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在一军,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见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幅对联与弟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曾国藩的廉矩之名朝野共仰,声名有加,而一些同僚却畏之如虎,敬而远之,原因是他对于那些贪官污吏,竭力主张查办:
严丽生在湘乡不理公事……声名狼藉。如查有真实劣迹,或有上案,不妨抄录付京,因有御史在彼处查访他。但须机密。
至于贤良之士,曾国藩则力为推荐或挽留,他说:
朱明府之得民心,予已托人致书上游,属其久留我邑。若因办饷得手,而遂爱民勤政,除盗息讼,我邑之受赐多矣。
对于国家,曾国藩于咸丰元年(1851)三月初九日曾上一折,言兵饷事。四月二十六日进一疏《敬陈圣德三端》,其言激直,有人忧其会因此获皇上谴斥。故上疏之故,具见咸丰元年(1851)五月十四日写给弟弟的信中:
二十六日,余又进一谏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言颇过激切。……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性自然,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而好谀,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不意圣慈含容,曲赐矜全。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偿家中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亳不挂于意中。
于此,足见曾国藩对于国家的态度。
曾国藩主张政治家应当负有领导社会的责任,亦希望教育家能负领导社会、转移风气、使之廉洁向上的责任。其《劝学篇》中曾说:
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嬗诸无穷。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之士风,诚得有志者导乎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面出,泉涌而云兴。
他对于任官、择人,尤其注重操守。他说:
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更兼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谓“无本不立”,义或在此。大约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以此四者以衡人,则于抽厘之道,思过半矣。
他的“劝诫州县四条”,有两条是倡廉的:
一曰治署内以端本。宅门以内曰上房,曰官亲,曰幕友,曰家丁;头门以内曰书办,曰差役;此六项者,皆署内之人也。为官者,欲治此六项人,须先自治其身。凡银钱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则身边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亲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书、案牍,无一不躬亲检点,则承办之人,不敢舞弊,而书办差役二者皆治矣。
一日崇俭朴以养廉。近日州县廉俸入款,皆无着落,而出款仍未尽裁。是以艰窘异常。计惟有节用之一法,尚可公私两全。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己者有节,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
自占仕途多变动,所以曾国藩以为身在官场的纷繁中,要有时刻讲求廉矩,淡化利欲之心的心理。利欲之心人固有之,甚至“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这当然是正常的,问题要能进行自控,不要把一切看得太重,到了接近极限的时候,要能把握得准,跳得出这个圈子,不为利欲之争而舍弃了一切。
怎么才能使自己的欲望趋淡呢?“仕途虽纷华,要常思泉下的光景,则利欲之心自淡”。他常以世事世物自喻自说来贯通得失,比如,看到天际的彩云绚丽万状,可是一旦阳光淡去、满天的绯红嫣紫,瞬时成了几抹淡云,古人就会得出结论,道“常疑好事皆虚事”。看到深山中参天的古木不遭斧砍,葱郁蓬勃,究其原因是它们不为世人所知所赏,自是悠闲岁月,福泽年长,“方信人是福人”。中国古代自汉魏以降,高官名宦,无不以通禅味解禅心为风雅,是为了在失势时自我平衡,自我解脱。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知足常乐”。佛教的理想是“少欲知足”。孟子有一句话叫“养心莫善于寡欲”,是说希望心能够正,欲望越少越好。他还说:“其为人也寡欲,虽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欲少则仁心存,欲多则仁心亡,说明了欲与仁之间的关系。
人生在世,除了生存的欲望以外,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欲望,自我实现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太强烈,就会造成痛苦和不幸,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因此,人应该尽力克制自己过高的欲望,培养清心寡欲、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
在曾国藩的用人方略中,他是按照“做”、“省”、“学”、“禁”四字来实行的,因此极有亲法条理。
先让我们看曾国藩的一段真言:
崇俭约以养廉。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遍地饿殍,则吾人之安居衣食,已属至乐,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殄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可挽回矣。
曾国藩一世廉矩,勤政爱民,了解民间疾苦,多次为民请命,减免税赋。廉矩使他挺起两根硬骨头。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曾国藩升任翰林院侍讲,六月任四川正考官,十一月回京复命。曾国藩在京都四年,景况很苦,生活俭朴,但对于因穷困和疾病死亡的同乡,必尽力资助。从四川回来,将得到的俸银千元寄回家中,并且拿出一部分来救济贫困的亲友,他在家信中说:
孙所以汲汲馈赠者,曾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资助,则他日不知何如?自孙入都后,如彭满舅,曾祖彭王祖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数人矣!再过数年,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正不保何若矣!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
曾国藩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对于职务十分尽责,他这种勤恳廉洁的精神,很为一般人折服。
他壮年时曾立志,要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要做一个天地间之完人。所以他说:
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败之者,速而且广也。
他所标榜的“廉矩报国,侧身修行”,也是注重以身化人,可见他只以从军、从政作为转移风气的过程。何尝要为一姓一家效愚忠呢?何以谓之转移风气?就是改造社会的意思。他常引顾亭林《日知录》上“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话来勖勉官员。保即为保天下,就是不要使“仁义充塞而至于禽兽食人,人将相食”。换句话说,就是不要使人欲横流,兽性高张,道德沦丧,礼法荡然,社会没有办法来维系,这才是人世间最危险的事情,好像是“人吃人”了。
所以他把功名富贵满不当一回事,常常教训儿子说:
予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学为圣贤,全由自己做主。
他认为事业的成功是不可捉摸的,属之天命;学问道德是可以困勉而得的,使人们皆循正道而行,国运自然就好了。做官也应该以此为目的。所以他说:
为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也。其广咨忠益,以身作则,即取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为之不厌”也。为将帅者之于偏裨,此一以君道而兼师道,故日“做之君,做之师”;又日“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皆此义尔。
这不就是经世学的道理吗?所谓做君做师,即精神领袖和事业领袖合一,以事业表现精神,以精神贯注事业。曾国藩一生侧重此义,两者兼而有之,所以能把“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秕糠尘垢”了。
他说廉矩的道理,不外“致贤”、“养民”和“正风气”三端。风气如何能正呢?必须先培养人才,使之各得其用,让他们发生一种领导作用,这就是所谓致贤了。同时把人民的生活改善,使之安居乐业,“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就是所谓养民了。总之是教养廉矩,让治者与被治者,或士大夫阶级与农工商阶级,都能发展他们的技能,配合一致,殊途同归,然后风气可转,社会自然就欣欣向荣了。
曾国藩出生在一普通的农户人家,他与湘乡农村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了解农民的疾苦、愿望和要求,他的部队实际上是一支农民部队,他正是依靠这支部队打败了捻军和太平天国军队的。
曾国藩说,养民是为了民,做官也是为了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我深恶痛绝的。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曲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情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爱,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要出于“真心”。
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
大抵与士兵和百姓交往,只要真心实意地爱护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谅解。我之所以深得民心与军心,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与官员和绅士交往时,即使心里看不起某些人,也不能在语言上、表情上、礼节上表现出来,我之所以在官场上不得志,就是因为常常表现出来的缘故啊!
尽管曾国藩与官员和绅士之间常常发生矛盾,这给他的仕途增加了不少麻烦,但由于他能真心实意爱护军民,所以还是能心有所想,事有所成。曾国藩的这种爱民思想应该说得益于他所受的儒家文化的影响。
在《尚书》、《礼记》、《论语》和《国语》中,民本思想已经很重,到了孟子,民本思想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以民为贵的思想可以说是历朝历代明君实行仁政的基础。孟子还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这是获得民心的法宝。得天下就要得民心,得民心就要“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曾国藩称孟子为“真豪杰”,表示愿意终身以孟子为师,他的爱民思想、民本思想大概可以从孟子那里找到根据。
有什么样的君主,便有什么样的臣民。君主廉矩,臣民便廉矩;君主仁义,臣民便仁义;君主好巧,臣民便好巧;君主愚昧,臣民便愚昧。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齐国上上下下都喜欢紫色衣服,结果导致齐国紫色衣料价格猛涨。世风如此。
曾国藩说:“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所以,曾国藩特别注意对属下官吏的使用,要求官吏廉矩,一是习惯劳苦以尽职尽责,一是崇尚俭约以培养廉洁,一是勤学好问以拓展才能,一是戒骄以纠正风俗。所以委任一个官员,一要看他是否“做”得,二要看他是否“省”得,三要看他是否“学”得,四要看他是否“禁”得。他着重考察的是人的品质、习惯、才学和意志。
曾国藩在使用绅士时有一个秘诀,就是给他们一点名利,但不说破,用这种办法可以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
“官阶日益进,心忧日益深。”清代学者纪昀的这句话曾国藩大概体会得尤其独特,在别人或许会觉得虚伪,在曾国藩却字字是泪!
曾国藩说他“无处不忧心,无日不惧祸”,“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他一定体会到了曹操写作“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时的心境,不然,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吗?处在乱世,身居高位,掌握着广大军民的生杀大权,几乎是人生的一大不幸。
一般人羡慕总督、巡抚的荣耀,不外乎宫室、衣服、富裕和尊贵,而曾国藩所住只有军营的茅屋三间,瓦屋一间,所穿的衣服比起当年在京城时还要节俭得多。不是他不能住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而实在是他不敢、不愿、不忍啊!他说:
从冬至夏,常有十几万敌军环绕在祁门的前后左右,几乎没有一天不打仗,几乎没有一路不梗阻。白天没有美食,夜晚常做恶梦。军饷拖欠达五、六个月之久,士兵的生活异常艰苦,我实在不忍心一个人过富裕的日子。所以近年来我不敢往家里多寄银钱,也不敢给宗族乡党一些润泽,这并不是虚伪矫情,一则是因为我亲眼看到士兵穷窘异常,二则是想到从高祖父、曾祖父以来,我家世代寒素,我虽然享受了祖上的荫德,但我不想享受过多,以便为自己存惜福之心,为家族留不尽之泽。
这就是曾国藩的真实想法。
曾国藩觉得自己才识浅薄,却久居高位,为了避免大灾大难,所以他才兢兢栗栗,不图安逸,不图丰豫,崇尚勤俭,讲求廉矩。他以为只有这样才是载福之道。这是人人都可以做,但不是人人都愿意做的事。
成功语录:用手治,可以治人身;用心治,可以治人魂;用脑治,可以治人力。因人而异,巧妙应对
每个人因自身个性不同,表现出不同的治人之道,而敢说硬话在曾国藩治人哲学中颇为明显,或者说是曾国藩治人决断的一项突出表现。这与曾国藩的明强不倔的性格有极大关系。因此,在治人之上,就应区别性格,“对症下药”
湘军在曾国藩的勤加训练下,已成劲旅,于是奉命募为官勇,出境进剿。湘军也就此分编为陆师、水师,声势日渐强大,自此和太平军鏖战于湘江南北。
曾国藩本人在战事中,以岳州、靖港之败,两次投水,先为幕客章寿龄拯救;以湖口水师大溃又欲自戕,得罗泽南等劝止。曾国藩自此整军进战,毫不灰心。嗣奔父丧由瑞州返里,时为咸丰七年丁巳二月。次年戊午秋,奉命复出,由武昌经九江、湖口以达南昌,准备图皖而后及江南金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