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预感是准确的。在根河的城郊，定居点那些崭新的白墙红顶的房子，多半已经空着。那一排排用砖红色铁丝网拦起的鹿圈，看不到一只驯鹿，只有一群懒散的山羊在杂草丛生的小路上逛来逛去。根河市委的领导介绍说，驯鹿下山圈养的失败和老一辈人对新生活的不适应，造成了猎民一批批的回归。据说驯鹿被关进鹿圈后，对喂给它们的食物不闻不碰，只几天的时间，驯鹿接二连三地病倒了。猎民急了，他们把驯鹿从鹿圈中解救出来，不顾乡里干部的劝阻，又回到山林中。我追踪他们的足迹，连续两天来到猎民点，倾听他们内心的苦楚和哀愁，听他们歌唱。鄂温克猎民几乎个个都是出色的歌手，他们能即兴歌唱。那歌声听上去是沉郁而苍凉的，如呜咽而雄浑的流水。老一辈的人还是喜欢住在夜晚时能看见星星的希楞柱里，他们说住在山下的房子里，觉都睡不踏实。而年轻的一代，还是向往山外便利的生活。他们对我说，不想一辈子尾随着驯鹿待在沉寂的山里。鄂温克人不善掩饰，他们喜怒形于色。有一次我提了一个他们忌讳的问题，其中的一个老女人立刻板起脸，指着我大声说：建建是个坏蛋！（在那两天，他们都叫我建建。）而当我与那个老女人聊得投机时，她依然是亲切地叫我一声“建建”，然后捏出一撮口烟，塞进我的牙床里。当我被辛辣的烟味呛得跳了起来的时候，老女人就发出快意的笑声，说：建建是个好人！
在那无比珍贵的两天时间中，我在鄂温克营地喝着他们煮的驯鹿奶茶，看那些觅食归来的驯鹿悠闲地卧在笼着烟的林地上，心也跟着那丝丝缕缕升起的淡蓝色烟霭一样，变得迷茫起来。由于森林植被的破坏，如今驯鹿可食的苔藓越来越少了，所以他们即使回到山林了，但搬迁频繁。他们和驯鹿最终会往何处去呢？
回到根河，我听说画家柳芭的母亲因腰伤而从猎民点下山来，住进了医院，我便赶到医院探望她。我不敢对躺在病床上的虚弱的她过多地提起柳芭，只想静静地看看养育了一位优秀画家的母亲。当我快要离开的时候，她突然用手蒙住眼睛，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柳芭太爱画画了，她那天去河边，还带了一瓶水，她没想着去死啊。
是啊，柳芭可能并没想到要去死，可她确实是随着水流消逝了，连同她热爱着的那些绚丽的油彩。我的眼前突然闪现出了在悉尼火车站看到的土著男人一次次地把食物送到妻子面前的情景，这些少数民族人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人性巨大的包容和温暖，令我无比动情，以至于在朝医院外走去的时候，我的眼睛悄悄蒙上了泪水。
我觉得找到了这部长篇的种子。这是一粒沉甸甸的、饱满的种子。我从小就拥有的那片辽阔而苍茫的林地就是它的温床，我相信一定能让它发芽和成长的。
回到哈尔滨后，我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集中阅读鄂温克历史和风俗的研究资料，做了几万字的笔记。到了年底，创作的激情已经闪现，我确定了书的标题——《额尔古纳河右岸》，并且写下了上部的开头：“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这是一个我满意的苍凉自述的开头。不过，确定了叙述方式和创作基调后，我并没有接着进行下去，因为春节的脚步近了，我想把它带回故乡，过完年以后再写。我觉得它应该是一部一气呵成的作品，它还该是一部有地气烘托着的作品，那么春节后在故乡用完整的时间营造它是最理想的了。
除夕爆竹幽微的香味还没有散尽，正月初三的那一天，我便开始了长篇的写作。书房的南窗正对着一带覆盖着积雪的山峦，太阳一升起来，就会把雪光反射到南窗下的书桌前，晃得人睁不开眼。如果拉上窗帘的话，就等于与壮美的风景隔绝了。于是我把厨房的方桌搬来，放置在书房进门的地方。这样我倚着北墙，中间隔着几米可以削弱阳光强度的空间，仍然能在写作疲劳时，抬眼即可望见山峦的形影。
方桌上摆着一盆我爱人生前最喜欢的花，它纷披的嫩绿叶片常常在我落座的一瞬或是拿茶杯的时候，温柔地触着了我的脸或手。写作是顺畅的，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障碍。我每天早晨八点多起床，早饭后，打扫过房间，就开始工作。到了中午，简单吃点东西后睡个午觉，起来后接着工作。到了傍晚，我会像出笼的小鸟一样，一路欢快地奔到住在姐姐家的妈妈那里，饱餐一顿。她每天都会为一家人准备好丰盛的晚餐。她说我写长篇费脑子，所以总想在饮食上给我补足了。对着餐桌上的山珍野味，我总要喝上几杯红酒。家人怕我晚上回去后又要接着写作，总是以菜好为借口，鼓励我多喝几杯，想让我醉醺醺地回去后，只有一个睡的心思。但我从不上当。我每天晚上还要写两个小时呢。我弟弟知道我喜欢吃鱼，便与打鱼人联络好了，只要捕到了新鲜鱼，就打电话给他，唤他来取。温暖的亲情和可口的饮食，对我来说就是催生种子发芽的雨露和清风。
写累了的时候，我常趴在南窗前看山峦。冬天的时候，山下几乎没有行人。有的只是雪、单调的树和盘旋着的乌鸦。有的时候，我会在相对和暖的黄昏去雪地上散步。我满眼所见的苍茫景色与我正写着的作品的气息是那么地相符。
3月底，快完成中卷的时候，我回到了哈尔滨。一出站台，面对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的情景，我突然觉得是那么地孤单和哀愁，看来小说所弥漫的那股自然而浪漫的气息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深入到我心灵中了。我在哈尔滨待了三天，马上又返回故乡。我觉得这部长篇只有面对着山峦完成，才是完美的。
故乡对我来说就是创作中的一道阳光，离开它，我的心都是灰暗的。
我很快又从那连绵起伏的山峦中获得了信心和灵感，回到创作中。
在小说将要完稿的时候，我爱人三周年的忌日到了。我没有去他的坟前，因为从他离开的那天开始，一座年轻的坟就沉甸甸地压在了我的心头。那天晚上，姐姐、弟弟和姐夫陪着我来到十字路口，我们遥遥地静穆地祭奠着他。被焚烧的纸钱在暗夜中发出跳跃的火光，就像我那一刻颤抖的心。
我感谢亲人、大自然和写作。这几年，是他们为我疗伤的。
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初稿就完成了，这种酣畅淋漓的写作状态在这十年中是少见的。写完尾声《半个月亮》的时候，是5月7日的正午，我锁上门，下了楼，一路疾行到了姐姐家。妈妈见我进来，非常吃惊，说，你怎么中午回来了？我对她说，我的长篇结束了！妈妈笑了，马上拿过一个杯子，倒了一些红酒，递给我说，庆祝一下吧！我在喝那杯酒的时候，无比地幸福，又无比地酸楚。因为我告别了小说中那些本不该告别的人。
初稿完成后，受王蒙先生的邀请，我来到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做长篇的修改。我是这所大学的驻校作家。海洋大学为我提供了生活上便利的条件。在小说中，我写的鄂温克的祖先就是从拉穆湖走出来的，他们最后来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山林中。而这部长篇真正的结束又是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我小说中的人物跟着我由山峦又回到了海洋，这好像是一种宿命的回归。如果说山峦给予我的是勇气和激情，那么大海赋予我的则是宽容的心态和收敛的诗情。在青岛，我对依芙琳的命运进行了重大修改，我觉得让清风驱散她心中所有世俗的愤怒，让花朵作为食物洗尽她肠中淤积的油腻，使她有一个安然而洁净的结局，才是合情合理的。从这点来说，我得感激大海给我的启示。
这部长篇出来后，也许有人会问，你写的就是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吗？我可以说，是，也不是。虽然这粒种子萌生自那里，但它作为小说成长起来以后，又注入了许多新鲜的故事——虚构的，以及我所了解的一些鄂伦春人的故事。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在生活习性、自然崇拜以及最终的命运上是那么地相似，而且他们都生活在大兴安岭的莽莽林海中，把他们的命运杂糅在一起，是我的愿望。
我非常喜欢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前一段看朱伟的一篇乐评，在谈到贝多芬的这部作品时，他用了一个词“百听不厌”，我深有同感。如果说我的这部长篇分为四个乐章的话，那么上部是悠扬浪漫的，如清新的清晨；中部是舒缓安详的，如端庄的正午；到了黄昏，它是急风暴雨式的，斑驳杂响，如我们正经历着的这个时代，掺杂了一缕缕的不和谐音；而到了第四乐章的《尾声》，它应该是一首抒情而又优美的小夜曲。我不知道自己谱写的这首心中的交响曲，是否会有听众，我没有那么大的奢望要获得众生的喝彩，如果有一些人对它给予发自内心的掌声，我也就满足了。
法国古典作家、《博物志》的作者朱尔·勒纳尔曾说过这样的话：“神造自然，显示了万能的本领，造人却是失败。”我觉得他对人类有点过于悲观了。人类既然已经为这世界留下了那么多不朽的艺术，那么人类也一定能从自然中把身上沾染的世俗的贪婪之气、虚荣之气和浮躁之气，一点一点地洗刷干净。虽然说这个过程是艰难、漫长的。
我从未对自己的作品说过这么多的话。这篇“跋”，断断续续地写了一周。原因是从山东改稿归来，我一直生病。今天感冒了，明天又得了急性胃肠炎了，身体变得有些虚弱。看来，这部长篇还是使我在不知不觉间透支了体力。
我想起了在青岛改完长篇的那个黄昏，晚饭后，我换上旅游鞋，出了校园，一路向北，沿着海滨路散步。那是一次漫长的散步。我只想不停地走下去，走下去。好像身体里还残存着一股激情，需要以这样的方式释放出去。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不知疲倦，已经快走到崂山脚下。那时天色已昏，车少人稀，近前的大海灰蒙蒙的了。这时路灯闪烁着亮了。光明的突然降临，使我的腿软了，我再也走不动了。我站在路边，等了很久，才打到一辆出租车。车在畅通无阻的情况下，行驶了近半小时才到达海洋大学的校门，可以想见我走了多远的路。
我下了车，站在路边，回望走过的路。路是蜿蜒曲折着向上的，迤逦的灯火也就跟着蜿蜒曲折着向上。在那个时刻，灯火组成了一级一级的台阶，直达山顶，与天边的星星连为一体。山影和云影便也成为这灯火台阶所经之处可以歇脚的亭台楼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