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先生在中国冶金史研究方面，也有相当重要的贡献。首先，他最早指出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所出铁刃铜钺可能是用天然陨铁制成的。 1972年台西遗址出土铁刃铜钺，是中国考古学上的一项重要发现，表明我国人民早在公元前14世纪已经认识了铁，因而迅速得到夏先生的高度重视。开始进行的技术鉴定，以为铁刃属古代熟铁。他考虑到人类在发明炼铁以前有时利用陨铁制器，而鉴定结果中铁刃的含镍量又高于一般冶炼的熟铁，当即表示鉴定并未排斥这铁是陨铁的可能，还不能确定其为古代冶炼的熟铁，需要进一步分析研究（注：《〈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读后记》，《考古》1973年第5期。）。 后经先生约请钢铁专家柯俊重新组织鉴定，多种现代化手段的分析结果证明藁城铜钺的铁刃不是人工冶炼的熟铁，而是用陨铁锻成的（注：李众：《关于藁城商代铜钺铁刃的分析》，《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从而避免了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上的一场混乱。众所周知，夏先生还纠正了我国早在3世纪的西晋便能提炼铝的错误说法。1953年宜兴周处墓发现17 件金属带饰，发掘者将一块碎片请人鉴定，分析结果为铝。由于炼铝是19世纪发明电解法后才被人们掌握的一种新技术，这项发现迅速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
但是，后来有人分析的一块碎片，却是银制的。为了澄清事实的真象，先生请人采取几种不同的方法，对现存的全部带饰重新鉴定，检验结果都是银而不是铝。他注意到周处墓曾被盗扰，小块铝片有系后世混入物的重大嫌疑，因而建议大家不再引用它作为晋代已知冶炼金属铝的证据。夏先生又根据考古所有关同志在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进行发掘的资料，讨论这处古代铜矿由竖井→横巷→盲井掘取矿石的过程，以及为采掘矿石而在提升、排水、通风等方面采取的相应措施，推想当年矿工利用发掘中见到的那些采矿工具进行采掘工作的情况，并且亲自设计了提升用木辘轳的复原方案（注：《湖北铜绿山古铜矿》，《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他还指出：田野考古学的引入，使中国青铜器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今天，我们不仅研究青铜器本身的来源（出土地点），还要研究它们的原料来源。对古铜矿进行调查、发掘和研究，这是中国青铜器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是中国考古学新开辟的一个重要领域。
在中国陶瓷史方面，夏先生没有发表过专题论文，但一直是非常关心的。50年代，他曾在《考古》杂志上特地介绍陶瓷专家周仁等的专着《景德镇瓷器的研究》（注：《介绍周仁等着〈景德镇瓷器的研究〉》，《考古》1959年第6期。）， 对国内采取现代科技方法进行瓷器研究的这一开端表示热情的欢迎。这篇书评说：“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所最感兴趣的，不是作为古董来玩赏的古瓷，而是制造这些古瓷的陶业工人。我们所以要分析和鉴定古代陶瓷的原料的成分、成品的物理性能和制造技术，只是因为它们是陶瓷工人的技术知识和手艺技巧的表现。此外，古代陶瓷工业还有另一方面，便是当时的审美观念。这便须要研究古瓷的器形 和花纹。……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仍不能算是对于古瓷的全面研究。”后来，正是在夏先生的约请下，周仁和他的几位助手对古代陶瓷标本进行大量的分析鉴定工作。这便使中国陶瓷史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此外，夏先生的研究还涉及科技史领域的其他许多方面。例如，《元安西王府址和阿拉伯数码幻方》一文，讨论了中国引进阿拉伯幻方和数码字的经过，属数学史问题；《我国出土的蚀花的肉红石髓珠》一文，讨论石串珠蚀花技术及其年代和地理分布，属化学史问题；《梦溪笔谈中的喻皓木经》一文（注：《考古》1982年第1期。）， 对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部重要技术着作，进行整理和校释；《略谈番薯和薯蓣》一文（注：《文物》1961年第8期。）， 所论则属农业作物史上的问题，等等。
利用考古学资料探讨中西交通史上的问题，是夏鼐先生学术研究的又一重要的方面。他所进行的研究，既包括中国古代通过陆上的丝绸之路与波斯、拜占庭、阿拉伯等国家之间的交往情况，又包括海上交通和古外销瓷等问题。
夏先生对我国各地出土的波斯萨珊朝文物作过许多研究，例如对新疆、青海、西安、洛阳和定县等地出土的钱币，大同、西安和敖汉等地出土的金银器皿，新疆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织锦，都曾撰写专文进行考察。在逐项具体研究的基础上，他又先后发表《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注：《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和《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注：《考古》1978年第2期。）两篇综合性文章， 进一步讨论中国和伊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还对中西交通的路线提出创见。
我国各地发现波斯银币的地点，大多数分布在“丝绸之路”的沿线，或者在它东端长安、洛阳到其他城市的延长线上，共计30余批1100多枚。据夏先生鉴定，这些波斯银币分别铸造于萨珊王朝中期和后期的12个国王在位期间，从沙卜尔二世（公元310～379年）到最后的伊斯提泽德三世（公元632～651年），延续近350年。 其中半数属库思老二世式的阿拉伯—萨珊银币。铸造地点明确的，几乎都在萨珊帝国的中部和东部。他认为，这些银币的发现反映了萨珊帝国的权力起落和经济兴衰，也反映了它作为中国和东罗马（拜占庭）之间的贸易中间站的历史地位与发展情况，并且恰好能同中国史书的有关记载相互印证。特别是根据青海西宁的发现，他引证《法显传》、《宋云行记》和《高僧传》等书，提出从公元4世纪末到6世纪初，即东晋南北朝时期，中西交通路线除甘肃河西走廊一线外，西宁也在重要的孔道上。他说，当时由西宁进发，或经柴达木盆地北行过当金山口至敦煌，然后西行进入新疆，或经柴达木盆地南缘越阿尔金山至新疆的若羌，这条偏南的交通线之所以骤形重要，应与吐谷浑的兴盛有关。在夏先生提出此说以前，中西交通史研究者对这条路线却不够重视。
夏先生根据一些地方发现的萨珊式金银器和织锦，深入讨论波斯文物在中国的流传及其深刻影响。他说：在唐朝以前，萨珊朝金银器已输入中国，唐朝初期输入更多，并有中国的金银匠人模仿制作，可能也在波斯匠人在中国制作的。萨珊帝国复灭以后，直到安史之乱，仍有这种风格金银器的输入或仿制。中国制造的仿制品，一般器形和波斯所制大致相同，但花纹常是唐代的中国风格。而在瓷器、漆器和铜器中，也有模仿萨珊式金银器的情形。他又曾指出：古代丝绸的织造技术有两种不同的传统，中国汉锦是经线起花的重组织，西亚和中亚的织锦则采取纬线起花的方法织成；新疆发现的资料表明，中国丝绸的织造技术和花纹图案，经过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由于西方的影响发生很大的变化，6 世纪时有一种可能为外销而生产的萨珊式花纹经锦，后来中国织锦的织法也改用纬线起花。这些都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互相取长补短的具体事例。
对某些北朝和隋唐墓葬中发现的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夏鼐先生也都进行过考释（注：《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见《考古学论文集》；《西安土门村唐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考古》1961年第8期；《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考古》1977年第6期；《西安唐墓出土的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年第8期。）。据鉴定，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所出三枚属狄奥多西斯二世（公元480～450年）和查斯丁一世（公元565～578年），西安土门唐墓一枚则为公元635 年阿拉伯人开始占领拜占庭部分地区后的仿制希拉克略式，而西安窑头村唐墓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币则被判定为公元702 年阿拉伯首都大马士革的铸品，是我国第一次发现的奥梅雅朝（白衣大食）时期的金币，也是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伊斯兰铸币。夏先生在文章中根据这些金币，分别讨论了中国和拜占庭、阿拉伯之间的友好往来及相关问题。
对于东西交通的海上航路问题，夏先生同样十分注意。他除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南京东晋王氏墓出土印度所产“金刚指环”、广东英德和曲江的南朝墓出土波斯银币等早期物证外，又专文讨论了泉州两种文字合璧的元代也里可温墓碑（注：《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考古》1981年第1期。）， 扬州拉丁文的元代天主教徒墓碑及广州明墓出土的威尼斯银币（注：《扬州拉丁文墓碑和广州威尼斯银币》，《考古》1979年第6期。）。 先生还较早地研讨中国古外销瓷问题，曾于1963年撰文介绍东非各地发现的中国宋元以至明清瓷片，特别提到他本人于1938年至1939年两度前往埃及福斯特遗址调查，亲手采集到当地仿制的青瓷和青花瓷残片，说明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之间悠久的历史友谊（注：《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文物》1963年第1期。）。后来，他又根据在瑞典看到的一大批18 世纪中国烧制的“洋瓷”，讨论中国瓷器在当时采用西方的珐琅彩和“泰西画法”的情况（注：《瑞典所藏的中国外销瓷》，《文物》1981年第5期。）。
夏鼐先生的《真腊风土记校注》一书（注：《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对元代周达观这位温州同乡根据亲身经历记载柬埔寨吴哥时代真实情况的名着进行全面校勘和缜密注释，是他对中外交通史研究的又一重大贡献。《真腊风土记》是同时代人对吴哥文化极盛时代柬埔寨的唯一记载，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人即有多种译注问世。夏先生以数十年的积累，收集十多种刊本、抄本，以及中外学者的有关论着，博采众说，择善而从，使之成为目前最好的、可依赖的一种本子。这也充分反映他在文献考据方面令人叹服的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