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团事件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18日奉军张作霖大举入关，第二次直奉大战也全面展开。孙中山先生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北伐统一，而此时北方军阀的大混战不啻为天赐良机。在反对贿选的曹锟北京政府上，他与奉系张作霖，皖系卢永祥曾经建立了反直三角同盟。因此，在江浙战争爆发后孙中山即决定出师北伐，这也是一种义务。于是9月4日在大元帅府召开筹备北伐会议，决定湘、赣、豫各军全部参加北伐，滇、粤军各抽调一部随行，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迁大本营于韶关，广州设留守府，派胡汉民代大元帅并兼广东省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兼领广东财政厅长、军需总监，许崇智为军政部长，李福林为广州市市长。
同时，连续发表了著名的《北伐宣言》，以及《告全国军民文》、《告粤中父老文》，以取得舆论上的先手。还对盘踞东江的陈炯明叛军发出了通令：“如愿幡然悔悟，相率来归，本大元帅当许其自新；否则径帅所部驰赴福建，以为浙江声援，亦必许其以功自赎。”
9月20日，孙中山在韶关举行北伐誓师典礼，并将各军改称建国军，随后各军相继向湖南、江西出发。颇值得称道的是樊钟秀的建国豫军，只三千健儿，高举革命大旗，间关数千里，转战数省，很快便突入河南。
正当孙中山四处奔走，绞尽脑汁为北伐军筹集军费、军械之时，广州却发生了商团叛乱事件。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广东商团的建立可以上溯到辛亥革命前夕，最开始是广州商民维持社会治安、保护商家生命财产安全的自卫武装，从不参与政治。商团成员所需枪械服装是自备的，因此上出丁的都是一些大商家，由一些少东或高级雇员充任团员，也有少量雇人担当的。小商小户出不起人员装备，就按月支付一定的费用。商团的领导权理所应当的归各地商会，由一些当地的强势人物担当团长。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港英帝国主义的支持，商团势力发展很快。当孙中山实行了联俄、溶共政策之后，广州政府渐渐变红，更引起英帝的警惕，于是开始刻意扶植商团武装，与孙中山为敌，甚至阴谋颠覆政府。至1924年6、7月份，广州商团已发展到十个团，6000余人，佛山商团1600余人，分为12各分团，并与近郊地主们控制的46个乡团相结纳，组成47个乡联团保卫局。江门商团虽然成立较晚，也有1000余人，而且装备好，还有机枪。全省共有50000人，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
1924年2月，粤省商团公所召开委员会议，决定将广州商团重新编成10个分团，共有团员8000人(其中4000人为后备)，全省共有5万人。随后，在商团的年度选举中，广州总商会会长、香港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当选为团长。陈廉伯，广东南海人，是中国第一家以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厂主陈启源（1834-1903）之子。到了陈廉伯这一代，其家族在广东的丝织业以及与之相关的进出口业乃至金融业等，均有显赫的地位。势力大了，陈廉伯渐渐产生了政治野心，他推崇华盛顿的成功模式，欲成立一个商人政府。
广东商团的不断发展，实际上是辛亥革命后南北军阀长期混战、国家长期不统一、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造成的。如果社会是安定和有序的，维持治安(特别是专职)应该是政府的责任。但是，在当时情况下，一方面，对于政府来说，管治能力削弱，警察经费紧缺，力量单薄。更严重的是，匪患不已甚至兵匪一家，军人根本不把警察和司法机关放在眼里。另一方面，对于商人来说，他们自信地认为，十余年来，“粤垣政局迭变，商场未大受蹂躏，皆商团自卫之力”，他们信不过警察，也信不过防军，“官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是当时普遍存在的心理。
对于商团的发展，广东历次政府都是采取支持或默许的态度。1919年7月，当广东桂系政权统治发生危机时，广州商团决定‘循旧例‘武装巡逻。1923年4月，粤省商团总公所就近日社会治安恶劣，向当局要求商团军昼夜上街巡逻，并佩带‘粤商团军‘标志，省长徐绍桢予以批准。同月，由于水路治安恶化，大元帅府颁布‘筹办全省船民自治联防章程‘，鼓励航运商人筹建商团。次年5月，广东内河航商商团成立。
1924年1月14日，孙中山出席广州商团和警察联欢会时发表演说，称‘商团和警察的责任是维持治安‘，并说：‘警察是政府的杌关，商团是人民的机关，今天商团同警察是正式见面的第一日，也就是政府与人民结合的第一日‘。孙中山还要求商团，作为有枪阶级，‘也应该担负革命的事‘，‘不可再守中立‘。
对于孙中山的提议，广州商团的领导层并没有积极的响应。在此之前，廖仲恺曾与陈廉伯彻夜长谈，希望他加入国民党，以其在广东商界中的名望和实力帮助孙中山的革命。对此，陈曾予以婉拒。表面上，他以身家性命重要、不宜卷入党争、政争为由，实际上反映了在共产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政策及工农革命运动兴起后，商人出于阶级本能的恐惧。他们承认：‘自共产之说倡，我国资产阶级、商人阶级，靡不惴惴然若大祸将至，其深恶而痛绝之，至矣极矣‘。6月29日，当孙中山在广州北较场检阅广东警卫军、武装警察和广东商团军并举行授旗仪式时，参加仪式的商团军对孙中山所授商团军大旗中印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小旗表示不满，认为这将丧失商团军的中立性。
‘商团事件‘发生前的两、三个月间，广东各地商人罢市异常频繁，到处弥漫着对政府、军队的不信任态度、愁怨之气和逆反心理，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最典型的例子是各行商人联合罢市、拒用中央银行纸币、各地商团联手抗击军人盘剥。
1923年以来，虽然商人罢市已相当普遍，但基本上还是以本行业为主。1924年5月底，当广州市政当局宣布实施‘统一马路两旁铺业权办法‘，开征‘铺底捐‘这一几乎涉及所有商铺的措施时，惹起各行商人众怒，差点酿成全城总罢市。后来，当局虽然顺从民意，取消了这一措施，但广州商人已经历了一次联合罢市的预演。
当中央银行宣布成立时，商人对政府强烈的不信任态度集中表现出来。早在1923年初重建大元帅府时，孙中山已经下令筹建中央银行，任命宋子文为行长，并委托美国钞票印制公司印制了正面有孙中山头像的纸币。但是，由于准备金无法解决，该银行一直开不了业。直到1924年8月，才正式公布中央银行组织章程，称该行‘资本额先定为国币1000万元，中央银行资本募集外债1000万元充之‘，并‘有发行货币的特权‘。8月15日中央银行一成立，广东银业公会就于17日召集同业大会，对多年来政府不仅不下力气恢复停顿中的中国银行广东分行和广东省银行，令持有这两个银行的纸币者大受损失，反而又开新银行、发行新纸币感到十分不满，同时对广东政府能否为中央银行筹集到1000万元资本金颇为怀疑，决定18日全城银业罢市，一致拒绝‘此项无兑现纸币发出‘。金融停顿，对困境中的政府财政工作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
广东商团成立多年以来，基本上是各地各自为政，相互间虽然有联络，但很少有行动上的联合。1924年中，由于社会治安恶化，各地商团有了联合行动的要求。5、6月间，广州、佛山、番禺、东莞、顺德、清远、江门、香山等108个商埠代表在广州商团驻地举行全省商团代表大会，决定组建‘广东省商团联防总部‘，推举陈廉伯为总长，佛山商团团长陈恭受任副总长，并宣布于8月13日举行联防总部成立庆典。会议还决定各埠集资，由商团联防总部统一向国外订购武器弹药。7月初，驻顺德九江的滇军因强行开征蚕丝附加税并收缴当地商团、乡团枪支导致严重冲突。九江商会和乡民联名致电广州商团总部，要求按照‘联防协议‘出兵增援。于是，广州、佛山的商团派队支持，各地的商人也纷纷表示声援，迫使滇军撤出九江。事后，上海的商业报纸发表评论：‘兵多而不能防匪，反为民害，人民厌恶军队之心甚于恶匪，此种仇怨之气积之愈久能不如九江商团奋然而起耶？‘
广东商团组织形成规模后即开始购置武器。以往，他们一般是先向政府申请备案获取许可证，从政府所属的广州石井兵工厂购置武器，也有向别处购买。在扣械事件发生前，粤省商团公所已曾两度向当局申领许可证，预备向国外订购武器弹药，均因其它原因未购成而致许可证失效。
1924年8月10日，广东商团于两月前向国外订购的一批价值约100万元的枪械弹药（包括步枪驳壳枪共计10000枝，手提机枪42挺，大炮两门。）运到广州。当商团欲凭大元帅府军政部于8月4日颁发的、有效期为3个月的枪械进口许可证向海关领取这批武器时，被粤海关税务司告知，非有大元帅府的命令不得提取。初时，大元帅府指这批枪械的进口许可证在时间上不合常理（武器在两月前订购，许可证在武器到岸前6天才申领），疑为私运武器，宣布吊销这一进口许可证。后来，经过一段时间调查，大元帅府秘书处公开承认这批武器确为商团所购，并非私运，只是申领许可证时在时间程序上出错。
既然如此，为何‘扣械事件‘最终还是走向激化，从而导致‘商团事变‘发生呢？研究整个事件的过程可以发现，在解决事件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来自明的、暗的金钱交易贯穿其中，反映出当时社会业已存在的财政、经济危机，并一直影响着事件的解决过程。
还在枪械即将到达、陈廉伯等商团负责人忙于申领进口许可证时，已有政界要人找上门来，声称如每枝枪缴交60元港币的佣金，即可保证安全起卸这批武器，为商团所拒。后来，经粤军总司令部高等顾问兼粤汉铁路总办许崇灏从中牵线，商团花了5万元向大元帅府军政部申领到进口许可证。由于有这一内幕，因此，当孙中山下令扣留商团的这批进口枪械、吊销军政部所发的许可证时，粤军一批高级将领如许崇智、魏邦平、李福林、梁鸿楷等均表示不满，主张以妥协方法解决问题。
枪械被扣后，商团不甘于此，多方活动。除发动商人公开向政府请愿外，还设法通过‘调人‘从中斡旋。8月18日，商团代表在南海县长李宝祥的引领下，前往大元帅府面见大本营总参议胡汉民。胡指出商团此次在购械时手续上有不合之处，他提出补救办法是，每枝枪另向政府缴交60元，由政府重新核发手续。这批武器中有步枪、驳壳手枪及大、小手枪共9641枝，以每枝60元计，共57。8万余元，这对当时处于财政极度困难中的广东政府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此外，还未包括一批机关枪和1000余箱子弹的处置。次日，大本营秘书林直勉等３人前往粤省商团公所，代表孙中山宣布政府解决‘扣械事件‘办法，其中就包括了胡汉民的提议。林直勉等人还对商团中人称，‘政府正在财政支绌，诸君爱国爱乡，当不吝此区区‘。
对于政府的要求，商团认为难以接受。各地商团代表在佛山商团团长陈恭受的召集下，在佛山召开秘密会议，议决发动省城及各属商人罢市，以作‘消极的抗拒‘。8月22日，佛山开始罢市，25日，广州及附近县镇全面罢市。
这次罢市不同以往个别行业的罢市，带来的只是局部的影响。而各地商人联合罢市，其影响是广泛的。仅经济方面而言，商人停止向政府纳税，无疑立即切断政府的财政收入。当时，广东政府在财政上毫无库存，每日巨额的开支仰仗于实时的税收。如果税收中断，无疑马上动摇孙中山政府的统治，这正是最令人担心的。在大罢市发生前，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已经宣称，不怕与商团开仗，只怕商人罢市。因为一旦发生罢市，就会税收断绝、金融停滞、军心摇动，东江陈炯明军会乘机反攻。
大罢市发生后，截取广州、佛山一带大部分税收的滇军大为紧张。其将领反对孙中山以武力强迫商人开市的主张，称‘滇军饷源，全在省城，若令省中商场受军队践踏，即不啻自断其饷源‘。罢市次日，滇军将领范石生、廖行超立即界入调停。29日，在范、廖的主持下，与商团订立含有陈廉伯悔过、宣誓效忠政府、当局7天内发还枪械、商团向政府报效50万元﹔商团改组后归省长节制、商店复业后军队回防及商团联防改组等6顶内容的协议。同日，孙中山对这一调解协议基本表示认可。协议签定后，商人陆续复市。
几天后，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揭开了反直战争的序幕。孙中山认为这是他实践反直三角联盟、在北京实行‘中央革命‘、推翻北洋军阀的极好机会，于是决定立即出师北伐。9月4日，孙中山召开会议作出决定，湘、赣、豫军全部参加北伐，滇、桂、粤军抽调一部随行。
但是，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大元帅府并没有强有力的财政支持，更妄论政府自身正处于极度财政困难中。而占据富庶之地、截收财源的滇、桂军等，根本无意离开他们赖以敛财的地方开赴前线。尽管困难重重，孙中山还是义无反顾，坚持出师北伐。2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北伐誓师典礼后出发韶关，大本营迁往韶关，广州设留守府，胡汉民任留守大元帅。
按照8月29日签订的6项协议，政府应在7天内发还所扣枪械。时限过后，承诺并无兑现。于是，商团又开始鼓噪罢市。实际上，商团的枪械未能如时发还，与当时正在紧锣密鼓、而又缺饷缺械的北伐有关。9月12日，胡汉民在给范石生的函中称，‘政府北伐，固我粤人所当尽力者，则商人如何设法，为政府筹措二三百万之入款‘，‘令我北伐军费有着，师行无滞‘。9月18日，在大元帅府召开的北伐军事会议上，各军总司令提出为了筹集北伐经费，要求政府在与商团订立的还械6条件中，额外附加要商团代筹北伐经费300万元的内容。事实上，本来就不愿开赴北伐前线的滇桂等军将领，现在借口饷械缺乏，更有了拒绝执行命令的‘充足‘理由。
此后10余天，商团仍然为还械协议中增加索款一项与政府争持不下，直到双方矛盾再次激化。10月4日，广东商团以尚未领回被扣枪械为由，联络广州及100余个县镇在佛山开会，决定发动笫二次罢市，并再次前往广州向政府表示抗议。9日，孙中山令发还部分枪械给商团，但商团以所发还的非原枪械且坚持全数发还为由，于同日发动全省罢市。商团指责政府早已将他们所购枪械分给各军，虽然只是商团单方面的指责，但在当时北伐紧急、饷械皆缺的情况下，商团从国外购进的性能较先进的武器被挪作北伐亦不足为奇。孙中山去了韶关后，在给蒋介石的函件中，也曾提到要蒋设法将扣留商团的子弹运往韶关。
‘扣械事件‘发生后两个月里，孙中山一直未下武力解决事件的决心，甚至打算藉北伐离开广东这个‘不生不死‘的是非之地。后来由于蒋介石、胡汉民等的强烈反对以及来自苏联政府的财政援助才使他放弃了这一决定。
早在1923年初孙中山与苏联政府签订《孙文越飞宣言》时，对方已承诺要给孙中山的革命提供财政支持。但直到一年多后的1924年10月7日，也就是广东商团正在发动第二次大罢市时，由苏联军舰装载的第一船武器弹药才抵达广州黄埔。这批武器对孙中山尤如雪中送炭，既给他带来了惊喜，同时也鼓舞了他的斗志。
在此之前，孙中山对苏俄政府代表的意见并非每事言听计从。当时在广州的苏联政府代表、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鲍罗廷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孙中山放弃广东、仓促北伐的决策，极力主张镇压商团，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孙中山的军事总顾问、苏俄将军加仑也坚决反对这一‘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坚持‘除非有巩固的后方(广东)以及各邻省出现有利于北伐的形势，北伐才能成功‘。但当时孙中山并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坚持出师北伐。
现在情况不同了。苏联第一批武器援助到来后，以后还将陆续有来，孙中山必须重视鲍罗廷、加仑等人的意见。10月9日，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函中，提出为了对付商人罢市后的局面，要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一崭新的名词显然由苏俄引进。孙中山镇压商团的决心一定，鲍罗廷即为他拟定了详细的镇压商团的计划。
10月10日下午，****广东区委发动工会、农会、青年团及广东工团军的五六千人召开“双十警告节”大会，周恩来在会上讲话，警告商团，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商团，杀陈廉伯，拥护革命政府”等口号。在太平南路（今人民南路）西濠口，游行队伍与商团军发生流血冲突，被打死20多人，伤100余人。商团军在西关构筑街垒，封锁市区，张贴“孙文下野”、“打倒孙政府”等标语。入夜，陈廉伯之弟陈廉仲在沙面召集邓介石、李颂韶等商团头目会议，决议新老城各分团团军14日下午5时集中西关，计划于15日拂晓出动占领省署、公安局以及财政各机关。
10月12日，由孙中山自任会长的‘革命委员会‘成立，鲍罗廷为顾问，领导解决商团问题。13日，广州宣布戒严。吴铁城率警卫军自韶关赶回，随后3000余湘军亦启程回师。14日，省长胡汉民下令解散商团，鲍罗廷、蒋介石、廖仲恺、谭平山等指挥黄埔学生军、警卫军、工团军、农团军以及驻扎广州的滇桂军等同时出动，镇压商团，捉拿骨干分子，收缴商团枪械。至20日，广州、佛山、东莞、顺德、江门、清远等地商团陆续被缴械、遣散，以‘扣械事件‘引发的‘商团事变‘最后终于以武力平定收场。商团军虽然服装整齐，装备精良，但是毕竟不如正式军队训练有素，而且开枪杀人毫不犹豫，所以很快被平定。在镇压商团过程中，最为那说不清楚的就是西关一战。当时负责解决西关商团军主力的是滇军杨希闵部，因为全广东就滇军势力大。但是杨希闵得了重贿，进攻不积极。于是代帅胡汉民乃派出李福林和湘军会攻西关，这两部人马出身复杂，善于巷战。但是西关是商业繁华区，为防兵燹、盗匪，在街垒上层层建立铁栅、木栅，甚为坚固。两军激战一天，久攻不下。于是又派出吴铁城的警卫军和黄埔学生军参战。不知是谁最终想出了用火攻的办法，肯定不是广州人，于是一场大火烧毁店铺1000余家。大量不法军人、地痞和土匪乘机烧杀抢掠，其结果是悲剧性的。有资料称这次事变中的财产损失接近5000万港元，平民死伤约2000人。其中，黄飞鸿的“宝芝林”就在此次事件中焚毁。政府向未有遭受损毁的商户收取保护费，对参与商团的商户收缴枪械并罚200元，否则“任兵焚劫拿人，政府不负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