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中国的大陆情结垂涎已久，可以往上推算一千年。只是小日本的脾气是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中华的大唐时期国力鼎盛，万国来朝，比今天的美国还要牛，开疆拓土，想打谁根本就不需要理由。那时的日本温顺得像小猫一样，又是朝见又是学习，在天朝上国眼里不值一哂。五百年后，日本渐渐强盛，开始跃跃欲试。中华的大明帝国余威犹存，对来自东方的撮尔小邦也仅仅视为倭寇。在朝鲜狠狠教训了一顿，又把日本的气焰打了下去。后来倭寇勾结海盗屡犯沿海，也不过是癣疥之患。但是到了中华帝国清末，国势衰微，任人宰割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此消彼长，小日本这下来了劲头，大有以蛇吞象的气势。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逐渐迈入近代工业国家，尽管政治体制有些不伦不类，但国力渐强是有目共睹的。日本受中华文明熏染至深，又熟谙中国历史，也想效法中国历史上的强悍少数民族征服华夏，把天皇的龙椅安放到紫禁城的太和殿上。建立一统天下的不世伟业。
甲午战争，几乎掀翻了大清帝国这座老旧的破车，但是也暴露了不少问题。在以西方列强为主导的当前世界，独霸中国困难重重，而且现代战争不同以往，国力暂时也不允许。尽管在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日本当权者也明白蛇吞象不切实际，于是改变了战略。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现在已经控制了朝鲜，下一个目标就是满洲，即中国的东北。但是东三省一直是沙俄老毛子的禁脔，那好吧，用实力说话。于是日俄战争在中国的东北开战了。我们都知道战争的巨大破坏力，尤其是现代战争。说到底，倒霉的还是我们老百姓。足见大清帝国无能到什么程度。好比两个强盗都相中了咱家的种着白菜的院子，于是两人争夺起来大打出手，咱主人不但只有看着的份，而且踏烂了白菜也只好干心疼。
当时的一小撮日本军人斗志是出奇的旺盛，而且勇敢到不计后果，一种红眼睛的赌徒心态。沙俄虽然不是头等的强国，但是凭国力还是远在日本之上的。可小日本就是敢跟他干，结果还胜了。尤其是日本海军，打得有声有色、可圈可点。这下全世界都不敢小瞧日本了，他终于跻身强国的行列。
沙俄势力退出东北，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野心。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日本借口对德宣战，于9月派遣一个混成旅在山东半岛北岸登陆，旋即占领济南，夺取了胶济铁路经营权，攻占胶州湾，最后于11月7日攻占海军基地青岛。这样，日本军队控制了辽东、山东两大半岛，黄海几乎成了日本的内海，再加上在天津等地的驻军，渤海几乎被完全控制。中国京畿重地直接裸露在日本的兵锋之下。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中华民国袁世凯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企图将中国完全变成日本的附属国。最后，迫使袁世凯承认了除第5条之外的所有要求。
1916年又发动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同沙俄签订第四次日俄密约，妄图直接统治满蒙地区，虽未完全达到目的，但其在华的殖民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张。
通过上述活动，日本成了在中国大陆拥有最大殖民势力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势力遍布福建沿海、长江中下游、华北各地。其中特别在东北地区，建立了以旅大为中心的关东州强大殖民机构。其主要组织机构有：关东都督府，1905年设关东总督府，翌年改为都督府，设都督一人，由现役陆军上将或中将充任，管辖关东州，掌管南满铁路。都督府下设民政部与陆军部，分管行政事务与军事。
1919年，改民政部为关东厅，长官以文官充任；改陆军部为关东军，司令官由现役陆军上将或中将充任，直属于天皇。关东军的设置强化了日本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并为其进一步扩张侵略铺平了道路。
南满洲铁路股份公司，简称满铁，正式营业于1907年4月1日，总部设东京，后迁大连。满铁的建立及其性质，正如其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所说：“……不把满铁看成是一个营利的铁路事业，而拟使之成为帝国殖民政策或我帝国发展的先锋队，其本旨确实如此。”
满铁除经营南满铁路各线业务外，还控制大连、旅顺、营口等港湾交通和进出口贸易，并广泛经管东北地区的矿山、金融、电业、农业、森林以及学校等各种经济、文化事业，例如抚顺的煤矿开采，鞍山的铁矿采炼等等。
1925年12月至1928年5月，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投资额14亿余日元，其中由满铁名义投资75150万日元，占其总额54％。满铁还要经营所谓“满铁附属地”，即南满各线路干线两侧各31米及车站附属土地，这使满铁铁路线成了一块独立的国土。满铁还担负了各种对华情报调查任务，建立有庞大的“满铁调查部”。法西斯头目大川周明曾在该部任职。满铁的情报活动为日军侵占东北、华北等地提供直接的情报服务。
此外，还有驻奉天总领事馆，始建于1906年，它以外交为掩护，从事各种公开的侵略活动与秘密阴谋活动，也是最早的对华侵略据点之一，臭名昭著的战犯土肥原贤二等就曾在该馆任职。
上述三家主要机构，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的三把刀子。它们之间的关系表面上各有归属，相互独立，但又互相勾结，互相补充，在日本军国主义实现其大陆政策方面，都有一部罪恶的历史。
1927年6月27日，日本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讨论中国局势，以进一步制定侵华政策。会议由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主持，与会的有外务省、关东军、陆军省、参谋部、海军省、军令部等各方面官员，会议历时10天，7月7日，由田中宣示了8条《对华政策纲要》，以作为会议的决议。其内容摘录如下：
“五、此间常由不逞分子乘中国政情不稳，猖狂扰乱治安，而有惹起国际不幸事件之虞，……帝国在华权益及日侨生命财产有受不法侵害之虞时，除根据需要采取断然自卫措施予以维护外，别无他法。
尤其对捏造虚构日华关系流言，挑起排日抵制日货之不法活动，固应解除其疑惑，但为维护我之权利，须进而采取适当措施。
六、对于满蒙，尤其东三省地方，因与我国防及国民生存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我国不仅必须予以特殊考虑，且该地区维持和平、发展经济，使之成为内外人士安居之所，作为接壤之邻邦，尤须具有责任感。
七、（本项不予公布）……东三省有力者中，对尊重我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认真谋求该地方政局之稳定者，帝国政府应予以适当支持。
八、万一****波及满蒙、治安紊乱，有侵害我在该地特殊地位及权益之虞时，不论其来自何方，均应加以防护，并须做好准备，为保护内外人士安居与发展之地而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日〕《大本营陆军部》1。第276～277页。]
上述决议乃公开文件，用语经过了仔细斟酌，尽量带上温和色彩。但是，其中所强调要“断然自卫”、“采取适当措施”，宣布在满蒙有“特殊地位”，并要支持满蒙地区中依附日本的“有力者”作为傀儡等，已经清楚表明了日本企图分割满蒙，扩张在华权益的侵略方针。
除上述公开的决议外，首相田中义一在会后根据会议内容起草了一份奏折，于7月25日呈送天皇，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中说：
“对满蒙之积极政策“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考我国之现势及将来。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我对满蒙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
在东京的东方会议之后，为了加快实行侵略计划的步伐，同年8月15～21日，日本又在中国旅顺秘密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由日本外务省次官森恪主持，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以及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等人参加。会议针对侵略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进行了策划。
东方会议是日本将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的重要会议，它将日本的对外侵略路线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日本侵华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会后，《田中奏折》及其侵略计划，于1929年12月被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杂志揭露，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1931年11月，英、美、苏各国报纸均披露了《田中奏折》，日本的当权人物慌忙通过舆论工具矢口否认。但是，正如日本战犯重光葵所供认“要想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件存在的疑心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以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发展，正是按照这一轨道而运行的。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既然人家那么处心积虑想算计你，除非中国当政者日子不想过了，甘心当亡国奴，那么中日再次的兵戎相见为期不远了。
民国前二十年的中国内战不休，几无宁日。日本看准机会，想走一条捷径，田中首相推行对华强硬路线，即所谓对华“积极外交”，试图利用中国的变局，夺取更多的殖民权益，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挑衅活动。然后一步一步蚕食中国，直到最后再来个致命一击。
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攻占长江一线，北洋军阀势力败退山东、河北等地。为日军所支持的张作霖、张宗昌等人的地位岌岌可危。日军借口侨民问题，由5月27日内阁会议决定，调驻东北的第10师第33旅出兵山东，另由海军编成第2遣华舰队在山东海面协同。7月5日，正在召开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的日本内阁决定，直接侵占济南。这就是第一次出兵山东事件。
1928年4月，国民党政府再度宣布“北伐”，又一次受到日本干预。日本调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组成临时济南派遣队，于4月20日进踞济南，另调国内的第6师（师长福田彦助中将）到山东，先头部队于4月25日在青岛登陆，先于国民党军侵入济南。5月1日，国民党军一部进入济南，但主力却于5月5日绕离济南继续“北伐”，避免同日军接触。为扩张在山东等华北地区的权益，用武力震慑中国，日军蓄意制造流血事件，其参谋总长对福田师长的作战命令中说：“对中国军队的停战，必须以显扬****威信并根绝祸因为条件。”[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中译本，第531页。]
3日，日军便对少量中国守军与和平居民进行大屠杀。日军不顾国际外交惯例，冲进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抓捕并捆绑南京政府新任驻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人。蔡据理抗议，驳斥日军的野蛮行径，竟被日军惨无人道地割去耳朵、鼻子后，加以杀害，随员遇难者共达17人。日军还烧毁了外交公署办公楼。
5月7日，日军向中国提出“禁止南北两军在商埠地区及胶济路沿线二十华里以内驻扎”等6项条件，[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中译本，第531～532页。]限12小时答复。由于中国军队主力早已于两日前北上，日军便借口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答复，于翌日再次进行大屠杀。5月9日日本向济南增派第3师，5月11日完全占领济南。日军的暴行使千余家房屋烧毁，中国军民死6123人，伤1700人。[此据国际红十字会济南分会调查统计。]
但蒋介石却下令“忍辱负重”，撤出济南，绕道北上。面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妥协政策，5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关于维护满洲地方治安的处置案》，并于5月17日向中国方面发出照会，声言：“当战乱发展至京、津地区，其祸乱将及于满洲之际，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不得不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施。”[《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116页。]与此同时，向驻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发出了进兵奉天的命令。
1927年6月，张作霖出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了北洋军阀最后一任总管。但张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不愿意永远充当日本的走卒，对日本在东北的筑路、开矿、租地等无理要求，未能全部满足，并有所抵制，日本遂决定除掉张作霖，另选傀儡。1928年6月4日，日军在皇姑屯附近的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点上安放炸药，炸毁退向关外的张作霖的列车，张受重伤不久死去。奉系军阀封锁死讯，声称张只受了轻伤。日军不知虚实，未敢贸然行动。奉军“少帅”张学良秘密返回沈阳，在张作相等人支持下，于7月3日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控制住了局势。
8月，日本利用张作霖丧事，派遣曾任过驻华公使的林权助为吊唁专使，到沈阳活动。林权助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等人多次威胁张学良：如果“与暴乱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塙书房。1971年版，第139页。]张学良集国难与家仇于一身，坚持和南京政府谈判统一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在与张学良交涉的同时，电告驻日公使，令其抗议日本驻奉天领事干预中国内政。
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也亲自到沈阳，在美国领事馆会见杨宇霆，支持张学良归顺南京。最后，南京政府终于和东北当局达成协议，1928年12月29日凌晨，由张学良等人联名正式通电全国，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东北地区的局势演变，打破了日本侵吞东北的美梦。田中的“积极外交”遭受挫败，田中引咎辞职，而军国主义势力却更为猖獗，河本大作供认：皇姑屯事件之后，“我把石原弄到关东军来做我的助手。从那时起我已拟定了满洲事变的计划”。[森克卫：《满洲事变内幕史》，第279页。]日军的侵略战争准备，继续加紧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