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盐债之事，司马光心情之复杂，实是他生平所仅见。他并不喜欢借债这种方式，更不喜欢卖爵，比起那些反对他的君子而言，司马光对名爵的重视，其实一点也不逊色。但另一方面，不当家不知油米贵，所谓的宰相，其实便是这个国家的大管家，所以，他也必须在几个他都不喜欢的后果，选择一个稍微没那么厌恶的。他能理解那些反对他的故友，但是，他又由衷的希望他们也能够理解自己。而更矛盾的是，尽管他在理智上认为发行盐债、卖爵，这只是非常之事，不得已而用之，对石越建议此策的效果将信将疑，对他过于强硬的态度与方式心怀不满，亦为未来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而忧虑难安。但是盐债发行顺利，亦让他打心里高兴，而在国库捉襟见肘许久之后，突然之间又变得宽裕起来，更令他有一种难以名言的轻松与喜悦。
因此，在记叙有关盐债的事情时，若不努力保持克制，他会一时对刘挚们充满同情与理解，一时又不自主的想要指责他们……
直到书阁里的座钟走了四分之一个时辰以后，司马光才总算记完这些。他又细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错漏，方才又拿过日记，翻到下一页。
这一页只记录了很简单的一条事：
“……太皇太后眼疾，诏天下各州县访求名医……”
后面则是大段的空白。
司马光重重的叹了口气，几乎是用一种厌恶，不，应当是痛恨的眼神，望着后面的大段空白。
当日留下这大段的空白，是因为司马光对那个传闻还将信将疑，但今日，他却已经可以确定——清河郡主每日都要进宫，替太皇太后读奏状，而太皇太后的批答，十有八九，亦是出于清河之手，虽然依然是太皇太后的意思！
两府对此的反应十分激烈，但是一向十分贤明的太皇太后，在此事上却十分固执。在司马光面奏时，太皇太后更挑明了她不会让清河郡主干政，一切旨意，皆自圣断。并直言她眼疾已十分严重，已无力再看这许多奏折，虽有翰林学士，但毕竟男女有别，内外宫禁不便，而清河郡主“素谨慎识大体”，才“不得已”如此。
但这样的说辞，是无法令两府安心的。
所谓“防微杜渐”，清河郡主虽然的确颇有贤名，但一旦大权在手，谁又能保证时日一久，她不会迷失本性？况且这是大伤太皇太后圣德之事。
但太皇太后将所有谏章一律留中，两府亦无可奈何。而且两府心里亦十分明白，他们的确找不到更好的折中之法——可没有人敢叫太皇太后去安心养病，将权力全部交给两府。宰执们虽然心照不宣，但众人心里的打算，司马光却是明白的——此时虽无可奈何，只得尽力替太皇太后求医，但只等着清河郡主落下个什么把柄，便要令她此生永难再入宫中。
大宋朝不是李唐，若宫中竟出了个上官婉儿，那可真是宰相之耻！
保慈宫。
“苏轼奏状（此处特指宋代官员奏陈、乞请事，经通进银台司进呈之一种文书。凡奏状必须用官印，封面并有引黄，略举该文书所言之事项等。），引黄言辽使已经换文归国，辽主亦已停止征召部族兵，契丹北枢密院通报使馆说，大军聚集，非为南犯，不过聚兵操练，今演练已毕，将逐次散归。”清河坐在殿中一侧的一张书案旁，给高太后念着奏折。她先念引黄的内容，若高太后想继续了解详情，她才继续念奏折的内容。
高太后闭着眼睛，嗯了一声。为了让辽人缓兵，代价不菲。不过在高太后看来，终究还是值得的。两国交兵，是臣子之利，而非君主之利，这个道理，高太后时时牢记着。
现在已经知道，辽主其实并不想和宋朝打仗。而宋朝开出的条件，亦是辽人所无法拒绝的。打仗不过是为了求财，如果不打仗也能得到钱财，辽主自然也不愿意冒战争的风险。在章惇提出宋朝的条件后，双方争执的焦点，很快变成了货物的价格与数目、契约时间的长短……高太后当初的打算是时间长短无所谓，只要不超过庆历增币后的水平，便可以接受；而两府则坚持宁可付出每年一百万贯，时间亦不得超过五年。但最后章惇的使命完成得非常好——此事再加上他在平渭南兵变时的功劳，在他回国后，没几日便被拜为签书枢密院事——章惇最终与萧禧签订的契约，为期五年，双方约定五年后再次谈判，而宋朝实际的付出，只有每年五十万贯左右。
虽然对目前的国库来说，五十万贯亦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高太后与两府都视为一个巨大的外交胜利——相比战争而言，这已经很便宜了。更何况，在盐债开始发行后，汴京轻易便募集到八百万贯的巨款，这实是给了高太后很大的心理安慰，似乎国库忽然间便没那么穷了。
但这个新的条约并没能如最初设想的那样成为密约，两府觉得纸包不住火，干脆主动公布——它在朝中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倒是在民间招致了许多的不满。但大体而言，反对的声音远不如预期的强烈，清议感到失落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现实却是，即使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也能感觉到大宋朝的变化。而且，朝野的注意力，也早已被盐债与封建吸引——甚至连西夏使者再次来到汴京，亦没有多少人关心。
士大夫们要么在为发行盐债而争吵，要么在为是否封建而争吵，要么同时为这两者在争吵。特别是为了盐债之事，许多昔日的好友反目成仇，一夜之间视对方为小人奸佞；而一些昔日誓不两立，互相看不起的人，忽然之间又互相声援，同仇敌忾起来。
但直到目前为止，高太后亦难以分辨盐债的好坏，所以她也无法评判谁才是小人，谁才是君子。她只能选择相信司马光、石越，然后让结果来证明谁对谁错——实际上她也没有别的选择。
而且，高太后的心思，此时也完全不在这些事上。
无论盐债也罢、防秋也罢，高太后皆无甚主动权，两府才是真正的决策者。她真正握有主动权，她真正参预其中，同时亦关系到她的切身感受、甚至是利害的，只能是封建。
韩忠彦的密对直谏，让高太后大受震动，她也因此未再干涉省试之事。但如此一来，省试策论题目居然是“周以封建立国论”，此事传扬开来，却也令朝野震动！对于支持封建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而对于反对者来说，则更受刺激。朝野关于封建的争议，愈演愈烈。不仅吴从龙罢官之令迟迟拖延难定，连原本对此保持缄默的两府宰执，也一个接一个的打破沉默，虽然司马光与石越、韩维依然遵循当日对她的表态，在奏章中含混两可，韩忠彦不发一辞，但自范纯仁以下，孙固、苏辙、李清臣、吕大防等人一个接一个的相继表态，明确支持封建，却也令得鼓吹封建者士气高涨。
虽然朝中反对者依旧不少，但无论官位、名望，此时皆已无法与支持者相提并论。虽然士大夫意气相争，绝不肯轻易退让半步，更遑论改变政见，但站在高太后的位置上，却已经将朝野的“众心”，看得清楚。
省试策论的题目，也许是有人暗中策划，也许只是偶然，但无论如何，高太后心里亦明白——这么多重臣站出来支持封建，绝非只因为那道策论题目，这些人其实心中早有成见，只不过他们善会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将自己的政见公布而已。
也就是说，人心是支持封建的。
而这支持封建的“人心”中，更不知有多少，其实是为了小皇帝考虑。而这潜在的力量，更让高太后时时想起韩忠彦那日的谏言。
虽然高太后对要如何处置韩忠彦还拿不定主意——若韩忠彦说那些话时，旁边还有任何一个大臣，又或者，韩忠彦此后将这番话泄露出半句，高太后都会毫不犹豫的将他贬到岭南甚至南海去。但事情却并非如此，韩忠彦是密对时直谏，而事后又极得体的对封建之事不发一语。高太后既感慨于韩忠彦的忠直，而且韩忠彦又是她素所亲信的大臣，但另一方面，她也不想就这么轻易放过他——敢如此放肆的说出那些无父无君的话来，若再不敲打敲打，岂非形同纵容？
但无论如何，她心里却也明白，韩忠彦说的话，皆属逆耳忠言。
韩忠彦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站在她的立场，为她考虑的！
只有让雍王成为手握实权的一国诸侯，才能真正保全他的性命。惟有如此，才是长久之策。
高太后心里已经相信韩忠彦所说的。
在那一日之后，她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动摇。
她开始更加主动的关心封建之事。
高太后并不着急，即使下定决心要将雍王封建到南海，亦不必急匆匆的，尽管宫中、朝野的压力越来越大，但她还是想等一等。
