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直皖决裂
说来说去，直皖矛盾的焦点还是徐树铮。他自从库伦载誉归来，更加飞扬跋扈，目中无人，对资甚高的“东北王”张作霖，直系曹锟等都不屑一顾，致使直奉接近而集怨于皖系。徐树铮还利用安福国会操纵政潮，玩弄国柄，破坏南北议和。真是集众怨于一身而不觉。
1919年5月13日，上海和会宣告破裂，徐世昌的亲信钱能训内阁的和平统一政策遭到沉重打击。同时安福系议员借口钱能训在五四学生运动中软弱无力，控制不住局势，发动倒阁。钱能训不得不于6月10日宣布辞职。13日财政总长龚心湛暂代总理。
龚心湛以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是在夹缝中产生的。龚一向唯徐树铮马首是瞻，代理总理后，即请小徐每日到国务院处理公务，小徐又引进丁士源、梁鸿志等安福分子助龚。
龚心湛在财政总长任内曾和陆军总长靳云鹏为军饷问题吵过架，那是7年农历除夕，靳向龚索军饷300万，龚答没有，靳就拍案骂了起来，龚负气去天津，段祺瑞特别赶到天津，亲自出面劝龚回来。
段手下，徐树铮和靳云鹏都名列四大金刚。小徐结交各省军阀，手握实际军事大权，是安福系后台老板，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局面，无论在军事、政治方面，都有他的势力；可是靳云鹏也非弱者，他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因此小徐也不得不让他三分。
徐世昌是个老狐狸，他知道徐树铮难于驾御，因此极力拉拢靳云鹏来对付安福系。
龚心湛在内政外交以及各派势力相互倾轧的矛盾漩涡中，显得无能为力，仅仅做了三个月的代理总理，便不得不在各方的责难中提出辞职。9月24日徐世昌令准龚心湛辞去本兼个职，命陆军总长靳云鹏代理总理职务。
靳云鹏当了国务总理，可是仍兼边防军训练处处长，所以一半是大总统徐世昌的部属，另一半是边防军督办段祺瑞的部属。
靳云鹏字翼青，山东济宁人，家贫，少孤，只有一个兄弟靳云鹗。兄弟二人幼年时均有膂力，推小车沿街卖水和代人搬运货物以养老母，知命安贫，乐善好友，有一年云鹗的水车溅了当地缙绅孙尚书的儿子，当场被孙家健仆揍了一顿，行时尚悻悻表示再问罪，兄弟二人乃连夜以水车载母妹逃往济南，经营染布。靳右眼外斜，顾主们遂以斜眼染匠呼之而不名。其后靳母子转赴烟台谋生，正值袁世凯在小站练兵，靳兄弟均投效了新军。靳云鹏因眼斜，只列名备补兵，清扫马厩厕所。靳因勤朴踏实，某次袁世凯巡营，见靳工作认真，好学不倦，遂予提升，后被选送新建陆军附设炮队随营武备学堂第一期学习。该学堂监督为段祺瑞，受段知遇。宣统年间靳任段祺瑞第二路军的总参谋，段领导北洋军人要求清帝逊位，就是靳一手运用，从此成为段的亲信。靳平素事母至孝，而靳太夫人虽目不识丁，却能安贫乐道，其两子虽已大贵，靳家家风仍极朴厚，袁世凯在日对靳母赞不绝口。每逢袁家中请靳母吃饭，这位老太太必带四包礼物：“鸡蛋十个，豆腐四块，煎饼六斤，咸菜一罐。”而礼单上则写的是：“吉子十个，都福赐快，坚兵禄金，贤才一贯。”袁世凯必亲自点收，即席大嚼，宾主称快。
靳云鹏后来做第五师长和山东将军，最后担任陆军总长，再上一层楼，爬到国务总理，他这年刚刚40岁。
靳云鹏的组阁，是时势造英雄，他虽然是段的左右手，皖系的大将，可是他具有多方面的条件，使他赢得多方面的支持。他是奉系首领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和直系曹锟是拜把兄弟，因为他是山东人，所以和直系的实力分子王占元、吴佩孚是同乡。由于吴佩孚曾通电支持他，于是外间便有直皖两系之外，将成立“鲁系”之说。
不过靳云鹏解释自己的抱负是要促成直皖两系重归于好，进而促成南北和议，他有一个打算，想请吴佩孚出任北方总代表，曾派吴光新到衡阳拜访吴佩孚。他认为吴佩孚和西南方面已连成一气，如果吴出面，和谈是会达成圆满结果的。
靳云鹏有促成南北和平实现的抱负。在北方他以冯段联合为团结北洋派的先声。在南方则以陆荣廷和唐继尧为谋和的主要对手。他当然是拥段的，他以为段的失人望都是由徐树铮一手造成的，欲恢复段的声誉，就非去小徐不可，就非废止中日军事协定不可，可是这两点都是段所为难的。
靳云鹏一方面做了冯（国璋）、段（祺瑞）之间的桥梁，同时又是曹（锟）、张（作霖）之间的媒介。他透过吴佩孚和西南大送秋波，还策动全国名流举行和平联席会议。预定的人选有：直隶严修，江苏朱謇，浙江钱能训，安徽龚心湛，湖北周树模，湖南熊希龄，江西李盛铎，陕西于右任，广东唐绍仪，广西岑春煊，云南张耀曾，贵州朱启钤，福建张元奇。
靳组阁是安福系最失望的事，也是徐树铮最不利的时代，幸而小徐在外蒙古立了大功，回到北京还有威风，虽然如此，安福系可说是最吃不开的一个时期了。小徐在西北，本是大徐一个调虎离山之计，把他充军到外蒙古，免得他在北京搞风搞雨，怎知却给小徐一个立大功翻身的机会。当他第一次由库伦返京时，他带了外蒙请求撤治的全卷来。他的架子真大，国务院请他列席报告，他竟派杨志澄代表参加，同时国务院接受他的要求，裁撤了库伦都护使，外蒙问题悉由筹边使全权办理。
冯国璋是在7年10月交卸总统后不久，回河间原籍休养。冯在满清末年当过禁卫军统，禁卫军辖有一师一旅，其军饷比正规军多，正规车每师每年只有130万元，而禁卫军则有200万元。民国2年冯调任江苏都督时，禁卫军改编为第十五、十六两师，军饷每年增加60万元，共计360万元，仍由冯统率，移驻南京一带。民国1917年8月，冯到北京任总统，除第十六师留驻南京外，第十五师改编为总统拱卫军，随冯北上，移驻北京。冯在总统军事处下面设立第十五、十六两师粮饷局，派自己的亲信张调辰为粮饷局督办。1918年10月冯下台，总统府军事处裁撤，第十五、十六两师改归陆军部直辖，粮饷局仍然保存。1919年6月粮饷局被陆军部裁撤，冯大为生气，想到北京争回这个权利。他到了天津，徐世昌邀请他到北京来先调停直皖之争，然后进一步调停南北之争，可是冯一直怕徐树铮，怕小徐下毒手，所以不敢上北京去。
冯国璋于9月23日来到北京，26日段祺瑞设宴为冯国璋接风，这是他们从府院相争后首次见面，两人毕竟是多年好友，一谈便很入港，冯劝段不要偏听徐树铮一个人的话。这一次晚宴，北京政府传出了冯段已破镜重圆，复归于好。安福系拟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以缓和直皖两系的战争危机。老谋深算的徐世昌想用两位下台的前总统（黎元洪和冯国璋）出面调停南北。同时草拟了一套全国统一后的大举裁兵计划，想由南北推举元老三人组成裁兵委员会，北方元老是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南方元老是岑春煊、唐继尧、陆荣廷。可是冯所感兴趣的，则是第十五、十六两师的军饷，徐乃下一手谕：“第十五、十六两师仍归冯前总统节制”。并将粮饷局恢复。
由于冯入京的目的已达，于是他也高唱节饷裁兵。
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在裁兵高潮中，病逝北京帽儿胡同私邸，享寿六十二岁。临危时他曾口授张一麐遗电，希望和平早日实现，本人以不能亲见统一为憾。北京政府通令全国下半旗三天。徐世昌和段祺瑞都分别亲赴冯寓吊丧，段祺瑞在冯灵前想起了小站练兵，数十年悲欢离合，不禁放声大哭。徐世昌则送1万元为冯的治丧费。
冯国璋在北洋三杰中，书读得较好，他是秀才出身，从候补知县变做武备学生，受袁宫保知遇，一步步爬上将军署理江苏军务，袁死后由副总统而大总统，最后被段祺瑞以“法理”手段把他踢下政治舞台。
他在总统任内一心想求和平统一，这是值得称赞的，他的缺点是贪财，据说他死后财产达2300余万，可惜被经手之人吞没了。
冯国璋到北京，本是讨饷。原来北京驻军共有四师，第十五师（师长刘询）与第九师（师长魏宗瀚）驻防南苑，第十三师（师长陈进才）与边防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驻防北苑。北京政府在皖系与安福系的控制下，对冯所节制的第十五师颇为歧视，积欠军饷达七个月。皖系企图用经济困杀这支冯的军队，迫使这支军队因领不到饷而哗变，然后以叛军罪名勒令解散。第十五师一度有向商家“借饷”的酝酿。冯死后的第二天，第十五师便有不稳的消息。到了1920年1月4日风声更为紧急，前门外廊房头条胡同、大栅栏、前门大街一带酒店纷纷关市，以防变兵前来“借饷”。北京政府得报后，急忙下令关闭永定门，将城内与南苑的电话网割断，并令第九师严密监视第十五师。后经王士珍出面调停，由财政部拨发军饷60万，晚间8时风潮才告平息。
第十五、十六两师在冯死后改由陆军部直接指挥，第十六师由南京移驻张家口，师长王廷祯被提升为察哈尔都统，冯的直属卫队六营则予以解散。
其实欠薪欠饷也不仅只是第十五、十六两师，参谋部也闹了这么一件事。到1919年9月止，参谋部欠薪也有四个半月，该部第一局职员由科长易兆鸿领衔，联名13人密呈总统府参陆处及参谋总长，控告次长陆锦十二款，其中有发薪搭发现洋之数减少等等，徐世昌亲批交“张总长密查。”张怀芝总长把列名控告的人逐一查问，个个都承认他们是自动签名的，还有许多未列名的部员也临时要求加入签名控告。段祺瑞认为陆锦是直系的人，很想认真办一下，可是曹锟、张作霖、王士珍都替陆说情：“绣山（陆锦）办事多年，不致如此糊涂”。张怀芝左右做人难，只好托词不到部，溜回山东原籍，请陆次长代理部务。不久张回参谋本部，这时已得曹王等的说项，乃呈复总统说陆锦被控各节查无实据。
北京政府11月22日下令，把所有控告陆锦各员一律免职，陆锦则免于置议。国务院又怕被裁部员到处控告陆锦，乃传谕对他们另有安插办法，所谓办法就是每人挂一个陆军部咨议的虚衔。原告们请参谋总长张怀芝宣布呈复政府查办陆案的原文，张怀芝只有四个批字是：“碍难照准”四字。
陆案结束后张怀芝到参谋部办公要带四名佩带手枪的武装兵护卫，两名在办公室警卫，两名在公事桌旁护卫，被裁各员跑来向张总长讨五个月的欠薪，张大为光火说：“我不办你们诬告罪已经天高地厚了，你们还想向我要钱？”
12月14日，北京政府调陆锦为敏威将军，以唐在礼继任参谋次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曾指责中国参战不力，所以中国虽然参战，且是胜利一方，然而就因为背了参战不力之名，因之国际地位一点也没有提高。反之，中国因为山东问题而在巴黎和会上遭遇到可耻的失败。
不过，对段祺瑞而言，由于他主张参战最力，又是参战督办，因此，对于这一历史行动仍引以为荣，也当作赫赫之功。并且开列参战“出力”的人员，请求北京政府予以奖叙。
民国1920年元旦，北京政府下令把段的功劳说得天花乱坠，并发表“参战勋绩尤著者”的授勋令。在授勋令中，王士珍得到勋一位，段芝贵、姜桂题各授九狮军刀一柄，梁启超颁给“伟识匡时”匾额一方，曹锟授为虎威上将军，张作霖、倪嗣冲、李纯均升授陆军上将，靳云鹏、刘冠雄、张怀芝、王占元、赵倜、阎锡山均晋授勋一位，陈树藩、徐树铮、傅良佐均授勋二位，汪大燮、李厚基、孟恩远、蒋雁行、曹汝霖、陆宗舆均授勋三位，田中玉、曲同丰、马良、陈文运、张士钰均授勋四位，林长民、范源濂、张国淦、章宗祥、曾毓隽、张志潭、蓝建枢、刘传绶均授勋五位，张广建、杨增新得到一筹大绶重光嘉禾章，熊希龄、孙宝琦得到一等文虎章，王宠惠、章士钊得到二等文虎章。
这为了参战有功的颁勋，很多人是无功受勋，更有些是反对参战的，如王士珍、姜桂题、徐树铮等；还有的是众矢之的的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当参战不参战在争论时，几乎北洋的军人都是反对参战，后来段祺瑞向他们解释参战可以不出兵，他们才放下心，勉强同意。所以公正地评论，只有段是自始至终主张参战的，而段的参战主张，开始是为了和黎元洪呕气，也不是完全为国家着想。
从受勋的名单看来，真是莫名其妙，受奖的人有文有武，有南有北，有在朝的也有在野的，所得的勋章更是牛头马嘴，有文人而得武人的勋章，有武人而得文人的勋章。至于段祺瑞当然是第一大功。可是他早在1919年9月15日就取得了大勋位，因此只好在命令中大加表扬。
张国淦在袁黎段三角纠纷时是个很重要的人，因为和徐树铮不睦，已变成半冷的人物，总算老段还会念旧，同时在黎任总统时，张一直奔走黎段之间。四处碰壁，四面不讨好，他受奖勋章倒是应该的，可是他只受勋四位。从这受勋情形便可看出当时重台上而不重台下的趋向。其实这种现实作风，古今中外又何能例外。
直系在冯国璋死后，曹锟便高踞首席，原来风云一时的长江三督也唯曹马首是瞻，曹之稳坐钓鱼台，得力于他的爱将——北洋后起黑马吴佩孚。吴虽是一名师长，可是一举手一投足，一言一行都引起全国的注意。他在湖南，始而驱兵疾进，所向无敌。继而陈兵不战，通电主和，他能把握时局中心，善为运用，争取广大人民的同情与支持。由于他能做能唱，使南北军人对他都刮目相看，曹锟是他的嫡亲长官，这样一来，水涨船高，便成为直系名至实归的领袖了。
段祺瑞本可以成为袁世凯的继承人，整个北洋派的领袖，只因他过于刚愎，不能容物，又信任徐树铮，遂失去大多数人的拥戴，只好巩固皖系以自重。徐树铮当然是个角色，可惜太过专横，又太露锋芒，他对段的贡献最大，影响段也最大。至于傅良佐、吴光新、张敬尧之辈，都是段的负担，既不是人才，又不是战将。
奉系的崛起，当然占了地利，加上段祺瑞在和冯国璋明争暗斗时，徐树铮献议拉张作霖和奉军来对付直系，这便给奉系一个壮大的机会。张作霖和皖系在互相利用过程中，占了极大的便宜，因此使他的野心也随之增长起来。这是一种利害的结合，当他觉得自己力量已可独行其是时，他便不愿受皖系的摆布，甚至要清算徐树铮。
张作霖和曹锟本来是两雄不并立的，现在为了对付徐树铮，竟联合起来，因为徐树铮过去的记录太可怕了，他曾杀害过直系的幕后军师陆建章，曾拉拢过张的部下孙烈臣，也曾着意勾结曹的爱将吴佩孚，在张作霖和曹锟心目中认为：“此人万万不可得志，此人若得志，吾辈将无噍类矣”。
由于曹张在反对徐树铮的共同前提下联合起来，因此直隶、江苏、湖北、江西四省和东三省共计七省便成立了反皖系的同盟，这个同盟在1919年秋冬之间已经形成。
七省同盟开始时并不反对段，他们的口号是“清君侧”，就是反对段身边的徐树铮。他们希望段祺瑞能够亲贤人而远小人。这所谓的小人就是指的徐树铮。有一件事可以证明，1919年9月间，曹、张两人竭力推戴靳云鹏组阁，靳也是段的亲信，但靳反对小徐，因此，靳不但得到曹、张的支持，也得到徐世昌的支持。
段祺瑞呢？他不能因外来的压力而摆脱徐树铮，政治结合有时很脆弱，有时也很坚硬，段和小徐就是无法分开的，因为段的新“边防军”就是小徐一手建立，同时抓在小徐手中，而安福国会又是小徐一手包办而加以控制，如果去掉徐树铮，就是解除了自己的武装，等于“自毁长城”。
段既然不能接受七省联盟的要求——清君侧，于是局势就恶化到不可收拾，因为七省联盟的目的达不到，只好走极端。
七省联盟中充当兵谏的先锋又落到吴佩孚头上，吴在1919年秋天一再电请撤防北归，北京政府置之不理。
1920年1月17日曹锟转到北京一封吴佩孚坚决请求撤防的电报，电报首先说：“于役湘省，两载于兹，迭请撤防，未承允准”，接下去就强调直军全体将士久戍思归，和积欠军饷的困苦情况。最后则沉痛地说：“北望叩首，涕泣哀恳”八个大字。
吴这电报是先打给曹锟，请曹代转，曹则嫌吴电报太平淡，又在电尾加了两句：“战死者既作泉下之游魂，生存者又作异乡之饿莩。”
北京政府接到曹的筱电（17日），老徐不开口，靳云鹏则向段请示，段也一言不发，于是靳云鹏也只好闭口不言。
1月30日，南方军政府秘密接济吴佩孚开拔费60万元，先付30万，其余30万留待开拔时付清。
吴佩孚要撤防北上，对皖系来说，这是极严重的事情。因此，段祺瑞决定要阻止吴军北归。2月中旬，段指使河南部分军人反对河南督军赵倜，又借口赵倜纵容他的兄弟赵杰卖官鬻爵，引起民忿，逼迫靳云鹏撤换赵倜。赵倜在河南干得不好是事实，可是段采取这一行动，完全是假公济私。他很重视河南这块地盘，因为吴军撤防北上，河南是必经之地，赵倜所指挥的部队“宏威军”本属毅军姜桂题系统，兵力虽厚，却不见得听赵倜的指挥。因此段拟派内亲吴光新继任河南督军，并派安福系众议院秘书王印川继任河南省长。段一面催促靳内阁发布易督的人事命令，一面密令吴光新将长江上游的警备军迅速开到信阳，与河南内部的反赵军取得联合行动。
吴光新是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
这一来，把赵倜迫上梁山。赵倜在直皖两系斗争中本是采取中立态度，无所属的，现在为了自身存在问题，要参加反段阵线，当他获悉段派吴光新来吞吃河南，他便调赵杰和常得胜等部集中京汉路南段，准备以牙还牙，采取抵抗行动。
于是七省联盟又加了一省，变成八省同盟了。
2月23日，吴佩孚发表漾电，反对更动豫督，他的电报很激动：
“疆吏非一家之私产，政权非一系之营业。安福跳梁，政纲解纽，穷凶极恶，罄竹难书，稍有血气，咸不欲与共戴天。……吴光新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何又得陇望蜀！似此野心勃勃，不夺不餍。法纪荡然，人人自危。……政府近年来举措设施，无一不违反民意，全国所痛绝者则保障之，全国所景慕者则排挤之。顺我者存，逆我者亡。举满清所不敢为、项城所不肯为者，而政府悍然为之！曾亦思武力权威，较满清、项城为何如？全国之大，能否为一系所盘据；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徒见其心劳而日拙也。……恳我总统、总理勿为安福所利用，立饬吴光新军队仍回原防，并宣示决不轻易赵督，以弭战祸。”
赵倜本与吴佩孚毫无关连，现在吴却为他声援，他内心自然对吴感激涕零，因此，3月4日赵有支电响应吴，有“昨得吴师长电，传诵欲涕”之句。其实吴并不是有爱于赵，只是怕段的嫡系拿到河南，自己北归的路就受阻了。
2月26日北京国务会议通过了任命吴光新为河南督军，王印川为河南省长案。内阁送请总统盖印时，徐世昌只同意改派河南省长而不同意更换河南督军。他自称久居卫辉，也算得是一个河南父老，决不允许因更动督军而使河南人民惨遭战祸。
靳云鹏把徐不同意情形去报告段，段大为光火，当面骂靳：“没有用的东西，你怎么当的国务总理？”
靳云鹏这时处境最苦，他出身皖系，老段是他的靠山，到了他身为总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局势的演变使他身不由己，和皖系竟不能相始终。
1920年2月29日，靳提出辞呈。徐树铮看准机会，推波助澜，甚至表示可以同意过去徐世昌所提周树模来组阁，徐树铮也郑重地向老徐表示：“如果周朴老组阁，树铮愿意担任陆军总长，帮助总统办事。”周树模字少朴，别号沉观老人，北洋人物都称之为朴老。过去徐世昌提周树模组阁，安福系坚决反对，现在为了要推翻靳云鹏，所以愿意接受徐世昌的人选。但靳也有他的后盾，他得到以曹锟、张作霖为首的八省督军支持，他们纷纷电请靳继续留任阁揆，愿为其后援，徐世昌也表示坚决挽留靳内阁的态度。段祺瑞、徐树铮等面对这巨大的反对力量，也只好勉强地表示挽留靳内阁，同时同意把河南易督问题暂缓更调。
八省联盟的声势大，一出马就打了一次胜仗，使靳云鹏内阁不被安福系所推翻，使河南易督的人事命令无效。
靳云鹏的国务总理获得支持，却使他更不见谅于老段，段的死党认为靳忘恩负义，通谋敌党，谋害恩师。其实倒不是靳有意如此，也是时势使然。
3月27日张作霖在沈阳作寿，同盟各省的督军均派代表前往祝寿，同时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三点：
（一）拥靳云鹏留任国务总理，不反对段祺瑞。
（二）安福系卖国祸国，应予解散。
（三）安徽督军倪嗣冲久病不能视事，推存张勋为安徽督军（按张勋亦是张作霖的亲家）。
到沈阳祝张作霖寿的各省督军代表加上张作霖的代表在沈阳会议结束后一同前来保定，这是曹锟的大本营，他们名义上是参加保定举行的追悼直军阵亡将士会，而实际上则是应曹之召，参加保定会议，保定会议与沈阳会议大同小异，也决定了三点：
（一）拥靳云鹏留任国务总理，不反对段祺瑞。
（二）赞成直军撤防北归，但须责成吴佩孚与南军有一默契，保证直军撤退后，南军不乘机前进。
（三）宣布安福系卖国祸国的罪状，勒令解散。
从沈阳会议的决定和保定会议的决定，可以看出奉系和直系虽然联盟，但在各自利益上并不互相支持。张任霖想支持其亲家张勋重回安徽，为自己树立新的力量，曹锟则关心直军撤防问题。
曹张联合倒段之势已成，虽然口里不讲倒段，实际则是倒段才能打开当时的政治僵局。在倒段行动中，要有一个实际行动者，这个角色自然而然地落到吴佩孚身上。吴佩孚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撤防北归，他一连串地打电报到北京，如：
“湘鄂一役，几经剧战，各将士出死入生，伤亡者原宜悯恤，劳瘁者亦须慰安，迭据各旅长等呈请，或患咯血，或患湿疾，悲惨情状，目不忍睹。今戍期已久，日望北旋，急不能待，空言抚慰，不能遏阻……”
“戍卒疲苦，万难再事滞留，恳乞准予全部撤回，以慰众望。”
最后一次吴的请求撤防电报，流传最广，电云：
“远戍湘南，瓜期两届，三载换防，不可谓速。阋墙煮豆，何敢言功。既经罢战议和，南北即属一家，并非寇仇外患，何须重兵防守？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
段祺瑞再不能小视这个出身秀才的师长了，他很仔细地研究吴师撤防问题，认为：（一）吴师一撤，则南军乘虚直入，他既无可用之兵，自然会引起严重后果。（二）吴师撤回保定后，对北京将构成一个大威胁，尤其是吴佩孚是一个危险人物。
他开始是采取延宕手段，假装糊涂，不作答复。继而见曹，吴电报越逼越紧，便令陆军部复电不准撤防。最后他知道吴师有自动撤防的决心，遂又用缓兵之计劝他缓撤。
3月上旬，吴佩孚派人把他部队的眷属七百余人护送北归，下令禁止兵士不得无故请假，不得向商人赊欠，不许擅取民间一草一木。并电请张敬尧准备派兵接收直军的防地。其实他已暗中和湘军有约，一俟撤防，就由湘军来接防。
段祺瑞不能不慎重处理这个问题，3月18****秘密地来到保定，请曹锟制止吴佩孚自动撤防。同时又授意北京附近的驻军五个师长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李进才、刘询等联名通电，借口营房不足，拒绝直军吴师移驻北京。
这时吴佩孚已派参谋王伯相到北京，料理驻兵地点，王伯相到北京后便把实际情形电吴，所有兵房都被边防军驻守，吴为之大愤。
吴对于撤防问题自然是经过缜密的考虑，由衡州到保定是一条漫长的路，首先要经过张敬尧的势力范围长岳区，吴佩孚根本不把张敬尧放在眼下。由长岳过湖北到河南，是王占元和赵倜的地区，王、赵都已加入八省同盟，自然不会算计他，沿途不虞截击。
当时局外人都替吴担心，认为他孤军久戍，要从数千里外冒险北归，实在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可是他却从容不迫，就像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一样。
吴佩孚之所以视张敬尧为无物，因为此时的张敬尧的确是昏庸无能。张敬尧能坐上湖南督军，完全是吴佩孚的功劳，第七师战斗力不行，但是对老百姓却如同虎狼。张敬尧南北之见极深，他的军队在湖南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他认为是理所当然，是杀敌致果。湖南人称他为张毒以代替张督，借表内心的痛恨。又称张督军为张毒菌。还有一句话说：从前夏朝百姓要“与桀偕亡”，今天湖南人民要与“尧舜禹汤”偕亡。尧舜禹汤就是指张敬尧四兄弟。
张敬尧在徐州做苏鲁豫皖边防剿匪督办时，曾招抚过积匪毛思忠，收为义子，改名张继忠，派为第五团团长，人称少帅。第五团是穿****制服的合法强盗。四帅和少帅都是张敬尧的亲信，因此张敬尧留他们在身边以资卫护。这帮散兵游勇开到湖南后，烧、杀、抢、奸无所不用其极，不独湘人怨气冲天，西方报纸的一些记者也叹息湖南之暗无天日举世所无。直到后来很多年，凡是湖南人谈到张敬尧祸湘的事，仍旧咬牙切齿。
然而这位“张毒”治湘政绩如何呢？自他督湘后，省城每天都有劫案，****焚杀已成司空见惯，他所驻防的长岳区被湘人称为九幽十八狱，稍有身家的人，无不迁地为良，避秦远徙。湖南人组织驱张请愿团分道出发，有的赴北京哭诉，有的到广州求援，也有赴湘南向吴佩孚痛哭乞师。旅京的湖南名流都展开了救省运动以达到驱张的目的。可以说这时每一个湖南人都是张敬尧的敌人。张自己对于这种情势也感到严重，因此他授意商会会长张先赞，发表通电劝在外的湖南人返乡，可是没有一个湖南人愿意回到这座地狱来。
湖南人民饱受张的部下****、抢劫、杀人、放火，认为他们和活强盗没有什么两样，但在张的淫威下，敢怒而不敢言。因为1916年张敬尧率第七师驻扎洛阳，凡有控告军人抢掠的，无不被乱棍打死，所以苦主都不敢出面控告。湘南民风倔强，可是在张敬尧的强盗军高压之下，都无可奈何。
忍无可忍之下，湖南人组织“驱张请愿团”，分向南北政府、上海和会及吴佩孚驻军的衡阳分别请愿。驱张请愿团先是由学生发起，各界代表率先参加，不久省议会及各团体秘密加入了，湘省旅京、旅沪同乡及省外湘籍学生也加入了，湘绅熊希龄、范源濂、郭宗熙等一群温和分子也加入了。最后，“全国和平联合会”也全力赞助湘人的驱张运动。
1919年10月22日为湖南光复纪念，湘人抱亡省之痛，学生举行****及游行大会，各界在烈士祠举行默哀，追念先烈缔造民国之艰难，如今则在军匪蹂躏之下，与会人士无不潸然泪下。
1920年1月20日，谭延闿发出号电，喻湘人为“鹿豕”，比非洲的黑奴还不如。
吴佩孚目睹湘人之水深火热，心中暗愧，是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他驻防衡阳，不啻“虎伥”的地位，实在是无颜久居。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皖系力量逐渐强大，一旦时机成熟，他手下只一师三混成旅不足四万人，难免成为皖系刀下的鱼肉。先下手为强，趁着徐树铮的西北军尚未训练完成，尚有一搏。
吴佩孚撤防是从1920年5月20日开始。所部第三师及阎相文、萧耀南、王承斌三混成旅，撤出湘南防线，水路并举，迅速北归。吴事前曾电请张敬尧派员到衡州协商接防问题。张敬尧派湖南暂编第二师师长（北军）吴新田为“主持湘南防务司令官”，于21日到衡州，与吴佩孚及湘军代表签订条约，南北两军维持原有停战界线，湘直两军停战协定继续有效。一直到吴师自动撤防的前夕，北京政府才有电报批准直军撤防。吴师开拔时作环次队形的布置，主力第三师居中，湘江两岸各设掩护队，前方设有侦察线，后面设有殿卒，大军扬帆而下，全军齐唱吴所亲撰的《登蓬莱阁歌》。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27日由水路经过长沙。张敬尧怕他舍舟登陆，战长沙，夺帅印。所以在湘江右翼配置了强大的兵力，但只作防御准备。而吴师根本无上岸打算，虽亦作紧急戒备，不过是怕张军袭击而已。双方均未挑衅战火，吴师乃扬帆而去。
31日行抵武汉，鄂督王占元接济军费六十万元，吴佩孚即向全军发三个月饷，以振士气。同时宣告中外：“顺国人之公益，本正义之主张，撤防湘南，集中武汉，以清除奸佞，促进和平，力争外交，以维国体，一俟军队运输告终，即日挥戈北指。”
6月7日晚由武汉起程。8日抵达郑州。第三师全部驻郑州，第一旅驻许昌，第二旅驻驻马店，第三旅分驻顺德、磁州，骑兵团驻黄河桥，步兵八团驻新乡县，沿途旌旗满目，帐幕相望，军容甚盛。
6月13日吴佩孚在郑州发出一个爆炸性的电报，分致反皖的八省联盟各督军，内容是：反对安福系包办上海和会，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解决一切问题。这是吴佩孚第一次公开建议召开国民大会的电报。这个电报之所以具有爆炸性，在于这个建议不是任何军阀所能接受的，不但张作霖看了大为生气，就是吴的上司曹锟也摇头大不谓然。所以在反皖的八省同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感，认为吴佩孚官卑职小，态度狂妄。
北方反段的军人虽然不满意吴的狂妄，可是为了直皖战争爆炸在即，吴是一个肯打硬仗，而其军队又能打仗，所以对吴的过分言行，只好隐忍于心。
吴佩孚将其主力布置在河南，北方风云为之变色。奉军为了暗中策应直军，所以也零零星星地分为三营五营开进关来，6月10日驻独流镇的奉军四营，经过天津开往廊房。
曹锟也于6月10日派兵监视德州兵工厂，并以德州为直军右翼的前哨阵地。
6月15日，吴佩孚偕同三个混成旅的旅长到了保定，同时江苏、奉天等省代表也都到保定来参加曹锟所召集的保定军事会议，这是一次秘密的，却是极重要的军事会议。
早在吴军尚未开拔时，为应对这一情况，5月17日，段祺瑞在团河召集秘密会议，作了一系列的军事布置。一面召回徐树铮，并将全部西北边防军调回北京附近，一面决定自己出马担任川陕剿匪总司令，率领边防军一三两师向陕西出发，讨伐陕南民军和川滇靖国军。为了提防靳云鹏在北京捣鬼，准备派其为副司令或参谋长，令其随军出发。这是一条“声东击西”的妙计，真正目的并不是向陕西出兵，而是准备在郑州设立总司令部，首先驱逐河南督军赵倜。然后派军防守京汉路南段，阻断直军的归路。如果直军打算强行通过就在河南平原予以迎击。段祺瑞认为在河南平原与直军作战，不但北京根据地不致受到战火的威胁，而且山东、安徽两省的皖系军队可以侧击直军，这是如意的算盘。使这个如意算盘落空的因素，是当段带兵出征陕西的消息传到关外，张作霖立刻借口边防军出动，北京防务空虚，要求准许奉军入关“拱卫京师”。如果北京真的由奉军拱卫，则北京的“正戏”便由张作霖来唱了。因此段这个想争取主动的作战计划，就因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被迫放弃。，
但是面对直军的咄咄攻势，段祺瑞也必须准备迎战。他密令驻守济南的边防军第二师师长马良作好动员准备，俟机北向进攻德州，或者西向侧击郑州。为了准备打仗，皖系积极筹措战费，由安福系的交通总长曾毓隽，以京绥路为抵押，向日本借款500万元作为战费，日本方面本已考虑答应，因为在中国内争上，日本是倾向皖系的，日本当然希望皖系得势。可是这个时候，日本已不能像欧战期间那么方便，可以在亚洲尤其是中国为所欲为，因为美英已经联合起来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对日本采取监视态度，不让日本独占中国利益。因此日本的一举一动都有美英在扯后腿。所以皖系以京绥路向日本押借500万元，由于美英两国出面干涉就只好作罢。
这时候，皖系无论在外交上、财政上、或是作战的战略地位上，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最大的两个因素成为皖系的致命伤，一个是主张内战，发动南北战争，在全国人心盼望和平统一的时候，内战是不得人同情的。一个是亲日，当时全国人心都痛恨日本侵略，得寸进尺，尤其在欧战期间乘火打劫，企图独吞山东，所以凡属中国人莫不反日，皖系独倚亲日为外交奥援，更是大失人心。
至于在军事布置上，皖系也居于不利的地位，驻防洛阳的西北边防军，处于郑州直军与潼关奉军之间，驻防信阳的皖军吴光新部，也是处于河南、湖北两省直军夹击态势中，而在廊房的西北边防军，也在奉军监视之下。
将领方面，皖系的徐树铮成为群矢之的，可以说段祺瑞因为信赖徐树铮一个，而导致直奉两系联合抗皖。张敬尧祸湘，马良残杀抗日的爱国分子，傅良佐、吴光新都非将才，倪嗣冲则在重病中，段芝贵只是袁世凯的宠儿，经不起考验，上不了战场。皖系的将领简直拿不出一个人物，数来数去还是只有徐树铮像样，所以段祺瑞在重要关头便离不开小徐。
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6月16日曹锟电请解除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
6月17日徐树铮由库伦返抵北京，暂时放弃他“西北王”的事业。
这里顺便补叙一下吴军北撤之后湘军接防并驱逐张敬尧的一段战事。
吴佩孚撤防的时候，私下一再表示“湘事湘人自决”。他自己有志中原，无意留湘，湘军驱张的战争，他就无法顾及。不过他认为湘军会胜利的，因为赵恒惕是员骁将，占天时地利人和。而张敬尧所部个个都打劫致富，军队一有了钱，自然不肯打硬仗。湘军和湘人救乡，必然不惜一切拼命，所以他预测枪声一响，张军必然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夺路饱载而遁的。
这时的湘军实在可怜，饷械两缺，番号也只是正规军一师，和一些杂牌军，能用的枪支，合起来也只有3000左右，子弹更为缺乏。湖南老百姓自我解嘲地叫他们为“叫化军”。湘军一直都和桂军并肩作战，而桂军在装备和训练上都比湘军好，人数也比湘军多，不过桂军并不一定是湘军的同盟军，而桂系领袖陆荣廷一向就惯于投机取巧，打起仗来把别的部队摆在前面，自己的部队留在后面，胜则居功，败则先退。1918年春天桂军在湖南战场不战而退，便是一个极好历史教训，现在要靠桂军尤其是不可能，因为桂系军阀正在广东为了统治权和国民党及滇系在斗争，自顾不暇，更不会分散力量来帮助湘军了。
吴师撤防之日，湘军即下总攻击令，全军士兵欢声雷动，磨拳擦掌，为了节约械弹，赵恒惕下令非待敌人逼近，不许乱放一枪。1920年5月26日湘军开始总攻击。5月27、28两日，湘军占领祁阳、耒阳两县，前锋进展到距离衡阳20余里的东阳铺。湘军兼程疾进，北军却撤退得更快。
张敬尧听说湘军总攻击，有如大祸临头，立刻采取紧急措施，一面把军眷撤走，一面电促北京政府下讨伐令。他的求救电报，由十万火急而百万火急而千万火急。请款请械的电报如雪片飞向北京。
湖南人民展开了漫山遍野的游击战，过去受张敬尧欺压的善良百姓，如今都变成了包抄北兵后路的战士。以前湖南人蔡锷以三千羸卒打倒了洪宪皇帝，如今三千支破枪也杀得张敬尧胆战心惊。张在催促北京政府下讨伐令的电报中冒签了张宗昌、范国璋、冯玉祥等人的名字，然后在6月3日的江电向张宗昌、范国璋、冯玉祥等解释说：“请下讨伐令已列尊衔。知斯举诸君必表同意，故事前未将电稿送核。”本来张敬尧号称北洋骁将，可是在湖南战场上他却完全不经打，他对于他的部下不战而溃，解释为：“为保全和平起见，我军节节让防。……”
5月29日，衡阳落入湘军之手。张敬尧的大将一个个不战而溃，他只好派遣乃弟张敬汤为援衡总司令，许以自让第七师师长为酬。张四帅慷慨誓师，乘八人绿呢大桥，威威武武地出发，轿后悬了两个斗大灯笼，朱书“总司令张”四个大字，武装卫队前呼后拥，达数百人。那种气吞斗牛的局面，使长沙人望之，都替人饥马瘦的湘军提心吊胆。
6月3日，张总司令跑到湘潭，即不前进。这时是湘军气吞斗牛了，乘取得衡阳的优势，再战而得宝庆，张宗昌也落荒而逃。6月5日，援衡军总司令张四爷听说湘军已杀了过来，便不顾一切，抱头鼠窜地逃回长沙，混身沾的泥土，像个泥菩萨。其实他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
张敬尧大为恐慌，手忙脚乱地应付紧急情况。长沙县知事奉命招募运输队，可是没有一个应募，北军就在大街小巷到处拉伕，同时勒令催运局、总商会代筹军饷，总商会会长张先赞被扣作为人质，限于日内筹足80万，总商会只得派人在城内外鸣锣宣示每户抽取一个月房租，逐日解送督署。张敬尧宣称将死守长沙，这一来可把长沙人骇死了，人民纷纷弃家逃走，张敬尧限制出境者每人携带川资不得超过50元。这时他已不派兵到前线，每天只尽最大努力在长沙勒索。长沙人怕他真的毁灭了长沙城，所以只好一切隐忍。
湘军势如破竹，北军困守株洲、湘潭，长沙形势日益严重。6月7日张敬尧用另外一种口吻电达北京政府，说他的军队“并非用以对内，将士均不愿与南军作战，以此节节退守。……当此外侮日亟，国家养兵不易，留此军队为堂堂正正之用，何忍牺牲于内战之中。”同时他又很矛盾地把战败的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忿忿不平地说：“南军专与第七师为难，客军均作壁上观，不发一弹，遇敌即退。”张敬尧这个通电的前半段，话是很对，不过从他口中说出，就觉得很不顺耳。
6月12日北京政府有电报切责张敬尧说：“该督统率七八万之众，以当乌合之敌，有何待援之必要！若谓未奉讨伐令，该督封守之内，纵无命令，岂能听人侵越！”这个电报可惜迟了一步，张敬尧并未收到，因为先一天——11日下午，湘军已向湘潭、宁乡两路推进，长沙各国领事，相约往见张敬尧，请将长沙划出战区卅里之外，以免人民涂炭。但张敬尧还做出“战长沙”的模样，当晚10时，第十一师长李奎元跑到督署打听军情，张敬尧还神气十足地说：“我决定死守长沙，与长沙共存亡！”李奎元退出后，这位宣誓要与长沙共存亡的北洋骁将，就下了一道紧急命令，把新建的“镇湘楼”和军火库焚毁。提起镇湘楼来颇为可笑，原来是他听信术士“化三千”劝他镇压邪气而修建的。这一来，使长沙城腾起了一片火光，隆隆的爆炸声，使长沙老百姓有如亲历罗马焚城。大火烧了几天几夜，这位北洋骁将张督军就在火光和爆炸声中逃之夭夭。
湖南人民在张敬尧统治下，挨了两年零三个月。以前请愿驱张达一年之久，而张敬尧的地位却屹立不动，怎知吴佩孚一撤防，湘军一发动攻势，不到半个月，张敬尧的七八万众竟不堪一击，望风披靡而溃。
张敬尧之败是意中事，这不是偶然的，其原因是：
第一，张部官兵都发了财，谁也不愿打仗，兵士普遍厌战。
第二，张敬尧自己不到前方布置军事，却在后方忙于搜刮，忙于搬走家眷和财富，这就大大影响了前方士气。
第三，段祺瑞的注意力集中在直皖两系的主力战，无心照顾到张敬尧，也没有军队来增援湖南。
第四，在湖南战场上属于直系的范国璋、李奎元、冯玉祥等军，都不想为张敬尧卖力。
第五，湖南人民同仇敌忾，纷纷自动组军参加驱张战争，用扁担、锄头作武器，到处切断交通，夺取北军的武器辎重，使北军腹背受敌。
张敬尧逃走后，李奎元率领第十一师经过平江向通城退走，张宗昌率领暂编第一师由攸县、醴陵向萍乡退走。张敬尧直属第七师和湖南暂编一二两师除向岳州退走外，大部分都被湘军和沿途埋伏的游击消灭。在长沙到岳州的大道上，北军沿途大烧大杀，十室九空，这与两年前张敬尧率领第七师由通城到平江的情形一样。这时张敬尧才知道他遇到的敌人不是三千支破枪的饥饿队伍，而是三千万湖南人。
6月12日下午4时，湘军先头部队湖南警备司令李韫珩率领所部由湘潭赶到长沙，湘军总指挥赵恒惕于14日到省，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督军谭延闿于17日到省。这时的长沙还是一片烽火，长沙街道本来很窄，破衣烂衫的湘军开进来后，无一家不放爆竹欢迎，市民摩肩接踵欢迎拯救自己的军队：“老总呵，辛苦你们了，谢谢你们。”老百姓和军队有的拉手，有的拥抱，妇女则流着欢喜的眼泪，泪海中浮动着一片欢声。很多平日足不出户的老太婆，也扶着孙子或是柱着手杖挤上街头，有的则把家中最好的食品搬出来劳军。湘军真是叫化军，衣不蔽体，满面风尘，臂章上有16个字：“救国救乡，在此一战；勇往直前，拼命杀贼。”
长沙的督军署也被烧毁，谭延闿进入长沙时，督署余烬未熄，乃改以又一村讲武堂为临时总部。
欢欣鼓舞的长沙城，为了庆祝重见天日，乃在又一村讲武堂的广场举行“欢迎驱张将士大会”，谭赵两位凯旋英雄被与会人士热烈招待，谭即席讲演，他说：“你们今天来欢迎我，我哪里敢当，我今天是来向三千万父老兄弟请罪的。我们过去不能保卫乡土，让北洋兽军蹂躏你们，你们陷入水深火热日子中，我们实在太对不起你们了。”他一边说一边激动得流下眼泪，热泪从他黝黑的脸上淌下，引起了无数人的眼泪也流了下来，这是真情的共鸣，人性的解放。谭最后说：“我们之所以能以这么少的军队打败敌人，应该归功于赵总司令，他是劳苦功高的。”于是台下都是一片掌声，全场的眼睛都望着赵恒惕，这位百战骁将虽然在战场上生龙活虎，可是在这种场面中却红着脸，流着汗，不肯站起来讲话。
湖南省议会于6月13日发表元电指出湘军驱张是由于张敬尧作恶多端，是对张个人，电云：
“……湘民悲号呼诉，卒无一效，欲死不能，求生不得，遂至起而自决。此举出于自卫，纯系对人问题，并无南北之见。……”
这个电报颇有政治作用，把湖南问题和南北问题分开，把湘军驱张说成是湖南人民自救自卫的行动，与湘军所揭橥的“湘事湘人自决”，及徐世昌的看法“湖南问题是局部问题，是对人的问题”一致。
谭延闿也分别电请岳州的范国璋、常德的冯玉祥，请他们自动撤出湘境。同时通电南北，郑重声明：“湘人以驱张为目的，与南北之战无关，湘军仅以收复湘境为止，决无侵犯邻省之意。”这表示湘省当局希望实现救省愿望而无害于大局。当时南北虽然对垒，实际上南北双方内部都已分裂，自顾不暇，湖南人的驱张目的遂能达到。
张敬尧从长沙逃到岳州后，依然故态不改，他手下的残兵败将霸占民房，****抢劫，杀人放火，无法无天。不过张敬尧知道自己没有可能再回攻长沙了，而岳州也非久居之地，躲在洞庭湖上的江犀舰上，也学了吴佩孚自请撤防那一套，请求撤防北归。他的打算是想回徐州仍任苏、鲁、皖、豫四省边防督办。他的请求电报简直有点哀告：“……如不获请，兵士不服约束，惟有孑身隐遁。”北京政府对这个弃职逃走的败军之将，不像以前那么温厚可亲了。19日北京政府派张文生为四省剿匪督办，以阻止张敬尧企图回任，同时以严厉的口吻告诫张：“该革督不得擅离岳州，否则执法以绳！”
北京政府责成张敬尧查明战败责任，张敬尧立刻就检举自己的四弟张敬汤临阵退缩，其义子张继忠轻弃衡山，请予以褫夺官勋处分。6月24日北京政府下令：张敬汤、张继忠临阵退缩，均即革职，着该督派员押解来京惩办。并称：“该督业经革职，此次检举，尚能不循亲私，应从宽免议。”
6月23日湘军开始向岳州前进，25日占领新墙，张敬尧不待湘军到来，就从岳州逃走，临走前发出宥电，解释为什么放弃岳州，他说：“彼众我寡，非战之罪也。”同时把战败责任推到范国璋和张宗昌身上，怪他们坐视不救，不战先逃。他的电报说：“前清中东之役，西人咸谓非中国与日本战，乃直隶一省与日本战耳。质言之，即文忠（李鸿章）一人与日本战。以今视昔，何以异哉！”徐世昌看到这通电报，拍案大骂：“张勋臣比拟不伦，真是该死东西！”
6月30日张敬尧逃到了汉口，北洋政府已发表了要他毋庸留任的命令，他听说继任人吴光新已到汉口，就把湖南督军和省长两颗大印带在自上来见吴，要挟吴索200万元为交印代价。吴光新一口气回绝他说：“你就是不要一个钱，这两件东西我也不要，你还是留着待价而沽吧。”7月1日张敬尧过武昌拜会王占元，自称所部尚有一师一旅约2万人，要求接济军饷，说着竟放声大哭起来，同时双手把督军省长两颗大印也交了出来。北京政府发表吴新田代理第七师师长，收容了张部七八千人。7月6日冯玉祥旅由常德退往鄂西，因此湖南境内便没有北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