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行长朗声笑道：“那太欢迎了，我们这里随时欢迎罗老师这种人才的加盟，不管是来做研究，还是搞业务，都没问题。”
我唯有连连致谢。
苏行长又扭头对伟东挺认真地说：“伟东啊，我看你同学这事，咱们就算说定了吧？啊！三个月内要是不能来上班，我可唯你是问。”
伟东立马拍胸脯道：“没问题苏行长，包在我身上！就我俩这十五年老同学的关系，他的事我就说了算了。”
我听了不由得小小一惊，心想，伟东怎么敢把话说得这么满？万一我要不来这地方，岂不有损他的江湖名声？
出来后我便问他：“这才刚一见面，就山盟海誓啊？难道我就非来这儿不可了？”
他笑道：“你可真老实，谁逼你非来这儿了？”
我扭头看了他三秒钟，半张着嘴，最后点点头：“没错，我傻。”
伟东倒没什么反应，大概早习惯了我的这种弱智。我这边心说，老大，实在难为你多年来的包容。
我又问他：“你买楼花的钱里，一定有从苏行长这里贷的款吧？”
他笑道：“又何止买点楼花！我跟老苏的合作太多了。”
这倒让我放了心。既然他们合作那么多，我来不来的估计也就不会太影响他们的关系。
中午吃饭时，桌上又有一位东山某区的团区委书记，姓宋，跟我年龄相当，但讲起话来自然比我这种书生成熟得多。据说他很快就将进入市委。
伟东也跟他简单谈了下我的大致意向。宋书记微笑着冲我点点头，道：“眼下，政府各部门的编制还算宽松，罗老师这样的人才要想进来，肯定是没问题。”
伟东在旁立即满脸笑意，是那种将皮肤松弛到一定程度便控制住的笑意，可以随时接受后面出现的“但是”。
宋书记接着说：“不过既然伟东也说了，你是他关系最好的同学，我平时可都管他叫三哥，哈哈，所以我也就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吧（伟东一旁连连点头），那么我跟你讲几句心里话。来政府工作呢，肯定有它风光的一面，但对它另一方面的难度，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种难度是什么呢？说不出来，要靠每个人来亲身体会。有人也许很快就能琢磨个八九不离十，也有人可能一辈子都想不明白。如果非要让我用一句话来简单概括，那我就只能说是：官场上，没有是非的标准。在这句话的前提下，你要是还能把工作做好，那你就真是块混机关的材料。否则，那也谁都别埋怨，一切只能怪自己不适应这里的游戏规则。把这些全想好之后，你要还是愿意来，那么我举双手欢迎。”
伟东轻轻击一下掌：“你看宋书记这水平，啊，退休前要是干不到副省长，那都叫白干。”
宋书记伸手在伟东胳膊上拍一下，不做任何表示。
我还是唯有深表谢意，心里也确实觉得这位说得有道理。要说我这么一会儿银行一会儿政府的，本质上还不都是瞎起哄吗？我做好什么思想准备了？我懂得什么叫人际关系，什么叫官场倾轧？要真是待在个部门里朝八晚六的几十年下来，仍旧一瓶不满半瓶晃荡，那才叫丢人呢。那种事我难道干不出来吗？太符合我的表现特征了。
这顿饭吃得我百感交集，主要是心灰意冷。饭后躺回到酒店的床上，伟东却还在给我一个劲儿地打气：“你别前怕狼后怕虎的，就你那脑袋，只要全用到一件事上，我敢保证，仨月下来，一定就把什么规矩都熟悉了。不破不立呀！”
我仍只是犯愁。
愁着愁着，酒劲上来，加上头天夜里睡得晚，我便迷糊过去了。
醒来已是天黑，正好接上吃晚饭。老王已开车送林老板回了西山，就剩了我们俩。伟东皱眉道：“俩人吃饭没意思啊，找俩女的陪着？”
我忙瞪眼道：“别折磨我了，跟不认识的女人待一块，我难受。”
他说：“那才更需要锻炼呢，你难得来一回，不能浪费机会呀。唉，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大过年的，不光小姐不好找，良家妇女也都回老家了。东山这种移民城市，你现在就是到马路中间去溜达，都没车来撞你。”
我高兴道：“你看，不是我没想法，是你供货有问题，那就等以后再说吧。”
他打了几个电话，果然不是没人接，就是瞎白话一顿，最后仍只有遗憾，只好作罢。至于联系宾馆的服务员，他说那都是老王干的事，以他的身份，平时这家宾馆上下都认识自己，还真不好亲自去出面接洽。最后仍是两人出门，开车去海边一个渔村吃海鲜。
路上我有点过意不去，说：“你这每天的生活内容，岂不光剩陪我吃饭了？”他“嗨”一声，道：“这算清闲的，等到了旅游季节，从北京到北山再到西山，外加其他地方的狐朋狗友、乌龟王八蛋，哪天要是少了三桌两桌的都算没来人。经常是这边正陪人吃着，那边又来一群，电话打到公司，公司再打到饭店，我就得马上跑出去接。最多的时候，一中午接了五拨。要说这也得算是好事，你说是吧？都是朋友嘛，不就几个饭钱？只要有业务干着，算不上什么。”
我无话。俩人吃饭没怎么喝酒，都说需要素净点。
但饭后他的大哥大却响了。他拿起来听了几句，开始有些笑眯眯，并把目光转到我身上。我知道又没好事。
放下电话，他说：“刚才我问过的一个小子，说找到个小女孩，要送过来让咱们看看。我让他在海边等着。”
我瞪着他道：“反正跟我没关系。”
他道：“见面再说呀，走。”
片刻后到了海边，一辆小面包正等在那里。伟东带我下了车，面包车上也下来了两个黑影，朦胧中如同地下团伙接头。走近看，是一男一女。男的跟伟东握手，口称“三哥”，并以下巴往身后一示意，轻声道：“我们东北老家刚出来的，可好了。”
伟东便推我一把：“过去跟小妹妹聊聊。”
我此时当着外人已不便抗拒他，只好朝前走几步。定睛往那个女孩看过去，全身都被棉衣包得严严实实，连眉眼都看不清。身后伟东跟那男的已凑到一旁，开始点烟和嘀咕。我便跟女孩没话找话道：“刚到东山啊？”
“嗯，下午到的。”
她声音有些怯弱，像是没吃饱饭。而且能听出来，这肯定也是个不喜欢讲话的主儿。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在这种冷天，晚上，野外，又是跟个初次见面的人，要说谁还能话多得说不完，那可真除非是有毛病。
“海边挺冷啊，咱回去吧。”我决心赶紧结束这种无聊场面。
“那行。”
那边俩人也马上分开。女孩站到了对方男的那边，伟东把我拉到一旁，问道：“怎么样？打不打算带回去？”
“你这不胡闹吗？赶紧各走各的吧。”
他马上又转身跟那男的客套，大约是非要给人点车马费之类的。对方则连连拒绝，不停地声称“咱们谁跟谁”之类的，最后还是道着“不好意思”把钱揣起来，上车摇下玻璃摆手喊着“三哥再见”，随即便疾驶而去。
回到车上，伟东分明对我很不满意。我这会儿也适应他这种套路了，便改变战术，主动出击，对他分析道：“你看这事啊，咱们客观分析，不涉及我的因素，应该说是组织得有点生硬了，整个弄得比较僵。因为从男方的立场来讲，既然是找小姐嘛，自然该由小姐提供服务了，包括开头的气氛营造，都应该热情点啊，否则你让一个从没有过经验的傻老爷们，怎么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但女方也有自己想法，人家会想，我这都送上门来了，你还不得少玩虚的，多来点硬道理呀。结果，双方都等对方先出牌，可不就僵到一块了。”
伟东摇摇头道：“你呀，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次日，我从东山乘火车返回西山。家里正有一场庄严的会议在等着我。
会议于当晚开幕，主要发言人是我的姐姐罗昆和哥哥罗仑。
我家三姐弟，名字连起来甚是雄伟。罗昆在一家国企做办公室主任，罗仑在一所大专学校做后勤处处长，他们间只差两岁，但却比我大出了七八岁之多，看上去跟我简直不像一个妈生出来的。据说中间还有过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但都在上世纪60年代初死于饥荒。所以在我自幼的印象中，他俩从来就不是能陪我玩的同伴，而是随时都会教训我的长辈。眼下居然惊动了他们，专门回家来参加会议，这阵势非同小可。
罗仑先开讲。他尽管岁数没罗昆大，但身上始终有种长子意识，人也长得敦实厚重，说话慢条斯理。一到他面前，我就有种面对老支书的感觉。关键是我俩的经历有天壤之别，他早年下过乡，当过工人，恢复高考后读了两年大专，毕业后先在一所财校教了两个月中文，然后就改做了行政。我有个中学同学，当初曾在那所财校做过罗仑的学生，回头告诉我说：“你哥一进教室，就先给学生们鞠了个躬，说的每句话都实实在在，绝不拖泥带水；态度也挺和气，好像台下坐的全是领导，而不是一些随便怎么训都可以的孩子，真是有水平。”这描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此种大智若愚的人要是还当不上官，世上就没人能当官了。
后来财校由中专改大专，他也一步步走着慢慢升迁之路。据说曾有机关打算调他去做科长，作一简单过渡后就可提为副局长，却被他谢绝了。伟东对此评价说，那个机关是清水衙门，权力不大责任不小，哪有学校里舒服！学校事不多，采购的东西却不少，再过两年大专改成本科，你哥起码还能往上挪一下，干到处级没任何问题。我听着这些级别概念简直如聆天书。
眼下，罗仑阐述的主题是：人在年轻的时候，浪漫一下、冲动一下，倒算不上什么，但要是都快步入中年了，还容易被幼稚念头所左右，那就太不成熟了。
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其实在他还没开口时，我就已微笑着进入了一种反思状态，如同在外疯玩的小孩一见到大人，便马上乖乖低头一样。但他并不轻易罢休，既然开了口，就要将事先准备的语重心长向我进行完整的灌输，于是我就被彻底淹没在了他的滔滔江水之中。
其间罗昆也配合着简单点拨我几句，大意无非是：在中国，除非有绝大的把握，否则一定不要轻易离开国有部门。60年代初，经济困难，物价上涨，百姓间都流行说：三级工，四级工，不如农民一沟葱。国家又顺便一号召，很多城里工厂的职工就回了农村老家，全都种大葱去了。结果呢？今天傻了吧？而今天国家要是再号召大家回农村老家去，还会有人响应吗？
总之，他们全都饱览世事，对年轻人的冒傻气行为洞若观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