长干干。
当时选出来的教育总长是蔡元培，以资历看，他无疑是合适人选。若以名望看，另一位老革命章太炎更有资格，因为学问更好，而且不是一般的好。按照我的傻想法，若要选一个人掌管教育，当然应该选学问好的，当然应该选章太炎。不过，这想法是不对的，很幼稚，好比最好的运动员未必适合当教练，未必适合当体育总局的最高长官。
蔡元培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位教育总长，这个总长是平衡的产物，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内外交困，为组阁吵得不可开交，几大总长职位，教育相对最不重要。章太炎“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他的特点是能吵能闹，动不动就要骂人，因此教育总长的位置虽然不重要，但平衡下来，还是选中了性格平和的蔡元培。
傅斯年先生评价蔡元培，说他有两大优点，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西方自由博爱之理想。这两个优点让蔡成了教育界的不倒翁，只要愿意，只要不玩辞职，教育部长或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所有这些学界的最高领袖，都是禁鼎一脔，非他莫属。
一九四○年，正值抗战相持阶段，蔡元培在香港逝世，享年七十二岁。国难期间丧事从简，当时的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可谓极尽哀荣。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用了一大堆好词，“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
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亲自撰写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还在延安窑洞的毛泽东，也特发唁电，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极尽哀荣可以玩味，哀荣这两个字，并不是说一个人死得热闹，丧礼隆重，规格非常高。孔子的学生子贡赞扬恩师，说他“其生也荣，其死也哀”，意思是说像孔子这样伟大的人物，活得光荣，死了让人感到悲伤。因此哀荣是并列关系，说明一个人的生和死，对社会都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蔡元培是学而优则仕的典型，看清朝遗老笔记，不乏溢美之词，好歹人家也是有过功名，正经八百的科举出身。十七岁考上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三岁中贡士，第一次参加殿试未取，二十五岁中进士，名列二甲三十四名。他的策论内容是“西藏的地理位置”，我很吃惊当年殿试，皇上的眼皮底下，居然会这么考。
同科进士有些名声的还有张元济和唐文治，以最后官阶论，恐怕要数蔡元培最高，虽然他在清朝的官不算大。说白了，就是考场得意，会做官，能当好官。章太炎说自己善于搞政治，做学问玩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这句话用在蔡元培身上才更合适。考察他一生，从来没有真正地离开过官场，他的学问并不惊人。在晚清，弃官从教，创立光复会排满，玩的是政治。到了民国，在教育的最高权力位置上下，玩的还是政治。
蔡元培这样的人不可能离开政治，他的辞职本身就很政治。他的辞职书最见性格，最值得品味。袁世凯挽留他，他说我不是为你辞职，而是为四亿中国人。他不当北大校长的理由，是屁大的事都要向上面汇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当然不能。理由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中国非要和别人不一样，这鸟校长不做也罢。理由三，“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人物，无论何等高尚事业，一到这里便染了臭虫的气味。
蔡元培有其特立独行的一面，他反对过孙中山，孙中山要北伐，要和北方开战，他坚决反对。反对过共产党，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清共，他是民国元老中投赞成票的人。著名的五四运动中，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他坚定不移地站在学生一边。十多年后的“一二·九”运动，学生要求抗战，到南京示威，他出来跟学生对话，结果被打得头破血流。
作为一名教育家，他把学业看得非常重，认为“因爱国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显然，教育和政治分不开，然而教育不仅仅是政治，教育家绝对不能只是政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