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12月23日凌晨，在法国东南部洛特省的菲雅克小镇上出生了一个婴儿，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语言怪杰商博良，埃及象形文字的解读人。他的全名是让.弗郎索斯.商博良（Jean Francois Champollion），法国埃及学家和语言学家，科学埃及学的奠基者，主要着作有《法老治下的埃及》、《古埃及象形文字体系纲要》、《埃及和努比亚古迹志》、《埃及象形文辞典》和《古埃及语言文法》等 。
商博良的出生颇费一番周折，他的父亲雅克是名书商，母亲怀孕时正患病，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断言诊治无望而拒绝为其治疗。因此，尽管临产之际，病妇也只好躺在床上，动弹不得。雅克请来了一名江湖术士为妻子治病接生。江湖游医让病妇躺在热草上，给她喝热酒，并说只要按照他的吩咐去做，病人就会很快痊愈，且预言产妇将生下一个日后闻名遐迩的男孩，这使得一家人大为惊奇。说来也怪，第三天，病妇竟然痊愈了，并顺利产下一名男婴。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江湖术士对小商博良的预言能否实现，只有等待时间来检验了。
小商博良自幼聪慧，语言方面的才华很早就显露出来。他五岁时就把背熟的单词与原文相比照，从而学会了阅读。第一次听到“埃及”这个富有魅力的国名，他那敏感的神经被拨动了，准备和哥哥一起，随拿破仑的远征军到埃及去，但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他的哥哥菲才亚（Jean Figeac Champollion）也是一位着名学者，古文书学家，曾任法国图书馆馆长，1809年发表了有关法国方言与习语的着作，是位才华卓越的语言学家，对考古学也有兴趣。但在1815年“百日政变”期间，由于他支持拿破仑而被免去大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一职，后任枫丹白露皇家图书馆馆长，着作除法国史及古埃及史外，还写有《公元六世纪拉丁文纸草文献》（1835年），另编辑出版其弟商博良的着作多种。
尽管小商博良幼小时便显示了非凡的语言天才，但他的读书成绩并不出色，甚至相当糟糕。为了能够发挥小商博良的才能，哥哥把他带到格勒诺布尔，亲自负责教育。11岁的他很快在拉丁文和希腊文上表现了出众的才华，同时还卓有成效地攻读了希伯莱文。哥哥为了尽快让小商博良脱颖而出，名扬四海，严格督促他的学习，而且自称商博良？菲才亚，良苦用心略见一斑。
对于父亲找来的每一本与古埃及有关的书，小弗朗索瓦都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零零散散的参考资料，只局限于古希腊罗马作家的着述，再就是在其中东鳞西爪提到过那些强大的埃及法老的《圣经》了。具有讽剌意味的是，埃及人对于自己的文明史记，已经不可辨读和译解。埃及的象形文字，随着古代埃及人皈依基督教，在公元一世纪后就废弃不用。埃及本土古老宗教的最后一批抄录员谢世，使得象形文字的写读技法亦被人们遗忘。尽管那些庙宇和金字塔作为一个伟大文明的见证屹立在尼罗河谷，但用象形文字写下的那段漫长的文明史，对于现代世界来说仿佛是遥不可及地缺失了。1798年，小弗朗索瓦在父亲的书店里阅读着报纸上激动人心的消息。拿破仑。波拿巴将军率领一10000人的部队侵入了埃及。少年商博良成了《埃及信使报》的一名贪婪的读者，这份报纸正是拿破仑为向法国公众报道前方战况而创办的。次年，商博良从报上读到发现罗塞塔石碑的消息。法国士兵因为要在尼罗河支流入海口处的一个叫罗塞塔的小村（今为拉希德市）修建要塞——朱利安要塞，就到附近开采石头，于是在废石堆中发现了这块刻有文字的玄武石。石上铭文用三种文字刻成：一种是古典埃及象形字，一种是不可识读的类似象形字，一种是希腊文。九岁的商博良分享着法国人的发现的喜悦和自豪，他觉得，如将埃及文铭文直接与可译的希腊文铭文相对照，破译前者似乎不是难事。
他从希腊文铭文看出，罗塞塔碑是埃及僧侣们于公元前196年刻制，内容是对公元前205－180年在位统治埃及的希腊王减免僧侣税款的举措表示感谢。之所以用三种文字刻写，是为了让祭司、政府官员和统治者都能读到它。
1801年，小商博良见到了着名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伊赛尔省省长让？巴蒂斯特？傅利叶，傅利叶参加过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军，曾在开罗的埃及研究所当过秘书，同时还是法国在埃及军政府的专员、大法官和学术委员会主持人。有一次视察学校时，傅利叶与小商博良做了短暂的交谈，立刻觉得这个孩子智力过人，才华超群，于是就邀请小商博良到自己家中，给他看埃及文物收藏品。皮肤黝黑的小商博良，一看到纸草本残卷和刻有象形文字的石版，就着了迷，他好奇地问道：“有谁能念这些文字吗？”傅利叶摇摇头，“我要来干这件事！”小商博良充满自信地说，“过几年等我长大了，我会念的。”
1801年，法军在埃及被英军战败，罗塞塔碑落入英国人手中。幸运的是，随军的法国学者复制了碑文，并带回国内。这一年，十一岁的商博良进入格列诺布公学，研读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叙利亚文、波斯文、梵文、中文和希伯来文。他学习语言时的轻松和悟性，使得他的老师们感到惊奇。他还开始自学被称为“科普特语”的近代埃及语。尽管科普特语包含着许多希腊语素，但它与古埃及语有着渊源派生的关系。在校园里，商博良得到了一个着名的绰号：“埃及人”。
当他在格列诺布潜心钻研古语和古史的六年间，许多学者正在试图破译罗塞塔碑文。最初的进展是在相应的希腊文和埃及文铭文中看到国王的名字“托勒密”频繁出现，从而理解了象形文本中的星星点点；对另一些常见字，如“庙宇”、“埃及”、“希腊”，也相应作出了确定。但在这些孤立的字词之间，则有大段大段的象形字看上去与希腊文没有吻合之处。就在破译工作陷入困境之际，商博良决定投身致力于破解这神秘的埃及象形文字之谜了。
他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个人代价。当他离开学校前往巴黎时，他还只有十七岁。由于太年轻，由于极端专业化的技能和兴趣，他竟找不到工作。尽管对事业的追求使得他与当时巴黎的许多伟人建立了联系，可他依然穷困潦倒，勉强度日。“我快要疯了，简直走投无路”，他在绝望中写信给哥哥说，“我的鞋子穿帮了，衬衣破烂了。我羞于在公共场所露面，我的形像是如此衣衫褴褛。” 在巴黎各个图书馆里，商博良继续钻研科普特语。他被允许对保存在卢浮宫博物馆中的罗塞塔碑文副本原件进行研究。他力求从象形文字的图形中读出科普特的文义，并逐步学会按古埃及人的理解方式来读解微妙的象形字符。例如，在一段象形文字中，一只鹰的图形可能明显地代表“鹰”字，但在某些上下文的联系中，同样的符号同时也可能只代表字母“A”——埃及字“鹰”的第一个字母。还有一种情况，同样的象形符号可以读作埃及词“迅疾”——这是鹰的特征之一。再如，埃及人有时不用“王”字，而是刻下一系列象形符号，其严格的字面意义是“芦苇和蜜蜂的他”——这是国王的正式称号之一；在另外的地方，“法老”的含义是“伟大宫室的他”，这也可用来描述国王。商博良开始逐步把这些不同的含义与许多其它科普特埃及字词和短语编织成一个可以理解的体系。这一年的年底，他着手翻译罗塞塔碑文中一行完整的象形文字，并对十多种各别的象形字符的不同意义有了自信的把握。意识到提前向外界公布破译成功要冒风险，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秘而不宣。
从此，商博良更加勤奋刻苦，驰骋于一个又一个学术领域，12岁时便写出了第一部着作《名犬史》。当发现自己的历史研究缺乏有系统的纲要而发生困难时，他就自编了一个年表，称作《从亚当到小商博良年表》。公众也开始逐渐注意这位自称“小商博良”的孩子。
商博良13岁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叙利亚语、迦勒底语以及科普特语，还自学了中国古汉语，为的是要找出这种古老的东方语言与古埃及语之间的联系。1806年，他就学于格勒诺布尔大学，研读波斯文、巴利维文和祆教经典，所有这些难得珍贵的语言资料都是由傅利叶提供获得的。商博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料，在1807年他17岁时，画出了第一张埃及国王法老的沿革图。他绘制这幅沿革图时，拥有的参考资料是《圣经》经文以及一种与古埃及文有联系的，一直到17世纪仍然在埃及使用的科普特文，他详细对照、比较，大胆尝试，终于获得了成功。
商博良翅膀渐渐硬了，羽毛丰满，他再也不满足狭小的空间，他要冲出牢笼，在无垠的蓝天自由飞翔。当时的巴黎是法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名流云集，信息灵通，资料充裕，因此，商博良想去巴黎学习。学校获知后，要他自由选题写篇论文，作为离开学校的条件。校方以为这篇文章不会超过一般中学生的水平，岂知商博良洋洋洒洒，旁征博引，竟写出了一本名为《法老治下的埃及》的书，令全体师生大为惊奇，当场选举他参加学校的教学工作。校长雷诺东拥抱着商博良，深情地说：“学校为了纪念你的成就，任命你为我校教师，同时我们也瞩望于你的未来，我们确信你不会辜负这一期望，在你名扬天下之后，不要忘了母校。”1808年，商博良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
商博良兄弟俩在笨重的驿车里颠簸了70小时，终于驶近了巴黎。他在车中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哥哥：“我要解读象形文字，我能做到的。”
兄弟俩到了繁华的巴黎，拜谒了学界泰斗德？沙西。尽管沙西只看过《法老治下的埃及》一书的引言，但已经令他对商博良的才华大为惊异了。他满怀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语言天才，尽可能提供一切方便。在这种优裕条件下，商博良专心致志进行研究，完全不理会灯红酒绿的巴黎，他终日泡在图书馆里，或往返奔波于各大研究所，研习梵文，波斯文等古老的东方语言，为理解它们的独特发展打下基础。同时他还写信请哥哥给他搞一本中文文法，以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他靠着摸索掌握了阿拉伯语，通晓了埃及各方面的情况。一年之后，他就能流利地讲和写科普特文，甚至用这种语言记日记，这些科普特文日记在40年后，还叫人上了个大当。一位法国学者误以为那是古罗马时代的埃及文手稿，特地给它们作了评注。
商博良在巴黎过着艰苦的生活，要不是哥哥的慷慨相助，他甚至可能饿死。他住在卢浮宫边上一个寒伧的斗室中，每月需付18法郎的房租，但是就连这点钱他也付不起，只好写信告诉哥哥：自己已经身无分文，无法做到收支平衡。他衣衫褴褛，连鞋都磨破了，甚至不敢在公开场合露面。这年的冬天特别冷，他病倒了，躺卧在潮湿寒冷的小屋里，种下了日后夺去他生命的病根。
商博良这时完全迷上了罗塞塔石（Rosetta Stone），在看了临摹的铭文后，他把铭文和一种纸草手稿作了比较，独立地发现了一整排文字的正确意义，使世人了解到它是公元前196年埃及祭司为国王托勒密五世立的歌功颂德碑。他怀着得意的心情写信给哥哥说：“请您审阅我的初步成果”，当时他只有18岁，这是他迈向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第一步。
罗塞塔石是拿破仑1798—1801年率领法国军队入侵埃及时，在罗塞塔城挖战壕发现的战利品，用纹理细致的玄武岩做成，磨光的一面上有三列文字：上部为古埃及象形文字；中间是古埃及世俗体文字；下部为希腊文，这是打开古埃及王国大门的钥匙。1801年法军退出埃及后，罗塞塔石落入英国人手中，现存大英博物馆。石上的三列文字内容相同，根据希腊文，学者们弄清楚碑文的内容：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即位后，广修神庙，赐赠谷物，并减免了神庙的一部分赋税。出于对国王的感激，公元前196年，祭司们在孟斐斯集会，决定在各处竖立国王的雕像以志纪念。于是祭司们把决议内容用埃及文和希腊文刻在石碑上。尽管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一流学者都在从事这项工作，但正确译出希腊文之后，却无法探寻其与象形文字之间的关系，古埃及文的解读毫无进展。要解开古埃及文字的奥秘，必须有一种冲破传统羁绊的灵感，商博良恰好具有这种灵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