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郭松龄的反奉之战，使奉军内部元气大伤，一时无力再与国民军争雄；天津之战国民军又驱逐了李景林。表面上看，北方政局似乎完全在国民军的掌握之中。
1926年初，国民军又增添了四军、五军两支队伍，声势更为壮大。
郭松龄失败后，其在山海关的余部在魏益三的率领下，继续坚持反奉的立场。魏益三，字友仁，直隶藁城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习炮科，曾在陆军第一师蔡成勋部任连长。1917年入陆军大学，毕业后到参战军第二混成旅褚其祥部任职。1921年投东北军，任张学良第三混成旅参谋长，第二十七师参谋长，1924年任东北炮兵第二旅旅长。郭松龄起事后，他出任参谋长兼炮兵总司令，后又任第五军军长，留守山海关，以防御李景林军。郭松龄在巨流河战败身死的消息传来后，其部大多数愿意拥护魏，继承郭松龄的遗志。正在他们行止未定之时，冯玉祥于12月25日给魏益三拍来一封电报，哀悼郭松龄的牺牲，并鼓励他继续干下去。12月26日，冯玉祥派李烈钧、方声涛携十万块大洋及两万袋面粉前来慰问魏部。李向魏提出，冯玉祥准备了两个职务让他自行选择，一个是继任郭松龄东北国民军总司令原职；另一个是国民军第四军总司令，隶属国民军系统。1926年1月3日，魏益三在山海关通电就任国民军第四军军长。通电称：“……我郭总司令举义之始，即与冯督办有所结合，今者我将士选次集议，众皆签名，以竟我郭总司令未竟之功……”。魏将所部六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工兵营编为三个旅，共约一万五千余人。
此时，以张学良为总指挥的奉军向山海关进逼并攻占了九门口，魏益三部退至昌黎、滦州，并会合国民军一军唐之道部设防抵御。冯玉祥在名义上已经下野后，孙岳为国民军代总司令，也派代表来与魏联系，送来五万元饷银和多袋面粉。2月7日，魏率国民军第四军遵孙岳之命移驻保定，以避奉军锋芒。与此同时，孙岳还给魏以国民军三、四、五军总指挥名义，以节制驻防保定各军诸部。
1926年1月18日，山东直鲁联军第二十师师长方振武在山东肥城宣布与国民军合作。方振武，字叔平，安徽寿州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参加1908年熊成基起义。辛亥革命
时，他参加光复南京的举义；二次革命时，任革命军辎重营营长，曾率一营在徐州与北洋军血战。失败后，他东渡日本，入国民党主办的浩然学院及尚武学堂，并参加中华革命党，回国后，任广东孙中山大元帅府海军陆战队司令。陈炯明叛变后，他流落上海，后因曾与张宗昌同为陈其美部下而有旧，在国民党人冷通以少屈一时的劝说下暂时依附于张。他在张宗昌部，仅被任命为别动队支队长，但努力培养实力，等待时机。1925年，张宗昌力图南下，任方振武为先遣梯队司令。方率部到江苏，协助卢永祥战败齐燮元。故此，所部扩编成旅，返回山东不久，又扩编为师，并驻军在德州。方振武治军严明，所部纪律井然，在张宗昌军中大有鹤立鸡群之势。当张宗昌败退济南之时，国民党人曾劝方倒张，但他碍于情义，一时
犹豫，从而坐失良机。但是，他见张宗昌预征山东三年田赋，忍无可忍，其妻弟又在国民军一军中任职，所以，在徐谦等人策动下，决心与国民军合作。他在通电中称：“武等待集于直鲁豫三省边界，冀与冯岳孙诸帅合作。从此整我师旅，为和平之保障，作民众之干城，摧世界之强权，谋国际之平等”。通电还宣言讨伐张作霖，并代请徐谦为其部驻京代表。是日，孙岳电请方部参加北路抗奉战争，并予以国民军第五军名义。方将所部编为三个旅另二团三营，第一旅由方自兼，第二旅旅长阮玄武，第三旅旅长郑直；另有炮兵团、教导团，共约六千人。此后，方率部向直鲁豫边境转移。张宗昌派娄明清部追击，与方部在濮阳激战三天三夜。方部将其击败后北上，向直隶大名方向转移。1月25日，段祺瑞任命方振武为直鲁豫边防剿匪司令。
此时，冯玉祥虽然对军事形势比较乐观，但对改造时局还拿不定主意。他还没有改组中央政府的军事实力，又没有依靠革命人民的决心。因此，他权衡利弊，认为段政府还有可利用的价值，甚至还有万一战事不利把段挟持出走的打算。故一再表示对段的支持，并有命令鹿钟麟约束北京人民的革命行动之举。
此时，段祺瑞也极力取悦国民军，先后罢免了吴光新、朱深、卫兴武等人的职务或兼职；特任命贾德耀为陆军总长，陈****为财政总长，并任命国民军系统的熊斌、过之翰分别为二部的次长；鹿钟麟兼署京师警察总监及督办京督市政事宜。这样，北京的警务及市政权力也被国民军所控制。此外，段还先后发表免除阚朝玺、李景林职务；宋哲元任热河都统，孙岳任直隶督办的命令。他为了讨好国民军，特意让贾德耀担任由吴光新旧部等改编的三个执政府卫兵旅的司令，并可归国民军节制。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军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段祺瑞政府。北京一时出现了国民军“独霸”的政治局面。但是这种所谓的好日子也没持续几天。
祸兮福所伏，国民军完全是自己把自己放在风口浪尖上，成为众矢之的而不自觉。
首先是冯段之间关系破裂。1925年12月29日，徐树铮突然在廊坊被国民军张之江部处死。这是对段祺瑞的沉重打击。段一向视徐为自己的政治灵魂，在苦苦支撑的政治残局中指望对他有所借重。段祺瑞重新上台后，由于徐与国奉两系都有很深的积怨，没有敢让他进京参与政要，只命他以执政府专使的名义赴欧美活动。徐树铮在海外到处遭到华侨和留学生的反对。他到德国柏林后，留德学生包围了中国驻德公使馆，逼迫公使魏宸组立字为据，以其身家性命担保徐在国外不借外债，不购买军火，不进行任何卖国勾当，并让其立即离开德国。12月10日，徐由日本返抵上海，曾发表恢复旧国会和拥段为总统的主张，并竭力鼓吹北洋军阀奉、直、皖三派以段为领袖，重新大团结，来对抗日益兴起的国民革命。随后，他又与孙传芳联袂抵南通访张謇，密筹“安抚东北，联络东南”，企图以孙传芳的地盘为基础，拥张謇上台，另搞第三种政治局面。12月20日，徐由上海到天津。段祺瑞闻讯后，曾派人阻止他进京。但是，徐树铮自认为曾接到冯玉祥让其北上的邀请，故有恃无恐，并于27日到京。段祺瑞为了增加徐的政治资本，以接见外国公使的礼遇接见了他。徐还出席国务会议，报告考察各国的情况，大肆招摇。此时，冯玉祥让陆建章之子陆承武带人从张家口到京伺机对徐行刺。但是，陆大少爷实在无能，居然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段得到将有不利于徐行动的密报后，催促徐立即离京。29日夜，徐树铮乘专车赴津。冯玉祥得知徐已出走，在张家口命令鹿钟麟，让他设法将徐逮捕枪决。鹿钟麟通知驻廊坊的张之江，让他执行了冯的命令。事后，国民军指使陆承武发表通电，自称亲手杀死了徐树铮，得报七年前的杀父之仇。冯玉祥此举，既是泄私愤，也是为了打击皖系，使段政府更容易为国民军所操纵。段得徐死讯，失声痛哭，但深知“所谓仇者伪也”，终不敢下令抚恤及惩凶。此时，段祺瑞心灰意冷，一度有倦勤之意，但终不甘心。可是这已经由不得他了。
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吴佩孚于12月31日突然发出通电结束讨奉战争，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结成反冯的联合阵线，冯军在京畿及直豫两省的地盘受到奉军和直军的大包围，而孙传芳亦响应吴佩孚结束对奉战争，冯玉祥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于1926年1月1日通电下野。电云：
“（衔略）吾国苦于战祸，十四年于兹矣。杀人盈野，所杀者尽为同胞。争端百出，所争者莫非国土。老弱转于沟壑，少壮铤而走险。鞭弭周施，相习成风。金钱万能，群趋若鹜。礼让之大节尽失，国家之信念无存。军阀祸国，人民切齿，痛定思痛，于斯极矣。玉祥自去岁倡导和平以来，本期从此息止内争，专意建设。是以远投边塞，拓土移民，举凡开渠植树修路造林诸端，无不提倡。恤贫、养老、兵士屯垦诸策，无不推行。以过事实，谅所共见。不期跋扈者，不戢其心，攀附者，助长其势，屯军淮上，饮马江表，势欲席卷海内，雄霸中原，横暴既张，义忿斯动，以是群起对抗，云集景从。孙馨督首义于浙，长驱北指。萧珩督声援于鄂，志切澄清。皖赣邻封成破竹之势，徐淮袍泽挫强敌之锋，未至兼旬，溃退千里。人心向背，于斯可知。犹复野心未死，强逆趋势。驱师入关，转而图北。用兵弗戢，陷于****。郭军长（松龄）痛于东省人民水热之困，深怀故国荆棘之悲，爰整师旅，为民请命。返旆之初，芳岑（李景林）原约援助。迨至榆关战捷，孤军深入，乃芳岑二三其德，对茂辰（郭松龄）则顿违前约，对玉祥则通电诬蔑。玉祥为促进和平计，不得已而用兵。现在芳岑溃逃，京津肃清，直省负责有人，中原不日底定。不图郭军长将近沈阳，一朝颠覆。道路相传，闻已殉死乡国，未遂初衷，终成尸谏，果系事实，殊堪悼惜。雨亭（张作霖）经此痛创，渐有觉悔，善战者当服上刑。舟中人尽成敌国，古训昭垂，可资警惕！玉祥鉴于武人专断，每恃战胜余威，把持政权。追溯往事，辄为痛心。此次侥幸克捷，胜亦不武。又何敢贪天之功，自贻伊戚。值兹千钧一发之机，彻底澄清之会，仍宜本和平之初衷，谋国家之改造。但愿战事从此结束，人民得资休养，玉祥个人应即日下野，以卸仔肩。如是，则造疑惑众者，可以息止。而挑拨是非者，失所凭依。至于国家大计，执政硕德耆老，万流仰镜。子玉（吴佩孚）学深养粹，饱受挫折，当能不念前嫌，共谋国是，孙馨督（传芳）、萧珩督（耀南）、方耀督（本仁）、阎百督（锡山）、岳西督（维峻）、孙禹督（岳）共起义师，克奏奇勋，均为不世之功。从此延请国内贤豪，公开讨论。建设大法，纳诸轨道。凡关于国计民生，自宜各纾伟抱，共济艰危。玉祥既无学识，又乏经验。以之治国，无益苍生。以之治军，定累袍泽。与其遗误将来，见讥国人，莫若早日引退，庶免咎戾。除另呈辞职外，当即时解任，还我初服。所有国民军名义，早经通电取消。此后咸属****，不再沿用国民军名义。自电达以后，凡以政事而见教之宾客，一律敬谢。凡因职位而惠赐之文电，恕不作答，以示决心。玉祥解职而后，拟即出游，潜心学问，苟有一得之愚，窃愿贡之国人。谨布腹心，敬祈鉴察。冯玉祥。东。印。”
冯玉祥引退后，岳维峻、孙岳及国民党人士李烈钧、柏文蔚等都致电挽留他。蒋介石、汪精卫也联名劝冯，谓时事多艰，“请消退隐”。段祺瑞也曾劝其留任。但是，冯玉祥仍未改初衷。
1月6日，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刘郁芬、宋哲元等就冯玉祥引退联名通电，重申拥护段祺瑞政府，避免内战，开发西北等政治主张。1月9日，段祺瑞准免冯玉样本兼各职，派他前往欧美各国考察实业；任命张之江继任西北边防督办兼任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甘肃督办；李云龙为陕西督办；刘郁芬为绥远都统；井岳秀为陕西帮办。上述任命均为冯玉祥所请。李鸣钟、刘郁芬实际上并没有赴任新职。
与此同时，国民军开始了对吴佩孚的“修好”活动。1926年1月4日，冯玉祥继发下野通电之后又发“支”电。电文吹捧吴佩孚的“世”电，称其使“袍泽同欣，归本大法，尤佩卓识”。他派段其澍为代表，携已亲笔函，赴汉口向吴佩孚致意，表示愿意与吴合作。
张之江也在1月7日发“阳”电致吴佩孚，表示赞同其“世”电主张，“愿追随我帅之后，入京主政。”岳维峻在复吴佩孚“世”电中表示“钦佩”说：“洗甲销兵，期副钧旨。”张绍曾也为国民军与吴佩孚修睦说项，特赴张家口晤冯。1月7日，他回津后致电吴佩孚称：“昨晤焕章帅谈法统，焕章极赞同”。他主张旧国会议员自由集会，“依法”成立政府，想通过释放曹锟，吴冯携手，实现旧直系新联合等步骤，来恢复自己未经合法手续而被解除的内阁总理，以摄行总统职务。鹿钟麟在给张绍曾的回电中也说：“国事纠纷至此，自非正当解决，无以端根本，表示赞成恢复法统。张之江在名义上主军后，向吴佩孚公开表示，“此后关于国家大计，但期富民利国，之江及诸同仁，无不惟帅是从”。并派代表赴汉与吴“协商时局”。然而，吴佩孚不为冯玉祥对自己的“友好”姿态及张绍曾的努力所动，认为冯仍以在野身份掌握国民军，拒绝张之江等人表示和解的活动。
此外，国民军还大力运动孙传芳，以求与直系其他派系联合。
孙传芳虽然对国民军有所不满，但对奉张的威胁更有疑虑，故对吴佩孚的联奉主张持反对意见，赞成联合国民军反奉。然而，他对吴佩孚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山东局势发生变化后，张宗昌倾全力北上攻打国民军，对江苏已没什么威胁。所以，孙传芳以五省自保为宗旨，对国民军只是虚以委蛇而已。
1926年2月2日，吴佩孚、肖耀南、齐燮元联名发讨冯“冬”电。国民军联直抗奉的企图完全落空。冯玉祥及国民军的所为，不仅没有得到吴佩孚的谅解，反而使自己军心动摇，并逐渐失去了革命人民及左翼人士对己的信任。此后，国民军为控制中央政权而采取保护段祺瑞政府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与革命人民处在对立的地位。因此，冯玉祥与国民军处在一种十分独特的处境。帝国主义及各系军阀头目认为冯“****”，极力攻击他；而人民群众认为他仍是军阀，并日益对其失望。所以，国民军在政治上更陷入矛盾与被动之中。
国民军在公开向直吴示好的同时，还玩弄纵横捭阖的手段，一面与奉系激战，一面与其“信使往返，函电交驰”，谈判求和。这完全是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冯玉祥深知，他与奉方已决无“和”的可能，奉系内部也没有可争取的力量。此举是欲暂获喘息，并以此给直系施加压力，以达求得与其和解的目的。2月1日，张之江致电张作霖，解释“此次京畿之役，乃因芳宸首先挑拨，实非得已”，如“我公明察几微，必仰邀涵谅”。“兹派敝署参议王鸿烈，即日启行，趋赴辕前，面申鄙意，敢请鉴其诚款，晋而教之”。接着，他又派出察哈尔察东镇守使张树声为代表赴奉和谈，声明只要奉军“进到唐山为止”，“愿将热河无条件交还，滦县退出。”对此，奉方派马炳南与鹿钟麟商洽热河、榆关作为缓冲地带。国民军的上述举动是经冯玉祥同意后做出的。鹿钟麟在电复奉方来使时称，“冯上将军以外交危迫，民困财穷，亡国之兆迫在眉睫，镇国何仇，岂堪言哉！热河及榆关，作为缓冲地带，极表赞同，即以张树声任热河都统，并拟设护军使一缺，暂住榆关，请以郭瀛洲任之，即转达奉方，征求同意。”奉方也在谈判的烟幕下，派兵紧逼热河、冀东。
直鲁联军也在加紧沿津浦线北犯。为此，国民军不得不派鹿钟麟亲自赴津南督师抵抗。但是，张作霖反而倒打一耙，说国民军“谋和者乃缓兵之计，意在解决联军，然后，以全力攻我”。实际上，国民军在此时向奉求和虽是权宜之计，但也有几分真意！它已无力攻奉，故决无主动破坏和议的意图。然而，其“今日和吴以抵奉，明日和奉以抵吴”（张作霖语），已不起什么效果。
3月初，国民军收回马厂、泊头等失地，津南方面与直鲁联军的战事一度转败为胜，津东地区与奉军处于相持状态。国民军利用这一时机，继续加紧与奉系的和谈。3月2日，张之江致电张作霖，表示“刻冯公业已下野，本军全体将士，情愿唯我公之马首是瞻，恭听指挥”。10日，张之江、李鸣钟通电解释马厂一战是“为民除害”，而李景林“经此重创，应知所觉悟”，则“和平之期，当不远矣。”鹿钟麟等也通电表示，虽然“李景林贪鄙凶狠……但得息事宁人，仍冀止戈为止”。张之江还宣称“国奉和议，彼本主张”。3月10日，奉方代表郭瀛洲与张之江谈判后，草拟“和平意见”。其中包括：国民军无条件让出热河；“双方前线，同时撤退一百里，以为缓冲”；由奉方维持中央政府，“西北方面赞助之”；对于吴佩孚之事，国民军悉听奉方裁决等。张学良向张作霖转述与国民军谈判时的看法时，也称“据孙督办云，彼方谋和却属诚意，惟恐不得我方之同意”。但张作霖认为，“现在张、李两军正与敌方酣战，未便谋和”。所以，张之江连电请张作霖停战，并于3月12日再派张树声赴沈阳谋和，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实际上，奉直围剿国民军的联盟已在此时基本形成。冯玉祥等国民军领导人却仍然幻想以玩弄权术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无疑是白日做梦。必须指出的是，国民军还有意隐瞒自己主动向奉直求和的真相。
3月初，奉方代表来谈判时，国民军称：“奉张派郭瀛洲、马炳南来京议和”4月初，国民军在与直系靳云鹗等谈判时，也公开对外声称：“田维勤、靳云鹗均有电来京接洽”。张之江派符德贵赴津向张学良、张宗昌等议和时，也宣称，“张学良等人仍进行国奉和议，并派代表二人来京”。为此，奉方称其“手段卑劣”。
国民军玩耍手段，与敌人进行交易，又怕引起进步力量的批评，所以才有上述表演。
1926年3月中旬，国民军的处境更加恶化。其军火奇缺，原指望由苏方从海上补给，但由于俄轮被扣而落空。15日，王士珍、赵尔巽等在段祺瑞的授意下，通电发起“和平运动”。本来，此电被国民军鹿钟麟扣留至18日，但在此后数日内，奉军攻占滦州，形势对国民军更加不利，故又急忙将王士珍等倡和电拾来一用。
3月20日，国民军将领发电表示赞成和平及愿将所部完全撤回原防地点，专力开发西北，不与内争。这是国民军收缩战线，保存实力的策略，也是企图再以首都和中央政权等为筹码，向直系作求和的努力。此时，张之江虽仍继续致电张作霖求和停战，表示“愿听雨帅指导”、“惟命是听”，其代表张树声也在奉天仍谋和不已；但是，此时国民军的谋和重点已经再次放在直系军阀身上了。3月20日，冯玉祥匆匆出国，张之江又燃起了联直的希望。他致电吴佩孚，表示国民军愿撤回西北，请派使入京议和；23日、27日、29日又接连电吴，“陈述冯公去国之期，与全军推戴我帅之诚”，表示“江夙荷垂青，久欲追随左右”，并愿“率领全军听受指挥，28日，张之江还致电靳云鹗称“愿率军远处西北”，而恳代转吴乞和，”30日，张再长电致吴，谓：“国民军亟与贵军合作，以应付奉军，如共同作战，尤所愿也”；并以“至尊方如以驱某为可，亦无不可照办”来暗示对方，国民军可以以与段祺瑞决裂为联合的条件。同时，国民军先后派张廷谔、丁春膏赴湖北活动，企图借二人在鄂的熟人来说服吴佩孚改变对国民军的态度。
国民军此次对直求和与前次还有所不同。
吴手下将领靳云鹗、田维勤等都与国民军较为接近。尤其是靳云颚，自第一次直奉战争以来，一直与张之江关系较好，极力主张吴佩孚联冯抗奉。所以，国民军把求和重点放在其二人身上，希望能通过靳、田等人的关系，推动吴放弃对国民军的成见，实现旧直系的大团结，共同对付奉系。此时，田维勤已经进驻保定。于是，国民军派门致中与田维勤接洽。张之江与鹿钟麟等还致电田维勤，谓：“京师治安关系重要，望即率部北来，共维大计”，并允以京汉路至长辛店其完全让与田部驻防。4月2日，国民军派代表王乃模、何遂到保定与田维勤会商，提出国民军谋和条件：“（一）释放曹锟；（二）恢复法统；（三）将京汉全线交归吴军；（四）国民军驻屯京兆；（五）协同吴军要求奉军退出关外。这也是国民军一军在3月28日会议上，根据张之江主张做出的“愿于和会上大让步”计划的实施。4月3日，王乃模、何遂到郑州见谒靳云鹗，请靳代向吴说项，俾和议速成。4日，张之江电吴，表示“愿回西北，请派田维勤率部拱卫京师”。同日，田维勤派代表王效武、王文正赴京与鹿钟麟会晤。5日，吴佩孚代表耿迺熙应张之江之请到京，对张之江及国民军其他将领“示好”。张之江对此遂有“微”电，宣布与冯玉祥脱离关系，率国民军听吴支配。鹿钟麟则表示愿与吴佩孚合作，可亲赴汉见吴。门致中旋即随耿赴汉，王乃模也由保赴汉，催吴答复和议意见。8日，韩复榘赴保迎田北来，并在见靳云鹗时表示“欢迎吴军驻南苑。”同日，国民军开会决定由鹿钟麟再派熊斌赴保迎靳。9日，鹿钟麟加令韩复榘代表本人赴汉谒吴，“示和平诚意”。但是，何、王与靳、田所达谅解仅为个人的、局部的协议。吴佩孚对国民军议和的态度强硬，坚持要其无条件投降，经其左右幕僚力劝，才于4月5日复张之江“寒”电，提出国民军先交给阎锡山接收，并要张之江亲赴汉口接洽为谋和条件。但是，鹿钟麟对此还不死心，决定发动第二次北京政变，执行冯玉祥出国前已定的最后应急方针。
其实，早在8日国民军就向耿迺熙表示，“请再电吴，欢迎吴军入京”，但这并未引起吴佩孚的注意。4月9日，鹿钟麟派兵包围执政府。段祺瑞事前得到消息并逃入东交民巷。这就是国民军发动的第二次北京政变。
但是，吴佩孚对政变的反应冷淡。11日，他在致张作霖电中称：“国民军无诚意，请按原计划从速出兵，扫荡赤巢。”14日，吴发“寒”电给张之江，称：“除执事与瑞伯下野之将部队交出外，仍别无善者”，对鹿的“电邀”则不予理睬。国民军以倒段降直的目的没有达到。
但国民军还抱一线希望，幻想与直系其他派别联合。鹿钟麟曾派参谋陈希文赴延庆楼见曹锟。曹表示让国民军把直系前方将领找来，要他们帮着国民军打奉军，并派张廷谔偕鹿之代表宋仲良赴保定，迎田维勤来京洽和。田维勤与鹿钟麟会谈后，仅允电述靳并向吴请示，
双方没有达成什么协议。靳云鹗虽然一直坚持联冯讨奉主张，但他不但没能改变吴对国民军的态度，最后，自己也因此而被罢职。国民军借直系部分势力来影响吴佩孚的愿望也落空了。
国民军对奉直的乞和及乞降活动是战略上的根本失误。其领导人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军政形势，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实际上，奉系军阀在郭松龄反奉之后不仅实力大损，而且经济上也十分困难，内部矛盾也更加尖锐。直鲁联军也是新败之后，其实力远未恢复。再起的吴佩孚所部多杂牌军，更无什么战斗力。但是，国民军对此全然不识，一味地对各方妥协退让，从而助长了敌人的气焰，并对自己的士气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国民军三军大部就是在此情况下投降直系的。
总之，不管国民军是假意和奉以争取时间，还是真心联直抗奉以保存实力，都是企图留在北洋军阀集团内的体现。
国民军对直奉军阀的乞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首先，这加剧了其内部的矛盾发展。冯玉祥下野后便指使部下先后向直奉两方进行“求和”。但是，各将领对此的认识并不一致。张之江不仅坚决执行冯制定的对两方谋和的方针，而且走得更远，甚至不惜向两方投降。所以，中国共产党认为他“无中心政治思想，时时破坏进取战略，谋与直奉妥协”。鹿钟麟则只主张联直，尤其是联合靳云鹗、田维勤部，而极力反对向奉做出更大的让步。李鸣钟则游移于鹿、张两人之间，时而与鹿钟麟相左，时而与张有不同看法。《向导》发表文章说：“目前国民军内部很显然有两部分倾向，由其将领分别表现出来。其中一部分表现乃是进步武力，愿继续对奉军阀作战，接近民众；而另一部分则仍如军阀争夺地盘，希图与奉军妥协的心理。现在，鹿钟麟等几个将领代表前者，而张之江等几个将领代表后者。”《晨报》也发表评论说：“据闻现时一。军重要将领对直国合作问题，固已全体赞同，惟合作之程度及条件上如何，则尚未臻一致，其中主张极端合作者为张之江”。
述评论虽不完全准确，但也道出了国民军领导班子中关于今后战略分歧的实质，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不同政治倾向的矛盾斗争。
1926年3月初，国民军在津南方面与直鲁联军的战事一度转败为胜，在津东地区与奉军处于相持状态，在军事上出现转机。国民军趁机抓紧与奉系和谈。3月2日，张之江致电张作霖，表示愿“无条件奉还”热河。但是，张作霖提出国民军应交还直隶，作为双方议和的条件。10日，国奉双方代表拟就“和平意见”十条，其中包括“国民军无条件让出热河；直隶督办由奉方在杨宇霆、张学良、张作相三人中择一任之；调任孙岳为北京警卫总司令并带其所部驻防京兆地区等。12日，张之江又派张树声赴奉谋和，有让直隶之意。但是，鹿钟麟等对此坚决反对。3月14日，鹿致电冯玉祥，称“让热可，让直不可。我两次大牺牲为直，让直何以对人民及阵亡将士？退兵之法由奉先实践，且其狡诈更番欺我，我当固守原防。奉天中坚郭松龄败亡，张宗昌、李景林近又覆败，奈何以数十万敢死之士割地求和？”但是，张之江不顾鹿等人的反对，仍一意孤行，只是由于奉张认为张的主张没有诚意，故其对奉妥协的努力才没有实际结果。
3月中旬，奉军在津东向国民军发起猛攻，直鲁联军在津南也开始反攻。吴佩孚攻取河南后，也进一步沿京汉路北上。国民军处境更加困难。为收缩战线以保存实力，冯玉祥于3月14日密令鹿钟麟等从前方撤退，并运动由王士珍出面通电主和“调停”。但是，鹿钟麟拒不听命，且虚报李景林已完全溃退；同时，指使电报局扣发王士珍15日倡和通电。然而，直鲁联军分三路沿津浦线北上进攻国民军，韩复榘已力不能支；奉军先后占领卢龙、迁安、乐亭等地；直系靳云颚部也进抵石家庄。国民军已处于三面包围之中。3月18日，鹿钟麟被迫把王士珍等人的“咸”电发出。20日，张之江、李鸣钟等联名通电，表示愿遵王士珍等15日电，撤回原防。前敌将领亦由鹿钟麟等领衔通电，表示赞成撤兵议和。但是，令人注意的是，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在同日致各报馆通电中称，其在回张绍曾电中有“若各方承认聘老划直热为缓冲之议，敝军再当全部退往西北”等语，而实际上在其致张绍曾的“号”电中却找不到此等字样。这表明，在这次国民军被迫收缩战线时，内部意见仍不能一致，尤其是鹿钟麟等人不情愿无条件撤回原防，只不过此时冯玉祥尚能遥控一切，事权不一尚不明显。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冯玉祥于3月20日急忙出国，让张之江等人应付局面。3月22日，国民军撤离天津，但对以后的战略方针，领导人的意见却不能一致。本来，冯出国前对国民军的撤退有具体指示，要全军退至南口西北，以保存实力。张之江主张遵冯之指令，放弃北京，但此议遭到鹿钟麟等人的反对，大多数部下也不主张放弃北京。22日，鹿钟麟、李鸣钟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并议决，以十二万兵力固守京畿。26日，鹿又向人表示，国民军决固守京畿，“倘无和平办法及正式交待，决不放弃北京”。这实际上是在公开对抗张的指挥。张在张家口对鹿、李的分庭抗礼之举毫无办法。然而，李鸣钟与鹿钟麟之间意见也不完全一致。鹿钟麟主张在固守京畿的同时掉戈图晋，以求扩充退兵之驻地。李鸣钟却认为晋阎虽有趁火打劫之意，但旗帜总未鲜明，不必“于怨丛中又增一秦”。
3月23日，张之江突然致电总理贾德耀，提出辞职并推鹿钟麟继任察哈尔都统，择李鸣钟或鹿钟麟兼任西北边防督办。必须指出的是，此电是张致“北京警卫司令部转贾总理”的。无疑，这是他在给鹿、李施加压力。果然，鹿等人连忙于25日通电，谓“冯已出国，所幸张督办之江久负众望，且相处有年，自当听其主持，以示诚服”，表示顺从指挥意。张之江见好就收，于次日通电表示统率国民军一军，不再言辞。但鹿钟麟仍坚守京畿，张之江于31日再次致电贾德耀，请贾任命鹿为察哈尔都统，想把鹿钟麟调离北京。对此，鹿钟麟4月3日派门致中等赴张家口，向张之江说明国民军不退出北京的原因及保持现状之必要，以获谅解。
鹿钟麟之所以坚守京畿，固有出于对当时军政形势的认识，但也包含为个人保留地盘的考虑。当时，张之江兼察哈尔都统，又驻在张家口，鹿在其眼皮之下难施身手。所以，鹿才有上述之举。此外，鹿对与直系谋和仍抱有希望。靳云鹗也屡次致电国民军，表示希望国民军勿退出京畿，并声称吴佩孚与国民军合作“确有诚意”，这无疑更加坚定了鹿钟麟坚守京畿的决心。鹿曾向新闻记者解释说：“我之主张保全北京者，其主因即在中外人士之安全，并我的朋友之安全问题。我的朋友几万人要吃饭，不能不为之想法。”这些话虽言不由衷，但拒不听从张之江指挥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4月初，直系田维勤部北上，但至琉璃河后却顿兵不战。这又使国民军认为和直有望，加紧派代表与田维勤、靳云鹗接洽议和，以期推动吴佩孚放弃对国民军的成见。但是，吴仍顽固坚持联奉讨冯，并通电否认有代表与国民军接洽。赴保定、郑州之国民军议和代表王乃模、何遂返京之后，向鹿钟麟建言称：“谋所以挽回大局之计，佥以非倒段释曹不足以迎合吴氏而得其欢心”。张绍曾所派策士张廷谔也以此劝鹿，认为以此感动吴，既或不能，亦可借曹锟、张绍曾之力，缓和吴氏。靳云鹗也暗示国民军，“对于某项重大问题之解决方法”，望能容纳汉口吴佩孚的意见。丁春膏则明白地致电鹿，称吴欲先去段，恢复曹锟自由。吴佩孚私人代表耿迺熙也入京劝鹿“做两件露骨事，”给吴佩孚看看，教鹿以驱段放曹，谓如此可迎合吴氏心理，而“必可得其谅解”；并声称吴在致其电中亦表示，国民军如有议和之诚意，应先驱段复曹。上述情况无疑使国民军坚定了发动第二次北京政变的决心。所以，4月9日夜，鹿钟麟推翻了执政府。但是，张之江在政变前后对此却出尔反尔，使他与鹿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深化。
张之江已在3月20日致吴佩孚电报中暗示，国民军可以以与段祺瑞决裂为联合条件。这表明他完全同意倒段之举。此外，鹿钟麟事前也曾致电张之江商得同意。4月10日，张亦有电致鹿称，“对时局无成见，联吴为向来主张”。4月13日，张也接连两次致电与吴，请他“入京主持”。事后，鹿钟麟也有通电说：“驱段前萃集将领，共同讨论，佥以法统不复，无以树立国之基；障碍不除，无以开和平之路；趋向不明，无以图进步之良宜。宗旨既定，责任难委。故首言恢复法统；次言除障碍者，去段也；又次言趋向者，迎吴也。”
国民军的第二次北京政变是政治实用主义的典型表现。国民军早已被人冠以“倒戈”的恶谥，此次倒段更给人以反复无常的把柄。吴佩孚对国民军的释曹无动于衷，对鹿的一再“电邀”更是不理不睬。贾德耀也宣布：“此次鹿钟麟之不法行为，不能得任何方面之同情”。因此国民军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
这时，鹿钟麟致电张之江，请他来京“谋善后之策”。但是，张并没予以确切答复，仅表示“但俟探明各方面之意见后，再决定诸事”。阎锡山就国民军之非常手段责问张之江时，张则干脆称：“此乃鹿钟麟所为，非我所知也。”11日，张甚至对人说：“鹿氏此举无以坐炕招夫”，喻以女子不贞杀夫招夫。其手法是令人齿冷的。
张之江不仅事败后推卸责任，而且直接拆鹿钟麟的台。按冯玉祥的原定方针，如驱段释曹迎吴不成就撤军。但是，这也得有几天时间的准备。固然，非常手段的效果不佳，不过，靳云鹗、田维勤等对此还是做出了较积极的反应，致电与鹿对驱段表示满意。但是，张之江11日便以督办名义直接电令前方将领撤兵，并召回兵站总监，断绝对鹿所部的麦粮供给。尽管如此，鹿钟麟仍作争取靳、田的最后努力，不肯径退。在此情况下，张之江再次对鹿钟麟施加压力，14日，他致电李鸣钟、鹿钟麟，提出辞职，以“出洋留学”为名，电请李继任西北边防督办，鹿为甘肃督办，对二人施加压力；同时，以断绝供给来迫之退兵。
4月15日，奉军占南苑，直军亦抵西苑，国民军被迫撤离北京。但是，全军最终撤往何处，其领导人观点不一。冯玉祥出国前留下训令，要全军在必要时撤至内蒙古丰镇以西。但是，绥远人烟稀少，补给困难，在冯不居军中的情况下，全军居此能否稳定军心，确是未知数。张之江、李鸣钟主张坚决执行冯令，而鹿钟麟等反对。结果，国民军仅撤至京西南口一带。因此，北京虽然出现了权力真空，但奉直军阀却没有由此而火并。面对在南口的国民军，两系军阀联合的政治条件也就依然存在，原来冯玉祥所期待坐收的“渔翁之利”没有出现。但从全国大势而言，这却吸引了直奉军阀的注意力，给广东革命政府北伐造就了大好条件，使国民军在南口造就了不朽的功勋。不过，国民军将领在当时认识不到这一点。
鹿等主张守南口主要是不愿轻易向奉直示弱。但是，张之江则觉得其权威再一次受到伤害，决定对鹿下手，以至必欲去之而后快。
国民军一军内部很早就存在着严重的派系矛盾，只是在冯玉祥家长制统治下，一时还相安无事。冯玉祥退隐后，各主要将领争权夺利的矛盾斗争就开始激化，冯出国后其发展到十分危险的程度。
冯玉祥最初拟定国民军退出北京，以张之江继任西北边防督办，李鸣钟继任甘肃军务督办，宋哲元任热河都统，鹿钟麟调任绥远都统，后又计划暂不放弃北京，郑金声则为察哈尔都统；京兆地区仍由鹿钟麟负责防守，绥远地区由刘郁芬任都统。接着，冯又将国民军一军所占地盘划分为五区，即京畿附近、口北及察区、绥远、热河、甘肃，以鹿钟麟、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分任总司令，并向段执政府推荐任命。这就意味着，国民军一军最高统帅在名义上是张之江，其他主要领导人也有固定地盘，以示安抚。1926年1月4日，张之江发“支”电，宣布暂代西北边防督办；9日，段执政府颁令任张之江为西北边防督办兼察哈尔都统，李鸣钟督办甘肃军务善后事宜，刘郁芬为绥远地区都统。但是，上述安排马上就产生了矛盾。首先，刘郁芬不乐意离开甘肃，李鸣钟因此称病拒不赴任。更为严重的是，张之江个人的资历与才干均不孚人望，鹿钟麟、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等在心中对张都不服气。所以，张很难驾驭全军。国民军将领为此曾召开会议并决定：在政治问题上，如对于国事有所主张，须经“公共讨论决定，俾定从违”，且“须得多数同意，最后议决，始能发表意见”，至于防区分配或调遣等事，也“须经公共研究，经多数取决，始能实行”，且要“共同负责”等。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张之江名义上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所以，张对其他诸将领十分不满，于1月11日以“轻才重任，深觉难胜”为由通电辞督办职。此后，张虽在冯的压力下勉强就职，但实难承担此任。国民军内部继对冯不满后，又出现了新的、更为严重的矛盾冲突，甚至严重到大火并的程度。
舆论界早已对国民军的分歧有所注意。《申报》在4月19日的“天津通讯”中分析道：“一军内部间，尤各自为谋，主和派之张之江、李鸣钟、刘郁芬辈，均不支冯之所为，而劝冯出国，早熄战祸；其主战派之鹿钟麟、韩复榘、郑金声辈，则犹希冀于逐段释曹，博吴欢心，庶几国直合作，共遏奉军，而****仍得留京师，对中央政局有合作之权”。第二次北京政变时，在鹿事先拟定的布告中有“总统曹公”等字样，但后又删去“总统”二字。对此，东方社断言，张之江、鹿钟麟之间“已发生葛藤”而吴佩孚、张作霖也早明了国民军内部的矛盾。他们认为张之江可以利用，而鹿钟麟代表冯玉祥，故采取“拉一打一”的策略。张作霖在于张之江来往电中，不止一次地称他“向号诚笃”，“素所敬重”；有时也兼对李鸣钟示好，称其“皆愚夙所推许之人”；而称鹿钟麟是“在京妄为，演成重重怪剧，贻笑中外”。吴佩孚在复张之江电中也表示，国民军要交阎锡山改编才能进行和谈，但可以让张有“保留一个师”的优待。另外，吴佩孚对于鹿钟麟的拥护“总统曹公”，“欢迎玉帅北上主政”的表态，始终没有直接答复，但对张之江的表示就有回复。这显然是吴佩孚对国民军分化的手段，对国民军内部的激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国民军退守南口后，张之江仍继续派人向奉直求和。奉直军阀也正利用了张急于求和的心理，把矛头直接对准鹿钟麟，力图挑起国民军内部的火并。奉军公开表示，张之江直属所部可留，余均缴械。且张“如助缴鹿械”，允以督甘。吴佩孚也致电张之江，劝其将鹿军缴械，称：“如鹿钟麟缴械，则当任君为西北边防督办”。5月下旬，奉军再次公开宣布，张作霖认为张之江“诚朴”，“堪共大事”，且西北军除“冯鹿二人外，其余均不是****”。由此，张之江、李鸣钟等认为鹿已成为其向直奉求和的障碍。
4月下旬，张之江在国民军将领会议上一再声称：“为保全西北军实力起见，总以设法避免战事，否则愈坚持而愈见穷蹙，其势非完全消灭不止”，其言下之意，无非是希望鹿钟麟去职，后由于其他将领主张暂时讨论战守的方法，才将鹿去职问题搁起。但张之江始终相信鹿一去职，对外必能缓和，仍暗中劝鹿下野。张之江、李鸣钟在致张作霖电中，提出的议和条件中就有“保全鹿钟麟之生命为条件，由鹿自动下野”。张所派赴京议和之代表张树声在与直奉接洽时，所提就包括“撤消冯玉祥、鹿钟麟及其他激烈分子之统兵权及军中位置”，甚至后来又提出了“逮捕某将领”的议和条件。而当奉方具体指明“逮捕鹿钟麟，解交中央处分”时，张树声奉张之江之命将其应允下来。可以说，张之江、李鸣钟等为向敌人投降已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所以鹿钟麟于5月初在张家口称“病”，并声言不再过问国民军事。当张之江再任其为察哈尔都统时，鹿钟麟也以“戎马仓皇，无暇顾及政治”为由没敢直接接管，而完全由张之江任命的旧部维持一切。然而，张作霖、吴佩孚对张之江的示降却不完全相信，认为这是国民军摆脱困境的伎俩。也正是由于张、吴等人的判断失误，张之江等人解除鹿钟麟兵权的企图才不了了之。国民军也未因此而出现更大的悲剧。
当时，国民军内部除了张之江、李鸣钟与鹿钟麟之间有矛盾外，张和蒋鸿遇也出现了严重的斗争冲突。蒋因其足智多谋而被时人称为“智多星”，被冯玉祥认为有“统帅之才”。1925年，甘肃政局动荡时，时任西北边防督办参谋长的蒋曾以“甘肃进可攻，退可守”建议冯占甘。冯采纳了蒋的意见后，令刘郁芬代理甘肃督办，蒋为帮办。1926年，一军组建第十二师，蒋任师长并布防绥远、宁夏边境。当国民军败退南口时，张之江欲将蒋鸿遇调到南口参战，而自己带军入甘肃。但是，蒋至包头时见绥远无人主持，遂再不前行，欲代理督署。而此时，张已任宋哲元赴绥远。无奈之下，张只得被迫任命蒋暂任绥远都统。但蒋在任上大力安插亲信，截留款项又使张大为不满。张认为蒋会挡住其退往西北的去路，曾一度派孙连仲先行侦察，并授权对蒋“便宜行事”，即见机戮杀之意。蒋在增援雁门关时发生车祸受伤，才得免。
此外，8月中旬，国民军从南口败退，韩复榘、石友三等部投降了晋系。这固然主要是二人出于保存实力的目的的结果，但也与张之江等人的矛盾有一定关系。
南口大战前，国民军仍是旧军阀武装，发生上述矛盾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毕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国民军领导人对军事战略的分歧是导致国民军在华北失败的原因之一，并在一时左右了国民军的政治倾向。张之江没有抵抗奉直军阀围剿的决心，一味主张妥协投降，并日益远离国共两党和人民群众。鹿钟麟在对奉态度上，虽然比张之江表现得强硬些，但在对直方针上与张并无多大区别，在与进步势力及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也基本相同。
所以，尽管张、鹿二人政治倾向有少许差异，但均是冯左右摇摆的政治特色在二人身上的体现；只是由于二人个人才干、作风不同，故在军中的影响力才有一定的差异。鹿在中下级军官中更孚人望，而张则威信日益下降。国民军内在此时的矛盾斗争，是政治倒退的表现及结果。国民军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其政治手段仍是军阀的实用主义权术，明显地暴露出缺乏政治经济凝聚力的弊端。我们从中已看到冯玉祥军事集团日后突然崩溃的前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