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而，汉学家们发现赫定带回的文字中最古老的是晋代手抄《战国策》，用的纸也相当古老。其它纸上和竹简上的文字都出自公元270年前后，记载着当时的政治、军事、交通、商务、农业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等方面的内容。从这些文字记载和出土物品能够看出，古楼兰是一座繁荣的边境重镇，是通往波斯、印度、罗马的丝绸之路古道，城内有客栈、医院、邮局、仓库、庙宇和不计其数的民房、旅客。由于楼兰所处位置的重要，城内驻有强大的卫戍部队，土兵的武器是刀、矛、弓、箭；他们每天迸行操练，军容严整，纪律严明。为数众多的文官制定了法律、税律、军役法、户籍法、贸易法等等。在公元3世纪前后就已经有了如此缜密和完整的社会秩序，而到了公元4世纪却成了一片死海。
经过对楼兰古城的发掘和对罗布泊的实地考察，赫定确认历史上的罗布泊在楼兰遗址东南一带，到20世纪已经变成了一个干涸的大洼地。根据这些，赫定后来提出历史上的罗布泊是“游移湖”的观点。认为罗布泊原来在楼兰东南，由库鲁克河流水注入而形成。后来由于泥沙淤积，河床抬高，迫使河道南移，流入今天若羌北面的台特玛湖附近，形成新的罗布泊。以后新河床又淤积，迫使河流北返，回到原来位置。罗布泊就这样南北循回往返，一个周期约1500年。这虽然不是很正确，但对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和地理仍不乏参考价值。
在考察完楼兰后，1901年4月，赫定率队到达若羌，在这，他购置了4人用的蒙古式衣袍、靴子，找了一个会说藏语的喇嘛，还有大量的生活物资——他准备乔装朝圣的蒙古人进入西藏，去踏勘那地图上“尚未探勘”的处女地。但在中途多次受阻，被迫经列城返回喀什，后取道彼得堡归国。
1902年6月，赫定返回瑞典。赫定此次考察，发现了楼兰这一历史明珠，他的名字也愈加响亮。他几乎每天都身陷于花海和赞美的声浪中。他得到了瑞典国王授予的荣誉称号，欧洲所有高等级地理学会都邀请他去做演讲，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他金质勋章……他确实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
1902年至1904年，赫定在斯德哥尔摩埋头撰写出版了《189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成果》其中的《塔里木》、《罗布泊》等卷都是饮誉当时的名着。
西藏，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多少年来是那样长久不衰地吸引着中外学子去触摸她，揭开她脸上那块神秘美丽的面纱。而在实现这个夙愿时，赫定比自己的前辈普尔热瓦尔斯基、杜特雷依都要幸运得多。虽然在前两次进入西藏时，饱受痛苦，却还空手而归，一次是被死神赶了出来，一次是被西藏政府赶了出来，但在这第三次，赫定终于如愿以偿。
1906年7月16日，赫定第四次来华，他的主要目标是西藏。经过一番周折之后，赫定从印度启程，取道列城进入中国西藏。西藏高原气候变化无常，赫定一行损失惨重，马匹牲口一匹匹地死去。在南巢湖地区考察时被西藏官员发现，被迫停留下来了。但幸运之神随即光顾了他，他得到了九世****的礼遇，经藏北高原南下至日喀则，一路揽胜47天。期间，他同****共度藏历年。
1907年3月27日赫定离开日喀则，沿途曾在冈底斯山和雅鲁藏布江从事考察，勘察了昆仑山、唐古拉山，描述了冈底斯山的地质特征，调查了雅鲁藏布江和印度河的源头，测量了高原上的星罗棋布的湖泊。他终于夙愿得偿，抹去了欧洲人绘制的西藏地图上“尚未探勘”的几个字。
1908年8月，赫定取道印度回国，途中在印度，日本、朝鲜、俄国多次讲演西藏探险的经历。回国后又到德、法、英、意大利、美、苏等国，受到盛大欢迎。瑞典国王亲自给他佩带上北极星大十字勋章，高度评价他，“通过你的努力，瑞典的名字在全世界获得尊敬”。英皇授予他“印度帝国大爵士”称号。其西藏探险成果以《横越喜马拉雅山》为名，于1917～1922年出版。
赫定向往热爱中国古老文明，其“中国情结”贯穿在他的探险生涯中，正如有人问他为什么终生不结婚时，他深情地说：“我已经和中国结了婚。”1927年至1935年，赫定在中国西北又进行了8年的考察，成为“中国西部的最后一位古典探险家，第一位现代探险家”。
此次考察活动可以分作前后两段。
第一阶段，1927～1933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联合考察。
1926年，赫定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为开辟柏林—北京—上海航线做一次横贯中国内陆的考察。当他来到北京后，发现今非昔比，此时的中国已经觉醒，1927年3月北京学术界集会反对西方探险家到中国进行科学考察，呼吁禁止外国人来中国随意进行考古发掘携带古生物标本回国。面对觉醒的中国科学界，赫定开始还固执已见，排斥中国人进入考察团。几次交手后，赫定不得不改变态度，作了让步。几经商谈，赫定最后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签定协议，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团由徐旭生、赫定共任团长，队员则中外人员都有。
这支现代化科学考察团1927年由北京出张家口，经内蒙古到额济纳河流域考察了居延遗址。1928年抵乌鲁木齐，后因政局动荡和资金难于筹集，考察活动暂停，直到1930年恢复。赫定因病在美国波士顿疗养，没有亲自参加调查活动，但几年中，考察团各分队在中国新疆、甘肃、宁夏和内蒙古进行了大规模的气象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和地理学的综合考察，取得了很大成果，考察于1933年结束。
第二阶段，1933～1935年，丝绸之路上的“汽车考察”。
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计划修建一条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动脉的可行性（即后来的兰新铁路），任命赫定为中国铁道部顾问，并以其为“铁道部西北公路查勘队”队长，进行实地勘测。于是赫定以外籍专家身份于1933年10月离开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开始了他一生最后一次在中国西部沿古老的丝绸之路所进行的多灾多难的“汽车考察”。
考察队从归化（今呼和浩特）改乘汽车前往乌鲁木齐市。当赫定进入新疆时，正值马仲英与盛世才的战争陷入胜负难分的关键时刻。赫定被马仲英逮捕，监禁在库尔勒，汽车被征用。直到1934年马仲英败北，赫定才被释放，4月至6月历时两个月，重访调查了罗布泊，提出罗布泊以1500年为周期向东西移动的“游移湖”说。此后，赫定回到乌鲁木齐，又被省主席盛世才拘禁4个月。
赫定1935年2月回到西安，4月返回瑞典。此次考察结束后，赫定一连出版了三部有关此行的新书，即：《马仲英逃亡记》、《丝绸之路》、《游移的湖》。这三部着作又被称为有关“战争”、“湖泊”与“道路”的三部的曲，后又改编成全景式的史着《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一书的第三卷。他还全力主持《中瑞科学考察报告》的集结、审订与出版工作。先后出版了达54卷之多，堪称世界探险史上和考察史上的恢宏之制。
赫定探险新疆和西藏，最主要的动力是那里的很多地方“从来没有西方人去过”，他想做“第一个西方人”。我在前边说过了，这是一种偏见，但也有合理的成分，那就是把人类的知识进行西方式的精确描述。如果没有赫定，也许楼兰古城的命运就是永远沉睡地下。
赫定想做“第一个”的念头近乎偏执。例如，当他听说英国人杨赫斯本已经率兵打进了拉萨，他就对这座魂牵梦萦的圣城掉头不顾。他最得意的是弄清楚了外喜马拉雅山一带的地理状况，填补了“地图（欧洲版）上的空白”。为此他斤斤计较于“外喜马拉雅”（西藏冈底斯山脉）的命名权，对于支持他观点的学者和探险家感激不尽。换句话说，赫定数十年探险生涯的动力是追求荣誉，探求知识的渴望倒还在其次。在《我的探险生涯》中，赫定都是从西部进入中国，前一次是翻越帕米尔高原，后两次通过克什米尔。返回的路线比较多，除了走原路，一次是从北京向北穿过蒙古经西伯利亚回国，还有一次是直接翻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尼泊尔回到印度。除了走蒙古那次，这些路程都非常艰险，如果不是久经考验，仅高山反应就不容易对付。
赫定的探险表明（或者说再次证明），就新疆和西藏而言，从外部进入要远比从内地到达困难得多。喜马拉雅山的几个山口也许是例外，但那只是针对和平商旅而言，一旦发生战事，守住少数几个山口，喜马拉雅就是不可逾越的。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人能够翻越喜马拉雅成功入侵西藏（英国人杨赫斯本在1904年做到这一点，盖因他的武力优势太过明显。此前的廓尔喀人或许也算一次，但旋即被击退，而他们本身也是山地民族）。相反，从内地进藏尽管路途遥远，但不存在无法克服的天险。西藏的地形面对内地则呈缓降之势，它的险峻更在于面对境外的那一边。 新疆的情况更是这样。从地形上说，它向内地是敞开的——河西走廊自然连接新疆的罗布泊地区。但是面对外界，除了西部的伊犁河谷，皆是崇山峻岭。古代中国人第一次知道高山反应，也是在那里体验的。瘸子帖木耳曾于1405年从中亚撒马尔罕出发，试图征服中国，不过很快就病死途中。幸亏他来不及尝试，否则局面一定会很难看。19世纪阿古柏以中亚为基地征服新疆西部，但只是“窜犯”那个档次，在左宗棠的大军面前不堪一击。左宗棠调集了几十万军队及后勤人员，很难想象他的对手能够通过新疆西部少数的山口做到这一点。19世纪英国和俄国在中亚竞争甚烈，但都承认中国政府对新疆和西藏的控制权，除了势力均衡的考虑，也是因为从外部进入那里实在太过困难。中国以当时的弱势地位，仍能维持在新疆和西藏的统治格局甚至有所进取，交通相对便利当是决定性因素
地理因素是自然天成的，很多时候，它本身也就是一种无法逾越的宿命。
1952年11月，赫定以近88岁的高龄去世，走完了他不同寻常的一生。他选择了意志和工作作为行动口号，有着不同寻常的人生业绩：近乎无法理解的工作能力，独一无二的奋斗方向，明确的目的、力量和决心。他的一生是有声有色的一生。
但他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盖棺而未能论定的杰出人物。作为探险家，他是成功的，冰川的凶险，大漠的恐怖、高原的酷寒、急流的陡壁都没能使他退缩，他那种探索未知地区的强烈愿望和从不向困难、挫折乃至死神妥协的坚强意志无与伦比。发现楼兰古城，填补地图上西藏的大片空白，这两项成绩使他名满天下。但作为政治家，他是失败的，年轻时曾经在柏林求学，受业于地理学大师李希霍芬，使得他对德国具有强烈的仰慕之情，在两次大战都站到德国这一边，弄得道德名誉大坏，为人所诋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