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社会一再向人们昭示：人活着就是在进行一种生存的竞争，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永不停息的竞技场。在这种残酷的竞技中，人们不禁要问：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是否要应用于人类社会？面对生存的竞争，人们选择怎样准则：是甘心退出，还是置对方于死地；是同归于尽还是携手合作？
古人饱含智慧的哲理启示我们，要立足于社会现实，在人生的长途中，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摒弃传统那种“置对方死地而后生”的观念，树立共存共荣的“双赢”观念，只有双赢理念，才能走出社会残酷竞争留下两败俱伤的阴影，才能进入由于合作而营造的和谐社会之中。
双赢，是人们智慧的结晶，是对现实的理智选择，尽管有时我们放弃一点自身的利益；向对方作出一点让步；多给对方一些实惠，但从全局和整体来看，这种少量的舍弃不仅给对方带来更大的利益，而且给自身也带来更大的利益，这就是“双赢”，是双赢理念的最好表现。
双赢，是营造和谐人生和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以双赢理念，与人合作，互惠互利，才能产生社会的和谐，人情的融合。在这样的环境和社会秩序之下，人们才能融于社会，融于生活，与他人共创美好的人生。
一、散见于先哲智慧中的思想光辉
翻开悠长的历史画卷，我们可以看到明智的先哲们给我们留下了多少闪光的思想精华，启迪我们如何生活，指引我们如何在坎坷之途中前进。在激烈竞争的当代社会，重温这些先哲的智慧思想，对我们生活观念的更新，生存行为的定位是大有裨益的。
1.寻找中庸之道的现代魅力
贵和持中、注重和谐的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之一。不论人们是褒之，还是贬之，其魅力犹在。无怪乎，一些国学研究者认为：在充满竞争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庸之道将成为中国商人的成功法宝，关键是商人在实践中如何理解之、运用之。
中庸之道是儒学创始人孔子早在2500年前，去鲁桓公宗庙观礼时，从一个歪倾的瓦罐获得的感悟。当时孔子问守庙人，为什么不把瓦罐扶正？守庙人说：“这是‘佑座之器’——欹，无水时歪斜，装上一半水就正过来，装满水时，却反而倾倒了。”中庸之道简单、朴实、无华，却意味深长，充满了智慧和辩证法，充满了人生的哲理。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给中庸之道作注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四书·中庸》）令人遗憾的是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之际，中国的许多古代优秀文化被糟踏，被曲解，把中庸之道诠释和演绎成处世圆滑、缺乏个性、毫无主见的代名词，受到人们的批判。其实，正本清源，中庸之道是一种境界，一种水平，是一种对平凡的超越。如果敢于竞争、敢冒风险的现代商人能够真正感悟到中庸之道的真谛的话，那么，他一定能在商场上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现代中庸之道，并不否认竞争，而是强调竞争中的和谐及和谐中的竞争，主张东方的王道，而不是西方的霸道。所谓中，就是不要偏激，不要走极端，不要不及，也不要过头；发了财不要为富不仁，受了穷不要人穷志短；既逐利，又讲义；既不愚忠，也不奸诈；既不让天下人负我，我也不负天下人；既不好高鹜远，也不自暴自弃；不卑不亢，不左不右……世界是平衡的。尽管人的本能是在各项利益的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但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只有在与他人利益的协调中才能实现。商场上决没有只赚不亏的事，暂时的亏，有时会带来长期的赚；一时的赚，有时会引来不断的亏。商界的竞争不能走向血淋淋、赤裸裸的极端，也不能无所用心、随波逐流。而应中庸着点、悠着点，保持一颗平常心参与竞争。没有竞争的和谐和没有和谐的竞争都是不完备、不正常的。
中国古代有个商人的故事，说的是有两个商人，一个漫天要价，一个拼命杀价，各执一端，互不相让，不但生意不成，而且唇枪舌剑，互伤情感。这时走来一个第三者，分别让买卖双方的手伸进自己的大袖筒里讨价还价，一杀一抬，一砍一让，生意成交，买卖双方皆大欢喜，中间人也从中赚了一笔。居中者有利可图，有钱可赚，足以说明，心凶则命穷，心狠则财短。
现代商务谈判中最核心、最棘手的环节是最终的价格谈判。一方总是通过阐述各种各样的理由，表明所开的价是如何地合情合理，如何地优惠让利；另一方也总是摆出为谈判所收集的各种市场行情，表明这样的开价是如何地无利可图。其实，谈判双方都有一本账，心里都有上、中、下三种对策。只要双方是理智的、客观的，只要能在中策上达成生意，双方彼此是会认可和满意的。因此，中者成也，端者败也；中者和也，端者裂也。有些商人非常精明，能言善辩，这无疑是能人高手。但是，在接近最后成交之际，仍无视大局，据理力争，往往会因小失大。因为，你的中上，必然是对手的中下，这种中下会引发对手的失败感而放弃这笔生意。高明的商人常常是精明与爽气兼备，最后的爽气者名利双获，他使双方都具有成就感，使棘手的谈判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神韵无穷，充满睿智。世界的一切并没有像想象的那么好，也没有那么坏。每个商人都有一把算盘，想要把对方的算盘珠由你如意地拨弄既不可能，也不现实。保持平衡的心态，左右取中，上下求中，方可左右逢源，上下和谐，立于不败。
2.“和为贵”的哲学理念
常言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现代中国商人的成功之道。
中国有个典故，说的是战国时代，秦（秦国）强，赵（赵国）弱。秦王常常给赵王出难题，赵国有个蔺相如勇敢机智，聪明过人，总是在关键时刻帮助赵王化解难题，深得赵王的信任，很快封为上卿。赵国武将廉颇极为不满，认为蔺相如靠张嘴，居然爬到我头上，要给他一点厉害看看。蔺相如则时时躲避廉颇，犹如老鼠怕见猫似的。对此，许多人困惑不解。
蔺相如对手下说，不是我怕廉颇，而是为了赵国的利益。秦国之所以对赵国不敢轻举妄动，是因为赵国武有廉颇，文有蔺相如，如果我们将相不和，秦国必然有机可乘。廉颇知道这一切后，深感内疚，并负荆请罪。此后他俩成了好朋友，同心协力保卫赵国。
“将相和，邦国兴”。这是就一国而言。就一个公司或企业而言，如果能内部和谐、团结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那么，就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中国有句老话叫“一个好汉三个帮，一道篱笆三根桩”。一个人能力再强、本领再大也不可能孤军作战，独闯天下。个体单干，永远成不了大气候，有人说，中国人一个人就像条龙，三个人一起像条虫。而日本人一个人时像条虫，而三个人一道像条龙，无怪乎日本人自称为“大和”民族。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为贵”思想，居然成为日本的民族精神，成为日本商人构建企业文化的重要思想支柱。
在现代社会商人应该有自己的主见和个性。人的本能是乐于个性的展示和情绪的宣泄，随心所欲是痛快的。但是，人是社会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尊，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在乎别人就是在乎自己。宣泄的痛快往往会带来宣泄后的痛苦，创造和谐不容易，引起矛盾和冲突则易如反掌。要筹办一桌宴席是复杂的，要掀掉一桌宴席是简单的，合作是一种人生缘分，应该珍惜之。但是，正如《三国演义》开篇之首所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与人合作必然有矛盾，有分歧，尤其与能人合作，大家都有自尊心，不可随心所欲。在商战中，能人自有能人的价值，看到能人的价值的商人是有远见的，能吸引众多能人一道合作的商人是高明的。“士为知己者死”，是中国能人的共同特征，作为业主的商人应虚怀若谷，方能容纳百川。要王道，不要霸道。
现代商人的和为贵理念并不是不讲原则，没有冲突。同一个公司发展计划、同一个销售策划，往往有几种不同的方案，会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意见，只有充分地探讨、比较、权衡，才能从中择优，统一思想。在商场上，“一言堂”或“言而无策，议而无决”，独断专行或凡事和好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有分歧才有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能产生更好的意见和方案。商人应该具备发掘下属才干、归纳下属思想、调动下属积极性的能力，使合作者和员工既能保持良好的个性和创造性，又能形成合力和“和力”。
日本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曾与田岛先生（曾任索尼公司要职）为工作之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田岛先生愤然提出辞职，他不愿意呆在一个意见相左的公司里。一般人是不能容忍这种冲突的，但是盛田昭夫则说：“如果您和我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那我们两人才完全没有必要在同一个公司效力，我们当中才真正有一位要辞职的呢。索尼公司之所以能不犯错误，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正在于你我之间的意见相左吗！”为了公司的整体利益，任何事都能求大同，存小异。因为同在一个利益共同体内，分则两败俱伤，和则相辅相成。
贵和是理念，没有这种理念，一个系统很容易崩溃。当然，分与和的把握是商人水平的体现，判断分与和，最忌情绪化，图痛快。当然，有时候果断的分，也是为了更好的和，关键是决策者的理性定笃。
3.以义为利的处世哲学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咨询孟子：“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这就是义与利的关系及以此处世原则的最早的来源，虽然人们对它们的关系及孔子、孟子的话有不同的理解，但以义为利的思想是他们思想的内核，并为后世接受而运用于实际的准则。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般应理解为统治人民的管理者（君子），应该明白如何分配成果才合理，才合义；而被统治的劳动者（小人），只知道自己能得多少利。管理者知道“义”的原则，所以不能随便取利，“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如果不合理，那么再好的东西也不要，这就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回答梁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也不是“重仁义轻功利，重伦理轻经济”的意思，首先梁惠王所说的“利”，赵歧、朱熹都解释为“富国强兵”，显然是指公利。因此，孟子那句话的意思应理解为“梁国的富国强兵并非先务，当务之急是推行仁义”。因为“苟为后义而先利”，就会造成“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后果。从全文出发，那“上下交征利”，是指上下级之间互相取利，也是指各级官吏交相向百姓榨取财利。这样就失掉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必然激化各种矛盾，导致国危。孟子主张的“先义”，就是关于经济秩序的政策或制度。而他所谓的仁政，也以正经界，均井田、“分田制禄”、“制民之产”为中心内容。农业则征什一之税，商业则“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任人民以时捕鱼采樵。这些关于生产、分配方式的主张，是孟子游说诸侯的中心议题，据孟子对仁义关系所下的界说，也可知其属于义的范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仁是居心之安宅，而义是所由的道路。则知以仁爱为原则的王道仁政，所由实现的道路，正是通过制定有关生产与分配的政策或制度，也就是由义来实现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儒家重义，就是看重与“利”有关的合理的生产与分配的政策或制度，轻利，就是轻视那些与合理的生产与分配制度相抵触的那一部分私利。笼统的认为轻利是不要利，或者以为利不重要，可有可无，这不是儒家的思想。
其实，儒家看重公利，孔子对老百姓主张实行“富之”的政策，提出“因民之利而利之”，这就是兴公利。也说“义以为上”，重视的正是国计民生的经济制度。孔子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所要推行的也正是这一“因民之利而利之”的政治经济主张。孟子主张“制民之产”，通过“薄税赋”等政策使民“富”起来。他又提出：在市场上划出地方免税提供给商人储藏货物；如果货物滞销，就依法征购，不使积压；在边境口岸设立关卡，对往来商人只稽查不征税，以发展商业。所有这些，都说明孔孟十分看重公利。他们的“重义轻利”是针对统治者说的，是要求他们以仁义为重，不与民争利。孔子十分痛恨统治者们为了私利去搜刮民脂民膏，为了私利驱赶民去当炮灰，发动不义之战。他把这种行为斥之为“苛政”，并说“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他要求统治者对老百姓“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当冉有为季氏“聚敛”时，孔子不仅骂冉有“非吾徒也”，而且发动其弟子对冉有“鸣鼓而攻之”（《论语·先进》）。孟子把陷民于饥寒的统治者骂为“率兽而食人”。《孟子·离娄下》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又说“爱人者，人恒爱人”。这些话都是从维护统治地位出发，告诫统治者重义轻利，即注重仁义，注重民利，不与民争利。它体现了儒家王道政治的基本要求。
儒家尚且重义轻利，即注重仁义，注重民利，不与民争利。那么，我们共产党人更是应无一己之私利，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实利。今天，我们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就是看人民是不是得到利益，人民是不是满意，人民是不是拥护。如果是，则双方满意，谓之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