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老照片还不流行，看过一本旧中央大学纪念册，上面有沈祖棻的毕业照，穿着黑色的学位礼服，很是好看。上个世纪的才女，我最羡慕两个人，写小说的张爱玲，写旧诗词的沈祖棻，都玩到了极致。
沈祖棻生于一九○九年，女大三，抱金砖，她比程千帆足足大了四岁还多。据说当年沈的才名太大，一般男生有点害怕，都不太敢去使劲追她。程少年气盛，又是湖南人的脾气，她已经读到了研二，他刚读到大三，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把沈给追到手。
教育不能普及的年代，所谓才女，大都是白花花的大洋培养出来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常用来安慰穷人家上不起学的苦孩子。张爱玲的曾祖父是李鸿章，沈祖棻自然也是大户人家书香门第，祖父曾经与吴昌硕一起画过画。她本是学经济的，在上海商学院读了一年，熬不过对文学的热爱，又转到了中央大学读中文。
那正是南京国民政府最风光的年代，北京改成了北平，北京大学的牌子还在，风气依然趋新，文学院院长胡适兼了国文系主任，老家伙感情上受不了，纷纷南下。一时间，原来都是在北大厮混的著名老教授，譬如黄侃，譬如吴梅，还有林损，都聚集在以保守著称的中央大学。加上原来就在此地的汪东、汪辟疆、胡小石，师资十分雄厚，根本不把北大放眼里。
沈祖棻本是地道的新派，上大学前写过小说，进了中文系继续写，又不断地写新诗。她要是进北大，或许就是一个张爱玲级别的女作家。中央大学的风气实在太旧，虽然沈的小说势头不错，被收入了《中国新文学大系》，新诗集也出版了，最后还是做了旧学的俘虏，沉醉在传统的阴影里，成了当代的李清照。
以当时的眼光看，沈祖棻的小说和新诗已很说得过去，不过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灿烂，实在不算什么。由于不满“近世佻言傀说之盛”，她试图通过对古典诗词的重新解释，以及个人的创作实践，展现自己的文学理想，结果如何见仁见智，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程千帆谈论自己妻子，说她首先是作家，其次才是学者。钱钟书怀疑她早期的词经过名师“点窜”，一句“有斜阳处有春愁”，深得老前辈激赏，还是女大学生的她曾被誉为“沈斜阳”。祖父生前常说起沈祖棻，我旧学知识太浅，不能完全明白他的意思，只是大概知道，沈所以像李清照，不仅词好，文采出众，还有身世相近，都是飘零的富家女，历经变化磨难，因此作品越往后，越能咀嚼出味道。
上大学的时候，祖父年纪大了，常到北京去过暑假。老爷子很少过问我的学问，有时候会冷不丁来一句：“会昌的课怎么样？”照例反应不过来，然后就明白了，说的是程千帆先生，程本名会昌。
一个人名字太多，真不是好事。好比毛泽东，谁都知道，冷不丁玩文化来个“润之”先生，还真会犯迷糊。又譬如“中正”和“瑞元”先生，中正是蒋委员长，瑞元也是，前一个大家知道，后一个不能说没人知道，但肯定有很多人不知道。
屡屡提起程先生，说明祖父觉得他学问不错，不过更佩服的是沈祖棻先生。沈是程先生相濡以沫四十年的结发夫妻，她的《宋词赏析》深受读者欢迎。祖父对沈先生的评价之高，让我目瞪口呆，认为她是李清照之后的第一人。
沈祖棻在一九七七年因车祸丧生，她毕业于中央大学，是赫赫有名的才女。南京大学卖弄历史，一定不会忘了国民党时期的中央大学，而中文系必定要吹嘘当时的几大教授。如果说当年北大以新为标榜，南大便是旧的典型，老顽固老古董都集中在这里。沈先生本是新人，写新诗，写时髦的短篇小说，几年大学读下来，在老先生们的熏陶下，成了不折不扣的旧文人，玩旧文化玩得很精。
旧文化其实很烦人，譬如写毛笔字，譬如诗词格律，这些东西不可能天生就会，必须从小训练，要下很大功夫。我们读研究生，古典文学专业的同学在程千帆的逼迫下，硬着头皮学写古诗，平平仄仄，一个个脸都玩绿了，弄到最后，真正能写像的恐怕也没几个。
祖父能写一手很不错的毛笔字，老派文化人都这样，不赞成儿孙练书法，也不要求学古文。旧文化那些玩意儿，事实上在我们的上一辈，已痛痛快快地失传。“儿生逢盛世，岂复学章句，书足记姓名，理必辨是非。”这是沈祖棻在“文革”中写给自己第三代的诗句，读起来总觉得有些沉痛，有识者认为含有人生不得志和反讽的意味，与苏东坡的“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异曲同工。
老一代人对旧文化，心情十分矛盾，既希望发扬光大，又不鼓励过分投入。毕竟新更实用，更能安身立命，也更容易为人民服务。逝者如斯，天还是那天，地还是那地，文化已不是那文化。字总算都认识，理未能必辨是非，沈先生笔下的盛世，其实就是现代和当下。
失望总是难免，无可奈何花落去，旧渐渐远逝，新却没有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