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客居于此的客家人，他们虽比广府人来得早些，但情形与广府人没有两样。同广府人一样，他们也是因广东人多地少、迫于生计逃到这里的。据吴昌礼、吴昌和说，他们刚到时，周围只有吴、黄、付三家人，初来时．由于是客居，没有田地，向本地人“批”来种。另据报导人回忆，他们初来时只有20～30个人，无田无地，靠租本地地主的田地种过活，田地即使丢荒也是人家（本地人大地主）的。[8]黄姓客家人老祖公因在广东时人多、田地少，才搬来少人的广西谋生，初来时租贺街大地主李少梅的田种，当时灵凤的地东边是钟家的，西边为郑家拥有，客家人只得向他们租种。据回忆，当时的租赁方式为：
一亩地交一担谷；
十斤谷种交两担谷；
农具、耕牛自家备用。
直到土改后他们才分得田地，以前全是地主本地人的。还说，他们现在居住的地基也是向郑姓买来的。[9]
不仅如此，他们还经常受到本地族群的排挤，特别是遭受大地主的欺凌。“国民党时期，桂岭镇大地主岑勉达拨弄是非，闹土、客家族帮派，拉本地人欺侮客家人。”可见其对抗之势至为激烈，互动极不正常！
解放前各族群生产生活上的互动不仅表现在土客族群间的分庭上，土着族群间的抗争也是这一时期族群互动的特点之一。
郑姓都人说：他们到灵凤时，本地一片荒山，一同居住在此地的有郑、黄、蒋等姓，黄姓为土霸王。又说：其先祖老太公和老太婆来此时无田无地，编草鞋卖。[10]同为土着族群，由于到来时间的先后，族群势力的强弱等因素，各族群间，即使是同一族群的不同姓氏问也形成一定的抗争之势。前文述及的郑、黄二姓，为了争夺地皮，使用一些特殊的方法进行决断，“火没烧到的地方是姓黄的”，[11]一语道破两族群间的互动关系。郑、黄二姓的这种互动其详情又是如何呢？另一老人的口述则更为详实。他说，跟郑姓同来的还有黄姓，黄姓有钱，郑姓没钱，为了争夺土地，黄姓骑马放草箭，放到哪要到哪，郑姓则“扯红旗”，[12]烧到哪要到哪。这种“圈地”运动，正是两族群互动的结果。无疑，郑姓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毕竟，草箭能射到的范围十分有限，而大火能烧遍整个没有水泽的地方，至今，郑姓后人还为其太婆的机智所津津乐道，有的还能向笔者指出其原先“势力范围”之所及。许多老人对此尚记忆犹新。
桂柳人为数不多，到来的时间也不长，据有限回忆，他们初来时更是无田无地，靠给本地大地主黄世珍打长工过活。[13]
同为土着族群，相较本地大姓族群而言，在与其互动中，梁姓本地人也有客家人、广府人等类似的说法，他们一直认为，祖先初来本地时，田地少，向贺街权势人批田地做。[14]“田地少”，毕竟有田，其情形要稍好于外来客居族群。
解放后为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灵凤村各族群在党的民族政策的一贯执行下，走上了和睦共处、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的正常轨道。
在谈及族群间生产生活互动时，铺门人说，他们与周围族群交往时不分你我，哪一族群都是一样，彼此间经常互相帮助，认为“远亲不如近邻”。[15]本地人认为这种互动更是频繁，他们与每个族群都一样经常来往，有时互相买卖，有时物物交换，有时互借钱米；经常参加对方的红白喜事，并且懂其规矩；生产上，他们更是互相帮助，插田、收割、建房等有重大紧要事情时总是互相帮工，互借农具和耕牛更是常事。[16]信都人与外族群交往时，除与外族群互借钱、米、油、盐、酱、醋外，经常互相帮工、插田、盖房子，还参加对方婚礼，探望对方病人，有时还互相学习语言，特别是与较为先进的客家人交往较多。[17]公会人吴启维一家50年代才来到灵凤，据回忆，他们一家来时只有父、母、哥、姐5人。初来时很艰苦，没房子住，也没有吃。村中吴昌佑等帮助渡过难关，族内人还帮助修好了房子。[18]客家人由于人多，他们与周围族群的互动更加频繁。田地刚分到户时，他们互相插田，哪家盖房子，大家一齐帮工，挑泥、做砖等，吴阿超家盖房，前后做了三次砖才做成，都是村中人帮助完成的。村中出了意外，全村各族群人也是共同解决的。客家人吴红兴去桂林受教养后，老婆改嫁广东，房子被淹，家里剩下一个10岁的孤儿，村中人聚集起来，共同协商，一起出钱、出粮养他。大集体时，若哪户添丁，各家各户主动拿鸡、蛋、鸭、猪脚等去送，满月后再送布、衣服、手推车等，并在那家吃一顿饭。最为突出的是，村中还组织了独特的“老人会”。“老人会”是由村中一德高望重老人召集不同姓氏各族群老人组成，其目的是解决老人归西后殡丧仪式问题，如丧葬费用、葬期、请道公人选等。[19]一时间起了不小的作用，影响很大。
总之，解放后灵凤村各族群在生产生活方面的互动是频繁、健康而积极向上的，终而造成今日各姓氏各族群团结和睦、杂居共处的局面。
三加村各族群经济生活的互动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一方面．客家族群外出推销本村农产品、农副产品、土特产，与此同时，收回外地的产品；还有的干脆出外打工，这是少数。另一方面表现在近年来外地少数流动族群来该村经商务工，他们是湖南人、江西人、本县本地人及广东人。
湖南人到三加村有几个人是来铸铁锅和犁头的，还有些是干当地人不愿干的重体力劳动的，如收稻谷，挖井，盖楼房时担砖砂和泥浆上高处等。请湖南人帮打谷子，包挑回主人家，近2年一般为80元／亩，主人管一顿午饭；挖井约70元／米，超过10米深的，每米另加10元。江西人来三加村租公路边屋子开了一间家具店。本地人、壮人、钟山人到三加村主要是在村办企业或给个人做零工。广东人来主要收购蔬菜、水果，然后运往广东。
再看以鹅塘镇与黄洞乡为代表的各民族经济生活的互动。
象脚自然村为鹅塘镇盘谷村的民族互动的典型代表。象脚村子以一、二、三三个门楼为界，相连成整个村子。一门楼在村子最外边，二、三依次向里。最里边的门楼是壮族居住区，另外两个门楼都是汉族居住区。早时两个民族以门楼为界。现在门楼虽在，但已不分彼此。除一门楼完好外，二门楼、三门楼都仅留下遗址了。盖屋建房已将门楼拆了。解放后三个门楼里的两个民族的村民从未发生什么争执。大家共同维护本村的利益，团结一致，有问题都在村委会的领导下统一解决，风俗习惯也渐渐相通、相溶，互相接纳。象脚村原先汉、壮各族的耕地各划成片，但仅以田埂为阶，从不立界立碑，在地界问题和用水问题上也从没发生过争执。
黄洞瑶族乡都江村内的互动很能代表贺州民族的互动，经济生活的互动尤其如此。
都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除了木材交售国家外，其他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在村内各族群之间进行。在都江小学旁边有一个小市场，村内各族群的农副产品主要在这里交换。同时，这里和村委会所在地都是小商店集中的地方，开店的既有瑶人、壮人，也有客家人、本地人、白话人。莲塘镇供销社以前在村委会旁建了一间较大的商店，因竞争不过小商店，已经倒闭，据说准备将房子卖掉，但叫价太高，目前还未找到买主。据估计，即使卖出，购买者非都江人的可能性亦极小。
都江各族群之间的经济互动还突出地表现在不分族群的互相帮助。一是表现在不分族群的互相赊销。在都江村村民各族群之间和族群内部的交易，赊销十分普遍，尤其是开商店的店主们赊销的范围和人数则更多。我们采访了姓屈的湖南人，他在都江大庙旁租了一间壮人的房子开商店。每年租金是360元，他说现在已经是腊月二十几了，还有7000多元赊销款未收回。我们发现，赊销的手续很简单，只不过是在店主的一本薄上登记一下就可以了，至于什么时候来交钱并不需注明。不过，这里的群众都很诚实守信，一旦自己有了钱就会很自觉地交款，不存在不愿付钱的无赖。二是表现在族群杂居的自然村内，不同族群之间互相帮助干农活的现象很普遍。你家稻子熟了，或你家伐木，或你家盖房，大家一起帮，只要记一下天数就行，到我家需要劳动力时，你再来帮助我相同的天数。这种频繁的经济互动，不仅反映了都江各族群之间的关系密切，而且相互间有高度的信任感。
注释：
[1]据灵风村松木岭桂柳人报导人郭春元报导。
[2]据灵风村小学党支部书记铺门人报导人黄水金报导。
[3]据灵风村小学党支部书记铺门人报导人黄水金报导。
[4]据灵凤村小学党支部书记铺门人报导人黄水金报导。
[5]据灵风村湴塘组83岁的都人报导人郑水华报导。
[6]据灵风村松木岭83岁的长乐客家报导人黄启华报导。
[7]据灵凤村松木岭73岁的广府报导人蔡锡麟报导。
[8]据灵凤村松木岭59岁的长乐客家人报导人吴昌右报导。
[9]据灵凤村松木岭83岁的河源客家报导人黄启华报导。
[10]据灵凤村湴塘67岁的都人报导人郑庚旺父亲报导。
[11]据灵风村湴塘67岁的都人报导人郑庚旺父亲报导。
[12]据灵凤村村主任都人报导人郑庚旺报导，“扯红旗”，意即放火烧。
[13]据灵凤村松木岭50岁的桂柳人报导人郭春元报导。
[14]据灵凤村车田寨72岁的本地报导人梁技光报导。
[15]据灵凤村凤鹅塘57岁的铺门报导人梁先君报导。
[16]据灵风村车田寨56岁、61岁、64岁、65岁、68岁、72岁的本地报导人梁裕仁、裕弟、裕信、木春、晓光、技光报导。
[17]据灵风村松木岭60岁的信都话报导人黄木火报导。
[18]据灵凤村松木岭公会话报导人吴启维报导。
[19]据灵风村支书54岁的长乐客家吴昌就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