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
巴黎和会讨论的结果，竟然是拒绝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正当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是民国外交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失败。消息传到国内，举国哗然。使全国的反日情绪达到空前的高涨。
由北京大学为主体的北京大学生们纷纷集议，发动救国运动，反对卖国贼，保全青岛领土。原来自袁世凯接受日本廿一条以后，每年5月7日各界都举行国耻纪念，这一年也预定在天安门大示威。迨获知巴黎和会失败消息后，乃迫不及待，北京大学学生遂于5月3日下午7时假北大法科礼堂召集全校学生开会，会中群情激动，当场决议办法四项：
（一）联合全国各界力争拒斥巴黎和会的决定；
（二）致电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
（三）通电全国各界，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大示威；
（四）决定在第二天（星期日，即五月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会场中发言的学生，有的痛哭失声，有的慷慨激昂，最高潮是法科学生谢绍敏在讲台上咬破手指，扯碎衣襟，用手指上的鲜血写成“还我青岛”四个大血字，鲜血映在白色的衣襟上，赫然夺目。台上台下的与会同学一片掌声，并高呼万岁，悲壮激昂，令人感奋。
会后，学生主持人连夜印制传单，并通知北京的其他学校，约定于4日上午邀各校代表借法政专门学校为会场，共商游行示威细节。
5月4日清晨，北京大学、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工业专门学校、警官学校、农业学校、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大学、医学专门学校、税务学校、民国大学等校代表齐集法政专门学校的大礼堂。当场议定集会办法，如何演说，如何散布旗帜，如何向外国使馆请愿，如何在曹汝霖官邸示威，并赶制数十面的小白旗，上书：“取消廿一条”、“誓死力争”、“保卫主权”、“勿作五分钟爱国心”、“争回青岛方罢休”、“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等标语。谢绍敏的血书“还我青岛”也悬挂出来。
5月4日下午2时，北京各大学的学生从四面八方奔赴天安门，天安门桥南已竖起了一面大白旗，上书联语是：
卖国求荣，本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末行写“北京学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千古”。
北京政府派出步军统领李长泰赶到天安门劝学生们解散，学生置之不理。2时30分在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中，由天安门出发游行示威。
从天安门出发的学生，散发两种文件，第一项是宣言，全文如下：
“呜呼国民！我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企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黯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之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挤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洲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廿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存之！”
第二种是传单，用油印的，由游行学生的干事们沿途散发，传单全文是：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学生们出发时，教育部派出干事人员赶来劝阻，劝学生们把要求提出，由教育部代向政府请求，可是学生们当场拒绝，整队前往东交民巷，要向各国驻华公使请愿，教育部代表劝阻无效，警总监吴炳湘坐了一部摩托车亲来拦阻，亦无效果。
游行的队伍接照计划，浩浩荡荡地径往东交民巷前进。
5月4日是星期天，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都休假，当学生们拥入东交民巷后，等于是扑一个空。游行队伍首先到了美国公使馆，推出罗家伦等四位代表进谒美国公使，美国使馆没有办事的人，代表们只得将抗议书留下，其他各国亦均无人，也只好留下抗议书。游行队伍本想通过东交民巷，但被拦阻，乃改由东向北，穿过长安街及崇文门大街，径赴东城赵家楼，直奔曹汝霖官邸。
曹家这时大门紧闭，门外有警察环守，于是激怒了学生们，大家鼓噪起来，不分皂白，冲到门口，有的大叫“打倒卖国贼”，有的则和警察斗殴，有的则绕屋环行，见屋后有窗数扇，即用石块击碎，穿窗而入，打开大门，学生群遂蜂拥而入，进至大厅。这时曹宅内除曹汝霖本人外，尚有章宗祥和丁士源，丁是参战督办处的军法处长。
章宗祥夫妇由日本返国述职，其妻陈氏因离日时受了学生们侮辱，故抵天津后不肯赴北京，章遂一人入京，寄寓总布胡同魏家，5月4日这天应故人董康之约作赏花会，乃赴法源寺董宅午餐。下午因日本记者中江丑吉访问曹汝霖，中江丑吉和丁士源、章宗祥都很熟，故约丁、章一块在曹家晤谈。他们晤谈时，学生已集合在天安门，却未料到学生们打倒曹宅来。当学生们在曹宅大门外叫嚷时，章宗祥以为学生们的目标是曹，与自己无关，所以很镇静，且劝曹暂避，由他们客人来应付，不料学生们找不到曹，却拿章来做出气包。
学生们本是找曹汝霖的，找不到，却见到了章宗祥，顿时满腔怒气集中到章的身上，大喊：“这个就是章宗祥”，“卖国贼章宗祥在此！”“不要让他跑了！”打！打！打！顿时不由分说就把章围在核心，拳足交加，打得章宗祥头破血流。丁士源看情形不对，就溜之大吉。恰巧这时中江丑吉抵达，中江丑吉却用自己做盾牌，拼力救护章宗祥，学生们只打卖国贼，对日本人，或者不是亲日派都一概不问，同时并没有意思要把章打死，所以中江丑吉遂救出了章宗祥。其他入屋的学生则在偌大一座美仑美奂的曹公馆搜索曹汝霖，可是曹已乘乱越墙逃脱。只留下曹氏小妾一人及内眷数人战栗在内房。
学生们找不到曹，遂把曹家的家具随手捣毁。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已获知学生们冲破曹宅，乃率领警官赶到，把曹家内眷接出，送至东交民巷的陆宗舆家。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本是三大亲日祸首，这时陆宗舆虽被任命为币制局总裁，但他原任汇业银行经理，汇业银行是中日合股，借外人保护，陆宗舆幸逃过这一关。
章宗祥由中江丑吉掩护，踉踉跄跄地逃出曹家后门，找到一辆骡车前往日华医院。曹汝霖则已逃往六国饭店。因跳墙腿受伤，遂移居日本同仁医院。
学生们退出曹宅时，曹宅已经起火，由于曹宅起火，曹宅外面的军警便一方面向天空发枪，一面扑救火焰。这时步军统领李长泰率领大批军队赶到，警察总监吴炳湘也召来大批警察，驱散了学生，同时逮捕了易克嶷、曹允、许德珩等32位学生。学生中多数是北京大学的。被捕的学生全数拘禁在警察厅。
学生示威运动震撼了北京政府。5月5日教育部下令各大专学校校长，责成他们严厉约束学生行动，并查明为首滋事的学生予以开除。
可是学生则在5月4日晚上在法科大礼堂开会，要求政府立即释放被捕的学生，并且在同学未释放前，所有参加示威的各大专学校以****等待答复，不达目的即不复课。5月5日14个大专学校校长在北京开会商讨应付步骤，决议推派代表到总统府、国务院、教育部分途请愿，要求释放学生。因为学生的行动是爱国，如果爱国有罪，14校全体职员情愿全体罢职以明责任。可是总统、总理和教育总长都避不见面。
5月4日和5日，钱能训总理都在官邸召集紧急会议。有人建议解散北大，教育总长傅增湘表示拒绝副署这个命令，于是有人主张撤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职，傅增湘也予以拒绝。
北京政府对于这个空前未有的学潮，其处理意见并不一致，徐世昌一派主张采取缓和手段，段祺瑞一派则主张采取严厉手段。6日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这道命令正可以代表徐世昌的光滑作风，令云：
“北京大学等校学生，纠众集会纵火伤人一事，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防护，乃未能即时制止，以致酿成纵火伤人情事。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明职名，呈候惩戒。首都重地，中外具瞻，秩序安宁，至关重要。该总监职责所在，务当督率所属，切实防弭，以保公安，若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着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驰！此令。”
这命令，既不为曹、章伸冤，又不加责学生，只训斥了警察总监吴炳湘，且要惩戒警察人员。可是吴炳湘不肯任咎，把学生如何滋扰，不服警察拦阻，咎在学生，不在警察，申请内务部转达总统请严办学生云云。而曹、章等一派也替曹、章历陈冤情，请政府依法惩办学生，逼得徐世昌只好再下一令：
“据内务总长钱能训，转据京师警察总督吴炳湘呈称：‘本月四日，有北京大学等十三校学生，约三千余名，手持白旗，陆续到天安门前齐集，议定列队游行。先至东交民巷西口，经使馆巡捕拦阻，遂至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持砖乱掷，执木殴人。兵警拦阻，均置不理。嗣将临街后窗击破，逢拥而入，砸毁什物，燃烧窗户，并殴击保安队兵，致有重伤。驻日公使章宗祥，被其攒殴，伤势尤重。经当场拿获滋事学生多名，由厅预审，送交法庭讯办’等语。学校之设，所以培养人材。为国家异日之用。在校各生，方在青年，质性未定，自当专心学业，岂宜干涉政治，扰及公安？所有当场逮捕滋事之人，即由该厅送交法庭，应即由法庭依法办理。至京师为首善之区，各校学风，亟应力求整饬，着该部查明此次滋事确情，呈候核办。并随时认真督察，切实牖导，务使各率训诫，勉为成材，毋负国家作育英髦之意！此令。”
章宗祥被学生痛打了一顿，头青面肿，腰酸背痛，住进医院擦伤消毒，一肚子委屈。这时已有许多朋友前来慰问，他觉得既无颜又无趣，一方面托朋友将他被殴情形呈报中央，然后半发牢骚，半是解嘲地说：“中国从前清起就一直是借外债，借外债既不自我开始，更不是我一人经手，何况今日借债，自有总统总理负责，我不过奉命行事，首当其冲，现在竟因此指我卖国，真是太冤枉了。我出力借债是为了拥护段合肥的武力统一政策，怎知带兵的将军领了军饷归入私囊，今日要开拔费，明日要特别费，外债借了就光，国家依旧分裂。如果要追究责任，真正祸国的是这些武人。可是这班年轻学生却根本不能深入看问题，徒凭血气之勇，加罪于我，我姓章的无兵无勇，太好欺负了，实在令人痛心！”
曹、章受辱的正式报告恰和吴炳湘的报告一同送到政府，因此才有大总统下令将逮捕的学生送交法庭惩办。这一来学生自不肯甘休，北大校长蔡元培宣告辞职。
全国各地泛起了支援北京学生的呼声，北京商会、农会、国民外交协会、山东旅京同乡会、上海和平团体、商业团体以及全国各地支援学生的函电如雪片一样飞来。
北京政府鉴于事态的扩大和严重，为缓和计，遂于5月7日由警察用汽车将被捕的学生们送回各校，北京学生们原定7日联合市民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北京政府不敢正面弹压，除了释放学生而外，且先于6月晚间冒名分别通知参加国民大会的各单位说是：“大会停开，请勿空劳往返。”7日当天，天安门内外和中央公园一带军警林立，公园停止开放，因此大会无法举行。
北京****的各大专学校，由于被捕学生已经释放，乃终止****。
上海在5月7日这天召开了盛大的国民大会，会场在上海县西门外公共体育场，时间是下午2时。一时不到就见参加大会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有卅余团体参加，会场可容1万人，可是会场外西至斜桥，北至西门肇园路、民国路俱是人潮，会中于事员各手执白布旗一面，上书：“争还青岛”、“挽回国权”、“誓死力争”、“讨卖国贼”等字样。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本科学生钱翰柱，年19岁，也仿北京大学学生谢绍敏，咬破手指，沥血成书，在白布旗上书“还我青岛”四字。还有一位不知名学生，胸前悬一白布，自颈至踵，大书“我是中国人”，手中高持一幅白布上书“国耻”二字。
大会由留日学生救国团干事长王宏实报告开会宗旨，继由叶刚久、汪阅章、朱隐青、光明甫等相继演说，慷慨激昂。光明甫强调当前要旨是惩办卖国贼，全场热烈鼓掌赞成。原本报名演说的有27人，因时间关系有些人未及演说。当场决定四点：
（一）电达欧洲和会我国专使，对于青岛问题，无论如何，必须力争，万不获已，则决不签字。
（二）电告英、美、法、意四国代表，陈述青岛不能为日有之理由，以我国对德宣战，本为刬除武力主义，若以青岛付之日本，无异又在东方树一德国。非独中国受其祸，即世界各国之后患，亦正未有已时。
（三）电致各省会，教育会，商会，请其一致电京，力争外交问题，营救被捕学生。
（四）由本日国民大会推代表赴南北和会，要求两总代表电京，请从速严惩卖国贼，释放学生。
当即推定光明甫、彭介石、黄界民、郑浩然四人往谒南北和会总代表，唐、朱两位即予延见，并将已拍到北京的电报给光明甫等阅看。光等返告，咸表满意。同时决定设立国民大会事务所以为永久性的民众团体。
留日学生的反日爱国情绪尤为高涨，前面提到章宗祥由日返国时，在东京东站即被留日学生包围，倍受侮辱。5月4日北京学生大示威，立刻在东京引起了留日学生的共鸣。
原来在东京，自廿一条约后，每年也在5月7日要举行国耻纪念会，日本政府当然用各种方法阻止，学生们要租一个会场都很困难。早在民国7年的5月7日，留学生因为找不到适当的会场，于是相约装做食客，到一家中国料理店去聚餐，借餐馆开会，结果被日本警察追踪而至，于是学生们手无寸铁和如虎如狼的警察大战，不少学生被打得遍体鳞伤。最后参与开会的全体学生34人都被拘入警署，受到种种侮辱和虐待，因此激起全体留日学生****回国，进行反日运动。
1919年的5月7日更是一个大日子，但日本警察则出全力阻止，留日学生根本找不到会场，于是推派代表去见中国的代理公使庄景珂，要借公使馆举行纪念会仪式，担保严守秩序，决不发生任何意外事件。庄当面并没有拒绝，可是到了6日晚间，中国公使馆的里里外外都是日本巡警宪兵，层层密布，如临大敌，使馆内则灯火辉湟，弦管悠扬，学生们一打听，原来著名的京剧青衣梅兰芳在使馆内演唱天女散花。学生们睹此情形，知道使馆是不会借出会场了，乃于当夜决议，在七日早晨集合，分为两组，一组从葵桥下车，一组从三宅坂下车，分途向各国驻日公使馆投递意见书，然后在日比谷公园集合散队。每组都推定纠察员负责维持秩序。同时推定交涉员，担任发生故障时的解释工作。
第一组游行队接连遇到三次袭击，时间在下午2时，4时和4时以后，地点在德国公使馆侧巷，大手町和日比谷公园附近。日本警察配合马队冲杀过来，胁令解散，学生们解释这是和平游行，无碍治安，但日警不满意学生们手持的白布标语：“打破军国主义”、“维持永久和平”、“直接收回青岛”、“五七国耻纪念”等字样，日警欲上前夺旗，学生们当然拒绝，于是日本警察就举起刀剑迎头就砍，马队也向游行队伍冲锋前进，在刀光剑影和马蹄蹂躏下，这一组的学生有半数以上被砍伤、踏伤，所持旗帜也被夺去，并有多人被捕。可是学生们仍冒死前进，抵达英国使馆时，只剩下百余学生了，他们要求谒见英使，英使予以接见，温言劝学生说：“各位爱国，令人钦佩，我当代为转达敝国政府，不过各位如果要到其他各国使馆，最好推派代表前往，免得人数过多，违反日本的法令。”留学生即将陈述书交出，转赴法国使馆，情形略同于英使馆。下午4时学生们转往日比谷公园等候另一组，不料被日本大批军警赶来，所有留学生的白布旗帜都被夺取。一位龚姓学生手持国旗被日警抢夺，抵死不放，另一位学生吴英赶来保卫国旗，被日警痛殴，且用绳捆绑拖走。其他学生气愤万分，奋不顾身拼死抢救，才将吴英夺回，余众奔入中国青年会，已疲困万分。
另一组在葵桥下车的学生至美国使馆求见美使，因美使生病，特令书记官代见，学生投递了陈述书，美使馆代表答允立即电达美国政府和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学生们辞出后即转赴瑞士使馆，被日警所阻，不得入内，当即推举代表进入使馆投送陈述书。然后到俄国使馆，俄使出见学生说：“本国连巴黎和会都未派代表出席，大使对诸君行动虽极同情，可惜力不从心，势难相助。”
这一组学生顺利地完成了到美、瑞、俄三个使馆请愿，大家都激动地说：外国使馆还让我们请愿，为什么中国使馆竟闭门不纳，不理不睬，实属可恶，我们到日比谷会合的时间尚早，不如转去中国公使馆请愿。此议一出，全体赞成，于是大家情绪非常激昂，整队浩浩荡荡直趋中国公使馆。
不料将抵中国使馆不远，忽然来了大队日本军警，马步蹀踱，刀剑森林，不问情由，奔向学生前队，索取国旗。执旗前导的是山东学生杜中，势孤力弱，竟被击倒，不但国旗被夺，而且身受重伤。小学生李敬安年才10岁，亦被冲倒，日本警察还跑过来用脚践踏他的腹部。
这一队也被冲散，且伤痕累累，学生们且战且退，只得四散奔逃，逃到中国青年会和另一组会合。可是凶横的日本警察追踪而至，闯进了青年会，强迫学生立即解散。
事后查明，两组学生共被日警捕去了36人。当由青年会干事马伯援召开一次临时善后会，筹议办法，同时向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庄景珂及留学生监督江庸交涉，请他们立即和日本政府交涉，释放被捕学生。庄、江两人竟置之不理，学生们气上加气，幸而马伯援愿意奔走，亲赴日警署探问，查出被捕学生在麴町区警署的有23人，在日比谷警署的有11个人，在町警署的有两人。经马氏的奔走，5月8日在麴町区警署的23名被捕学生被释，至于在日比谷警署的被拘学生，因日本报纸登载有胡俊同学用刀砍伤日警，不应释放，而胡俊在日比谷警署中，应移东京监狱治罪，所以一再拖延到5月14日才全部释放。
东京事件震动了国际，对国内的爱国运动尤其是一种鼓励，请想一想爱国运动就是反日运动，而反日行动由留日学生在日本发动，如此壮烈，实在令人感动万分，所以这一事件更坚定了全国的反日爱国运动。
上海总商会且发动不买日货运动，广州则组织国民外交后援会。
北京的学潮，在段祺瑞来说是非常震怒的，他指使安福系分子，大理院院长姚震提出，必须查明为首滋事学生，依法予以制裁。同时授意安福系阁员，必须整顿学风，首先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其实蔡早已提出辞职，但教育总长傅增湘已予拒绝，现在段要政府免蔡的职，傅自然也反对。他气愤地说，如果政府一定要这么做，他就以不副署免职命令来对付。傅增湘是四川江安县人，是个书香世家，他在北京政府中比较超然，段对他本来很器重，由于处理学潮案使他和安福系中间极不愉快，他也有挂冠求去的意思，而安福系也酝酿罢免傅同时改组各大专校，派安福系的人去担任各大专校校长，以加强对学生的控制。5月9日蔡再度留下辞呈出走。北大学生议决“停课待罪”，以表示坚决挽留校长，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继蔡元培之后全体辞职，以示态度一致。
9日北京中等以上学生成立了****，不久天津、上海、武汉以及全国的主要城市也都成立了****，并在上海成立了全国****会。全国的工商界人士则发起抵制日货，组织救国储金。上海还成立不计其数的“救国十人团”，随后集中成立了“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北京学生们则组织若干演讲队，以宣传讲演进行反日救国运动。
由于同情学生运动的教育总长傅增湘被罢免，改由次长袁希涛代理部务，北京学生遂再启学潮，5月19日，北京****宣布中等以上学校全体****以示抗议。同时发表****宣言，列举三个失望和六项愿望。三个失望是：（一）上海和谈破裂后，北京政府准备签字巴黎和约；（二）北京政府竟罢免傅增湘而挽留曹、章、陆；（三）采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而对留日学生被殴被捕置之不理。六项愿望是：（一）拒签和约；（二）惩办卖国贼；（三）恢复上海和谈；（四）挽留傅增湘、蔡元培；（五）撤除对学生的警戒；（六）对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释放中国留学生，惩办行凶的日警。
****之外，同时决定利用****期间采取积极行动：（一）组织学生救鲁义勇队，采取自愿原则报名参加，然后集中施行军事训练，以备援救山东；（二）推行各校平民教育演讲团；（三）各校分组十人团维持秩序；（四）各校学生抽出一定时间研究经济问题。
****的浪潮蔓延到上海，5月26日，上海中等以上学校响应****。随后杭州、太原等地学生也都卷入****高潮。于是上海码头工人首先拒绝装卸日货，上海各报拒登日商广告，先施、永安等大百货公司拒售日货。
学潮激怒了北京真正的主人段祺瑞。他发动潜力，压迫北京政府撤换了镇压学生运动态度缓和的步军统领李长泰，而代之以号称“屠夫”的王怀庆。段党本拟改组京畿警备总司令部为京师卫戍总督署，扩大其职权，节制北京军警，施行长期戒严，但因外交团方面颇不谓然而作罢。
其实，北京早就一直是在军事控制下，报纸和邮电都受到严格检查，学生行动受到严密的监视，北京****的电报发不出去，只得派人送到天津拍发。
5月24日北京《益世报》被查封，《晨报》、《国民公报》被监视，《国民公报》新闻版面开了两个“天窗”。上海各报驻北京的记者发给上海有关时局的专电也被检查员删改和扣压，因此上海各报所登北京消息就支离破碎，语意不全。北京学生所办的《五月七日》刊被封禁，编者被逮捕，承印的文益印刷局被勒令停止。25日北大举行商学恳亲会，突然跑进军警200余人，强迫他们解散，并捕去学生六人。所以这时的北京，虽没有实行戒严，但实际情况和戒严没有什么分别。
由于军警和马队经常在北京街上巡逻，学生演讲队遂时时遭到阻止，所携旗帜和传单也被夺去，因此演讲队的学生们遂化装成国货贩卖员，三三两两地秘密出发，在军警不注意的地方进行反日宣传。
5月25日北京政府下令禁止人民集会游行和散发传单。
学潮继续扩大，遍及全国，各省当局都为学生这样闹法而深感不安，浙江当局异想天开地叫各校于5月28日提前放假，至于开学日期则由各校校长斟酌情势自行规定。北京政府也仿效浙江办法，可是被学生们拒绝。
由于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使日本深受打击，日本驻华公使遂于5月22日提出严重抗议，日本政府且派军舰多艘，集中秦皇岛和福州海面示威。北京政府倍感左右受逼，为了敷衍日本，遂再度下令各省取缔排斥日货运动，内称：“中日邦交素敦睦谊，各地方对日商不得歧视，倘有甘为扰乱者，自应严惩以笃邦交。”然而北京政府的命令，只收到相反的结果。
为了避免引起日本有所借口，25日北京****发出通告，学生进行演讲，不应仇视日本人，对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必须加意保护，即使有日本人前来挑衅，也只好退让，尤其防备日本人伪装故意纵火，阴谋嫁祸，作为侵略中国的借口。
北京政府下令全国学校即日复课，措辞严厉，但学生们不仅未被这道命令吓倒，反而更加坚定。北京学生决定从6月3日起发动一波一波的演讲队，在通衢大街上，堂堂皇皇地举行演讲。准备让军警来逮捕。如果第一天的演讲学生全数被捕，则第二天用加倍的学生去街头演讲，如果第二天亦全数被捕，则第三天更加一倍。
北京中等以上的学生有25000人，他们一致决定支持这个行动，大家效法田横五百义士，众志成城，紧紧地团结在一块。
6月3日北京学生按照预定计划，分作50余组出发演讲。这使军警当局大出意外。段芝贵急忙宣布戒严，派马队协同军警分途驱散演讲学生，并捕去学生178人。警察厅的看守所收容不下，只得解往北大法科看守。被捕学生不给饮食，不许亲友探视。军警当局并且派出大批武装军警占领北大，设帐宿营，并在周围地区架设大炮，禁止行人通过。
学生按照计划，于6月4日用加倍的人数继续街头演讲，军警也不示弱，继续大规模逮捕，当天被捕的，约有700余人，北大法科也无法容纳了，临时又借用北大理科作为临时监狱的扩充部分。
学生们不仅不逃避被捕，其他未被捕的反而自动前往法科的临时监狱，要求入狱。军警们以为他们来劫狱，当然阻止他们入内，遂在门外发生打斗，结果有三名学生被打伤。
北京基督教教友目睹学生的英勇行为，因此自动停止了宗教宣传，参加学生行列作爱国宣传。中国有史以来，女学生没有在街头游行宣传的，现在女学生也参加了。
6月5日，五千多位学生，背着包袱出发，沿途市民热烈致敬，无数的市民受了感召，自动参加游行行列。结果，学生们也不在街头演讲了，他们唱着歌，呼口号直奔北大法科。这时看守法科的军警也不敢对他们采取行动，而关在法科内的学生们则纷纷爬到窗子上眺望，于是法科内外呼应，声震街市，此起彼伏，军警们相顾失色。
在这最紧张动人的时候，政府突然下令撤走北大的军警，无条件把被拘的学生释放，军警们奉到命令，如临大赦，立刻撤退。可是被关在北大的学生们不但拒绝出狱，反而自动组织门警代替撤走的军警，自己把自己拘禁。一些学生捉到了七名行动蹒跚的警察，夺取了他们的两具篷帐，他们把这些东西作为政府摧残教育，蹂躏人权的证据。他们派人到警察厅索取食粮，警察只得乖乖地送去一批食物接济他们。
6月5日这天，学生总算扬眉吐气了，他们公然站在警察厅门前或者军警密集的地方大声进行演讲，军警们呆若木鸡，不敢干涉。
这一天北京政府派傅岳蔡为教育部次长，以代替辞职引退的袁希涛。傅次长奉命于危难之际，他陪着笑脸向学生保证，今后教育部将负责处理学潮问题，军警不会再过问了。
6月6日北京政府派胡仁源代理北大校长，胡因学生反对，不敢到任。
北京学潮扩大后，蔓延到上海，上海学校最多，学生爱国也不后人，并且为了支援北京，立即召集会议，发表宣言：
“呜呼！事变纷乘，外侮日亟，正国民同心戮力之时，而事与愿违，吾人日夕之所呼吁，终于无毫发之效，前途瞻望，实用痛心，本会同人，谨再披肝沥胆，以危苦之词，求国人之听。自外交警信传来，北京学生，适当先觉之任，士气一振，奸佞寒心，义声所播，咸知奋发。而政府横加罪戾，是已失吾人之望，乃以咎及教育负责之人，致傅、蔡诸公，纷纷引去。夫段祺瑞、徐树铮、曹汝霖、陆京舆、章宗祥等，迭与日人借债订约，辱国丧权，凭假外援，营植私利，逆迹昭著，中外共瞻，全国国民，皆有欲得甘心之意。政府于人民之所恶，则必百计保全，于人民之所欲，则且一网打尽。更屡颁文告，严惩学生，并集会演说刊布文字，公民所有之自由，亦加剥削，是政府不欲国民有一分觉悟，国势有一分进步也。爱国者科罪，而卖国者称功，诚不知公理良心之安在？争乱频年，民曰劳止，政府犹不从事于根本之改革，肃清武人势力，建设永久和平，反借口于枝叶细故，以求人之见谅。继此纷争，国于何有？此皆最近之事实，足以令人恐惧危疑，不知死所者。政府既受吾民之付托，当使政治与民意相符，若一意孤行，以国家为孤注，吾民何罪？当从为奴隶。呜呼国人，幸垂听焉。共和国家之事，人民当负其责，方今时机迫切，非独强邻乘机谋我，即素怀亲善之邦，亦无不切齿愤恨。以吾内政之昏乱，我纵甘心，人将不忍，生死存亡，近在眉睫，岂可再蹈故习，依违容忍。慕稳健之虚名，速沦胥之实祸？夫政府之与人民，譬犹兄弟骨肉，兄弟有过，危及国家，固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终不见听，虽奋臂与斗，亦所不辞。何则？切肤之痛在身，有所不暇计也。吾人求学，将以致用，若使吾人之明知祸机之迫不及待，而曰姑俟吾学业既毕，徐以远者大者，贡献于国家，非独失近世教育之精神，即国家亦何贵有此学子？吾人幸得读书问道，不敢自弃责任。谨自五月二十六日始，一致****，期全国国民，闻而兴起，以要求政府惩办****为唯一斗志。政治肃清，然后国基强固，转危为安，庶几在此。同人虽出重大之代价，心实甘之。所冀政府彻底觉悟，幡然改图，全国同胞，亦各奋公诚，同匡危难，中国前途，实利赖之。同人不敏，请任前驱，戮力同心，还期继起。”
上海商会为了配合学生，遂发动罢市，6月5日南市各商肆先行罢市，法租界商家亦照样闭市，公共租界继之，英租界的永安、先施两公司亦宣布罢市。到了下午，整个上海大小商店都关门闭户，只有学生在街头散发传单，巡捕在街上往来巡视。商店门外都悬挂白旗，上书：“万众一心，同声呼吁，力抗汉奸，唤醒政府。”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都市，中外所瞩目，自从上海商人发起罢市后，罢市的浪潮由上海波及江浙两省，随后又波及天津、安庆、芜湖、厦门、九江、济南、武汉等城市。
随着商人罢市后，工人也发动罢工。首先是上海南市华商电车工人，随后商务印书馆、锦华纱厂、祥生铁厂、沪宁、沪杭两路和纺织、金属、运输、市政各部门的工人纷纷响应，罢工人数达六七万之多。再后京奉路唐山、京汉路长辛店的铁路工人以及长江轮船的码头工人都纷纷响应。
于是，上海成立了“商工学报各界联合会”，由五四到六三，这个爱国运动从北京到上海，以上海为中心变成了全国性的运动。
上海的学运重心是在复旦大学和东吴大学，这两个大学和在北京的北大一样，是发号施令的领导团体。但有一段密闻为外间所不知道的，促成这个事件却由上海《民国日报》，原来五四示威事件爆发后，电报当晚到达上海各报，编辑先生都是编好付印了事，可是《民国日报》的叶楚侩、朱宗良、邵力子等却觉得这是了不起的爱国运动。立刻派人把北京原电送到复旦大学，学生们看了这则电报，莫不义奋填膺，于是天刚亮就敲钟集合全校寄宿生，把北京电报当众宣读，全体立即决定要响应北京的壮举，先****再联合其他学校。
上海****是设在静安寺路51号，成立后有一个民生女校也参加，当时女学生参加学运实在是很新鲜的，所以极被各方重视。不过民生女校只派了一位代表，这位代表是个教师，名叫汪吟蘋，他是位男老师，右手六个指头，在****会中发言很多，因此报纸上时常刊载他的名字。由于他的名字像个女人，又代表女校，外界便以为他是位窈窕淑女，让许多男士颇增遐想，他接到许多求婚信后，为之哑然失笑，只好一一作答，告诉求婚者自己是个男人。这位汪先生后来搞了一个时期交易所，失败后又参加创办中国第一家电影公司——明星影业公司。
由于上海学生****、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因此上海的军事当局宣布戒严，并派警察分途逼迫商人开市，商人们虽然勉强开门，警察一去立即关门。上海租界当局禁止市民悬旗、散发传单、结队游行，并劝导租界内商店开市营业。可是市民们亦阳奉阴违。
徐世昌一派认为对付学潮不该过激，应该把拒绝出狱的那些学生劝导出去，以缓和全国人民日益增加的不满情绪。6月7日徐世昌派总统府参议曾彝进偕教育总司长二人前往北大法科慰问拒绝出狱的学生。这位钦差大臣说尽了一切好话，可是学生都置之不理。
6月7日，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园举行国民大会，提出取销密约、惩办****、维持教育、提倡国货、促进和局等条件，军警们虽在会场附近警戒，却没有进行干涉。
全国的示威运动集中在“罢免****”问题上，也就是说北京政府如果不将亲日派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免职，则事态不可避免一定会扩大。可是在北京政府方面又有投鼠忌器之苦，因为段祺瑞要维护这三人。至于徐世昌也不能说与这三人完全没有关系，徐当选总统的经济来源，就是靠顺济、高徐两路的借款。
“罢免****”问题不能解决，8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议决，从10日起，仿照申包胥哭秦庭故事，直接向总统府请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由于有这新计划，所以北京****便变更策略，当天派人迎接法科被捕同学全部出狱，以便参加新的眼泪请愿。在北大法科出“狱”的学生们排着队伍前进，沿途受到市民热烈的欢迎。
上海的三罢（****、罢市、罢工）使到驻军首长卢永祥也有庚电（8日）请求北京政府罢免曹、章、陆以安时局。卢永祥是皖系，竟有此言论，表示时局的严重性。这还不打紧，接着北京总商会也宣称如果不罢免曹、章、陆，则北京也要罢市，北京是政府所在地，如果真的罢市成何体统。
因此，北京政府遂于10日上午批准曹汝霖辞去交通总长，并将这道命令分途传达北京****和总商会，一方面阻止学生真的包围总统府，一方面阻止商会罢市。然而各方面对此仍表不满，因此北京政府不得已又在10日下午补发两道命令，批准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长陆宗舆辞职。
曹汝霖和陆宗舆是曾经递过辞呈的，可是章宗祥却从没请辞过。徐世昌为了缓和全国性的反政府运动，所以要曹、章、陆下台，但却不好意思下令免他们的职，所以一律用辞职照准方式。可是章宗祥未递过辞呈，如何照准呢？不得已才赶派专人到达医院中找章宗祥，请他在病榻把已写好的辞呈盖章，章宗祥起初不肯，经不起来人的劝告，气嘟嘟地盖了章。这一来安福系的人大为不满，认为徐世昌不该“卖友”，逼迫自己人辞职，纷纷责备老徐太不够朋友。
北京政府虽然表示了让步，可是并不能满足各方的希望，第一、北京政府不用罢免而用准予辞职，显见有意维护；第二、交通总长曹汝霖去职，却由安福系分子曾毓隽代理部务，是换汤不换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