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学英语，赶上“文化大革命”，基本上只记住标语口号。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有机会进大学，学英语的教材还是“文革”残留。对话练习仍然“我是一个工人”，“我是一个农民”，“我是一个人民解放军战士”。这情景很有趣很写实，我们都来自基层，譬如在下，就是四年工龄的钳工。
校方也觉得教材太不像话，于是现编，每次上课发几张纸片。那年头外语都糟，尤其中文系，要想好就得另开小灶自修。我后来能考上研究生，主要依靠《许国璋英语》，这套教材的五六册由俞大女士主编，当时只知道傻乎乎学，既不问俞大何方神圣，也没想到她是女的。
后来弄明白，原来俞大来头很大，曾国藩的曾外孙女，母亲是曾国藩的孙女儿。这身世了不得，人们说起张爱玲，必提李鸿章，张的奶奶是李鸿章女儿，俞大与曾国藩近似于张爱玲和李鸿章。曾国藩后代中的有名女性，常提到考古学家曾昭燏、全国妇联副主席曾宪植，其实两位都不出自曾国藩这一支。
俞大与曾昭抡结婚，标准的亲上加亲，她又回到了老曾家。如果有孩子，就该姓曾，有一种传说，说因为表兄妹，害怕近亲结婚弄出傻儿子，他们都不敢要孩子。我对此有怀疑，在过去年代，姑表亲姨表亲算不上什么事，翻《红楼梦》就知道了，他们毕竟已隔很多代了。
大家族相互通婚，从好的方面讲，综合了文化优良传统，优秀变得更优秀。中国人讲究门当户对，忠厚传家诗书继世，对名门既佩服又羡慕，仔细想想也不是没道理，毕竟人才一串串出现了，成功概率要高许多。当然，大户人家也难免裙带，难免潜规则，富不过三代，好的文化传统和遗传基因一样，再优秀也会变异，掰开手指头认真计算，没出息的富二代富N代，远比有出息的多。
湖南曾家与浙江俞家联姻，拉开了一张巨大的名人关系网。小时候，听家人聊天，我知道俞平伯家与曾家沾亲，按辈分，俞平伯好像要比俞大低一辈。后来读的书多了，又知道陈寅恪的母亲俞明诗，是俞大的嫡亲姑妈。这层关系要亲近得多，俞大哥哥俞大维娶了陈寅恪妹妹陈新午，标准的宝哥哥和林妹妹，他们第一个儿子真的是弱智。
俞大有个堂侄儿俞启威，又名黄敬，也是位老革命，是现如今国家领导人俞正声的父亲。她还有个嫡亲侄儿俞启德，又名俞扬和，是蒋经国的女婿，小蒋只有一个宝贝女儿。
俞大的显赫家世像光环一样笼罩，然而物极必反，搁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出身便是滔天罪行。“文革”初期很多人受冲击，最惨痛的往往是两种人，一是地富反坏右，一是反动学术权威。
为什么他们最倒霉呢，因为最容易欺负，最没有还手的能力。前一种是死老虎，早就在打倒之列，舆论宣传做足了，已身败名裂，怎么羞辱都不为过。后一种还包括各行业的名流，有名气，薪水高，本是平民百姓眼红的对象，既羡慕又嫉妒，突然有个机会，能将他们掀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正好趁机出口鸟气，而且没有任何风险。
“文化大革命”的荒诞，在于场景不断变化，人人都可能转为批斗对象。同是天涯沦落人，“走资派”要好得多，群众再怨恨，内心深处多少会有忌惮。民怕官毕竟是传统，考察中国大历史，当官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啥时候真正吃过亏。
在一个不好的时代，落井下石和被落井下石，最常见的两种境遇，具体到俞大，光曾国藩后人这一条，已足以取她性命。曾国藩是屠杀太平军的刽子手，年青一代的仇恨与生俱来，一旦爆发，后果相当严重。
俞大的嫡亲哥哥俞大维，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国防部长，加上这一条，她的反革命罪行不堪设想。知道内情的人悄悄替她惋惜，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年国民党政权往台湾去，飞机上座位都留好了，她和丈夫曾昭抡，还有妹妹俞大缜，以及小姑子曾昭燏，义无反顾地都选择了留在大陆。
俞大之死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反抗，以死相抗的还有老舍，他早走了一天。还有傅雷，他晚走了十天。俞大服毒，老舍投湖，傅雷自缢，共同点在于，都遭到了非人对待，都被暴打，都被凌辱。俞大是英语教学界的老前辈，老舍是优秀作家，傅雷翻译了巴尔扎克，我们都曾受惠于他们。
我不认为他们后悔留在大陆，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老一辈人的理想境界，远不是我们平庸的脑袋所能想象。在俞大逝世一年前，她的小姑子从南京的灵谷塔上一跃而下，结束了性命。此时距“文革”还有些日子，政治恐慌让人窒息，曾昭燏的决然而去，让她避过了人格污辱。
人是有尊严的动物，是可忍，孰不可忍，人同时又非常脆弱，像根很容易折断的芦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