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州市开山、太平、水口、沙田、公会、鹅塘、贺街等7个乡（镇）的少数民族村，竹、木资源以及土特产品丰富，却因交通不便而造成资源自然坏死，数目难于估算，瑶族群众望而痛及肺腑。“要致富，先修路。”在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1996年起，以上7个乡镇瑶族群众开通了7条通往瑶山的幸福路。在幸福路上，也有汉族兄弟的一份爱心和奉献。瑶族人民开路所经过的汉族承包土地上，汉族人民都能无偿献给，有些汉族群众还投工投劳，捐资献物，共同开凿，团结奋战，人们都说：“这些路，既是幸福之路，又是团结之路。”
——贺州市鹅塘、沙田、步头、南乡、大平等乡镇的瑶、壮族地区，山地众多，土地肥沃，非常适宜种植生姜，但由于少数民族群众经济基础薄弱，没有资金投入生姜生产，于是有很多经济基础较好，又有一定种植技术的汉族群众到瑶壮族地区以保价回收和收入分成的办法投资种植生姜。据统计，1997年至1998年两年间，以上5个乡镇的少数民族群众仅此项收入，年人均300元。
——贺州瑶族地区山多田少，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瑶族群众到汉族地区租田耕种乡乡皆是，村村皆有，有不少汉族群众在出租水田的同时，还耐心地向瑶族同胞传授水稻种植技术和田间管理知识，甚至在农忙时节还相互帮工支援，真可谓瑶、汉人民情同手足。
——过去，少数民族群众因文化落后，思想陈旧，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束缚着他们的经济发展，以自给而不能自足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进行着农业生产。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壮、瑶族的市场经济意识不断增强，少数民族群众走出山门，到集市上办店，到汉族地区办厂、办场，汉族老板到少数民族地区推销产品，收购农副土特产品。1998年，少数民族群众到山外办店办厂办场的就有55户，相对固定到少数民族地区推销产品、收购农副土特产品的汉族老板有200余人。这种经济方式和经济交往，不断地带动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在经营活动中，他们以兄弟相称，以诚相待，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处处呈现着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喜人景象。
正因为贺州民族团结搞得好，所以继1988年南乡乡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后，1994年贺县人民政府也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1999年贺州市大平瑶族乡乡长韦志刚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而被表彰的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和个人则更多，计有：
1984年
贺县莲塘公社都江大队为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沈祖贤（汉族）贺县公会公社卫生院医生、蒋福林（汉族）贺县步头公社黄石小学校长、吴望煜（壮族）贺县南乡公社党委副书记、赵金轩（瑶族）贺县大平公社威竹大队党支部书记、赵成富（瑶族）贺县贺城公社林业助检员、盘美珍（女、瑶族）贺县大宁公社三岐大队妇女主任、赵花养（瑶族）贺县鹅塘公社大明大队党支部书记、邓荣春（瑶族）贺县桂岭公社开山大队社员等为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1988年
贺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南乡乡人民政府为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莫耀廷（汉族）贺县里松乡林管站副站长、陈昌斌（壮族）贺县南乡乡江坪村公所党支部书记、盘少明（瑶族）贺县沙田乡人民政府民族助理、冯荣贵（瑶族）贺县黄洞瑶族乡人民政府乡长等为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1993年
贺县鹅塘镇人民政府为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覃先春（汉族）贺县步头镇党委书记、刘永达（瑶族）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莫记灵（壮族）贺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为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1998年
贺州市人民政府、贺州市大平瑶族乡为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贺州市民族事务局局长何放松（壮族）、贺州市大平瑶族乡乡长韦志刚（瑶族）为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3．贺州民族团结深层次原因分析。民族团结是贺州民族互动磨合的必然结果。在此，我们想顺着这个思路，就贺州民族团结的原因作进一步的分析。
《荀子·富国》云：“人皆乱，我独治；人皆危，我独安；人皆失丧之，我案起而制之”；“则国安于磐石，寿于旗翼。”贺州民族团结之所以搞得好，整个社会安如磐石，其主要原因是：
（1）制度正确。制度是贺州民族团结，社会安如磐石的保障体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之一，它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构成了国家政治制度的体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定和实行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伟大创举。它既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处理中国民族问题上的根本标志，又是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政治稳定之所在，也是各少数民族自由民主权利之所系。
解放以来，广西省委以及其后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都能坚持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完善。在这个过程中，贺州由于少数民族人口较少没有建立自治县一级的民族自治地方，但在瑶族聚居的黄洞和大平先后建立了两个瑶族乡。
黄洞是贺州瑶族占多数的一个乡，全乡总人口为7，054人（1998年12月统计），其中瑶族有4，720人，占总人口的66．91％，其余为汉族和壮族，分别有1，837人和497人。故1985年7月，从莲塘乡划出黄洞、都江、石门和从大宁乡划出三歧共4个瑶族聚居村建立了黄洞瑶族乡。大平虽然瑶族人口并未占居多数，全乡总人口为12，933人（1998年12月统计），其中瑶族仅3，344人，占总人口的25．86％，其余为汉族，有9，589人。但是为了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考虑到大平是贺州瑶族相对集中的地方，故于1984年8月建立了大平瑶族乡。这样，在贺州，散居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也享受到了民族自主的权利。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认真贯彻实施，使贺州少数民族实现了千百年来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地方性事务的愿望，从而极大地调动了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贺州民族团结，社会安如磐石的制度保证。
（2）经济发展。经济是民族团结，社会安如磐石的基础。要搞好民族团结，首先必然诚心诚意地积极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如******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立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7]这个指导思想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确认，从中央到地方确立了发展经济是民族工作中心任务的方针。
正是在这个方针指引下，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贺州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据统计，1949年底，全县手工业从业人员1980人，产值仅136．29万元（国币）。但到1952年，就有24个手工业社（组），从业人员增加到2150人，年产值185万元，比1949年增长35．73％，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贺州乡镇企业如火如荼地发展。从1982年起，乡镇企业总产值均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递增。1987年，全县乡镇企业总收入突破了亿元大关，居梧州地区各县首位。1990年，全县乡镇企业发展到15，680个，从业人员达41，386人，年总产值1．9974亿元，总收入达2．77亿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31．9倍、1．71倍、8．2倍和14．6倍。联户办企业和户办企业达15，082个，从业人员33，562个，年总收入19，422万元。1990年，全县有黄田、八步、贺街、沙田，莲塘、步头、桂岭、公会、信都9个镇的企业总收入各超过100万元，总收入最高的黄田镇达到5，821万元；全县有7个村的企业收入各超过200万元，最高收入的村是黄田镇清面村，达720万元。就是大平瑶族乡的乡镇企业1998年总产值也有721万元，村办73个个体企业，实现产值6，109万元，全乡的财政收入达179万元。
自1993年以来，贺州市经济一直保持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势头，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29％的速度增加。1996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30．3亿元，农业总产值18．8亿元，乡镇企业总收入5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8％、18．5％、51．52％，全市财政收入l_22亿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4，12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046元，分别比上年增加209元和408元。全市经济综合实力由过去的全区排名第28位上升到1996年的第9位，再上升到1997年的第5位，荣获1997年度全区“双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称号。1998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38．43亿元，比上年增长13．03，9／6；工业总产值42．23亿元，比上年增长13．01％；农业总产值22．72亿元，比上年增长5．48％；市财政收入1．63亿元，比上年增长13．19％。素有“小香港”、“小广州”之称的贺州，经济实力有了更明显的增强。经济的发展与民族团结是相辅相成的。正是由于经济的基础作用．所以．贺州经济越发展，贺州的民族团结就越巩固。
（3）扶贫有效。贺州在发展经济中，扶贫工作取得了显着的成效，大大强化了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瑶族是贺州扶贫的主要对象，1996年冬，党中央、******作出《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以后，贺州把民族地区扶贫工作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1997年1月18日，市委召开了九届五次全会，专题研究民族地区扶贫工作，作出了《关于打好扶贫攻坚战的决定》，并成立了由********、市长担任组长的扶贫攻坚领导小组，制定了工作方案，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扶贫工作力度。由市四家班子领导成员带领市直各部、委、局负责人分别对全市33个少数民族村开展扶贫工作，1997年4月份112名扶贫工作队员全部到位工作，为民族地区经济起飞，发起了反贫困的攻坚战。
1997年4月至1998年底，市、乡两级财政及有关挂钩扶贫单位共投入资金933万元，扶助特困户种养业项目147个，其中：种竹2，972亩，种杉木1，860亩，玉桂、八角、油茶、松木7，040亩，水果353亩，生姜2，920亩，烟叶500亩，养瘦肉型母猪165头，办羊场一个，养羊20只，鱼塘15亩；投入山区公路建设和其他建设资金465万元，开凿6条通往少数民族山区的公路，全长100．9公里，目前已通车68公里，修建村委办公楼11座，办小水电19千瓦，修水利41公里。此外，还举办种养技术培训班11期，参加培训人数560人，赠送种养科技书籍6，000多册。
在这一场反贫困的攻坚战中，大平瑶族乡群众办起腐竹加工厂430家，年产腐竹30多万斤，产值超过100万元，产品远销湖南、广东等省，特别是大平村的村民黎炳楼，成了贺州市的致富能手，远近闻名的“腐竹王”；步头镇黄石村的瑶族群众也不甘落后，他们因地制宜，家家户户扩建“绿色银行”，全村营造了杉木、八角、玉桂、油茶、水果等经济林4，500亩，目前，人均有林26亩。村民赵福官一户种下了杉木660亩，成了贺州市的“杉木王”；黄洞瑶族乡黄洞村村民梁国兴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开办了木材加工厂，并引进资金与他人合股办起胶合板厂，年产值超过150万元，创利税近20万元，还安排了本村80多名劳力进厂工作。
贺州反贫困攻坚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98年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年人均收入达到了1，500元，人均有粮400市斤，甩掉了贫困落后的帽子。
凡此等等大规模卓有成效的扶贫工作，不仅使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也极大地密切了贺州的民族关系，增进了民族团结。可见扶贫成效是贺州民族团结，社会安如磐石的推进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