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到了光绪五年，机会终于来了。当时因为伊犁交涉，中俄关系大为紧张，除西北以外，东北及朝鲜的情势亦颇为不稳。李鸿章统筹军务全局，看人家有电报之利，掌握军情，占尽先机，未战已先输一着，因而接纳盛宣怀的建议，延聘大北公司的技术人员，架设自大沽口北塘海口炮台起，到天津北洋公所的陆线，试办军报，效果良好。这一来，盛宣怀自然要进一步建议，创设由天津至上海的陆线电报。光绪六年七月，李鸿章上奏：“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陆路则有火轮车，飞行绝迹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玉帛相亲，战则兵戎相见，海围如户庭焉。近来俄罗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以迟速悬殊，望尘莫及。”
最明显的实例是，曾纪泽从俄国打回来的电报，到上海只须一天，而上海至北京，由轮船传递，要六七天，如果海道不通，由陆路驿递，最快也得十天，“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反迟十倍。”电报的灵捷，真令人梦想不到。
至于军务上的用途，李鸿章举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至天津的军报为例，说是“号召各营，顷刻响应。”这两句话对醇亲王来说，真有莫大的魅力，全力支持李鸿章的要求，亦即是接纳了盛宣怀的策划，决定建设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当然是委任盛宣怀负责筹备。
其时他在招商局舞弊的案子，已将发作，盛宣怀看得很清楚，筹办内陆电报一事办成功，可以将功折罪，但必须从速进行，而且要诸端并举，头绪搞得非常复杂，非由他一手经理，换个人就无从措手不可，因为那一来即令有了处分，亦不能马上执行。只要一拖下来，等大功告成，李鸿章奏请奖叙，自然可以抵销原有的处分。
因此，盛宣怀首先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奉到总办的差委外，立刻到上海聘请丹麦教席，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同时向外洋采买机器，三天一个禀帖，五天一个条陈，把场面搞得非常热闹，至于最要紧的勘察线路，却不妨慢慢进行，他知道这件事很麻烦，不愿一上来便遭遇一片反对的声浪，且等机器买到了，人也训练好了，诸事就绪，就差架线，那时用一道上谕，责成沿路各省督抚实力奉行，自然畅通无阻。
胡雪岩料事，一向总有七八分把握，在他以为盛宣怀这一关就算能过得去，“电报总局总办”这个差使，一定不保。哪知这一回的预料，完全落空。
依然是徐用仪那里来的消息，刘坤一的奏折，让慈禧太后塞在抽斗里了。凡是外省的奏折，由各省驻京的“提塘官”，直接送交内奏事处，用黄匣呈送御前——目前是送到长春宫由慈禧太后先看，在软而厚的折子上，用指甲掐出记号，内奏事处的太监看掐痕用朱笔代批，不外乎“知道了”，“该部知道”，“交议”，以及请安折子上批一个“安”字之类。凡是重要事件，一定“交议”，亦就是交军机处议奏，在第二天一清早发交值班的军机章京，名为“早事”。奏折留中，“早事”不下，军机处根本不知有此一折，自然也就无从催问，当然也可以假作不知，故意不问，盛宣怀在军机处都打点到了，所以绝无人谈论刘坤一有这么一个复奏。
能使得慈禧太后作此釜底抽薪的措施，有人说是李莲英的功劳，但据徐用仪说，却得力于醇王的庇护，而醇王的肯出大力，主要还是盛宣怀那三寸不烂之舌厉害。
由于李莲英的保荐，醇王特地在宣武门内太平湖的府邸接见盛宣怀，原来从光绪皇帝接位以后，醇王是“皇帝本生父”的身份，大家怕他以“太上皇”自居，所以近支亲贵及朝中重臣，都认为他不宜过问政务，投闲置散，只管着神机营，六七年下来，不免静极思动。如今慈安太后驾崩，慈禧太后大权独揽，而恭王当政二十年，已有倦勤的模样，看样子起而代之的日子已不会远。一旦接了军机处，必定同时也接总理衙门，当今政事，最要紧的是洋务，听说盛宣怀在这方面是个难得的人才，又听说电报是最得力的“耳目”，究竟如何得力，却还茫然不解，因而听得李鸿章谈起盛宣怀的能干，以及筹办电报总局如何尽心尽力，当即欣然表示：“我很想找他来谈一谈。”
盛宣怀以前虽没有见过醇王，但醇王信任的一个门客“张师爷”，却早为盛宣怀所结纳，逢年过节，必有礼物，不一定贵重，但样数很多，而且常常有新奇之物，显得情意殷勤，张师爷对盛宣怀颇有好感，所以在他未见醇王以前，特别关照两点：第一，醇王跟恭王不同，恭王认为中国要跟西洋学，醇王不以为中国人不如洋人；第二，醇王虽然好武，但自己觉得书也读得很好，诗文都不差，所以说话时要当心，千万不能让他觉得人家以为他但明武略，并无文采。
盛宣怀心领神会，想起素有往来的工部尚书翁同和，身为帝师，与醇王走得很近，常常吟诗唱和，便去抄了些醇王的诗稿来，念熟了好几首，以备“不时之需”。
在府中抚松草堂，大礼谒见了醇王，自然是站着回话，略略报了履历，静听醇王发问。
“那电报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王爷的话，电报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全靠活用，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此而已。”
醇王听他能引用岳武穆的话，不免另眼相看，便即问说：“你也读过兵书？”
“在王爷面前，怎么敢说读过兵书？不过英法内犯，文宗显皇帝西狩，忧国忧民，竟至于驾崩。那时如果不是王爷神武，力擒三凶，大局真不堪设想了。”盛宣怀略停一下又说，“那时有血气的人，谁不想湔雪国耻，宣怀也就是在那时候，自不量力，看过一两部兵书。”
所谓“力擒三凶”，是指“辛酉政变”时，醇王受密命在热河回銮途中，夜擒肃顺，到京以后，又主持逮捕怡亲王戴垣、郑亲王端华。那是醇王早年很得意的事，听盛宣怀提到，不由得就面露笑容了。
“宣怀在想，当年英法内犯时，如果也像去年那样，由大沽口到天津架设了电线，大局就完全不同了。”
“喔，”醇王很注意地问，“你倒说其中的道理。”
“有了电报，就是敌暗我明了。兵贵神速，制胜的要诀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洋人刚刚上岸，两眼漆黑，全靠他的器械精良，往前硬闯。可是他的耳目不灵，就可以智取，譬如他们有多少人？枪炮有多少？打算往哪一路进攻？我们打听好了，发电报过来，就可以在险要之处，部署埋伏，杀他个片甲不留。”
“啊，啊！”醇王不断握拳，仿佛不胜扼腕似的。
“僧忠亲王的神武，天下闻名，八里桥那一仗，非战之罪，当时如果有电报，洋人绝不能侥幸。”
“我想想。”醇王闭上眼，过了好一会才睁开来，“照你的说法，洋人的兵轮来了，如果炮台挡不住，一上了岸，行踪就完全在我掌握之中，简直是寸步难行了？”
“是！王爷真是明见万里。有了电报，不但洋人内犯，寸步难行，就是海口的炮台也挡得住。譬如说，登州到大沽口，沿线如果有电报，就可以把洋人兵轮的方向、大小，还有天气好坏，逐段报了过来，以逸待劳，有备无患，哪里会有挡不住的道理？”
“嗯，嗯。这道理也通。”醇王问道，“电报还有什么用处？”
“用处要自己想，中国人的脑筋比洋人好，所以想得到的用处比洋人多。不过利用电报也可以做坏事，所以请王爷千万记住，将来管电报的人，一定要是王爷信得过的亲信。”
“喔，”醇王问道，“怎么能用电报做坏事？”
“要防到捏造消息。”盛宣怀说，“打仗的时候，谎报军情，是件不得了的事。”
“说得不错，这一层倒真要当心。”醇王又问，“用电报还能做什么坏事？”
“有。”盛宣怀想了一下，“我说个笑话给王爷听。”
在他人看是笑话，身历其境的人却是欲哭无泪——数年前有个姓胡的候补道，被派到外国去当参赞，无意间得罪了同僚，一个姓吕的庶务，在使馆经手采买，营私舞弊，为胡参赞在不经意中所揭发，于是公使以此人“水土不服”为理由，奏请调遣回国，仍回原省候补。京中照准的公事一到，吕庶务方知其事，私下打听，才知道是吃了胡参赞的亏，自然恨之入骨。
这姓吕的城府极深，表面声色不动，对胡参赞的态度，一如平时，仿佛根本就不知道他之回国，是由于胡参赞多嘴的缘故。临行之时，问胡参赞是否要带家信？万里重洋，难得有便人回国，使馆同事都托他带家信、带物品，胡参赞如果独成例外，显得彼此倒像有什么芥蒂似的，所以也写了家信，另外还买了两个表，托他顺便带回国去转寄。
姓吕的是捐班知县，原在江苏候补，胡参赞家住吴江，密迩苏州，因此，信上虽写了吴江的地址，并且关照只须托民信局转递即可，而姓吕的情意殷勤，特为跑了一趟吴江，拜见胡参赞的封翁，大谈异国风光。胡封翁心系远人，得到这些亲切珍贵的信息，自然很高兴，也很感激，写给胡参赞的家信中，对这位“吕公”盛赞不已。姓吕的得暇便去看胡封翁，走动得很勤。胡参赞也常跟姓吕的通信，竟结成了至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